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125em]不只是黄冈,许多后发地区,总有两种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在这些地方,高考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他们牺牲了青春,付出了血汗,甚至损害了身体,只为出人头地,走向更好的地方。
而当“素质教育”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些曾经的“牛”校无一例外地掉队了。学校不可能给每一名学生配上一部电脑,也没有财力聘请外教教授英语;学生更没有充足的资金出国增长眼界:农村学生占60%的黄冈中学,以及更多的黄冈式中学,越来越难与大城市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中国考场,素质教育确实已经呈现端倪,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总有不少先进的概念、新颖的题目,基础性的内容越来越少,选拔式的创新越来越多。这些,显然不是某些群体的长项。
“大城市学生、富裕家庭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确实要好得多。教育公平确实很重要,但真的很难实现。”广东省内一所名牌大学的招生老师直言不讳,“现在能考进名牌高校的寒门学子在逐年减少。比如这几年,申请国家贷款的学生明显不如以前多了。”
耐人寻味的后果,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统计,1978—1998年的20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黄冈中学的新校区,依然是当地最著名,甚至最亮眼的建筑。安静的校园里,孩子们依然陷入对梦想的追逐中。他们享受着这座城市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好待遇:六人一间的寝室,挂式空调,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热水。他们所能做的,依然是在书山卷海里拼搏,用青春拼出一片天空,哪怕这条路径已经不那么好走,甚至有些断裂。
“如果不搞应试教育,不搞题海战术,这些落后地区的穷孩子,几时才能出人头地?”有教育学者表示。而在一些人看来,后发地区普遍存在的集中营式学校,是寒门学子最后、最大的希望寄托。
偶有闲暇时,黄冈学子也会对某些细节发出感叹,“×老师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事实上,“黄冈迷局”已经不是黄冈本地的迷局。这些年,大量师资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早已让人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差距,在湖北,在中国,慢慢地实现了逆转。2013年,襄阳五中在湖北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科状元。与此相对应的是,襄阳是湖北排名前三的城市,GDP仅次于武汉。而黄冈中学今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有望超过16人,还不如鼎盛时期一个班多。
这一切,令黄冈中学有着不难察觉的危机感。该校校长刘祥自2011年上任以来,呈现出异常的低调,几乎不在公众面前“发声”。“这几年,我们好不容易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想喘口气,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是他面对媒体唯一讲过的话。
江水奔流,黄冈依然在岸边平静地生存着。在其间任何一个下属的市县农村,都会看到一种景象:年轻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个村庄都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农闲时,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搓麻将,成为了典型的生活习惯。
这里依然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在坊间流传,核心是几个普通名字。最家喻户晓的,叫袁心怡,第41届国际数学奥赛的金牌得主。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祖祖辈辈最高的文化水平是小学四年级。拿到金牌时,黄冈市政府奖励她两万元,大学毕业后她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每年高达3.6万美元。她的父母走出了大山,在城里拥有了不错的房子。
这是黄冈式成功,意味着离开,一旦考走,便不会回来。这些年,从黄冈中学毕业回到黄冈发展的,还不如去美国的多。
2009年,周边开通了高铁。从长三角、珠三角到家乡,小城市与大都会离得很近,又离得很远。
“每个春节,当我回家看到故乡的凄凉惨淡,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谢阳说,“这座城市培养了我,我的现在与她无关。”
观察|解围黄冈
文/李焱鑫
貌似“回归教育本质”的变化背后,潜藏的却是中国教育的新一轮危机 
[size=1.125em] 在黄冈,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小城,教育是当地人的一条“突围”之路 [size=1.125em] 自恢复高校招生制度以来,黄冈中学创造了一系列教育神话,迅速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中学。但2013年高考刚刚过去,黄冈中学却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神话的缔造者,如今已是现实的失意者。
稍有认知理性的人,不难对黄冈中学的“掉队”做出积极评价。事实上,这座威震全国的高中也没什么大神奇,无非是在既定的行政区划内“掐尖”,“时间加汗水”,打好“题海战术”,再鼓励复读,追求保送名额。坚持下去,升学率自然奇高无比。
视界观察,本应在此戛然而止。但在复杂的中国,任何结论的得出,恐没这么简单。貌似“回归教育本质”的变化背后,潜藏的却是中国教育的新一轮危机,更加深重的危局。
诚然,随着新课改、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等新事物的出现,靠应试教育起家的“小城大校”,在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确实存在缺陷。但归根溯源,此类“牛”校之所以普遍陨落,本质仍是“区域发展失衡”使然。
以黄冈为例,其目前一年从地税支出的“两费(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费)”为3500万元,仅相当于武汉的3%。“君子固穷”的年代,尚能借精神意志自我告慰;市场经济理念的普及开来,曾经的坚持便不攻自破。这些年,类似地区的教师待遇差,流失严重,学生视野窄,抱残守缺,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各种各样的神话几近破灭。
经济竞争中,黄冈不是武汉的对手,黄冈中学便不可能是华师一附中(武汉名校)的对手;梅县不是广州的对手,梅县中学便不可能是广雅、省实(广州名校)的对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鸿沟越来越深,经年间,中国的基础教育早已不是“逆流而上”,而是城市完胜农村,大城打败小城。
“应试教育”的年代,小城尚能与大城一搏;“素质教育”的今天,小城在大城面前,纷纷败下阵来。在北大、清华,在浙大、中大,来自后发地区的寒门学子踪影难觅。“穷二代”们逐渐丧失了一块改变命运的重要阵地,阶层自此更加固化,底层向上流动更加艰难。
无论怎样评价中国高考,对小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而在类似的地方推行教育改革,无疑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其根本原因不是学生的资质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地区差异。如果不做出相应调整,高考就成了强势地区实现“中国梦”的抓手,后发地区梦断的理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上层建筑,都需要与之匹配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冈的沦陷,“市中”不敌“省中”,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结果。而在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今天,相关部门必须从更高的角度,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加大针对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
如此,“神话”的破灭,才真正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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