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诗人吕文艺 乘着现代主义的翅膀翱翔在汉语天空上 温东华 1 文学是在对传统的继承与革命中成就本身的。每次文学革命总要造就大量的文学新人,而文学新人又将文学革命推向诸多纵深领域,最终使文学空前繁荣。现代主义文学就是最好的明证。 现代主义文学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其标志人物是波德莱尔。在此之前,数理化学科已经获得长足发展,新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不断问世,这表明新思想、新思维的产生。几乎是同一时期,工业革命雏形已显现,这预示着一种新型社会就要到来,因而伴随着新型社会的一种新文学必将诞生。这被思维敏捷的波德莱尔嗅到了。 纵观波德莱尔的创作,可以知道波德莱尔是从浪漫主义出发,走到现代主义的。今天想来,那时的波德莱尔真是不容易。当浪漫主义大潮横扫欧洲,一般人只能接受,波德莱尔早期也是这个情形。他始终没有洗尽浪漫主义脂粉,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拿歌德来与之比较,就感觉歌德陷入浪漫主义的泥潭中,七十年创作,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歌德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我更喜欢波德莱尔,因为他比歌德更现代。 现代主义一经诞生,就受到立志文学的锐意青年的追捧,那时的确涌现很多天才,他们推波助澜,在创作上一次又一次取得丰硕的成果,使现代主义走向辉煌灿烂,最终在欧洲、美洲得以确立。 现代主义第一次传到中国大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作家还在浪漫主义里唱着梦幻的摇篮曲,或者在现实主义里吐着愤怒的白沫。表面看,他们的作品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同中国古代文学结合的产物,实际是貌合神离。他们之中,有的人只不过捡回一朵浪漫主义的残花,用中国古诗的意境做一番包装,然后像新股上市一样进行圈钱;有的人只不过将泰戈尔落下的纽扣同中国词韵结合在一起,赚取少男少女的目光,蒙哄中国浅薄的鉴赏力;有的人撷取惠特曼的草叶,而忘记了草叶下面的根和泥土。总之,因为他们不知道继承什么,剔除什么,引进什么,发展什么。这一代文学是在稀里糊涂中走过来的,而稍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是在封闭、高压的扭曲空间里苟延残喘。漫长的岁月里,稍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只体现在鲁迅的《野草》和穆旦的《赞美》上。 现代主义第二次传到中国是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那时人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并不妨碍文学青年的借鉴。我可以这样说,今日民间文学的繁荣,正是现代主义促成的。 作为诗人的吕文艺正是在现代主义第二次传到中国时候诞生的。 诗人吕文艺一诞生就在汉语里担当着自己的角色。 早年,吕文艺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过中国现代文学,阅读过浪漫主义文学。我最欣赏的是,她没有陷入其中,而是能够全身而退,并且走入汉语的新天地。 汉语新天地,在以前只能说是假想的,在今天已经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还只是在文学圈里被少数人确认,但是,其昭示的意义将特别深远。汉语新天地是当代的有为作家借助现代主义开拓出来的。吕文艺就是这样的开拓者之一,因此也是这个时代的这种文学的见证者。 这种文学体现在诗上,是语言说的诗,在散文上,是意象散文。 吕文艺的诗就是语言说的诗。 早在求学阶段,吕文艺写过古体诗、浪漫诗,也写过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类型的诗,写来写去,她不畅快,她不惬意,她常常扪心自问,诗是什么?难道这就是诗吗?而诗的本性是什么?诗的创新和高度又几何?年轻时候,她有太多的疑问。她一路探索,一路追寻,她否定过去,憧憬未来。她在中国今天派以前的新诗里失望过,她在现代主义里漂流过,最终,在语言说这种新诗形式里找到了自己。 语言说,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诗体看,其在汉语新诗里被发现衍生、发展壮大,是历经百回患难、九死一生的事情。 为了把语言说弄清楚,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古诗。若以歌说吟诵来划分,中国古诗基本可以归类于语言歌的诗,所以语言歌的诗,作为体裁形式,一直是主流形式,而语言说的诗,在古诗里虽有,但从量上看,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语言说的诗几乎被中国遗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农耕社会形态。在农耕社会里,生活节奏缓慢,造纸业的有限、印刷术的不发达,加之其余的诗体(语言说就是其中之一)记忆又艰难。这样的社会只能是选择语言歌的形式作为诗的主流形式。现在是工商业文明时代,社会日新月异,世事愈见纷纭复杂,人们忙碌奔波,生活节奏特别快,这一切只能让我们的诗快速地说,不容慢慢地歌慢慢地吟,所以,先知先觉的诗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得不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语言说。今天最好的诗人,他们有分量的诗作,基本属于语言说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说的诗,在汉语新诗里已经确立了它的主流地位,尽管从事写作语言说诗的作者不多。 肇始之时,昏昏者昧,发轫之初,昭昭者明。早前三十年,写语言说的诗,几乎一概被指责,到现在还是被冷落。语言说的诗的悲惨的命运,由此可想而知;而写作语言说诗的诗人,尽管是璀璨的明珠,因为时代的大脑残废,头颅贫乏,趣味庸俗,鉴赏力缺失,使之披污含垢,困顿于草莽。但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相信,当一个时代像灰尘一样被旋风卷去,剩下傲然而立的就是诗人和他的诗。 吕文艺就属于这样永不过时的语言说诗人。我之所以说“永不过时”,是因为语言说的诗——我无视一切的怀疑和指责,我站在人类的头顶上断言——在这一千年里必将是诗的主流形式。那些参与寻找、写作语言说的诗人,他们的艰辛劳动绝不是徒劳的,他们功勋卓著,未来的汉语文学又岂能忘记他们! 语言说的诗,在今日写得最好的三大女性诗人,吕文艺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郑小琼和微紫。 翻开吕文艺的诗篇,看到《哀拜伦》《致萨福》,这两首诗是吕文艺踏入现代主义、进入语言说诗的转折点。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两首诗还带有歌吟的情调。写完这两首后,吕文艺就彻底摆脱了诗的节奏、节拍、押韵、情调的形式要素,采取的是不押韵、无节拍、音节不整齐,字数不相等的形式,以自在说的节奏出句。这就是形式上的语言说的诗。 形式上的语言说,很容易使诗散文化,甚至成为非诗。然而,在形式上革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其整齐的句式,突然一见,还感觉神奇威武,阅读多了,就令人单调乏味;不仅仅如此,对于胸怀普世价值、持有新思想、新审美观念的人来说,看到这种旧形式,就仿佛看到古代国王、皇帝的阅兵方阵,给人不寒而栗的感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的节奏,它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苏俄的莫斯科红场陆军的正步走、坦克车队与导弹车队的隆隆马达声。 我最喜的是吕文艺怀有世界价值的一颗平常心。她的心灵是圣洁的,高贵的,从不被世俗的泥淖污染。当她决意做一位诗人的时候,她就注定了远离尘嚣,脱略羁绊。 她亟需新的表现手法,新的世界思想,新的美学观念。 为了使诗不啻停留在语言说的形式上,她必须总结现代主义的经验,吸取现代主义的教训。她从表现主义里明白了“表现”,从意象主义里领悟到诗的重要因素“意象”,从象征主义里找到诗的最有效的能够真正属于诗的“征在象”,找到物象心化、心象物化的运作方法,从超现实主义里学会将万物进行“神奇的对接”和“变形”。她和波德莱尔一样,不仅在风花雪月、蓝天白云等美的事物中获得诗意,而且能够在丑恶的世界里发掘出奇异并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 她乘着现代主义的翅膀,又经过存在主义的光辉的照耀,她开始在汉语的天空里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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