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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潭纪事
王建福
一
斑鸠叫了。咕咕咕——,咕咕咕——。斑鸠的叫声就是闹钟,我不用睁眼就知道,天已经蒙蒙亮了。 雨水一过,天就亮得早。按正常作息时间,我就该起床,翻过屋后的小山坡,在伙棚里领一钵饭,夹上两筷子咸菜,随便找块石头坐下来,三口两口吃完后,返回来拉上属于我的破板车,到大坝上工,拉土,筑坝。现在我不用起床了。因为我受了伤,正在享受伤员的待遇,很惬意。 1970年,黄冈地区组织建设响水潭水库大会战。这个水库位于罗田、英山、黄冈三县交界的大崎山区,于是会战由三个县各出一个民兵团参加。修水库要离开家,分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居住,在临时搭起的伙棚里一日三餐吃钵饭,是极苦的差事。村里的年轻人在父母身边,一般都不愿意去,要由生产队强行指定轮流换班。但是我愿意去。因为建水库有正常作业时间,不象在队里干农活,由队长看天色起早贪黑。工地上有伙棚,不用自己做饭,一餐半斤米的钵饭,基本能吃饱,还管咸菜。于是我找队长报名,希望不用轮换,一直干到队伍解散。队长很高兴,立即批准,因为他可以少派一个熟悉农活的骨干劳力上工地了。 队里闹完“双抢”我就上了工地,分配在土方工程营。我们的任务,是在离大坝200多米的山上取土拉到大坝上。落实到人,就是每天拉20车土。大坝上有专门负责“收方”的人,他站在哪儿,你就把土倒在哪儿。倒一车土,他就发给你一枝“筹码”。拿够了20枝筹码,你就可以下班回家。 我每天都可以早点回家。窍门是我每天都上工早,取土的人少,不用排队。我有一手节约时间和劳力的绝技:顺着一点坡度推着板车冲到下土处时,猛地把车把儿向上一锨,车尾戳地一个急刹,车里的土就被巨大的惯性甩了出去,板车成了“自卸车”。夏天干活利索,我一般只穿一条当时很流行的乒乓球运动员穿的那种短球裤,光着膀子,也不戴草帽。时间一长,晒得浑身油黑发亮象一条黑泥鳅,下雨都不用打伞——雨水落到身上就滑走了,粘不住!在农民们眼里,知青一般都是懒,不能吃苦。象我这样玩命干的,很少见。于是,“那个黑皮”,就成了他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一次,我推着满载的板车从坡上冲下来,用力过大,板车里的土甩出去了,板车却停不下来,翻过平台冲出大坝,掉到了水库里。我跳进水里,追上随着惯性飘出十几米的板车,把它推上了岸。这惊险的一幕把领导们吓了个半死。从此“黑皮”的名声在工地上就传开了。 想一想,在几千人会战的水库工地,你要是问黄冈知青“黑皮”,会有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拥有众多“粉丝”的我,在每天只有咸菜就白饭的水库工地,很有成就感。
二
天大亮了。屋后大柏树上,斑鸠叫得更欢,咕咕咕——,咕咕咕——。树上有一个大大的斑鸠窝,很温暖。房东陶家妈妈说,斑鸠春天才叫,它在抱儿。 “起来啦,黑皮儿!超兰说今天要给你换药哩!”陶妈妈也在叫。 1971年春节过后,我直接从武汉回到工地。因为大部分人都还在过年,拉土方筑大坝的工程暂停,指挥部就安排我临时给开溢洪道的爆破队帮忙。在清理爆破现场时,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砸伤了我的左胳膊。 为我疗伤的工地赤脚医生,正好是房东家的女儿,因此我得到了格外细致的关照。她比我大一岁,叫陶超兰。在她家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已经很熟了。我的胳膊砸伤时,工地卫生员给我草草地检查了一下,说没破皮没流血没事。晚上回家吃饭,我觉得胳膊剧痛,连饭钵都端不起来。超兰看见我吃饭很困难,立即让我给她检查,脱掉上衣一看,胳膊又红又肿。于是超兰立刻喊上她弟弟晚波,找民兵营的领导派了一辆拖拉机,连夜把我送到十多里远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家省属大型机床厂,厂里有条件比县城医院还好的职工医院。经过X光透视,果然是骨裂。敷好药绑上夹板后回到家,已经是深夜。我很感谢她! 第二天,民兵营的领导们来看我,建议我回武汉休息。一般情况下,知青们要请假回武汉,领导们总是不那么情愿的。现在他们主动放我的假,我很高兴。站在一边的超兰却说:“那不行,还要观察几天再说。”等领导们走了,超兰问我“你还真想回武汉休息呀?”“当然。不回去,在这里能干什么?”我不明白超兰是什么意思。超兰说:“在这里休息,算你出工,工分照拿,钵饭照吃,你知道啵?你要回去,就可能什么都不算了。再说,在这里休息,我可以定时给你换药。在武汉,去医院换药,这里是不能报销的,难道你愿意自己花钱?”看到我恍然大悟的表情,超兰扑哧一声笑了:“和(象)个苕样!” 我以为黄冈话很亲切,很温暖。从黄冈女孩口中说出的这句“和(象)个苕样”,至今回味,仍然觉得很亲切、很温暖!
三
房东的儿子叫陶晚波,16岁,比我小一岁。他是独子,又是他们家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家里人都疼他。他父亲在鄂城钢铁厂工作,大姐出嫁在县城,小姐超兰初中毕业后在公社当了赤脚医生。在比较贫困的山区,家里没有人真正务农,这样的家庭条件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刚住进他们家时,他不大搭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搭理我,是听说我们这些下放的武汉知青,都是在城里闹“文化革命”闹得不象话,所以被毛主席赶到农村来改造。他瞧不起我。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主动问我:“你就是‘黑皮’?”我说:“是啊,怎么啦?”于是晚波笑了。再以后,晚波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我房里来玩,听我唱歌,听我吹口琴,听我讲武汉的有趣的事情。有时候超兰也参加进来,屋里就更热闹了。晚波那时候初中刚毕业,正在家里玩,等着他老爸给他在鄂钢找工作。所以他有很多时间陪我,或者简直是等于专门照顾我。在我受伤的最初几天,天天帮我到伙棚拿饭,帮我打洗脸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陶妈妈却在一边说:“么的呀?你是个哥,就让他干!”黄冈话很有意思。一个“么事”,不同地域发音却不一样。我总结给晚波和超兰听:“黄冈么一(么的),浠水么二(么儿),罗田么三(么洒),武汉么四(么事)。”他们哈哈大笑! 陶妈妈也笑眯了眼,说:“黑皮儿,你就下放在我家,莫走了!” 春天的山区,雨多,雾多,比较潮湿。我受伤的胳膊就格外疼得厉害。陶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的床上铺得太单薄。她哪里知道,那床垫絮,我在武汉用的时候就已经象鱼网呢!于是陶妈妈叫晚波翻出一张豹子皮,给我垫在床上。这张豹子皮,可是大有来历,是从晚波他爸爸亲手打死的豹子身上剥下来的! 晚波说,豹子爱吃狗肉,吃多了还会醉。狗呢,最怕豹子,见了豹子不敢叫,连腿也迈不开。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晚波爸爸发现自家的狗不见了,说一晚上没听见狗叫,八成是被豹子吃了。于是取了猎叉,叫了几个年轻伙伴去寻找豹子。找了两天,终于在一片茅草丛中发现吃多了狗肉已经醉了的豹子。豹子醉了是端坐在那里,象醒着一样。晚波爸爸端着猎叉悄悄接近豹子,豹子却正好醒了过来!一声咆啸,豹子腾空跃起,扑向晚波爸爸。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晚波爸爸只能举起猎叉迎了上去,从空中扑下来的豹子正好落在了猎叉上,被刺穿了胸膛。晚波爸爸的脖子也被豹子的前爪抓掉了一块肉! 这样惊险的故事,晚波那里还有许多。我垫着柔软的豹皮,睡不着。山里的生活虽然苦,却比城里简单淳朴。我很羡慕晚波,他有一个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环境,有一个温暖的家,比我幸福。 山村的夜,真是叫做静谧。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屋后竹林里,竹笋正在拔节。一声一声,嘣,嘣,清脆悦耳。
四
我很喜欢陶妈妈家门口的那一片场地。他们家建在山坡上,门前用大石头垒起的驳岸,围起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场。它是用山里的沙土填充的,坚硬而又透水。不管下多大的雨,它不会泥泞;不管刮多大的风,它不起沙尘。晚波在这里劈柴,我用一只手帮他码垛,屋边的山墙下,一垛一垛堆满,一年也烧不完。陶妈妈坐在门口剥着笋壳。她身边的一堆竹笋,是前一天晚波带着我在屋后竹林里挖的。竹笋出得太密,会影响竹林的生长,必须间掉一部分。挖出的鲜笋吃不了,拿来剥了壳,对半切开,煮熟后晒成笋干。 我很喜欢陶妈妈站在门口,看我和晚波做事的样子。春日和熙的阳光下,她眯缝着眼睛看着我们,两只手很自然地卷起蓝色的围腰,拢在胸前,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光辉。这神态,与我的母亲一模一样! 陶妈妈说:“到伙棚里拿了饭,回来吃。”因为回来不仅有好吃的咸菜,更有新鲜的蔬菜。等我把钵饭吃完,陶妈妈还会要我再添上一钵她烧的锅巴粥。柴火大灶炒的菜煮的粥,格外香。不到半个月,我就明显感觉自己胖了起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陶妈妈,只能帮着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一边做事,一边拉家常,那光景,就俨然是母子。我一直觉得陶妈妈不象一个山里的农妇。交谈之后我才知道,陶妈妈的娘家当年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大户,她念过书,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个有胸怀有眼界的人。 晚波在山上草丛里下了几个夹子,说是可以夹到麂子。但是水库天天放炮,麂子之类的野兽们早就跑到更大的山里去了。有一天他去收夹子,有一个夹子居然夹住了一只野鸡!晚波说要烧着吃,陶妈妈不许。她说:“炖汤吧。黑皮受了伤,正好顺便给他补一下。”于是叫晚波把前一年风干的板栗拿了一些出来。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美美地喝了一顿板栗炖野鸡。那汤是真甜,真香!超兰对赞不绝口的我撇着嘴说:“这算什么?等新谷出来,软芡满坡时,我妈用新米和软芡一起舂的米粑,那才叫香!” 软芡是一种野菜,毛绒绒的叶子,很嫩。它长得很矮小,很不起眼。但用它做的软芡米粑,是黄冈名气最大最受欢迎的农家美食。
五
岩壁缝里扎根的映山红,枝干变得柔软舒展了。枝干上细细的花蕾,在春雨的滋润下很快地鼓胀起来,有的已经裂开一条小缝,露出殷红的颜色。对面山坡上,这里人称做“鸡爪菜”的蕨菜,肥壮的嫩芽一根根傲然挺立,随手就可以采一大筐。沿着屋前驳岸蜿蜒攀爬的金银花,卵型的叶子或嫩黄或碧绿,把石壁铺满。屋后竹林边的野蔷薇,已经开花了,香得甜,腻人。 山里的春意,已经很浓了。 团部下了通知,队伍要全部撤退了。因为大坝已经筑到规定标高,生产队里也要忙“四快”,忙着插头季秧了。 超兰说,在我走之前,还要给我换最后一次药。我觉得我的骨头早就完全长好了。但是,我仍然愿意甚至是盼着超兰再给我换药。我愿意瞅着每一次给我换药的超兰。她是典型的鸭蛋脸,下巴尖尖,小鼻子小嘴。她的眼睛细长,是那种丹凤眼,总是水汪汪地,很有神。我喜欢她坐在我的对面,把膝盖顶在我的膝盖上,低着头轻手轻脚地给我换药的样子。她的小嘴抿得很紧,鼻尖上沁着很细很细的汗珠。当她的头发偶尔拂过我的脸庞时,一股女孩子家特有的清香也会拂面而来,叫人心里顿时生出一股暖流。象一粒种子被山里的雾水浸润着,膨胀着,在心里把一些什么东西慢慢弥散开来,酥酥地,麻麻地。这种感觉,很神奇,一辈子也忘不了。 超兰给我换完最后一次药,又塞给我一大把又肥又嫩的野蔷薇尖尖。山里的孩子喜欢吃这个东西,剥开它的皮,嫩嫩的茎脆甜脆甜。我和晚波上山玩时,经常随手采一把带给她。她收拾好药箱,盯着我,很真挚地建议:“晚几天走好啵?等满山的映山红开了再走。很好看的,你们城里看不到。”“那怎么行?大部队走了,我怎么能够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说。 “和(象)个苕样!”超兰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和个苕样”的我,看不到响水潭的映山红开花了。 我把口琴留给晚波,挥手告别这温暖的一家。老远了,还看见陶妈妈站在门前驳岸上,两只手缠在胸前的蓝围裙里,眼巴巴地瞅着我们离开的方向。 路旁山崖上,一大蓬倒悬的映山红,在早晨的薄雾里沉甸甸挂满了花苞......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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