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泪（十）

高香勤书

落泪（十）

从上海到武汉

早晨九点乘上巨轮，我被安排在二层普通仓。为了看水、看海、看上海，我爬三层抓着客人通行走廊的铁栏杆。汽笛一鸣，起航。船穿着黄浦江吴淞口，我看到了浪卷浪的水，看到了对岸的长兴岛、崇明岛、大海，看到上海的外景观。船直向长江口进发，过南通，穿镇江，在南京市停船时间一个多少时，旅客和“红卫兵”按序上下船。在船上，只想到回校复课闹革命，稀里糊涂的到九江、黄石，所遇到的“红卫兵”们，少数的是继续串联，多数的是回校。郧阳师范校院仅只校领导和老师，我离校时，当时专署通知：学校要搬到茅箭区马家河旁。校院搬迁、拆迁我没插手，当时，不该离校去“革命大串联”，我真的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单身一人回学校

到汉口下轮船后，直接到汉口火车站。从汉口到丹江口火车站的火车已发车，必须等到第二天下午。凭着学生证和“红卫兵”袖头，吃、住不要钱，我在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晚。那时，阴历年早过。我一人登上火车，见车箱内乘客萧条，回荆、襄、郧的“红卫兵”也廖廖无几，到丹江车站下车后，朝上走直到现在的大坝二路，左拐直走到渡口码头，坐船到对岸的柳树林码头下渡船，从原“前进中学”的后山岭上到马湾大队四小队，过沟翻山到五小队。爹在对面斜坡上看到我了，扔下锄头就到二水库来接我。晚上，奶奶、大妈、哥哥、嫂子还有侄男、侄女，都聚到我家吃饭，隔壁的，对门的叔叔、婶婶们都来看望我。与我打精屁股一起长大的张正转、王金华、张声成等我们欢聚一堂。第二天早上，大约四点钟，我告别爹和婶，爹不放心，一直从丹江大坝“十八跨”把我送到坝上的郧阳码头。直到轮船启动驶入汉江河道主流，才见爹挥手离去。

“复课闹革命”

记得，我回到郧阳师范的那天，大约是1967年正月十二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总不能无限期的“停课闹革命”。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即然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积极响应。轮船停靠郧阳城码头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我从郧阳师范后大门进的校园。校内冷冷静静的，几个食堂师傅见我进校，他们都哈哈地跟我打招呼。后勤的王主任给师傅们说：“家贵他不喜欢吃馍馍，蒸馍时还象原来一样，淘点米装到小沙锅里放到蒸馍大笼里……”我急忙到校办公室里，见校长吴西刚、教导主任张汉昌，还有几个老师都在那里坐着。说起了“复课闹革命”，我介绍了外地的形式，李必梓老师当即策划并书写标语。出了大门口，见“郧阳师范学校”的牌子依旧，“新郧师红卫兵总部”的旗帜已凋凌，但旁边却有一面鲜红的小旗，“孙猴子造反队”——这几个字非常惹人注目，一询问，得知队长叫杨丰信、副队长叫何毓启。

第二天早晨，“复课闹革命”的横幅在大门楼上扯起，相应的标语两旁张贴，这些字可都是李必梓老师的笔迹啊！还有那“郧阳师范学校革命委员会”及“新郧师红卫兵总部”展新的旗帜上的字，也都出自李老师之手。

各班的同学们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学校，大概是正月底吧，上、下课，早、晚自习的钟声在校园内宏亮响起。有书读了，有学上了，来自郧阳地区西六县的山乡娃子们，喜气洋洋、喜泪出眼！

大广场下午的发言

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地委和专署为了促进学校“复课闹革命”，决定在郧阳城大广场开个动员会。那天下午，郧阳中学、郧阳师范、郧阳财校、郧阳医校等地级学校和郧县中学的学生及附近的工、农、兵、商，都组团来到。“大联合”、“三结合”，当时提得特别响亮，地委和专署，是不是据次运筹，我们“红卫兵”不得而知。工、农、兵、学、商的代表都分别发言，我被列为学生代表发言。我围绕着“拥护共产党、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复课闹革命、大联合”，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主题，没有书稿、信口言出，台下热烈的掌声超过了其他代表发言。在那个场合，在那台上，我真的热泪滚滚！

“全国全面夺权”

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一手策划的所谓“一月革命”，真的为“全国全面夺权”制造了一个“样板”。“安亭事件”后，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得以合法存在，徐景贤“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到上海和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一起策划夺权，接着，他们会同《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又会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夺了《解放日报》的权。报载：1967年1月8日，毛主席高度赞扬上海造反派夺取两报大权行动，他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据此，“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一个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为榜样的夺权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据说，这篇经过毛主席审定的社论还提出“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未来的新政权必须建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几经周折，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局势并没有朝“大联合”的方向发展，相反，全国迅速陷入了“打倒一切”的全国内乱的无政府状态。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斗争中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政治倾向有差别，观点不完全相同的造反派组织，相互争权抢权，派性武斗愈演愈烈，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国民经济形势严峻，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定性”为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好多人被任意批斗，还有的被迫害致死。但许多地方的夺权行动，也受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所谓的“保守派”组织或长或短，或激或缓的对抗。在郧阳地区，在郧阳古城，在郧阳师范校内也是如此。我一个山乡的身残的苦娃子，内心极度仿煌，多次暗地流泪。坚信党的领导，坚决和“造反”的势力对抗到底！

“军宣队”进到学校

    当时，毛主席深深知道，派性武斗的根源在北京。但郧阳山城还没有武斗的现象。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北京纷纷设立了“联络站”，观测风向，互通信息。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高校。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紧急召见高校造反派头面人物，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所谓的“五大领袖”谈话，并在全国迅速推进派驻工宣队。郧阳师范，专署也给派驻了三名“工宣队”队员。那时，“二汽”面临开工，郧阳老城的工厂移厂搬迁，在我们印象中，那三名“工宣队”早来晚回，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撤离了。郧阳师范学校在“复课闹革命”的钟声中，不知什么原因，郧阳军分区的三名军人，在地委办公室领导陪同下，到学校并与校领导交谈，军宣传队办公室设在“校办”的对面。“军宣队”进校了，当天上午还在内操场召开了欢迎大会。“孙猴子造反队”见如此，他们把他们“造反”的旗帜收起来了。读书的机会来了！爱读书的学生，无不热泪盈框！

飞飞。

        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