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珊先生两三事

白说废话 · 发表于广东省广州市 2015-10-8 11:06:49

本帖最后由白说废话于 2015-10-8 11:10 编辑

廖子珊先生是我伯伯，我不知道后一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们几兄弟都是这么叫他，而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叫父亲为爸爸或爹。我猜想他的老家在湘西，但这种叫法是不是湘西的习惯，我也只得从疑，毕竟那个曾经的土匪窝子，我们兄弟都没有去过。第一个称呼的来历我知道。在全社会都把繁多的称呼简化为同志的时代，称之为先生的人肯定是异类。却也不能算为敌人，因为敌人是除了姓名，没有其它称呼可以取代。在弥市口音里，先生二字说快的合音是焉。廖子珊先生，弥市乡亲的叫法就省成了两个字：廖焉。

从我懂事起，到他离世时，我听见叫他最多的是先生。不仅从区长到居委会主任这么叫，而且每天提着大火炉，晚上听他讲东周列国志的刘叔也是这么叫的。刘叔是国民党老兵，随部队起义后，参加过宝成铁路的建设，他的儿子就取名宝成，是我寒暑假期的朋友。两人经常挑着破篓子，到四鄰八乡拾破烂。

我记得我读初中时问过他：伯伯，你是刮民党吗？

他连拔两口自卷的叶子烟，咳嗽一大阵，朝煤炉吐了几口浓痰，才平息下来说：冯玉祥五原誓师，全军加入国民党。西北军由此形成传统，新兵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宣誓入党，算集体党员。我不知道离开部队了，还算不算党员。

我在心里鄙夷道：烂竽充数。

说实话，廖子珊先生的经历我并不清楚。在我刚懂事时，他都六十几了。又遇到文革年代，到处掀起忆苦思甜，讲革命传统的高潮。他若讲自己从军的经历，岂不是为被打倒的反动政府评功摆好吗？在家里对儿子讲也不行，这是反动派与红色政权争夺青少年！据说，在历次运动中，他向人民政府写下过无数交待，那些用毛笔写下的工楷小字，装了满满几个文件袋。可惜，当三哥有点名气了，找区长索看那些过期的档案时，曾经让几任政府为难的廖子珊先生，连名字都不存在了。

前一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区政府请三哥座谈，他就笑着说道，抗日老兵命长的还得到勋章，在历次运动中整死了的怎么办？政府应该奖发冥币，感谢他们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

没有资料了，还原不了一个立体的廖子珊先生，实属无奈。我也只能凭着我们几兄弟所知的一鳞半爪，拚接出一个曾经的战士形象，不求高大，只求真实。

我对他畏惧多于崇敬，没有一点亲近感。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他没有抱过我一次。这或许是他年老体衰的缘故。野人山几十个生不如死的日子，损坏了他的生理系统。我搜寻人生的最早印象，他就是坐在一把泛黑的竹椅上，围着煤炉不停地一边抽叶子烟，一边看竖版书。经常发出惊天动地的咳嗽，震得老房漆黑的屋顶直掉弹弹灰。他脚边有个粗陶火钵子，装着大半灶灰，里面还有火星，他把痰就吐在里面，然后用灰埋掉。时常，家里升起一股焦糊味，非常难闻。

不错，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猥琐，没有一丝军人的影子

当我稍懂事时，知道他当过兵，还是大吃一惊。接着释然了，怪不得蒋匪军要完蛋，都是像廖子珊先生这样的人上前线，风都吹得倒，玩得过解放军吗？不久一件事证实了我的看法，那是文革初期，运动走向是先打死老虎。他有历史污点，被召去第一千另一次交代问题。晚上回来后，坐在床边叹息：我不明白，我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胜利后就退伍了，没有跟共产党做一天对。

我母亲前半生是家庭妇女，后半生是家庭的顶梁柱。廖子珊先生由于不可信赖，失去了工商联的会计职务，生活没有来源，整个家庭就靠母亲孱弱的肩膀支撑住了。她跟男人一样，每天两次到十里外的砖瓦厂拖砖，挣个一两元钱。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确实是深入人心。经济上当家作主的母亲，说话声音都大了。她说，你当了八年兵，打过一枪吗？

廖子珊先生当即沉默了，许久才说：我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当的是书记和军需官，根本不需要上战场，会打枪有什么用？

看，他还振振有词。不会飞的鸟儿还叫鸟儿吗？不会打枪的军人还叫军人吗？

可能怕有损于他的父亲形象，待母亲串门去了，他喊住了在沙市老纱厂上班，公休回家的四哥，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说出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当时弥市还没有电灯，我只十岁，似懂非懂地望着他。他在鬼火似的油灯下一阵咳嗽，枯瘦如柴的胳膊上粗大的青筯几乎爆开。脸上却显出了病态的红润，那种多年不见阳光的苍白完全不知去向。可能是重提他最得意的往事，他的声音也高亮多了。

我是三七年十月在岳阳从军的，当时因卢沟桥事件激发的爱国热潮在全国蔓延。我们家族在沙市开寿木店，木材买自湘西老家，生意做得很大，与宜昌和汉口都有业务往来。你爷爷让我去收账，刚下岳阳码头，我看见了国民革命军第66军招兵的旗帜，当即丢了账本去应征。招兵的关连长见我穿着长衫，就面带喜色地要我写几个字。我沾着墨水用小楷写下《总理遗嘱》，马上就被录用为少尉书记。

国民党的书记？这还了得。我闻之色变。新社会的书记权利好大，这为我们所亲见。小学校长在书记面前都毕躬毕敬。区委书记比区长还大，寻常深居大院难以见到。我自认为没有问话的资格，只存有疑团在心里。好多年后，我才明白了，国军的“书记”后面要加一个官字，也就相当于共军的一名文书。

我第一次为父亲感到自豪，当然是私下的，人前人后还是得跟他划清界线，毕竟他当的是反动军官。文革后，我和三哥四哥一起还原了这场谈话，从而对廖子珊先生的这段生平有了粗略的了解。

八年抗战，他作为关连长欣赏的人，地位随着关连长节节上升。关营长时，他升为中尉军需官，关团长时，他升为上尉军需官。国共内战时，关师长几次来信，要已经解甲归田的他火速归队，连升三级，就任兵团上校军需主任。然而，他厌倦同室操戈，只把勤务兵打发走了，自己落在一个江南小镇上，再也不想折腾。从搞文书工作到搞给养工作，他确实无需拿枪进战壕，当兵八年不会打枪，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千真万确。

我们兄弟在一起谈起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又感到理所当然。当时的中国人，八成以上是文盲，基层部队招到一个文化人，真比中了大奖还要幸运。廖子珊先生读了十年私塾，满腹经伦，还是《南社》的末代弟子，部队把他当宝贝一样护着，生怕他遇到一丝危险，哪还用得着他冒着弹矢打仗？

说起十年私塾，还真让当时和今天的学校汗颜。他的国学知识扎实得有如磐石之固，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也磨不去分毫。三哥记得，他做食堂会计时，在斗室的板壁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用粉笔写满诗词。那是反右前的事了，政治环境宽松。朱区长是个文化人，经常进会计室欣赏他的新作，遇到得意处还咏哦出声。一次，他离开时惋惜地说：廖焉，三七年在岳阳城招兵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就好了，现在您就是不当干部，也能从事您所喜欢的文字工作。

谁知廖子珊先生笑了笑，不置可否。

朱区长按自己的理解叹息道，造化弄人。

廖子珊先生开口了，他说，当时岳阳也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我不理解共产党的宗旨，没有找它。我认为投笔从戎要找正规的国军，不能找刚改编的队伍。否则就会犯下李白的错误，为君谈笑静胡沙，投奔永遴王，爱国反而成了叛逆。

有道理。区长笑着说，如果永遴王平定了安史之乱，又顺便把李肃赶下台来，那李白不就是有先见之明的大智者大英雄了？共产党有人民的支持，推翻了蒋匪帮，证明廖先生料事不明，只得明珠暗埋了。说完，一向平易近人的朱区长，带着胜利者的自豪，笑着出门了。

这些发表在板壁上的诗词，没有引发文字狱真是万幸。不过，它们也没有好下场。区长是来清理人的，他虽然欣赏廖子珊先生的才华，但更紧跟越来越严厉的政策。个人的喜好，不能影响大政方针。辞退廖子珊先生之后，他就安排人改修房子，把无用的板壁全部塞进炉堂，为停办的大食堂烧了最后一把火。那些在炉堂烈焰里扭曲舞蹈的诗词，成为廖子珊先生向祝融献出的一份厚礼。

不过，经过岁月无情的筛选，他还是有诗词留传于世。缅甸战役，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出国远征。大扬国威的举措，却因为统帅部的失策失和，以及英国友军的率先逃跑，导致十万大军兵败野人山的惨痛结局。六十六军也编入远征军序列，经历了初期的胜利和接踵而来的失败。在逃奔回国的混乱散兵群里，廖子珊先生有幸遇到了戴安澜将军，并亲眼目睹了戴安澜将军负伤到为国捐躯的全过程。200师的卫队，输人不输气，忍着饥饿疲劳和瘴气，抬着将军的遗体经过野人山。廖子珊先生踏进国门，写下一首慷慨激越的七律，悼念心目中的英烈，流传在归国的战友心里。

七律.归国感题

挟雷驭电出边关，不破倭奴誓不还。

泥滑旗翻同古路，林深血染野人山。

三军用命争先死，上将盘肠竟未还。

敢忘腾冲柩返日，跪街民众泪潸潸。

后来，已读小学四年级的三哥在食堂板壁上又看到这首诗，就偷偷抄在一本用过的作业本上，得亏三哥一辈子喜欢写旧体诗，使得这首诗不致于消失。

母亲晚年也为这事添了一个注脚。她比父亲又多活了30年，96岁高龄，进了新世纪才离世。晚年有点返童，儿子媳妇稍有不对，就说你们廖家对不起我。好像我们这些儿子的出世成人与她无关，她还是枝江县裴家畈子的大小姐，在廖家她是永远的客。当她有次又说起此话时，三哥加了句，伯伯28岁从军，35岁成家，真应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训。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廖家。

母亲冷笑一声，你以为他真是为国为民去投军？他是逃婚才去当兵的。我们三兄弟望着她，脸上都留下惊愕的神色。这件事太突然了，一向古板严肃的廖子珊先生，年轻时还有这样的花边新闻，简直冲毁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
   母亲不怨怪子女时，头脑还是非常清醒。她托腮回忆道，44年，我和你们父亲成亲的时候，他对我讲过，家里给他订了亲事，让他从岳阳回沙市就举办婚礼。他急了，才摔下账本，走到招兵旗下。
   伯伯的--相好是谁？四哥呑呑吐吐问道。
   哪来的相好？母亲搖头说，没有。他非常古板，连话也怕跟女孩子说。他逃婚就是想出去闯闯。一辈子窝在沙市，他感到憋屈。可怜了那个好姑娘。一年后抱着公鸡拜堂时，日本飞机在梅家巷口扔下一颗炸弹，廖家成了废墟，家里死了十八口人。只有你们的四爹、姑妈幸免于难。那个姑娘挨着你们的奶奶倒在横梁下面，身上的新嫁衣上溅满暗红的血。
   哎--他没有回家，他正在保卫大武汉。母亲悲天悯人地叹息了一声。
   凡事都不能追悔。我当时想到，假若廖子珊先生没有投笔从戎，说不定也死于那颗炸弹下了，即使他逃过那一劫，但与那个女人成亲了，也就不会在胜利前夜邂逅母亲，更不会有我们兄弟存在了。看来，我们能在这个世上走一遭，还得益于日本人的侵略。
   冥冥之中自有天数。66军在松滋驻扎的时候，部队有了难得的空闲时间，关团长关心起自己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来。他说，小廖呀，你已经35岁了，该成家了。欧州战场墨索里尼已被绞死，盟军反攻到了德国境内，眼见希特勒失败在即。日本法西斯尽管还很猖獗，叫嚣打通大陆交通线。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几天了。你为国家打了七八年仗，再不能担误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白说废话 · 发表于广东省广州市 2015-10-8 11:07:12

本帖最后由白说废话于 2015-10-8 11:13 编辑

   于是，我那守寡的母亲，带着我们隔山的二哥，走进了团部临时搭就的新房。
   这些事在母亲心里，宛若是发生在昨日的鲜活，提起来苍老的脸庞上也现出了红晕。但她对之后的事出现了记忆障碍，幸好三哥在第二年就来到了人间，不久，他的一双小眼睛好奇地打量世界，填补了因动荡生活造成廖子珊先生履历的部分缺失。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政府大裁军，渴望过着闲散生活的廖子珊先生谢绝了关团长的挽留，带着300现洋的遣散费离开部队，投靠家被炸毁后流落弥市的妹妹。不知是假裁军，还是他的级别够得上这个待遇。他在弥市安家了，身边还有一个跟了几年的勤务兵。直到国共大战硝烟再起，他才让勤务兵返回部队。他自己不愿回去了，他说，打日本人是应尽的职责，自相残杀我不会干。老上司封官许愿，从47年到49年，每年派人带信，要他返回66军。职务也是每年提，然而，他不为所动。

   是他的生活优越，再也过不了艰苦的军营日子吗？不是。他正在窘境里。带回的300大洋早就用光了，三哥无缘无故的腿疼了一年多，钱流到了大夫的腰包里。一家人靠他摆个小货摊，卖点香烟杂货度日子。校级军官的薪晌，在当时的社会，称得上是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收入。何况他没有打过一枪，即使回到部队，受伤的可能性也比乱世中的老百姓大不了多少。那么，是不是亲人久别重逢亲情难舍？也不是，他若到军部和兵团里，完全可以带家眷。带不走的妹妹，早在46年合家搬回了沙市，在这个偏僻的江南小镇弥市，再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们推想，他不回部队也就只有一个原因，真不愿意打内战。
   这个理念救了他，也让他的家没有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我们几兄弟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受到无计其数的歧视，但没有公然被打入另册。当社会充满令人窒息的气氛时，还是允许我们伸出鼻子呼吸。
   当时，有个姓湛的袍泽受不了官升三级的诱惑，重新回到国军序列。大裁军时他是副连长，重新归队当上营长。可惜一年之后在淮海战役做了俘虏，终身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文革初期受不了无休无止的批斗，跳进了镇北的花园洪。那个关师长命运较佳，自己会刻章子，取了一个化名逃出劫难，后来在台湾得享天年。
   廖子珊先生固守清贫，在改朝换代中得到回报，享受到了安宁。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是部队上的文化人，出过国，见过大世面，对他尊敬有加，说廖焉古书读得多，知道不少历史掌故。有人向他请教，他从不藏私。渐渐地身边就围了很多人。直到文革高潮，那个我喊刘叔的，还每天晚上提着火炉听他讲古。他是高度近视，家贫如洗，配不起眼睛，他翻看钟爱的石印本《东周列国志》时，眼睛几乎贴在书上，鼻子擦着书页上下点头。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很讲政策，对这些旧政权的人员没有特别不好的对待，生活困难时也和其他民众一样照顾。廖子珊先生家大口阔，经常得到政府的救济粮，他本人也安排到被服厂做会计。有次三哥肚子痛，怎么也止不了，青汪乱喊，那个同屋的朱区长听见了，抽出随身的盒子枪取出一粒子弹，然后把弹头压在椅子脚上，用力扳断，倒出里面的火药，说：廖焉，给松生呑下去，马上止疼。三哥是在松滋队伍上出生的，小名就叫松生。
   曾经是敌对阵营的人，有着共同的抗日经历，都知道火药能治肚疼的毛病，在三哥的一场病里，两人结下过几年超越政治的友谊。然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这种友谊注定弱不禁风。
   区长朱德胜，我写这篇文字时他还健在，住荆州福利院。我母亲离世前两年也住在福利院，住楼下，他住楼上。
   有天，三哥去看母亲遇上他了。他虽然年寿已高，但还是认出了三哥。两人拉瓜几句，老感情还在。他感慨地说：廖焉是个人才，可惜年轻时站错了队。他的一手小楷书写得真漂亮，诗词也没话说。平仄对仗工稳，意境悠远含蓄。如果是文革后还在，诗坛又添一个骄子。那些年他在食堂当会计，用粉笔在板壁上写满了诗词。我三天两头就去欣赏一番。龙困浅水啊。反右的风声紧了，我怕他因言惹祸。辞退了他，接着又借改造房屋的机会，把板壁一把火全烧了。这都是在保护他呀。可惜给你们家造成经济困难，廖婶也只好出来拖板车做搬运了。
   三哥对老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没有政府安排母亲和三哥的工作，我们一家还真难得挺过来。接着，三哥问起当年的事，说那么多敌伪档案都销毁了吗？我查了几次都没有廖子珊的名字了。
   老人爽朗地笑道，进入新时期了，谁还翻历史老账？就是活着的都有七老八十了，想翻天也失去了能力。
   三哥请他回想一下廖子珊的档案，有没有值得记忆的重要事情？弥市初解放时，区长是个南下干部，叫火丰，齐齐哈尔人。朱德胜是本地人，时任副区长，后接任区长。涉及到敌伪人员的诸多管理事务，一直是他负责。老人靠在条椅上思索一会，还真想起一个情节。当兵出身的人对远征军有种天然的兴趣，这毕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派兵出国打仗。虽然党派不同，但军人的心是相通的。为国家为民族奋战疆场，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在政治高压时代，这种称颂不便在公开场合表示，却在相关人员心里记忆着。
   老人说，廖焉是军队的怪物，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这不是我的评价，而是他的老上司关将军在台湾的回忆。从军八年，他的部队与日本鬼子至少打过上百战，他没有放过一枪，而且没有受过一次伤，这也算得上奇迹了。他的材料中有件事我印象很深。
   随着三哥的转述，我的目光找到了大败退时的缅北战场。
   野人山所在的片马地区，一直是云南的属地，清末被英国人蚕食，解放后为了睦邻友好划给了缅甸。此地为大片的丛林区及沼泽地。蚊虫、毒蛇、瘴气，让人防不胜防，而它们的每一击都能造成致命的创伤。从每年5月下旬到10月间，是野人山的雨季，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各种森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等迅猛传播。中国远征军正是在这个季节里，翻越野人山回国。在入缅参战的10万总兵力当中，当时为战斗而牺牲的中国军人只有一万多人，却有五万人倒在了野人山。数十年后国内有人重访战地，在古木萧萧的丛林里，在深不见人的草被里，发现过不少森严的尸骸，绝大多数面朝着北方。

   撤退途中，廖中尉是作为落队散兵被200师收容的。他带着后勤兵去团部领了军饷，一人背着一口袋现洋返回营部。过一道溪流时，眼镜掉了，看不清前面的情况，迷迷糊糊向几个小鬼子走去。勤务兵在后面大叫，有鬼子！引来一阵枪响，勤务兵当即倒在血汨中。这几个鬼子是八莫日军派出的侦查兵，哇哇叫着包抄过来。楞了一下的廖中尉高一脚低一脚撒腿回跑，根本不顾及溅在四周的弹头。
   他蹲在勤务兵的身旁，见人已没气了，就抽起勤务兵的肩膀，拉出压在身下的布袋。几个小鬼子端着三八盖包抄上来，刺刀朝他比划着，他却置若惘闻。小鬼子见他艰难地扛着两个口袋站起来，有点好奇，其中一个上前用刺刀划了一道口子，口袋里哗啦啦掉下一片现洋。鬼子笑了，上来抢夺布袋，他一边拚命护着不放，一边说，这可给不得你们，这是全营的军饷，丢了我要杀头的。鬼子听了莫名其妙，都住手了，他乘机蹲下身拾着落地的现洋。
   正在这时，在一棵大树后面架起很久的一挺轻机枪吐出一串火舌，几个日本兵像刈麦穂一样纷纷倒地。他拾完现洋站起来说：这是兵血，咱们团长都不敢喝，你们小日本敢喝？说完抬头，模糊的双眼映入了一队衣衫褴褛的200师战士。

这是廖子珊先生从军八年遇到的最大危险，轻而易举就被友军化解了。从此他被200师收容，直到走完铺满血泪的野人山。他目睹了200师丢掉一半人的生命，在日寇防守坚固的八莫战壕里撕开一条血路，也看见身中两枪的戴安澜将军，躺在树枝做成的担架上奄奄一息，还在询问前面的敌情。
   在这个缺衣少食，瘴厉横行的丛林行军，他背着1000多现洋须臾不离，谢绝了200师兄弟的帮助。一来兄弟们都是步履蹒跚，二来他不放心。当他瘦骨嶙峋的身躯带着军饷几乎是爬进国境之内时，接他的关营长搂住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半天做不了声。最后才说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他就是这么固执而严谨的人，做任何事都要有头有尾，不愿假手他人。他写交代材料，也把事情发生的日期推算得明明白白。比如，戴将军中弹是1942年5月18日，牺牲于5月26日。他本人是17日遭遇日本侦查兵，踏进国门是6月14日。不知道他去阴司里，跟阎王爷算账是不是这么清楚？说完这话，老区长扬头大笑。刚笑了一声，觉得年老气衰，便嘎然而止。喘了两口气，才慢呑呑问道：廖焉过世时我靠边站了，没有送故人一程，心里总觉遗憾。他埋在哪里？等春暖花开，我的精力充沛一点去看看。
   三哥告诉老人，不用看了，没有坟了。

父亲死的次日，就用他睡的铺板钉了个“壳子”，请了四个邻居抬到杨家湾乱葬冈埋了。两三年不到，乱葬冈在学大寨运动中不由分说平坟为田，坟墓家属也来不及搬迁。再往后，田地上耸立起一座棉织厂，退休前的母亲还在那里做过几年纺织工。再再往后，棉织厂倒闭了，这块土地依旧沦为荒丘。
   老人听了连连叹息，感慨人生的无常。他反过来劝三哥，人死如灯灭，后事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死者不会有痛苦的。只是，这样草率地处理，让活着的人寒心。唉！廖焉先去了，我也要去了，人一生短得像火柴头。
   三哥转述了老区长最后的怜悯。他拍着三哥的手臂问道，廖焉的死，对你们子女造成什么影响没有？当时的当权者没有说他是畏罪自杀？
   没事，三哥说：居委会证明，他是正常的病死。
   老人的眼睛又亮了一下，意味深长地出声：哦！那就好，那就好。他的话虽然是简单的感慨，却体现出一种高尚的品格。他信奉的斗争哲学和他服务的专政政权，始终没有泯灭他身上的人性光辉。一个青年时代就佩手枪的区长，熬到退休时才是县农业银行行长。四十多年级别岿然不动，这个官也做得太奇葩了。他为他的正直付出了代价，但他活得心安。

我们听了三哥的转述，不禁都沉默了。因为我们知道，父亲的死不是病逝那么简单。前几天，三哥知道我想写出一篇廖子珊先生的文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他再三嘱咐我，要写出他的真正死因，给逝去的历史一个交代。我深以为然，假若我们连死都忌讳说，我们还敢讲真话吗？

廖子珊先生落户弥市，看中了这里淳朴的民风。在《佛性与小镇》这篇文章里，我曾经记下过这样一桩事：闹红时期，农民军抓住了大地主卞卜哉的弟弟卞家训，要开公审会枪毙。几百个贫穷的街坊邻居出面向贺龙求情，一致证明他在外经商，未曾参与作恶。廖焉初来，邻居们热心快肠为他找房安家，缺点小东西，也大帮小凑送来了，不计较得失。曾几何时，人心变化得让人不敢相认了。

三年自然灾害，父母在街头卖起糠饼和灰包，养活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糠饼大家都知道，从字面也可以理解其义，无须赘言。灰包需要解释一下，这是高粱成熟期发生病变，果实化为的一捧黑灰。当时，树皮都有人剥下吃，灰包还是粮食，蒸熟了有种香味，处于饥饿之中的人们谁会放弃？当饥饿影响到生存的时候，什么营养、什么毒素都是放屁，让肚子不产生放射性疼痛感才是真理。灰包小孩子买的多，跟吃炒面一样，上口灰扑扑的，满嘴乌黑，又饱肚子要好玩。这种小生意，父母做的有声有色，早上，廖子珊先生摆出摊子，守候顾客，母亲带着布包下到乡间的田头地角，寻找农民们不要的灰包。赚得几个钱再买粗粮，全家人半饥半饱，总算度过了饥饿年代。

饥荒刚过，区政府派人来带走了廖子珊先生。要他退回非法所得，不然就定为投机倒把罪，抓去坐牢。母亲慌神了，把结余的十多元钱全都送去换人。人换不出来，办案人说母亲还藏着钱。母亲嚎啕大哭，说我家过日子都是过一天是一天，哪来的余钱余粮。你们不信，去问街坊邻居。要不，你们把我也抓起来，家里的孩子就交给政府算了。母亲的哭声惊动了朱区长，他从隔壁走过来，轻声说：廖婶，你怎么还相信那些人？你家的事就是他们反映的。廖子珊先生从学习班出来后，听到母亲的叙述，两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半响不语。老久，才长叹一口气。

是什么缘故使这些淳朴的街坊变成了市侩，是什么利益让这些热心快肠的邻居变成了告密者？廖子珊先生当时的心一定很痛，可能后悔自己做出了留在小镇的决定。但他熟读经书，头脑还是理智的，知道这种变化是全局性的，迁移到哪里都是一样。当告密成为官方鼓励的一种行为，道德底线的下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何况，全国已经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人的双腿死死地捆在一个地方。

文革开始不久，住在临街一重的同屋肖大妈受不了惊吓，在床脚上系跟绳子把自己拉死了，也拉出了人心的残暴和无情。那个姓湛的袍泽投了花园洪，在清澈的水面下搅起一大团污泥，更是抹暗了前面应有的光亮。他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走出这个黑暗的时代了。缅甸野人山送给他的肺病，也开始加速吞噬他的健康。年复一年，卧倒在床熬着冬天，年复一年，卧倒在床的日子越来越长。一个清瘦英俊的军官，熬成一付吓人的骷髅像了。

他熬不过了。再熬下去生不如死。他要保持最后的尊严，却只能选择最无尊严的死法。他不能下地，就在他的床铺上寻找着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他睡的是铺板床，床脚上绑了四根竖着的拇指粗的竹竿，上面横两根挂蚊帐，在横竹竿上用裤带一挂，他就断气了。

这么几根纤细的竹竿，怎么也承受不了一个人的重量。然而，廖子珊先生偏偏达到了目的，这简直是个奇迹。这和他当兵八年，没有放过一枪一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却是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