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家 侯 云 文/廖长勇 县委组织部派我到离城区两百里外的某乡任第一书记,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那个地方有我的牵挂,一个是大学时通过县团委每月转给我三百元生活费的署名千千结的恩人,另一个是让我想结识的小小说作家侯云。 侯云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县报副刊的签约作者,每个双休日副刊都能读到他的小小说。那个时候,小小说还没有成什么气候,全国的刊物也没几家刊载小小说。但是,他却因为写小小说名声大噪。一是,某省级小小说刊物的总编辑准备发他的小小说小辑三篇,给他来用稿专函,要求他破费一百元订阅40本该期杂志,以扩大刊物的影响。他居然拒绝了总编辑的好意。县文联主席知道后,大发雷霆,骂他不识抬举。毕竟,那个年代在省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的,该县还没有头一个。一是,县报副刊发了一篇讽刺小小说叫《克隆县长》,有领导认为文有所指,竟跑到报社大发雷霆把主编给撤换了。此事立即引起了业内人士和政界的热议。在那个时代,电视机还没普及,一个乡镇也只有所谓的暴发户买得起黑白电视机,县报是老百姓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所以,老百姓不晓得乡长书记姓啥名谁没人说,如果不晓得作家侯云,就会被人嘲笑没读报少见识。我们学校的校报《野草》约稿,一年也难约到他的一篇稿子。据说,原因是他不愿意给没稿费的报纸发表自己的作品。用他的话说,报刊给稿费是体现作者写作的劳动价值,也是对作者的基本尊重。《野草》上发了他的一篇800字的小小说《丑女走红记》,让我们抢着看,热度不亚于偷偷传阅的违禁小说《少女之心》手抄本。
在毕业那年,听说侯云要到学校来讲小小说创作课,校长亲自安排学生会的干部把饭厅布置好,讲台还搭了红绸子,讲台上方挂了红布,写着“欢迎我县知名作家侯云到我校讲文学创作课”。校长觉得学校高音喇叭不太好,还专门托人到县文工团去借了个较专业的音箱。为了听他晚上的创作课,下午吃了饭,老师和学生们就搬了凳子一直等起。我们高三的学生因为个子相对较高大,被安排到最后面。原来说好七点半开讲,大家硬是等到八点。据说,他是在另一所更重要的高中讲了才赶过来的。饭厅的灯光本来就不太亮,校长换了最大的灯泡,我们坐最后的毕业生,还是只能远远地看个模糊的身影。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知名作家”进行了调诩,他指着讲台上方的红布说:“叫知名作家侯云,我觉得还是合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叫侯云。如果叫大作家,就有点吹嘘的成分在。”他的创作课,开讲一个小时,我记了一下,热烈的掌声响了七次。 后来,我读大学,远离了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大都市,加上家里穷困没回家的路费,再也看不到县报,对侯云的小小说读得越来越少。我参加工作那年,县报又停办了。他就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也只有县文联每年举办的中秋茶话会,在县电视新闻上闪一下他的镜头,两秒钟。听人说,他在搞一部巨著,他要让出版社不仅乐意公开出版发行他的精品小说,还能给他巨额稿费。除了这,没有谁了解他更多真实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成天窝在家里,很难见他出一次门。偶尔见他进县城,也只见买回厚厚的几本书和一小捆稿纸。每天晚上,他屋里的灯很晚很晚才熄。小道消息,说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几笔稿费,加起来总在千元以上。那个时候的县城普通职工的工资,每个月最多也只有五百多点。他的稿费,可是令人眼红的一笔不菲收入。我就是眼红的一个。许多次,我就起了念头,找机会去拜他为师,请他传授写稿神技,赚钱报答恩人千千结。为了免跑空路,去信给他,想征求他的意见。他就回了一句话:想靠写作赚钱养家,没有几个人办得到,除了勤奋,还得有天份。我觉得他是在委婉的拒绝,从此就打消了去拜他的念想。 现在,县委组织部派我去该乡当第一书记,拜访他也就顺理成章了。只不过,现在不是去向他讨教写稿神技,而是去看一看我当年心中的偶像,了解一下他为什么靠吃国家低保过日子。
来到侯云的家,只见他孤苦零丁一个人,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叼着香烟,正默默地写着。纸糊的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荣誉证书。其中一张,就是我的:那是我通过县团委转给恩人千千结的——参加全国小小说大赛获得的唯一一个金奖证书。我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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