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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派饭的年代
邓道坤
吃派饭
吃派饭,对时下的年轻人很陌生,也很不理解。对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2年元月,我从解放军农场分到大悟县革命委员会农业科工作。正月初四,我到县里参加下乡工作队员集训。初八,就同队员们一起下乡了,我们到了大悟县大新区三里公社第九大队。工作队长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南下老干部谈广义。
在这个工作队里,用现在的话说我有三张名片:大学生、技术员、最年轻。我和谈队长住一个小队,塆名叫路家塝。这个生产小队有两个自然村落,37户人家。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放了两张木板床,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两把椅子。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不通风,光线也不好,这就是我们俩的“新家”。
正月初八这天,白天大队开会欢迎我们,介绍情况;晚上小队开会介绍情况。无非是人口、土地、产量、国家任务、阶级斗争等内容。夜已经很深了,我们才回到“新家”,躺在床上。谈队长一上床就睡着了,而且鼾声很大。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不自觉地想着往事,想着眼前的事……
想起了老母亲在我临走时的话:“要跟住户搞好关系,要舍得吃苦。”白天谈队长对我说,“小邓啦,这个大队的生产就靠你了!”搞好关系,要吃苦,抓好生产,这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任务,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时期。我在一家一户吃派饭时,观察着、体验着、思索着。我的小本子上记着谁家多少人口、家境状况、个性特长等基本情况,每个家庭男社员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为做好工作打下了基础。
社员很热情,欢迎工作队员到他家吃饭,都算好了日子,哪天到谁家,于是没油的去借油,没菜的准备菜,到街上去换豆腐,到河里去摸鱼,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从吃派饭的角度看,有三类家庭:一是干部家庭(大队、小队干部,以及在外工作的干部),我和他们比较熟悉,放得开,能吃饱;二是生活比较好一点的农户,也比较讲卫生,能踏实地吃饱肚子;三类是大多数,属于困难家庭。轮到这些家庭吃饭,就只能吃个大半饱了,一餐一碗米饭、一碗稀饭(四两),当时一天到晚都干农活,吃八两才够哇。不是农户不让吃,而是看到这些家庭缺粮、困难,不忍心多吃,不敢多吃。在这些家庭吃饭,男主人陪餐,女人、孩子都不上桌子,等我们吃完了,他们才吃。即使很困难的农户,也要弄点豆腐、小鱼、鸡蛋等好菜,而且劝着说,豆腐是老婆到街上去换的,小鱼是自己摸的,鸡蛋是自己家鸡生的,“没花钱,你多吃点。”可是,不远处几双小眼珠眨都不眨地盯着桌上,口水顺着小手指头流出来,你还能吃得下去吗?就是这样的豆腐、小鱼,我吃完了,剩下的主人还端走留到晚餐再用,常常我还没出门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有的邋遢家,我亲眼看着他们一个瓢又舀泔水喂猪,又舀清水入锅。怎么办?还得硬着头皮吃。有时候正吃饭时,小孩玩耍把鸡惊着了,一下飞到餐桌上拉泡屎,主人忙用黑不溜秋的抹布一擦,连说不好意思,我也硬着头皮说“没关系,没关系”,加速把饭吃完。
通常边吃饭边聊天,谈谈家庭情况,交流交流感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寒问暖。边吃饭边做工作,宣传政策,宣讲形势,讲讲生产呀,爱国呀一些道理。每天晚上吃完饭后,交一斤半粮票,4角5分钱,哪怕中晚餐少吃一顿,或者晚餐有事走了,第二天还要把钱、粮票补上。社员收得很坦然,我们交得也很自然。
挨家挨户到社员家吃派饭,实实在在地接地气,在农村过着农民生活,进入到中国社会最小的“细胞”之中,呼吸着农村气息,与社员同甘共苦,吸取着精神营养。
农民苦
在中国社会里,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是国家的脊梁。
农民累。当年,全体社员除吃饭睡觉外的全部时间全部空间都在田间。早上要出早工,上午上工,下午上工,有时晚间还要上工,几乎一天三上工。种双季稻,是农民付出体力最大的耕作制度。早春三月下旬,水田还有冰,就要整田育秧。四月下旬,上身穿棉袄,下面挽起裤脚下田栽秧。双抢时节,农民最累。盛夏的七月,抢割早稻抢插晚稻,40多度的高温,上晒下蒸,何止是挥汗如雨啊?!晚上还要加班扯秧,蚊叮蚂蝗咬,烂腿烂脚。秋季要收割晚稻,搞好秋播。冬季冰天雪地要上建设工地,一年四季,月月忙,天天劳作10个小时以上。只有和农民一样泡在泥里,才能真正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滋味。
农民苦。那个年代最苦的是农民,农民苦在没钱花。农民一年到头在集体田里干活,就只有那点工分,没有时间搞副业,政策也不让农户搞副业。多数家庭只能养猪养鸡,在很少的自留地里种点仅够自食的蔬菜。靠养鸡卖鸡蛋换点钱,这是农户普遍的做法,而一个鸡蛋只值2分钱。劳动力多的家庭,粮食多一点,就偷偷地卖点粮食。社员手里没有可以换钱的东西,可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如孩子上学,点灯的煤油,食盐等日用品,过年让孩子穿件新衣服,等等,都需要钱。有的困难家庭把国家供给每人的一丈五尺布票都拿出去卖了换钱,还有的走投无路,冒着风险搞点“违法”的倒买倒卖。我挨家挨户吃派饭,对农民的苦感同身受,心里难受啊!在特困户家吃完晚饭后,就赶紧交一斤半粮票,6角钱(规定4角5分钱),平衡一下酸楚的心。
农民之所以这么困难,穷根就是一大二公的体制,穷源就是产品经济的桎梏。这种与农民一样的切肤之痛,使我后来悟出了“要想农民富,必须发展农业产业化,让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让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的思路。
农民贡献大。社员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成果,大多数都交给了国家。也可以说,社员是为国家而劳动。国家用农民的贡献,按每月30斤不等的粮食、半斤油、半斤肉的标准,定量供给城市人口,以此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保障了工业的发展,调剂了重点地区、贫困地区的供给。实际就是农民的无私奉献,帮助国家走过了原始积累时期,保障国家在动乱年代得以运转。
除了粮食等农产品(000061,股吧)外,再就是劳动力的贡献。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年有44个义务工,就是外出(出小队)搞水利和国家工程建设,非完成不可。大悟县界牌水库是该县最大的水库,位于三里公社九大队,于1971年至1974年修建。我驻队期间,队里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壮劳力在界牌水库工地上,肩挑背拉(板车)筑大坝,劳动强度十分大,非常辛苦。我和社员们一起在工地挑过土,拉过板车,后来当过建设工程的指挥长,也没少劳动。湖北省所有水库、水利设施、湖网渠道基本都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兴建起来的,都是农民用肩膀挑出来的。44个义务工,若按现在的价格120元/天计算,就是5280元,等于是一个壮劳力一年给社会贡献了5280元。
农民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靠粮票吃饭的现状,社员受到最大的政治不公就是没有自由,被困在土地上,困在小队里。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比现在的村支书权力大得多,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主宰着社员的一切。社员符合条件当兵,进社办企业,要支部书记点头。社员外出,必须经过大队开介绍信,否则住不了旅社,甚至社员结婚都要支部书记批准,开介绍信才能领结婚证。推荐上大学,支部书记说你行才行,即使是个初中生也可以上大学。没有粮票连县城都去不了。就连劳动的自由都没有,各种农活都有生产队长分派,分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选择的自由。僵化的体制制约着农民,各种规定限制着农民,各种权力管束着农民,吃派饭的年代,是中国农民最难的年代。
大动乱的年代,农民苦,干部也不容易,组织社员群众干了那么多建设工程,作了那么多的贡献。都是当年的干部群众一起饿着肚子建设的水利设施,才有了现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基础保障。所以,现在反哺农业,为农民办实事,天经地义!这既是党的执政理念,也是还账,是回报大地,回报父母。
农民情
农民是讲情分的,知恩图报,你给他做了一件好事,他一辈子都记恩。在工作队我是个普通队员,整天整月整年,像钉子一样钉在路家塝。我就下决心同社员打成一片,融入到他们生活之中。我记着老母亲的话,“要舍得吃苦”,用不怕苦不怕累,赢得路家塝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那时,我每天早起,挑起水桶,拿上洗漱用品,到流着山泉水的一条小河边去洗冷水脸,然后挑一担清泉水倒入住户家的水缸。自我住队的第二天开始,住户家吃的水我就包了,一天一担。为了给住户家节约柴禾,我基本上都洗冷水澡冷水脸。晚上八九点钟了,我组织、参加打工分和评工分会议,或组织学习“革命”的会议,或同队长、会计商讨工作。工分是社员获取生活的凭证,看得很重。天天晚上要打工分,天天晚上会为工分发生争执。白天累,晚上也闲不了,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十一二点睡觉是常事。早晨6点起床,挑完住户家的水之后,我就到队长家去敲门,喊队长起来敲钟、吹口哨,召集社员们上早工。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割谷、插秧、挑草头,除了犁田耙田外,什么农活我都干。在育早稻秧和管理早、晚稻生产期间,我就是一顶草帽,背把铁铣,打着赤脚,挽着裤脚,守在田间。七月下旬的一天插晚稻,因连累带饿,我昏倒在水田里,全身成了一个泥巴人。社员把我抬回来,像亲人一样照顾我,有的打一碗荷包蛋送来,有的炒点南瓜子送来,这种亲情深深嵌入了我的血脉。
当年我28岁,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帅哥一族,也能幽默调侃一下,逗得年轻社员捧腹大笑。所以,一起劳动大家很和谐,我要是离开几天,社员们就会打听“小邓怎么还不来呀?”一段时间后,到社员家吃饭,他们都是真情真心招待,使我走上工作的第一天、第一年过得无比充实。那个年代,干部作风都很扎实、朴实,与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是常态。县里干部一年要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干部一年到头都奔波在农村,抓生产,作贡献。
我在三里公社九大队路家塝小队工作生活了整一年,走过了春夏秋冬,经历了生产的全过程,研究了四季的农事活动,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很大,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农民宁肯自己饿肚子,不吃不用,也要尽力完成国家公粮生猪任务的爱国大义;农民在寒冬冰雪、酷暑盛夏兴修水利的奋斗精神;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作十几个小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疲惫身影;农民为了招待工作队想方设法,借油炒菜的那份情谊;农民为无钱买盐买火柴着急犯难的艰辛,都镌刻在我脑海中,我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往事悠悠,回味无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随着我走进老年,往事的记忆还越来越清晰,甚至进入到晚上的梦乡,难以释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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