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的当代书写

涂鸦童子

中国古诗的当代书写

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人的一大任务便似乎是彻底清算中国古诗的“流毒与恶劣影响”。引领当时潮流的著名刊物《新青年》即多有片面否定中国古诗者，这之后的一些诗人在进一步接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之后更是决绝地否定中国古诗，貌似都要做《封神榜》中的哪吒三太子，不惜剔骨剜肉也要斩断同中国传统的血肉联系。譬如，戴望舒先生的《雨巷》一诗是“丁香空结雨中愁”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完美再现。倘若戴望舒先生愿意循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凭着其卓越的才情是很可以闯出一条深具中国特色的诗歌新路的。可惜的是卞之琳先生对这首诗大体是否定的，他的挚友施蜇存对此也是否定的（详见本人著作《戴望舒的未知之途》。）在他们的的影响之下，戴望舒先生骤然停止了这一诗歌路径的可贵探索。著名诗人穆旦更是完全否定中国古诗对现代诗歌的影响，甚至公开宣称中国古诗的意象太陈旧了，是不可能作用于现代诗歌创作的。

最近这么些年现代派诗人对中国古诗的否定更是不绝如缕。我不想列举更多，单说杨炼先生的论断：“汉朝以降，大一统国家观念禁锢独立思考，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时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追求偷换追问力度，以辞句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处决了屈原的执着、先秦的个性，特别是后续历代汉语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杨炼先生看来似乎中国古诗自先秦之后就都得否定了，这其中甚至包括集中国古诗之大成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这样的论断真正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

我想说的却是中国古诗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诗歌来得更艺术，更远远超越于只知道盲目否定的现代派诗歌。如果说西方传统诗歌存在着直抒胸臆的毛病，西方现代派诗歌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毛病。诸如米沃什的名篇《使命》：

     在畏惧和颤栗中，

     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露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

     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一个失踪的人。

这首诗太过于平淡，其所以如此因为它仍旧是直抒胸臆的，恐怕更符合杨炼先生所说的“随时宣泄、浅尝辄止。”写这样的诗真不如去写一篇说理性的文章，或许能做到更文采斐然，说理也更清晰透彻。这样的诗歌缺乏生命力，至少同中国古诗相比是如此。当然，因为作者所具备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是很可以吓倒诸多拥趸者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据说是建立在直抒胸臆的浪漫派诗歌的废墟之上的，不过现代派的西方诗人仍旧避免不了老调重弹的痼疾，急于否定的现代派诗人最终会颓然发现自己简直无所适从，只得沿着一种惯性无可奈何地继续否定下去了。这样的书写方式何时是个尽头，真的就能为诗歌寻找到一条生路？

看看古诗人是如何考问现实的吧。唐朝诗人罗隐在其《鹦鹉》一诗中写道：“莫恨雕笼翠语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同样在书写一种忧谗畏讥的心理，古诗人不用直接书写自我，而是借用鹦鹉来反衬，这才是真正艺术性的书写，比现代派诗人高明许多。这首古诗的确没有现代派诗人有如陈咬金三板斧式的思想性，不过我想说的是诗歌更重要的应该是用艺术性来说话，这样才能绵延几千年而经久不息，否则只能陷入今天匆忙否定昨天，明天又将盲目否定今天的怪圈。

杨炼先生的《纣王的腰坑》在北京文艺网很火了一把，作者开篇即写道：“妇好身下那摊经血   殷红了三千年/再殷红三千年  才抵上妲己的一瞥。”“一只沙漏静静落下/一座倒置的鹿台。”简单地说诗人是在拿女人来例假说事。这首诗倒是让我想起了著名小品表演艺术家赵本山。赵本山先生因在作品中多次拿残疾说事，有轻视残疾人之嫌。杨炼先生这首《纣王的腰坑》怎么说呢，恐怕诗歌本身恐怕就流淌着殷红的经血吧，是很值得怀疑的。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点，现代派的诗人不知道运用怎样的意象来反思历史，只好使出这最后的招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首诗也在追求华丽的辞藻，精美的形式。不过却是徒劳无功的，作者将审丑意象同审美追求掺杂在一起只显得这首诗的不伦不类。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诗流淌了三千年又二千年之后杨炼先生真那么自信凭借这一摊经血就能轻易地否定中国古诗？

古诗人考问历史时则深邃得多，也生动有趣得多。譬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选择用燕子这一意象来表达一种历史的沧桑诚可谓匠心独运。这只并不需要来例假的“燕子”穿透千年的时空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折服，直到今天仍旧散发着无穷的魅力。现代派的诗人们时常以一种傲慢无比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审视中国古诗，仿佛一旦拥有了现代派的书写方法便意味着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可以目空一切。殊不知现实却是这些年根本就没有诞生过几首像样的诗歌（转自谢冕语）。现代派诗人所以否定中国古诗只显得这些人缺乏最起码的常识，甚至是荒谬绝伦。

二

据涂鸦童子个人浅见，中华文明起源之久远，很可能直追母系氏族时期，这是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诸如在民族神话中，华夏民族萌芽于一位母亲女娲。其他诸文明所推崇的男性人类创造者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在于不相信人类，在创造人类的同时也在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人类，必欲除之而后快。女娲显然不同，她不仅创造了人类，更会在人类处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民于水火的艰难使命，是谓之“人之初，性本善。”总之体现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道德风范。因为大家都是性本善的，自然而然地便能做到四海一家，天下归心，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也，这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天然体现。进而会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理念。在旧时代，大一统确实存在着禁锢人头脑的缺陷，不过这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并促进中华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样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我想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今天的人们并不应该超越时代超越历史阶段求全责备于前人。

与之相反的是古希腊人不讲究大一统，不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甚至是主张反诗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诗歌创作让人耽于声色犬马，导致希腊诸城邦的覆没与灭亡。要知道柏拉图本人便是一位诗人呢？一位诗人提出反诗歌的主张是很发人深思的，不过由此或许可以引申出如下理念，至少在传统时代诗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追求真善美，否则不要说封建卫道士了，甚至哲学家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封杀。西方中世纪诸国也不讲究大一统，这却是西方各国文明最为晦暗的时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对文明的摧残实在罄竹难书。相反中世纪之中国人确实在主张着大一统，现实却是大一统之中国酝酿和滋养着大一统的中国诗歌、中华文明，洋溢着中国文化的万丈豪情，充分地展示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大一统”理念是一种深具远见卓识的民族信仰，并非一如西方中世纪那样狭隘的宗教偏见，至少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更能体现出一种民族智慧。

诗歌欲摆脱早期的粗犷质朴必然会有更高的追求，譬如孜孜不倦地追求唯美。它表现在诗歌更讲究形式，语句更趋于华丽精致，这并非中国古诗独有的现象，西方各主要国家尽皆如此。我不知道杨炼先生为什么单单拿中国古诗说事。即便汉赋存在着“文胜于质则史”的种种缺陷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们在做着一件有益的工作，那便是努力地挖掘汉语言文字的魅力与美，而不是像那些现代派诗人那样狂悖地亵渎中国语言文字、糟蹋中国诗歌。尽管因为处于中国古诗的初级阶段，尚无法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后人却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苛责于汉赋作者的这种不懈追求。甚至也许后世的古诗人们需要汉赋作者尽可能地暴露其缺陷才能总结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时期中国诗歌发育成熟了，这其中众多的优秀篇章都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应该说先秦诗歌是中国诗歌的起源，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更是中国古诗之瑰宝，是先秦诗歌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以先秦诗歌来否定唐诗宋词元明清诗歌可以休矣！

且不说古诗，即使类似文字游戏十分形式化的对联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前人甚至还总结出诸多对对联的口诀，所谓“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鱼翁……”等等等等，简直不胜枚举。这应该算是很机械很枯燥的内容，窒息人的思维了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却是对一种规律性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这里面蕴含着许多迥异于西方同时也迥异于今日之现代派诗歌的大智慧。因为这种对仗意味着一种意象性思维，意味着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天然联系与过渡，意味着意象与意象之间转换的频率是多么的快捷与从容，它是中国古诗的一种天然性的延伸。中国古诗的魅力正在于这种活泼而生动的意象性的书写，由于中国文字本身就是意象性的，让人联想无穷；同时中国文字还是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的，天然地具有一种建筑的美。这就造成了中国古诗更愿意形式化的艺术性地创作，而不是类似西方诗人的直抒胸臆。中国古诗是一种高度艺术性的产物，也许正因为它的追求是那么的高大上，可供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充分挖掘其魅力。相反西方诗歌却流露出一种浅尝辄止的弊端，于是现代派诗人会极力否定传统诗人，继而后起者又将极力否定前人，诗歌不得不一再寻找出路、寻找新的起点，却始终不得要领 。不要说西方诗歌了，单说这几十年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实践何尝不是如此。貌似流派纷呈，紧跟西方潮流，其实质却是西方诗歌的毛病中国的诗人们一样也不会落下。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至于北京文艺网的杨小滨先生把这也看作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辉煌成就未免太过滑稽了吧。反观中国古诗堪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其力度、其思想性充分建立在其艺术性之上。中国古诗所谓“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力度、其思想性就一定比西方诗歌逊色吗？杨炼先生所以对古诗有这么大的误解，大约正如同诗中的“刘项”一样并没有真正地读懂中国吧。

涂鸦童子

三
在今天，中国古诗的意义在于能天然性地矫正现代派诗歌的诸多弊端。诸如现代派诗歌之鼻祖波德莱尔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推出了象征主义。象征在中国古诗中却是多有运用的，甚至比波德莱尔更成功，譬如杜牧的《早雁》。至于后世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出于对中国古诗的推崇推出意象派的潮流则更可以证明中国诗歌其实是有助于现代诗歌书写的。只不过囿于其固有的劣根性西方人只是偶一为之便止步不前，中国古诗却能将这种意象性书写发挥到一种极致。
致命的问题却在于中国古诗是用文言文写就的，不能直接借鉴于现代诗歌创作。譬如诸多西方诗歌虽然使用的是外语，通过翻译尚能大致不差地领略之，因为西方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有共同的介质白话文。中国古诗却是不能翻译的，即使是翻译成国语也行不通，更遑论翻译成外语了。这种鸿沟壁垒甚至远大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别，它是方块字为方块字埋伏下的屏障，因此这种借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天才的创造性。当然首先诗人得要有这样的敏锐性、觉悟性。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许正因其艰难，方能源源不断地为现代诗歌提供种种启示。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国古诗应该成为现代诗歌创作的一大丰富矿藏而不是肤浅的被批判的对象。这种借鉴必须是虔诚的，不能带着现代派诗人的有色眼镜，不能想当然地解构、否定，自视比古人高明。总之，不能让杜甫无端地配上冲锋枪，不能把李白想当然地描绘成屌丝，不能沾染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种种弊端。这样的诗歌创作要当作古诗来品读，融汇贯通着古人的思想情操，包涵着古诗的元素与创作方法，只不过并没有使用文言文罢了。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没有戴望舒先生那样卓绝的才华，但我知道这其中蕴含着宝藏，我愿意更持续、更坚韧不拔地付出自己的努力，愿意将戴望舒先生没有走通的诗歌道路走通。我想自己的探索还是卓有成效的，能够为将来的诗人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现代派的诗人们只盲从于西方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却转向了东方，转向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处。我想我只是一个开端，这样的开端无论有多么不成熟也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得这样做，付诸于实施。在此，我想着重谈谈自己这方面的创作体会。

I、意象性书写

我高中时的语文课本曾选用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诗《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读着这首诗总感觉着有些隔膜，因为这首诗并没有运用唐代诗人所惯用的意象性语言。譬如诗人说“夕阳无限好”，到底怎么个好法，诗人却并没有流露于笔端，而是直接给出了个结论“只是近黄昏”，留给人诸多反思与回味。多少年之后，我的心里仍然萦绕着这首诗，总想着为这位唐代诗人补白上一段意象性的书写。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潜意识吧，迫使我打磨出这样的诗句：“我仰慕并钟爱着这秋日的夕阳/愈是辉煌绚烂/愈是平静地燃烧。”当然，这仍然不是意象性的语言，而是由意象性引申出的一种诗思，需要在创作中作意象性的补白。不过这样的诗思使得这首诗顿时有了一种豁达的意境，一方面秋日的夕阳是那样的辉煌绚烂，一方面它又是在平静地燃烧着的，激情之中融入一种理性，意境深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诗也揭示着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激情与浪漫始终寄寓于理性的节制与理性的书写。这是与西方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特点，所以西方现代派对早期的浪漫派诟病不已，但在中国这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此结论要排除“那些言必称希腊者”。
王国维在其著作《人间词话》开篇即说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境界是建立在意象性书写之上的，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尽皆如此。当下之现代派诗歌的弊端就在于各种思想主张都是直通通说出来的，而不是由意象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如果撇开这些自视高明的思想其实一无是处，毫无艺术性可言。光顾这些诗歌，时常让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时的诗歌何尝不是如此在大喊大叫，只是主张不同罢了。尽管现代人会叫嚣“先锋、探索、实验”，其潜台词不过是主张盲目否定罢了，这同主张打底一切否定一切的文革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总之，过左会造成文化沙漠，过右何尝不是如此，所谓殊途同归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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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化用

前人辛弃疾作词喜欢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以及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创作中。这应该算作一格“引用”或“化用”。如是方法运用得当可以“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运用不当则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有穿凿附会之嫌。
一直以来，我都深为冯至先生的这样一首诗感喟不已，它便是《无花果》：
         
  无    花    果
看这阴暗的、棕绿的果实，
它从不曾开过绯红的花朵；
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
我们却不曾花一般地爱过。

若想尝，就请尝一尝吧！
比不起你喜爱的桃梨苹果；
我的诗也没有悦耳的声音，
读起来，舌根都会感到生涩。


冯至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坛的一位骁将，最早于1923年在他只有十八岁的年龄便有诗歌发表问世，应该说他的诗歌道路较诸多大器晚成的诗人要通畅得多。按照诗人的自说自话，他的诗歌道路未免太顺利了，尽管“不曾花一般地爱过”，却不期然已结出丰硕的果实。我知道我的解读未免不切合诗人之初衷，不过因为这首诗我的确联想到自己悲壮的诗歌创作道路，联想到少年时期的一株桃树。
记得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家的自留地里却无缘无故生出一株桃树来。看到这一株桃树，我自是十分惊喜，心想这下可有得桃子吃了。殊不料父亲看透我的心思，及时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告诉我说：“这是一株公桃树，是只开花却结不出果实来的。”于是这株桃树作为一种生活的特殊体验、一种莫名的愁怅思绪，一种强烈的象征意味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
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冯至先生的这首《无花果》，立刻便联想到生长在幼年时期的那样一株桃树，脑海中却浮现出这样的诗句：“也曾如桃花般炽烈地相爱过/也曾努力抗争写下悲怆的诗行/半生辛苦遭逢，半生上下求索/却从不曾结出象样的生命果实。”是的，相较于冯至先生来说我的人生际遇确实有天壤之别，我的爱情、我的人生轨迹都如同幼年时的那株公桃树一样虽曾热烈地追求过，努力地同命运抗争过，却始终无法结出象样的生命果实。我不想说我是在反其义而言之，而只是我的生命体验原本但是如此。
我知道我必须要完成这样的一首诗，只为纾解自己的满腹愁怅，并且我一定要为这首诗取名为《桃花依旧笑春风》，以便迫使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不得不融入更多的古典文学色彩。因此，在这首诗中我大量地引用了诸多前人的诗句，化用诸多典故。在诗中我如是写道：



当桃树蕴含浓郁的青春气息时，
满树桃花也盛开着我们的爱情。
最终依旧在桃树下劳燕却双飞，
她并亲手退还我所著作的情诗。

我满怀羞愧黯黯然离开了故土，
有十载光阴竟再未挤出一行字。
“洛阳才子”只合颓然老病于他乡①，
“前度刘郎”栽下不堪结果的桃树②。

慈祥的老父亲如今已溘然长逝，
埋葬在自留地那株桃树的近旁。
遥知紫陌红尘桃花依旧笑春风③，
当能慰藉父亲饱经沧桑的灵魂。

可怜诗人乞食槟榔于寻常巷陌④，
耳边时常回味着父亲劝慰叮咛。
浩叹朵朵桃花又盛开去年枝头，
往昔岁月翩翩萦绕在游子心底。

也曾如桃花一般炽烈地相爱过，
也曾努力抗争写下悲怆的诗行。
半世辛苦遭逢，半生上下求索⑤，
却从不曾结出象样的生命果实⑥。
【附注】①韦庄词云：“洛阳才子他乡老。”
②唐刘禹锡诗：“前度刘郎今又来。”
③这句诗囊括刘禹锡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及崔护诗“桃花依旧笑春风”。
④“乞食槟榔”为典故。据《宋书》中记载刘穆之少时家贫，但喜欢喝酒吃槟榔，向其妻兄乞食槟榔。他妻兄嘲笑他说槟榔可以帮助消化，但你常常饿着肚皮，应该不需要。刘穆之发达以后，特意宴请妻兄，以一只金盘盛满槟榔招待。“寻常巷陌”，引自辛弃疾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⑤此句引自文天祥诗：“辛苦遭逢起一经”以及屈原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⑥这节诗化用冯至先生诗《无花果》，不过反其义而用之。
我知道这首诗歌是成功的，它纯正典雅、古色古香，有着一如辛弃疾词一样的慷慨悲凉，不过这首诗也将隐隐通向一条诗歌未来的康庄大道，如果今后的诗人们愿意沿着我所开辟的诗歌继续走下去。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首诗歌的抒情性。西方诗人不大懂得艺术地抒情，现代派诗人对此弃若敝屣或许是没办法的事情。中国诗歌一味地摒弃抒情却是大谬不然，关闭抒情的这扇大门，意味着在历练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之后，现代派的诗人们又重新祭起了一面巫婆般的反诗歌的旗帜。在此我要强调一点，现代派诗歌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解放，相反在很多时候都显得十分偏执而又荒谬，是对诗歌的一种摧残与禁锢，它压抑着诗歌的健康蓬勃发展，给诗歌带来太多的阴霾，亟需要抒情诗给予当代中国诗歌注入青春的活力，让诗歌抖出来晒晒太阳，去掉些死气沉沉的霉味。我坚信在一定条件下，抒情诗歌会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浩荡激情彻底扫荡旧有的沉闷的诗坛。当然这种抒情因素必须是高度艺术化的，而这种艺术化必然会更多地从中国古诗中寻找答案，寻求灵感。

III、古诗之再生

就读高中时的语言课本也曾选用过这样的一首诗，清查慎行的《舟夜书所见》：“夜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一直以来，我深为这首诗所吸引，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让人无法捉摸的魅力与美。仿佛是闪烁在茫茫静夜里的一星灯光，感觉着近在咫尺，实则遥远无比，不能听任个人才智感知它，领悟它。是多少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濒临故乡那一片明月垂照的水域，看着汹涌的波涛将这轮皓月散作千丝万缕。蓦然之间我感到自己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十分诗意的因素，而这种诗意的获得与才华无关，甚至与自己多年的求索无关，它只与年龄相关，与一种内心的宁静相关，这是多年前懵懂蒙昧的我所无法感知的。于是我欣然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


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
我用浩瀚的海洋盛装明月。
得到的却只是记忆的碎片，
澎湃汹涌间散作千丝万缕。

历经岁月沧桑痛苦的煎熬，
心灵复归平静若一泓止水。
却收获破镜重圆皓月一轮，
深藏记忆深处似从未失去。

      这首诗歌的第一部分显然承袭了查慎行诗歌的原意，只不过意象由渔灯转换成了明月。诗歌的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升华。大意谓年青的时候是那样壮怀激烈，总试图用大海去盛装明月，只有到年长时才会蓦然明白，有时只需要一泓止水却能收获一轮完整的明月。这首诗是抒情的，却也蕴含深邃的哲理性，融古诗的意境于现代诗歌创作之中，很能体现出我的某种诗歌追求。应该说古诗并非不能运用于现代诗歌创作之中，只不过在今天、在这种探索远未取得成功之前，其探索之路恐怕会是异常艰辛的。它要求诗人不仅对现代派诗歌创作相当谙熟，也要求诗人甚至对古诗创作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同时正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读者接受这样的诗歌尚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读者培养一种全新的阅读习惯，这个过程甚至还是十分漫长的，因此，诗人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得忍受孤独与寂寞，得不畏惧来自他人的漠视与否定。在很多时候，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一辈子埋没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我还得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触摸到这种真正具有中国意味的诗歌创作模式。
      这以后的一天，一位名“紫色心情”的网友得知我出版了一部诗集《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便提出要购买此书。说实话，这还是我的诗集出版多日来的第一次销售。收到诗集后，这位网友还专门发来短信说她特别喜欢诗集中的这首《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这位读者的鼓舞让我十分感动，使我有了想为她写一首诗的冲动。很快，我便袭蹈查慎行诗原意创作了另一首诗歌。

赠“紫色心情”
任凭晦暗无际岁月的煎熬，
我只聆听一种心灵的呓语。
仿佛是静夜里孤寂的烛光，
黯然感受命运的无助凄惶。

纵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
新的生命轨迹已悄然显现。
诗歌呵，散作满河的星辰，
而我仍将是那唯一的烛光！

        赠“紫色心情”一诗的意象虽然有所改变，不过同查慎行原诗仍旧有着某种程度的渊源关系。这里“纵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新的生命轨迹已悄然显现。”虽引用自辛弃疾诗，不过与诗歌的整体意境还是十分契合的。至于“诗歌呵，散作满河的星辰/而我仍将是那唯一的烛光。”则多少有一种自况的味道。我想这样的诗歌对我的创作将有巨大的启示意义，那就是今天的人们能够重新复活古诗的诸多元素，使中国古诗获得新的复苏。据说拉美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颁奖词是：“复苏一个大陆的梦想。”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神圣使命就在于让中国古诗在今天的具体时空下重新复活。

四

古人有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然而现代派的诗人们却告诉读者现代派诗歌只能书写人性丑恶的一面，只能书写个人的极其肮脏惰性的一面，并谓之以“先锋、探索、前卫”。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诗歌精神却在日益的萎缩之中，当然这一切全部拜现代派诗歌所赐。在《渔夫与恶魔》这则天方夜谭故事中古人的智慧是将恶魔困在锡封的瓶子中，现代诗歌却一定要砸碎这只锡瓶，将恶魔释放出来，尽情展示其狰狞的一面。
在现代派诗歌日益主导中国诗坛的今天，我不想也无法为自己作过多的辩解，我只想说一切都必须改变，一切都必将被改变。作为先驱者，我能够告诫自己的只是坚持，再坚持，无条件的坚持下去。因为我要改变的是整个现代派诗坛，改变的是整个诗歌时代！我根本不可能奢望这些人的理解！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这样的英雄，生前他誓死捍卫着他的祖国免于异族的侵略。在他死后，当他的祖国再次遭受到异族的侵略之时，他甚至会从坟墓中爬起来，再次引领着他的人民神勇地反抗着外族的蹂躏。
在今天，在中国诗歌日益倾圮颓废的今天，我坚信中国古诗一定能够走出它旧日的历史，走出陈旧的故纸堆，引领着中国诗歌摆脱刀锋之困境澎湃向前，在这一过程中，将诞生今天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将诞生我们这个时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将引领着中国诗歌重新焕发出应有的活力重而再造中国诗歌之辉煌瑰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