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当然你所知道的日本还可能是这样的:当国内的旅游团来到日本,从百货店到药妆店接连扫货的时候,当连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把小小的指甲钳都不放过,甚至在百元店连剥皮的刨刀都要大把大把买得时候,你就能足实感受到对一个国家的最高奖赏,绝不在语言上而在行动上。今年6月份来日本旅游的中国大陆客就达174900人次。日本人为此生出得意了吗?没有。他们把需求当作再开发的动力,工匠们则又在悄悄地改进工艺,等明年再来的时候送游客一个惊喜。 是啊。一个连马桶垫都要保持恒温的国度,一个任何的路面都有残疾人黄色通道的国度,一个护士与病人说话都要下跪的国度,一个小到只有十多人座的料理店都有婴儿椅的国度,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只能站立为读者服务的国度,一个区政府人员不能乘坐电梯不能过度使用空调的国度,一个连厕所的芬芳剂都有数百种的国度,一个连80岁的老太不化妆就不出门的国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神经质?脑子有病?变态?还是精致?细腻?宜居?或者是文学的?美学的?还是哲学的?这里如果要问文明的指标是什么?不就是看一个国家是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对待残疾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吗?那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是上乘的,无可挑剔的。所以,当问起观光客对日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总是四个字:文明清洁。 (十三)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你所知道的日本我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所知道的日本就是屠杀侵略的日本,就是践踏无数生灵的日本。不错,你这样的认知没有问题。确实,作为书写的历史,作为工具的历史,作为经验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 但问题是除了侵略的日本和屠杀的日本之外,日本还是怎样的日本?战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原爆一时腾起的巨大火球而带来的刹那惊心,也已经非常的遥远。日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还是我们眼中的那个《地道战》《地雷战》中的日本吗?日本人还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日本人吗?我们当然不忘过去的日本,但我们更要关注今天的日本和明天的日本。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但是人更不能没有真实。在所有的真实中,最高最大的真实就是亲在感——我思故我在。泰戈尔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这就说出了人们认知上的“在此”与“此在”的关系问题。总之,这个国家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就会成为问题。成为什么问题呢?思维非对称的问题。 (十四) 因为这个国家对它的邻国——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这个研究是全方位的,深入的,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并不受中日关系时好时坏的情绪性影响。 如他们研究中国皇帝的寿命为何不如他们的天皇。但他们并不为此生出得意,而是想找出短命是否也是一种活力?他们研究中国的历代王朝的寿命,最长的就是唐朝289年,但没有一个超过300年的。他们想知道为什么? 他们研究中国3000年前殷人和周人,认为属于东方系的殷人的气质是“贝的文化”,属于西方系的周人的气质是“羊的文化”。结果殷人的子孙名人辈出。如前6世纪的孔子。如前4世纪的庄子等;他们研究出中国的英雄流浪者多。如晋文公带家臣去诸国流浪了19年。孔子带弟子离开祖国流浪了14年。三国里的刘备在各地流浪了30年;他们研究《西游记》,从看似荒唐无稽的冒险情节里,解读出人类解释宇宙的强烈愿望。他们研究《史记》,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理论,主要亮点就是禅让和放伐;他们研究中国的《唐诗选》,发现465首唐诗中,男女相爱的诗歌只有10首。而且没有色感。而日本的敕撰集则以恋歌为中心。他们要问的是日本文学的原点为什么是情色的?他们研究陶渊明,认定他生得快乐,活得潇洒,是东洋人幸福的极致;他们研究中国文明的特质,发现了非常基本的三要素:皇帝,都市,汉字。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皇帝;他们用一句话道破中国历史:中国的近代像古代,中国的古代才是近代;甚至他们研究东亚生日观念的诞生。得出的结论是,最早为唐玄宗在729年,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为“千秋节”。748年又改为“天长节”。在这之前,东亚人生日的意识完全没有萌生。 在日本,《红楼梦》的翻译有近20个版本,《三国志》的版本不下50种。300余年前僧人义辙、月堂兄弟用文言翻译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版本。司马辽太郎写过《项羽和刘邦》;北方谦三写过19卷本的《水浒传》;津本阳写过《则天武后》;田中芳树写过《岳飞传》;宫城古昌光写过三大本卷的《晏子》;井上靖和白川静写过《孔子传》。而老资格的讲谈社花巨资出版过《中国历史》十卷本,代表了近年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准。他们也研究中国人的反日,今年7月出版了平野聪的《“反日”中国的文明史》。他们至今还在出老庄的书,如汤浅邦弘的《入门老庄思想》也在今年7月出版。他们连中国的现代文学也感兴趣。如今年6月河出书房就翻译出版了余华的《死者们的七天》小说,而且还是精装本,非常的漂亮。 反过来看,日本的《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万叶集》《枕草子》《徒然草》我们有几种译本呢?我们至今没有出版过《芭蕉全句集》。圣德太子,源义经,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明治天皇等历史名人,我们有历史学家为其写过传记吗?我们有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书吗?我们有历代天皇传记吗?我们有《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研究范本吗?我们有甲午战争的社会文化史吗? 这就是思维的非对称问题。我们将日本置于“熟悉的陌生人”,而日本将我们置于“陌生的熟悉人”。如日本人至今还将外国人入籍称之为“归化”。殊不知“归化”恰恰是中华思想的产物。周边属国靠向中华皇帝的德,“内归钦化”,即归化中华。这里,日本人玩弄的是“历史的狡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不要以为,一个战败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无关紧要的。不要以为,一个侵略过我们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不值得书写。尼采说过“上帝把健忘作为看门人安置在人类尊严之庙的门槛上。”为了防止健忘,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为了把这个邻国纳入视野,我们需要阅读日本。 (十五) 鸭长明在《方丈记》的开首说:河水滔滔不绝,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水。 这是鸭长明的历史视野。一个哲思者的历史视野。 芭蕉在《奥州细道》里写道:天地为万物之逆旅,日月为百代之过客。 这是芭蕉的历史视野。一个诗人的历史视野。 一个是已经作古了近800年的哲思者,一个是已经作古了400年的俳句诗人,还有这样的历史视野。那么一个在激荡的文明浪潮中成长的现代人,更应该具有怎么的历史视野呢?更何况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说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有比这更能表现中华文化的大气与自信的吗? 这又回到本文开头的一句话: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依旧是日本。而谈论这个话题的本身,就是大气与自信在观念中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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