11月10日清早,我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妻子的短信就不期而至,看完短信的那一刻,我心犹如掉到冰窖里,半天回不了暖。原来11月9日夜晚, 77岁的岳父,在客厅中重重地摔倒在地,一大早120拉到医院检查去了。10年前岳父就从武汉市龙王庙的防洪墙上摔下将脊椎摔断致残,这次再摔真是雪上加霜。中午传来结果,右股骨折断,一听到这个结果,我心中一楞,两个月前的9月8日,78岁,有7年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不慎摔倒,是左股骨折断。当时,医生说年龄太大,又有老年痴呆症不能手术,只能在家打针、吃药。结果,没想到 20天后父亲就告不治。两个月后岳父又将右股骨折断,是他们两个人的巧合,还是这他们共同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定数?还是别有什么玄机? 父亲和岳父都是退休教师,父亲是1957年从如今名震全国的黄冈高中毕业后,和同是黄高毕业的母亲一起回到故乡红安教书。那种辗转乡村,居无定所的生活,让曾经的他们想逃离红安,在教了一年书后两人同去武汉考取了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但那时的红安,教师非常紧缺,红安县文教局坚决不放人,这就使他们逃离红安的梦想彻底破碎了,终生都在红安乡村生活。母亲一直在红安的乡村小学授业直到退休。父亲则因为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又有些恃才傲物,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还好发“奇谈怪论”,所以,在文革时险些被运动的洪流所吞没。先是挨批斗、住猪圈,接着被挂起来,到偏远的农村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70年被开除回家,成了地道的农民。但是,幸运的是:无论父亲身处怎样的厄运,无论父亲个性怎样的暴戾,母亲一直都带着我们陪在父亲的身边。无论经济怎样窘迫,无论家庭怎样困难,母亲每个月都要保证父亲抽烟、喝酒的花销,这使父亲在村子的同龄人中有了一种生活的优越和心理上的骄傲。 岳父则没这么幸运,他祖藉红安,本人在武汉出生,武汉读书,武汉成长, 1961年从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可能因其履历表中填写的藉贯为红安县,就被无条件地分配到红安教书,并在红安成家生儿育女。岳母家当时只有岳母和其守寡近20年的母亲,那样的家庭环境,让岳母性格有些偏执,还患上了严重的话唠症,每天一睁眼就要控诉、就要指责,岳父自然成了主要控诉和指责的对象,其他家庭成员也不能幸免。在她的思维中,个个都不是好人,人人都比她幸福。控诉得让人无处躲藏,指责得听的人脑壳爆炸。在这样的环境下,岳父也炼得几乎是刀枪不入,我第一次去岳父家,从进门开始,一直到夜深人静,岳母都是喋喋不休的说着、控诉着,都是岳父这不好,那不好,其他人这不行,那不行,她一生这可怜,那可怜。在十几个平方的狭小的房子里,那声音的穿透力让蚊子都恨地无缝。我听得心痉挛、头发麻,有一种昏厥的感觉。但岳父则改他的作业,备他的课,好象无人一般,让我叹为观止。因此,在红安生活期间,有时可能是为了躲避岳母的控诉,岳父就干脆以校为家,寒暑假时直接从学校回到武汉。据岳母控诉,岳父从1961年到红安,一共在红安生活了24年,一直到1985年政策有所松动,在留下已经在红安工作的大女儿,即我的妻子后,挈妇将雏回到江城传道时止,24年没有在红安过一个春节,也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无论是父亲,还是岳父,与其共事的人都称赞他们书教得好,人又仗义,而且都多才多艺。父亲弹风琴、吹笛子都很有韵味,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娴熟。岳父不仅数学教得好,古文的功底也很深,唐诗宋词元曲汉散文不输大学中文系学生,还喜欢唱京剧、拉二胡,也是篮球、乒乓球健将,一生与世无争,人缘极好。 两人性格的某些方面也非常相似,都严重缺乏财商,从来没想到要多聚攒点钱财,为后代留下点遗产。父亲是今日有钱今日用,明日无钱逼妻借。开除回家时,他烟照吸,酒照喝,懒觉照睡,没挑过水,没种过菜。平反复职后,他的工资也从来不交给母亲,家中的日常生活、人情往来,他一概不管。上街时看中了什么,不管有用没有,不管需不需要,不论多少钱,既不看质量,也不问价格,一定要买。路上遇上同事,遇上朋友一定要往家中带好肉好酒款待。母亲和我们兄妹都觉得老是以校为家,东漂西荡,有种处处无家处处家没有根的感觉,想在老家或附近集镇或建或买点房子,过年时有个地方团聚,但父亲坚决反对,还说别想我做房子你们住。岳父则没有父亲这么好命,是工资全交,剩饭全吃,家务全做,零用钱靠发,抽了10几年的烟,也在岳母的严厉管束和监督之下戒掉了。但如果有机会购物时,也是从不还价,从不验货,因此,岳母很少让他上街购物。幸运的是,调到武汉之后岳父家的住房困难引起了教委的同情,1997年,教委分给他一套120多平方的房子,结束了蜗居的历史。 “宁肯好了逃荒佬,不愿好了本地人。”父亲是对外人都非常大方,无论是谁找他借钱,他从不拒绝,有时自己手头没有,他会找其他人借款再转借别人,而且别人不还也从不讨要,但下次找他借时,他还是一样热心相帮。如果还回了,就认为是意外之财。父亲喜欢打麻将,但他从不讲输赢,输了连忙掏钱,赢了全凭别人自觉。开除回家的日子,经济极度拮据,生活极度困难,但有一点鱼肉之类的荤菜,他就要把村子中的朋友叫来与其共享,而把眼巴巴望着的我们赶到屋外。平反复职之后,他和母亲每在一个学校,我家就成了学校的“接待中心”,无论是哪里来客,无论是公事私事,都是在我家就餐,母亲在教学之余还要自己出钱,赶赶忙地割肉打酒、买菜做饭,也曾多次在我们面前抱怨,但下次来客,还是这样无偿出钱、无偿做饭、无偿待客。很多人吃了之后,既没有当面道谢,也没有背后说好,反倒是非议不少,在加工资、评职称时,还总是为难父母。文革时,父亲有条“罪状”,就是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革命干部。文革开始之时,一位姓杨的老师从门前走过,父亲喊他进屋吃糯米粥,文革一来,那位老师就揭发父亲用糯米粥收买他。岳父也是把外人当亲人,无论是谁找上门去都不会让人空手而归,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骗子冒充他的学生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把身上仅有的300元掏给骗子,还一定要岳母割肉打酒招待“学生”。 父亲和岳父年龄相近,父亲出生于1936年,岳父出生于1938年。上世纪90年代初。母亲退休后想与儿女靠近点,就想从乡下搬到县城,父亲坚决反对,搬家时,不许母亲随便搬运物品,说要留着他用。但母亲到县城才一个月,父亲就丢掉所有的物品,请了病假空身上县城,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伺候,一方面埋怨说随母亲借屋躲雨,寄人篱下。岳父退休后,马上就有学校聘请,在发挥几年余热后,2004年2月26日,陪岳母外出散心时,不慎从防洪墙上摔下受伤,生活不能自理,从此更是终日面对岳母的控诉和指责。幸好长期的控诉和指责让岳父炼成了不入之耳和金刚之身,照样看他的电视、看他的书,有时还看得哈哈大笑。但这又成了岳母控诉的新“罪证”。 自从致残之后,岳父就足不出户,难得与社会接触,难得听到欢笑。电视和书籍不能让他避免痴呆的侵袭,只是减缓了痴呆的进程。父亲则从07年开始就患上了痴呆症,而后一年比一年严重,12年开始就言语不清,13年说话我们就不懂,今年则基本丧失了语言功能让母亲和我们兄妹都感到生活的残酷。他还常常走失,多次摔伤。在县城时要回老家,回老家后又要来县城,其中的生活磨难,难以尽述,以至母亲也在三年前开始痴呆。今年9月8日,正是中秋节,上午10点多,父亲又一次摔伤,不能做手术,只能在家护理,但父亲从此日夜喊叫, 20天后的9月28日,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别了人世。岳父近两年也常常大小便失禁,每一次屙到裤子里或客厅中,岳母就要打电话向儿女诉说,甚至数得清清楚楚是屙了几砣在房间、几砣在客厅。每次我妻子接到电话就心烦,我听到转述就心酸。没想到11月9号,岳父又一次摔倒了,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后,医生也是说不能做手术让其回家,但岳父连家也回不去,岳母说回去没人照顾得了,就送到了养老院。三天后岳父就天天吵着要回家,但回家的路是漫长的,在养老院睡过残生可能是其最终的归宿! 写到这里,一种造化弄人,命运不测的出现在心头,我仿佛从父亲和岳父的命运中也看到了我未来的命运,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突然涌来。我闭上眼睛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就离开电脑,走到窗前向外看去,街上灯光灿烂,熙熙攘攘。但天空中夜色深沉,云层中隐约透出点星光让天空更显出其迷茫。我走出屋外,大口地吸着气,一股冷风钻进口中直入腹中,一种透心的凉让我僵直地立定在街头,不知家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