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爱云 序跋里的县令施政观

磊乐苑

　　○彭爱云
　　浏览清同治版《大冶县志》，深为收录于卷首的明清两朝几位大冶县令撰写的序跋吸引。
　　 志书所录序跋共九篇，其中有五篇系时任县令亲撰。这五位写序跋的县令依次为明嘉靖年间的赵鼐、明万历年间的郭逵、清顺治年间的陈邦寄、清同治初年和六年的胡复初、马修藩。据查，我国自汉代以来，就有异地为官的制度，品阶较低的县令也不例外。以上五位知县分别来自云南、河南、辽宁、江西、江苏五省，除个别以外，其余皆可谓千里甚至万里为官。他们的序跋，或引经据典，阐述地方志书对资政、存史、教化一方的重要性；或斐然文采，留墨大冶山水之丽人文之厚；或朴实以叙，提挈修志前后因由、经历、目的以及志书内容、体例。
　　 读之，有三叹。一叹古代这些“七品芝麻官”对修撰地方志不同凡响的重视。他们无一不亲力亲为，有的甚至离任后还在关注、谋划。县令胡复初上任不久，为修县志，就亲自“检阅旧本”，发现已有180多年没有续修，便将修志当作“当务之急”。赵鼐在“奉调北上”之时，担心未修成的县志会因时间拖得太久而湮没，发函给交好的人专作研究。二叹他们留于字里行间的真才学、真性情。这些经历过科考的地方官写成的序跋，无论长短都算得上好散文或好随笔，且见情见性。如县令郭逵在序言中写道：“如果现在记述不详实，以后又都像从前一样，那大冶的吏治将依靠什么呢？”“《大冶县志》就摆在这里，褒贬都在其中……我整理印行这套丛书，是想借史家之笔，为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与引以为戒的教训，希望阅看此志的人，不要把它当作毫无价值的废纸。”从以上两段文字看，有要求、有批判、有训示，直白、通俗却又不乏一个父母官的凌厉、果断。所谓文如其人，现时代的我们，面对如此率真的文，揣度文辞后面的人，也该是一个“性格直爽、为政务实”的真人吧。在所有序跋的后面，均附录有一两行关于这位县令的简介。其中，称郭逵“有不少善政，离任后士民为其立《去思碑》”。试想，若不是“真人”，不勤政有为，治下士民又怎肯去而思之、去而留碑？!
　　“官吏治事有赖志书”——从古到今，修志是各地主政者应当履行的政务之一。在几篇序跋文里，尤为令人感叹的是这些县太爷笔下着意或不经意抒发的施政理念。马修藩写道：“政事不外乎教化和养民两宗。”“教化”不难理解，儒家所指的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之义早已被我们接受，并被一代代加以运用。不仅如此，史实、实践和经历也告诉我们，环境的影响也是教化手段之一。成语“孟母三迁”讲的是为求得好的长成环境，俚语“跟好人学好人”告诫的也正是环境影响人。而“养民”，直面字义，我们也能知道其意在使民安定、使民富足、使民幸福。对于教化，自古以来凡有见识的政治家，无不把教化当作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西汉贾谊甚至把“教化”比作阻止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对于养民，早在遥远的三皇五帝时期，禹就提出了“政在养民”之策。尽管这两宗施政理念并非马修藩所创，但他接受了，也理解了，更认定了——这一点，从他那么肯定的文字可以看出来。据序后附录记载，这位马县令“居官清苦，捐俸建学，提倡义学、蚕桑，为大冶百姓作长远打算”。 我想，正是因为内心对此施政方针有了认定，才坚定践行，不惜个人清苦，发展教育化人，发展蚕桑养民吧。一句“教化和养民”，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握、两手共同建设。马修藩作为一名封建官吏，不仅是他对这一施政观的透彻理解和坚持让人叹服，其克勤克俭的拳拳为民之心，更让人敬仰。
　　 政务的推行靠的是人，几位县令深晓此理，序跋里多有言及官吏管理、人才培养的想法和观念。陈邦寄主张“地方长官，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还说“治乱的根源在职官”，一语点破地方官员应该在施政中发挥关键作用。赵鼐说：“人才兴于奋勉。”“官吏遵照法度办事，能匡正非妄之心，消除浅陋背理。”“没有见到政事平平而境内能安宁平定的，我正要以此来自我考核。”这三句话从勤奋出人才说起，进而说到依法为官、表率为官，再坦陈自己的自律，可谓层层递进，其为官品行追求和主政抱负尽在其中。不仅如此，他还说“政务施于真心，适合常道而能使百姓安定”。显而易见，他说的“适合常道”，就是符合本地特点，符合老百姓心愿和要求的施政决策和举措，这里闪烁着“群众观念”的思想光芒。还有胡复初借劝导朋友支持修志工作所说的一番话：“有的事情，用无私的心独自决断；有的事情，凭最中正的道理斟酌民意。不必担心众说纷纭，久无定论，怕被涉及而避嫌不敢承手，也不要考虑便利安适，存心暂时等待，想留给后人去干”，也颇耐人寻味。这既是在说修志存史应存的客观、公正态度，不也是在说为官为政要敢作敢为，不能慵懒，不能计较得失吗？
　　 最后，顺便提一下，据记载，以上五位皆是勤政有为、“政绩灿然”的县太爷。我们大冶，何其有福！
　　 （附注：文中所录各位县令的话，皆援引于县志序跋中的白话译文。）

探索二号

人才兴于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