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何以言“商与士同”

一汉在川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此一言，源于清代的某晋商。当下，有人认为社会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拜金、诚信缺失等之类的，甚至是直接与个别少数的不良之商有关。因此，也就会有否定“商与士同”的观点。许多的人，往往只看到商人不断追逐利润的一面，视商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本质是“以利为本”。古人所谓的“商”，直到今天还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近；而古人所谓的“士”，确已荡然不存。清代晋商所言之“商与士同”，虽无强大理论的支撑，但还是有些道理的。

      实际上，言及古代与当今商、商人的事，有些繁琐复杂。商人，指“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商人这一专属职业代称，自产生起一直沿用至今，三千多年来从未更改。一般来说，敛财能力的大小与敛财量的多少，也许是判定商人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往高层次来说，商业是为社会调剂资源与服务，商品的技术革命与营销手段的革命，切实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或提出更符合人们心理的消费理念，或担当领军人物起到带头示范性作用。这些更应该是商人成功的标准，但事实上，这样一些更有价值的行动，却往往被社会无视。

      以经济理论学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任何物质社会，财力的作用很大，这一点毋庸置否。在当下，财力可以转换成丰富的物质，或是云倪丽裳风花雪月，甚至是操作能力与办事能量。转换途径，有市场法则、人脉人气，也有个别暗箱操作。成功的商人一直是上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丽登上社会舞台，博得了掌声。当然，也包括羡慕，甚至是嫉妒、抱怨与仇恨。

      商业领域之内，极个别少数的不诚信行为，影响公众对商人的信任。何以为患？第一，随着近年国内反腐力度加大，一批官商勾连等负面典型被曝光；第二，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等产品，占空子进入市场；第三，打着各种旗号的商业欺诈，极个别甚至是赤裸裸诈骗，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但愿个人没言重吧，得罪多数的商人们。以上种种表象，算是商业活动的异类极端。

      古代，也有奸商，但公开敢出面指责奸商的人也不多。《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井中，可谓众生相具足。如，有不当取利者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交易者为拉生意，解决纷争，吆喝与对骂；欺行霸市、偷窃等丑恶现象，累见不鲜，司空见惯；看相、算命，游医，假僧人、假道士，纷纷于此设下治病救人的骗局；市井无赖，亦混迹其间，揩油牟利。市井中负面的东西，给商人带来负面的影响，由市井衍生出如世俗、市侩等之类的贬义性词语，皆具有诋毁性，可管窥出古代农耕文明背景下重农抑商思想，这些，是古人对商人的偏见，甚至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评价。

      嫉妒、抱怨与仇恨，却毫不影响人们的从商激情。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把成功商人当做励志典范。励志是信仰，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直接决定着人的志向，一旦确立人生方向，在较长时间里是难以逆转的。《道德经》言：大道至简，一以贯之。想做商人，也就得明白道理：诸事，是一理贯通的；经商，不是简单的事情；为人，也不要太复杂。

      “商与士同”的说法，虽有以士之名来抽版补台、抬升地位之嫌，但个人谬断，“商与士同”观点之中，蕴涵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的东西，属昭告吧。昭告着清代商人的真实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商人地位显赫，多数人是受尊重的。第二个层面，属悟道吧。清代的该商人，也算是个儒商，从商之中能悟出做人做事一理贯通的道理，乃“商士之术”、“商士之心”。第三个层面，属自律吧。也是追求崇高。为商之人，眼睛不能光紧紧盯住财富，盯住可以创造财富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更须恪守不渝君子般的高尚品德，担当起社会责任。

       中国，是人类史上商业的发源地之一。最早确立商与士结合完美形象的古人，无疑是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思想鼻祖”的春秋战国商人管仲。管仲，以学者身份留下大量著作，包容百家思想，兼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他在齐国治国实践中，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反对竭泽而渔破坏资源；实行“统治山海”（今指盐与铁）国家经营政策；推“官妓”，解决社会矛盾，增加国库累积。管仲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成为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士大夫最初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是以官职爵位高低而论。春秋战国时，取得官职爵位的途径不一，有世袭、有加封，也有依靠晋升而来。春秋战国时，诸国争雄逐鹿，导致诸国之间战事频繁，社会混乱无序。诸国官场中的士大夫一族异军突起，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格外抢眼。士大夫一族，皆有一定官职和爵位，治国、征战有功，受诸国实际统治者器重，更赢得社会尊重。战国时，掀起一股仰慕士大夫的风尚，并在较短时间内，迅猛抵至繁盛。时代变迁，士大夫成为了模糊的概念。

      古人，对士的要求很是苛刻，甚至是严酷的。士，必须有君子般的修为与节操，更须宽广天地情怀与人文精神。士的概念与定义，也是模糊的。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横空出世，士大夫与士大夫精神不再独大，偶像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信仰的天平开始倾斜。“竹林七贤”崇尚老庄、崇尚自然，生性怪异、桀骜不驯，文采出众，留下堪称经典的诗歌、辞赋与文章。民间走出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出现，撼动了士大夫与士大夫精神地位。士不再局限存于官场，更不取决于官阶的高低。人们对士的评定标准反复地拔高，被理想化的士，需尽善尽美、毫无瑕疵。

      古代，社会地位高低贵贱，是有区分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所作贡献多少、价值大小，都表现在其社会地位之中。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社会对成功商人们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做好表率。

      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菜根谭》，对“以我转物”与“以物役我”作了理性思考。实际上，我们辩证地看，商与士是对立统一的。前秦的实际统治者苻坚也是一位富商，由于重用了“盖世奇才”王猛，在他统治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达于鼎盛。王猛临死之前，只要求苻坚给其子二十头牛种田为生。苻坚与王猛，两人也共同演绎了“商与士同”。

      在当下，谈“商与士同”的问题，似乎没多大必要。士，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算是超逸的一类。封建体制早已废除多日，似乎不再有社会阶层的分类，似乎也不再有职业的高贵低贱之分。士的提法，早已过时。但是，我们也听闻到，学者们几声哀弱之言，是关于士的。抑或是，他们对士存有某种特殊的情感；抑或是，他们表达了士之精神的心仪与仰慕。有叹曰：士与士之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亦有感喟：最具士之风范的，还属清末民初之的那些文人，随着他们的纷纷离世，士精神与文风，高飞远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也要感谢商人们的存在。“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不是一个老土过时的话题。也不应仅仅局限由商人与学者们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