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鸢：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黃钰生

叔孙仲通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5期 　

黃钰生(1898-1990)，湖北沔阳人，字子坚，中国现代大教育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名人。此言并非虚妄，可以从一个文献细节得到印证：1936年出版的工具书《古今人物室名别号索引》收录了他（1），却不见闻一多、郑天挺之名。出于特殊的原由，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突然变得阒然无闻。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西南联大研究”在海内外“逐渐成为一门‘显学’”（2），网上检索“黄子坚、西南联大”，反馈条目上千，在无数回忆研究文章中，与黄钰生并列的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广受尊崇的大家名流。
　　在三校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中，北大、清华两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都在昆明，而南开的张伯苓校长却常驻重庆，忙于“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政务。真正在昆明代表南开校长的是黄钰生，所以他是西南联大的几位主要元老之一。至于南开大学，他从1927年就担起总揽校务的“秘书长”重任，直到1952被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离开教育界。

　　重大担当 身世注定

　　黄钰生1898年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1911年来到“新政”中心的天津，在舅父卢木斋的家教下长大。卢木斋(1856-1948)，名靖，堪称“国土无双”的人物：很早开始自学西学的理工课程，二十多岁上以几何学应试乡举，经热心新政的湖北巡抚特别奏准，成为中国第一位靠西学取得举人“学位”之人，早于京师大学堂1907年的首批毕业生十二年。笔者曾听黄先生说，其舅父的学位论文《火器真诠》是讲枪炮射程与瞄准的，因此被李鸿章聘为新设天津武备学堂的“总教习”。当时严复已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同职，两人一海一陆，都志在强兵救国。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卢的学生。卢还精通国学，是藏书家；颠覆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严复所译《天演论》，最早的版本就是由卢家出资刊刻的。
　　除了舅父的影响，黃钰生的人生道路可说是由“南开校父”严修(1860-1929)及张伯苓决定的。严修曾任学部侍郎，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大力推进新学教育，其时卢木斋正在“直隶提学使”(主管一省学务)任上，跟严修密切配合，高效推进新式教育。后来政局变化，1908年严修毅然辞去官职，息影津门，倾家创办民立大学。卢木斋与好友共进退，其实他也曾想创办“木斋大学”，见到更具实力的严修率先兴办大学便协力资助，自己退而致力第二志愿，即普及图书馆事业，并立即捐助大量资金、藏书，为南开大学建立了规模可观的“木斋图书馆”（3）。另外，张伯苓在威海卫目睹“两日三易帜(日、中、英)”，视为国家奇耻，愤而退出海军，发誓“教育救国”；恰逢严修物色人才，1904年两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张伯苓就成为创办南开大学的骨干。西学出身的的卢木斋认为必须培养精通西学的接班人，严、张共同瞩望于年轻的黃钰生，于是就命定地成为不二人选。1915年黄钰生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9年，即南开大学成立的转年，他官费赴美留学。有人说黄的留学实为严修、张伯苓对“自家子弟”的“定向培养”（4）。1923年黄钰生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等待博士答辩时提前回国，据说因为国内费用不继，但极可能也因为张伯苓急需助手。1925年黄回到南开，短期担任哲学教授后，1927年他29岁时就担当起总揽校务的南开大学部主任，不久改称“秘书长”。
　　由此可见，黃钰生的家世天然就与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紧密关联在一起，倾注全部心力于南开大学，是他的宿命。正因如此，他的专业恒心确立极早，知识积累定向最准，教育理念个性最强，张伯苓始终会全力支持。写于1930年的《大学教育和南大的意义》，显示了黄钰生的高远抱负。文章说：大学是干什么的？简言之，—是“润身”，二是“淑世”(这可以理解为与启蒙、救亡相应)。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黄也清醒地说“南大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即如今日的研究者所说，“启蒙与救亡”是近代中国教育家的两难宿命（5）。文章接着说，此外种种“外铄”的个人功利动机“是青年所不齿的”。他深刻地阐明，宇宙与原子构造的“万有皆空”等“可怕的、可哭的”真理，使人忘掉一切“峭屑鄙俗”，“这种恬润的生活就是大学教育的意义”。他说，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是被文艺复兴的求知欲所激动的Masters(教授、大师)和学生们的天堂，市民要看他们的脸色。中国古代书院中师生朝夕相从，互相论难，同样是“令人神往的境界”。但他清醒地指出，“在承平的国家，大学教育以润身为先，而在我们这纷乱的国家，就须以淑世为先了”。他说严、张办学，就因为屈辱于日英而“不服这口气”，南开的特点就是“不服气精神”；就是用“人格和学问去‘争气’”，“南大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必须要圆滑敷衍，不信喊口号、讲主义可以制服军阀打倒列强……怕难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6）
　　这是真正教育家的语言。中国近代百年中，纯粹的“教育家”，即连学术研究都不暇旁骛者，恐怕为数很少。大教育家蔡元培也曾攻读哲学等学科，有伦理学专著。黄钰生兴趣广泛，才能多面，但因为身上一直压着全面管理大学的沉重负担，为了不负严、张及舅父“教育救国”的热望，为了把南开打造成“中国大学之母”(梁启超曾这样为南开大学定位，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应当由民立大学体现)（7），个人只好甘心承受这种牺牲。所以有理由说，黃钰生堪称中国教育家的正宗标本。

　　民立大学压力重 战乱年代历险多

　　南开作为中国民立第一家大学，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象：巨额的经费要依靠社会赞助。1929年黄先生担任秘书长时，经费的重要来源是张伯苓校长以人格魅力到处化缘，为此他必需广泛参与各种社会团体活动。南开大学的机构是独特的，没有教务长、总务长，校务由“秘书长”统揽，这种设置的缘由，显然在于让校长摆脱繁多的日常事务，而交由最信任、最能干的代理者处理。为了化缘，张校长经常离开天津。有个著名的事例：他在沈阳青年会的一席演讲，使张学良浪子回头，毅然通过“易帜”促进了国家的统一。（8）
　　说黃钰生先生确实起到代理校长的作用，有个典型事件最能证明。1929年，南开大学突发“教师危机”，著名教授蒋廷黼(史学家，后来任驻联合国代表)、李继侗(中国植物学开拓者)、萧公权(政治学家，后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五人，因为清华高薪聘请等原因纷纷辞职，此时张校长正在美国募捐，黃钰生“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事后自己愿承担起细节上处置不当的全责；但张校长没有免去他的“大学部主任”职务，反而从此改为“秘书长”。（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形势险恶，黃钰生受到严重考验。日本浪人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就架设在南开校园周边，形势危急；黄准确把握局势，安排学生暂避一时。学生回忆说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后来日寇竟肆无忌惮地整天在南开校园中操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侦得南开大学是天津反日活动的基地之一，便疯狂轰炸校舍。黄先生置死生于度外，奋力指挥疏散师生，转移实验仪器、大量图书以及其他物资。一切处置停当后，他才乘小舟依依不舍地告别熊熊火光中的校园。辗转半个月后，他在南京面见张伯苓，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不辱使命。张校长感动至极，含泪道声“子坚辛苦了”。
　　不久胡适建议的三所大学合并转移得到实现。北大上承汉代的皇家太学“辟雍”；清华前身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都是声名显赫的最高学府，一个代表古老传统，一个代表现代精神。梁启超说过：“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10）成立最晚的民立南开大学，十多年后竟能跻身最高学府之列，为此，张校长和黃钰生等同仁凝聚了多少心血。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转移，300余名男生组成“旅行团”，实现了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的壮举。黄先生任远征团“教师辅导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团长，成员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化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等教授。申泮文院士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缠在腰间，自嘲‘腰缠万贯’。”（11）
　　黃先生率团途经穷乡山路，遭逢险阻要他排除，学生累病要他安抚，漫漫三千里，爬山涉水餐风饮露。他年龄最长地位最尊，晨起最早夜眠最晚，重任在身艰苦备尝，跋山涉水六十多天，安全抵达昆明。假如他没有留学时在美国当过棒球冠军的健壮的身体，换了别人，很难禁得起如此沉重的磨炼。当时全国报纸都瞩目于这一壮举，黄子坚也名闻四海。

叔孙仲通

领导成员、南开代表  独建师院、理念超高

　　西南联大的领导机构是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但抗战期间张伯苓校长常驻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副议长(周恩来等都是参政员)，因为会务繁忙，张伯苓还把自己赏识的吴家琭(即周恩来同班好友吴玉如)调进由王世杰等组成的秘书班子。他很少去昆明过问联大的校务，固然因为从政，更由于早已习惯于黃子坚的总管。三常委中代表南开的实际是黄子坚。九年中黄经常与蒋梦麟、梅贻琦两校长平列。北大、清华固有的强势是南开远远不能相比的，主导权当然在蒋、梅，年轻力壮的黄子坚凭着实干、人格及出众的协调能力给南开争分。联大的校务都由教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来办理，黄子坚任委员的就有二三十个，其中半数都由他担任主席或召集人（12），例如以他为首的“校舍委员会”中就有冯友兰、吴有训等；在不同的场合，潘光旦、郑天挺、贺麟、雷海宗名教授等都曾跟他同时担任委员。后期闻一多牺牲时，由黄钰生任“丧葬抚恤委员会”主席，他撰写的长挽联是：

　　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

　　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十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

　　蒋梦麟也常逗留重庆，校务则由梅贻琦常委独当，梅也曾短时离校，即由黄子坚代行其职务。后来常委决定请郑天挺先生出任联大的总务长，但耽于史学研究的郑先生曾坚辞不就。近年发表的郑氏日记说：“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冯友兰……诸人也来劝驾。”（13）这证实了黄子坚确有“校领导”的名分。

　　独立的三所大学，合并起来能亲密无间，在“文人相轻”的传统下，九年间水乳交融。这一奇迹的造成，南开方面的作用相当关键，这不能只用北大、清华两强需要“缓冲”的世故来解释，关键在于南开善用自己与清华固有的渊源。1941年清华举行校庆会，张校长从重庆提示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有着南开、清华双重学历的黄子坚在会上大谈“通家”，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的首批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发挥“通家”关系，说北大“胡适(文学)院长是清华人，我是清华的院长，出身北大”，顿时会场上气氛热烈，“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14） 。此外，黄子坚在管理工作中留意促进师生的团结，对南开学生避免偏袒，反而要求更苛。

　　联大成立不久，更为重要、艰巨、更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任务又压到黄子坚肩上。1938年秋，联大常委会委托他全权创建、管理“师范学院”，与文、理、法、商四学院平行，同时将北大的教育学系合并进来，成为西南联大五位院长之一。黄先生把这看作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他自主制定学院方针，该院自成体系，被称为“校中之校”。师资方面他巧借联大精英，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聘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名家为教授，自己讲授“教育哲学”。更突出的是他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为了将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某学生因分数问题将黄打伤，他也不肯通融。他说“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中国古代书院式的，以区别于联大的其他院校。但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仿照南开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也使一些学生不满”。黄子坚要实现自己的理念于西南联大的框架之内固然难以遂愿，加之昆明显然并非久留之地，黄子坚的理想，实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惟其如此，才令人可歌可泣（15）。

　　黄子坚的办学理念在师院附属中学的实践中则相当成功。他执意移植“南开经验”，发挥南开中学重视体育锻炼，提倡社团活动的传统，他回忆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这些官员子弟只好去读别的中学。”黄子坚又与地方政府合作，培养轮训大量师资，改变了云南教育现状。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地留在昆明，其后身“西南师范大学”至今仍是云南的教育重镇，培养出无数出色人才。

　　盛年命运转折  余生五味足尝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各自回北平复校。南开不是简单地“复校”，由于它在联大的出色表现，加上胡适、张伯苓的说项，被当局接纳为国立大学。抗战后张校长更深地参与政治，直至成为与行政院长并肩的考试院长。他召集南开人员到重庆会商后，派黃子坚回天津主持复校，以及转制为国立的大工程。战后天津市百废待举、人力支绌，教育局一时无人执掌，张校长指示黃子坚权且充任，以便落实给大学的拨款。在这种情势下黄先生很难推却。

　　黃先生的思想倾向，是专注于教育救国；“五四运动”高潮中，他曾跟罗家伦等同为清华学生代表，他说从那时听到蔡元培讲话，便对蔡先生服膺终生。加上他深受罗素的影响，已定型为胡适式的自由主义者。在西南联大师生反政府、亲政府的派别纷争中，他成为超然派的代表。1946年学生刊物总结说，“黄子坚教授贡献的意见是‘钻到书本里去’，多数学生不予采纳”。（16）黄先生一直不肯参加任何党派，直到蒋梦麟出面动员才集体加入国民党。他厌恶跟官僚周旋，勉强出任天津教育局长后四个月，值“反甄审”请愿发生，立刻辞职。

　　1948年底，张伯苓一家正要登上飞离北平的专机，周恩来突然传来一张给他的便条“校长留下来”。犹豫在去留之间的张认为新政权对他有所期待，便留下来，在傅作义家住了不短时日。（17）推想当时周恩来确实有所谋划，而不是简单地做“瓦解工作”；那么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会感到很为难。简单说，等了两个月没有领袖接见等任何动静，张伯苓明白了，就回到天津居家养老。不久适逢南开大学校庆，他耐不住思念而前往，竟被谢绝在会场之外。经此打击，不久他就郁郁而终。弥留之际，由黃钰生执笔留下一篇《遗言》。

　　这里要说说黃先生跟周恩来的同学关系。他俩同岁，黄先生高出一年级，因为学生社团活动他们熟识。后来黃钰生、冯文潜的“三育竞进会”自愿并入周恩来、吴玉如的“敬业乐群会”，黄、周关系更密切；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冯文潜的信里还问“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18）。张伯苓逝世，周恩来有天津之行，经他同意曾开了“不为人知”的追悼会。据天津档案局研究者撰文追述，周恩来指示“不要勉强学生参加”(到会学生20余人)。周恩来指定由黄子坚撰写悼词，还叮嘱“要把张伯苓每一段的历史交代清楚，否则学生们会不服气的”。“当黃钰生在致悼词说到‘他(张校长)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时，黄一时哽咽，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19）

　　1951年开始“三反运动”，本是以经济为主，但在高校中却扩大到政治，为按苏联模式改造高校做准备。结果南开查出食堂人员有小额贪污，追责到校“秘书长”，黃钰生就被戴上了“贪污”的帽子。1952年黄先生突然永别教育界，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要改造南开，把黄先生调离理所当然，然而在“士不言财”“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中，以“贪污”为借口未免粗率到无法接受，幸赖贤夫人给他以极大鼓励。

　　那个年代由“民主人士”担任基层负责人是十分罕见的。猜想这一职位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恩来的安排，这也符合周处事细心的风格。1949年以前图书馆直属市议会，这一印象不会像现实那样说变就变，所以市图书馆长的职位尚属不失体面；更何况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的舅父卢木斋早就以专擅图书馆事业而闻名。笔者听黄先生说，舅父给他指定的启蒙教材就是《书目答问》，可以说图书馆也是他的“家学”，回归这一领域也算“得其所哉”。近年笔者才悟出一大妙谛：对于黃钰生，离开教育领域固然是巨大的痛苦，但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报。五年以后他就可能猛省：这是周恩来有意让老同学进了小单位的“避风港”。就说1957年的“反右”，假如黄先生身处高校，恐怕很难熬得过去：参照其他教授老友，例如上述曾昭抡院士，没有历史“污点”还曾荣任教育部副部长，就成为“四大右派”之一，夫妇双双被迫害致死。

　　相对而言，黃先生算有福了。“反右”中他未受伤害，“文革”中虽然不免进牛棚，但对“反动知识权威”的批斗不过是走过场。他受到的煎熬是难堪的劳累，那年代没有退休之说，年近古稀的他也得跟壮汉一起终日搬砖。后来，他时来运转，不久由于周恩来的关注而成为“思想改造”的正面典型，他感谢周的关怀，曾撰文《周恩来引导我走上红色晚年的路程》。（20）新时期之初，他就进了市政协，不久成为副主席。

叔孙仲通

“图书馆”学界的无谓  “教育家”群体的寂灭

　　黃钰生的常见《简介》都把他的生平分为前后两时期：教育家——图书馆学家。图书馆职务的比重如何，一般读者不得而知。笔者的职业生涯一直处在黄馆长的领导下，知之较多：前期的跟教育家相比，后者除了时间长度，无可称道。首先，新政权下的市图书馆从“市属”降低为文化局之下的“处级单位”，跟剧团、影院为伍而叨陪末座。此外，卢木斋时代图书馆以其“民众启蒙”功能而跟学校、报社并肩的时代早已过去，相反因为大量“资封修”藏书使其成为意识形态防备的重地。非党员馆长有职无权，主事的是“支部书记”，出了问题则“正馆长”难逃其咎。黄馆长如何自处？他的做法是安全地发挥其外语专长，埋头于西文科技图书采购。几十年间的政治现实是时松时紧，当高层比较开明的时期，例如1957前及1960年后，他会不负自己的职业责任心而主动致力于被轻忽过甚的业务。例如当周恩来提出“向科学进军”时，他在“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之外又提出“为专家服务”口号，更有建立“专家阅览室”的行动；他还在业务学习中强调“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等国际理念。鉴于市领导中有人雅好古籍书，当市场上出现珍本时，他会说服掌实权者，用他争取到的专款抢救国宝，例如用三千元购得海内孤本的宋版岳珂撰《棠湖诗稿》。这类以其学识及担当精神做出的贡献，是他后半生的亮点，但也都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批判的罪状。

　　他首创的“西文书刊采购经验”等成就则得到全国业界的推崇。他最无奈的自责，该是对近代地方史料收藏的“不作为”。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新政”的中心，聚有大量相关史料，理应是地方图书馆重中之重的收罗对象，但碍于极左外行的“突出政治”，以“业务馆长”名义制定的《图书采购原则》竟明文规定1949年前的平装(非线装古籍)书刊不予采购。黄馆长对这一问题了然于心，只好提醒南开大学图书馆购藏来补救。由于业务时间常年被政治运动占据，海量未登录中外文书刊的整理分类，虽经黄馆长多次推动，也迄无多大进展。进入新时期，百年前旧一轮开放的史料成为宝贵的借鉴，但在天津图书馆却往往付之阙如。

　　“文革”后黃钰生复任馆长，有职有权地干了10年。1981年他率团参加美国图书馆学会第一百次年会，他的出现使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克服对立情绪欢聚一堂。史上有名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复建，他被公推为副理事长。1986年黄先生成为名誉馆长，大事仍然做主；然而他毕竟已年高神疲，无法扭转图书馆的积弊。他老当益壮，教育家的本色不减，为补救浩劫后的人才危机，他以崇高威望，动员西南联大精英为主的“五大学校友会”创办“天津联合业余大学”（21），给本市培养出一批高端人才。他以教育家眼光关注人才，发现笔者在文化史方面稍有成果，就特许“半脱产”从事学术研究，才有缘承担国家课题，这在新中国的图书馆界别无他例。

　　出于对恩师的敬仰，笔者通过了解他的生平而关注南开校史。一次在黄先生的纪念会上得识申泮文院士，他求学时曾两次得到黄先生的救助，“文革”后百折不回地争取为恩师纠正蒙冤旧案。申院士赠我他的长文《南开精神：被遗忘的黄钰生》，由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推荐，经删节于2000年4月12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改为《要把南开办成“中国大学之母”的黄钰生》。“文革”后，劫后余生的天津市委原副书记王金鼎最早反思说“我们对不起黄先生，他是国家级的人物，1952年的冤案使他受屈了”。受此启示，申院士等校友多方奔走，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只是解决了“政治历史问题”，1952年的“撤销教授职称”则无人受理。校友劝黄先生提出申诉，他咏诗作答说“中钩无宿怨(借用春秋时代管仲的典故——引者注)，事隐已宽容”。1985年校友自发聚会纪念黄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出席的有美籍著名科学家陈省身、牛满江等，又联系到台湾中研院长吴大猷等，向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也是黄的学生)争取到具体批示。但平反三条中“撤销教授职称”一项又被忽略，会后，87岁的黄先生突然问“我还是南大的教授吗？”（22）恢复南开人的身份，这才是老人的心事。

　　1990年，黄先生病逝，得享“上寿”92岁；天津市为仍在政协任上的他出了一场大殡，堪称“生荣死哀”。但黄先生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记载他的一生的书只能题名《黄钰生同志纪念集》。

　　黄先生的终身遗憾无法补偿，问题的关键何在？简言之，就在于“教育家”概念在新中国现实中的消失。《教育家大辞典》卷帙煌煌，有心者通过检验就会发现，其中人物多因政治(或因其专业成就而有政治意义)才获得重视，否则无名。例如南开大学校父严修。他的《科举奏议》(教育改革)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原点”；袁世凯办新政主要是练兵、兴学，袁自称“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吾供指挥而已”（23）。1919年黄炎培等建议严修与张謇就时局联名通电，他拒绝说“好发电报，皆空论”（24）。张謇被视为大教育家其实也是借助于政治与实业。张伯苓是严修的延长，黄又是张的延长。如今掐头去尾，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唯一代表。今人知道严修其名，主要是通过周恩来的传记。周恩来留学法国曾靠严修资助，后来有人因周恩来的政治信仰而劝他停止资助，他并未采纳，只是说“人各有志”。1959年黄钰生拿天津图书馆珍藏的《严修日记》稿本给周看，周说“严老先生是封建时代的好人”，此话在见报时被删去。（25）阶级分析的话语中没有“好人”一词。如今“教育家”概念似乎已失去社会现实感。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不等于Educationist，而是仁人志士。孔夫子论逃名的伯夷、叔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黃钰生的令名不彰，也由于没有著作或其他为社会所知的活动。南开大学的沉重负担占去他全部精力，使他无暇旁骛。他留美时起先曾攻读哲学，晚年还能用英文背诵罗素的名句。他在南开曾开设“心理学”等课程，邢公畹教授回忆说“黄先生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有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26）黄先生在纪念老友郑天挺的文章中流露心迹说，他俩年岁经历相若而学术上相差万丈，“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郑的很多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后完成的，而黄先生却在图书馆枉拋心力36年。他也说过很羡慕友人吴有训，相信凭舅父的影响，攻科学也必有所成。（27）

　　近代中国很多教授都是文化名人，因为他们广泛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经传媒的报道而吸引了公众的眼球。黃先生因为没有闲暇而难得“混个脸熟”。然而他的社会层次、人格魅力决不在名流以下。一流名人在本地的乡梓史料中理应光彩夺目，黃先生对天津文化有不少重要影响，仅举一例：抗战前罗隆基来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就是通过黃先生聘请的。然而如今在先生生长生活的天津，甚至连南开大学的师生，竟少有知其名者。曾被列为“战犯”的胡适日益名震大陆，可见，对黃钰生的“禁忌”早已无关于政治。黄子坚大名的彻底泯灭到底是何缘由，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大学与大师”的绝问，日益成为中华复兴悬想中无比关键的问题，可以预见，“西南联大研究”及相关回忆思考的热潮将日益高涨。水涨船高，“黄子坚何许人也”的追问也将日益响亮。西南联大的每位名人，都将有繁多的相关论著风行于世。人们对子坚先生“不知所终”的现状是难以接受的；全面认识名人全貌的热望，不是校方一件“标准像”式的文本可以应对的。真切生动的“生活照”最宜由天津本地人士来描绘，然而环顾现状，天津的文化土壤大异于百年之前，似乎难以使胜任者涌现。按照中华传统中“留名后世”的价值观，社会亟应当给斯人以公平，笔者一介边缘学人，于民国史、教育史素无钻研，单凭对恩师的强烈感念，不避越俎代庖之讥而权撰此文。

注释：

[1]陈德芸《古今人物室名别号索引》，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2] 丰捷：伊继东等：《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 王淑贵《教人长忆木斋翁》，《人物》2000年第6期。

[4] 张晓唯：《黄钰生细说“南开掌故”》，《书屋》2009年第4期。

[5]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6]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同志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7页。

[7] 高成鸢：《要把南开办成中国大学之母的黃钰生》，《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2日。

[8] 吴大任：《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校史网2013年10月20日。

[9]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同志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10] 林放：《梁启超在南开》，校史研究室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12] 王云：《黃钰生院长在西南联大》，《黃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1-28页。

[13] 郑天挺：《联大八年》，《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5日。

[14]《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15] 黃钰生：《回忆西南联大教育学院及其附校》，申泮文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16]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代序：我们的道路》），《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7]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黃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18]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中国档案》2007年第5期。

[19]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中国档案》2007年第5期。

[20]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92页。

[21]《黄老与天津联合业余大学》，申泮文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22]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黃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23] 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4] 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黄钰生：《周恩来引导我走上红色晚年的路程》，申泮文主编《黃钰生文集》，第192页。

[26]《黃钰生同志纪念集》第328页。

[27]《黃钰生同志纪念集》第106页。



作者简介：高成鸢，天津市文史馆馆员，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糊涂锅

老屋是西流河的

叔孙仲通

西南联大、南开、云师大倒是没有忘记黄先生，100年、110年诞辰都有纪念活动。在先生的家乡仙桃，先生本人和他的两位舅父，则鲜为人知。如能纪念黄先生，和联大四校建立关系，对仙桃各方面发展来说无疑都可能带来利好。

牛奶香脆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为止最全的注解，名垂青史。

沧浪渔父仙

叔孙仲通 发表于 2015-1-11 13:49
西南联大、南开、云师大倒是没有忘记黄先生，100年、110年诞辰都有纪念活动。在先生的家乡仙桃，先生本人和 ...

仙桃名人馆有收入，但生平介绍均不详。

隔岸观花

百度到的：黄钰生生平黄钰生，字子坚，1898年4月15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西流河镇茭排村[1]，1911年13岁时来天津寄寓舅父卢木斋（曾任直隶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即后来的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进人北京清华学校，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在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第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1923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等待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因得不到国内资助不得已提前回国，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教育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芦沟桥事变后，他辗转到了长沙，学校西迁昆明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委员会，兼管全团财务。西南联大诞生后，他任建设委员会建设长，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同年秋天又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暨附设学校主任，为云南的师范教育及基础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长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
1916年冯文潜送黄钰生（右）赴清华就学合影
全国解放后，他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兼任政协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科技协会副主委。195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不久又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粉碎“四人帮”后，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并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至1981年，曾连续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在他83岁高龄时．还赴美国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百次年会。1983年，为发展高等教育，他担任天津市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钰生先生1990年在天津病逝，享年92岁。

桂芷鸾丹

曾回家过吗，目视为仙桃第一的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