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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武穴之“匡山” 無羈 武穴本没有匡山，只因发展旅游需要，经一帮人的轮番炒作，也就有了匡山，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 武穴之匡山，从无史料记载。各大论坛、网站上一些关于武穴匡山的词条、文章，也是出自武穴人之手，这其中较有影响的，当属《匡山名义与武穴关系考》。 对于作者，我并认识，但这篇文章我是很认真的拜读过。从文章来看，称作者为武穴知名历史学者当之无愧，令人敬佩。只是但就《匡山名义与武穴关系考》（以下简称《关系考》）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却不敢苟同。 一、关于古寻阳 《关系考》一文开篇用了大量史料证实古寻阳在江北而不在江南，这是非常正确的，史书也是这么记载的。古寻阳城在今黄梅县蔡山镇境内。但说【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九江”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后，其“寻阳”一名，才最终公认是江南所专有】（注：【】内为引用《关系考》中原文,下同），这个结论下得很是随意。 之所以说“浔阳”一名直到民国时才最终公认为江南所专有，无非是要证明一件事：匡山在寻阳境内，而寻阳又在江北，那么匡山就与武穴有关联了。 这个结论与后文引用的【寻阳之名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所说的：“成帝咸和（326-334）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相矛盾。 《读史方舆纪要•卷85》记载：“《庐山记》：寻阳县在大江北，寻水之阳也。晋永嘉末，琅邪王睿使周镇荆州，屯浔水城，为贼杜所困。武昌太守陶侃遣兵救之，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是时浔阳犹在江北。咸和以后，始移于江南。杜佑曰：温峤所移也。王氏曰：惠帝永兴初，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治豫章之柴桑，而寻阳之名乱。成帝咸和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寻遂废汉寻阳县入柴桑县。自是以后，皆以寻阳郡治之柴桑城为寻阳。”柴桑即今九江是也。 至唐朝时期，在江南寻阳建有浔阳楼，江南“寻阳”从此完全盖过江北浔阳，此后“寻阳”又写作“浔阳”。南朝宋大明八年（464），侨置苞信县，治寻阳古城。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新建永兴县（隋598年改名黄梅县），县治未设在寻阳古城而是设在今大河镇白花畈。古寻阳此后未见史书记载，《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称此后古寻阳城为浔水城，以区别江南浔阳。 另：《关系考》所言和尚释惠远作《庐山记略》有误，实为陈舜俞所作《庐山记》（附有《庐山记略》一卷），其中有“释惠远庐山略记曰。山在江州寻阳”一句。陈舜俞（公元1026—1076年），字令举，号白牛居士，北宋著名诗人，著有《都官集》《应制策论》《庐山纪略》，参与《资治通鉴》编纂。《庐山记》也未把“庐江出三天子都”改未“庐山出三天子都”。和尚释惠远所作的是《庐山略记》，是游记，并无“庐山出三天子都”一句。 说“寻阳”一词直到民国时期才最终公认是江南专有并不确切。 二、关于上古匡国 【百度网文《匡姓源流》说得不错：上古时期有一个古匡国，故址在匡山脚下，汉朝（立县时的寻阳，后名）广济县境，即今湖北省黄冈市的武穴市一带。】，这是作者在谈到上古匡国时引用的话。 把百度词条作为依据，很不严谨。百度搜到关于“古匡国在武穴一带”的词条，估计都是武穴人为炒作的需要杜撰出来的，并无其他依据可以佐证。 关于上古匡国，史书未见记载。经查多家匡姓网站，仅有这样的记载：“据《尚友录》载，古有匡国，春秋周定王时有匡裕兄弟七人，俱有道术，盖古匡侯之后，疑匡国即鲁匡邑。” 《尚友录》卷十一匡姓词条，原文是这样的：匡裕字子孝鲁匡邑宰句须之后春秋时师柱下史老聃得长生之术兄弟七人同结庐于南障山中周定王尝问今神仙之在世几何老明举五岳诸仙对裕其一也王召之不见后使使者访其隐所仅有草庐存焉邦人遂呼匡山又曰庐山。 《尚友录》是根据《万姓统谱》精简而成，《万姓统谱》曾为《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所收，查《万姓统谱》匡姓记载，《尚友录》与其一致。 《尚友录》所载“鲁匡邑宰”，与之相关的仅有《左传》成公十七年载：“初，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须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似乎“鲁匡邑”也不存在。 《春秋左传正义》（卷14）：“楚人伐徐。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阙。○牡，茂后反。遂次于匡。匡，卫地，在陈留长垣县西南。” 《论语》有“子畏于匡。”其“匡”也是卫国。 《春秋左传正义》（卷55）：“《传》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二月，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郑人以作乱，郑为之伐胥靡，故晋使鲁讨之。匡，郑地。取匡不书，归之晋。（此“匡”位今河南周口扶沟县） 《读史方舆纪要•卷16》：“长垣县……春秋时卫之匡邑。战国属魏。汉置长垣县，属陈留郡。” 《后汉书》（卷18）：“建武二年春，攻匡贼，下四县，匡贼即匡城县贼也。《东观记》作“匡城贼”。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县南。”（滑州今河南滑县）已是东汉了。 《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第三）“许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国。唐灭梁，复曰忠武。”许州周代称“许国”。 以上所载“匡地”皆与广济相去甚远。 三、关于古钱币 《关系考》载：【古立国名“匡”的地域于江淮间的文物也出土了：1986年在古庐江国地域的今合肥市以西的肥西地带出土了“古铜币”，且其铜币铭文上出现了“匡”字，证明前九世纪所立“匡”国，正在与庐山对举的庐江流域】。 因为没有查到这枚“古铜币”的相关信息，无法直接进行判断。据中国货币史介绍，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赢秦。商朝主要是贝币，后来出现了仿制贝，如石贝、骨贝等。直到西周后期，贝币仍在使用，还有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块、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开始流通，到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等四大货币。经过秦朝统一币制，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古铜币”应不早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如果真有“匡国”存在，且疆域由从合肥、罗田延伸广济一带，已经很大了。经查阅《安徽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初步的研究》、《合肥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等著作，均未发现有“匡国”的影子，史书也没有这一带“匡国”的记载。而合肥地区的古鸠兹、庐子国、巢伯国等都有记载。仅以一枚“古铜币”认定鄂皖赣一带有“古匡国”存在，证据不足。 三、关于禹鼎 仅仅因为禹鼎铭文中有【“于匡朕速摹”】一句，《关系考》就认定禹鼎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匡地”，不能令人信服。 其一：《史纪》、《汉书》、《后汉书》、《魏书》、《周书》、《元史》均有“匡朕不逮”一词，这里的“匡朕”并非指“匡国”。 其二：铭文“于匡朕速摹”在识辨上存在差异，还有“于将賸肃慕”、“于将联肃慕”的说法。 其三：虽然铭文中非常象金文的“匡”字，也有“匡地”一说，但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所著的《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该字为“将”或“ㄈ羊”(羊在中间)，将奉也，另一字为从。(见图)
禹鼎所载事件也无法与“匡山”相联系。 四、关于鄂侯国 根据传世和出土的西周时期有关鄂国的铜器铭文，历史、考古学者进行分析、研究，在商朝末年，鄂侯被纣王杀死之后，鄂参加了周反商的联盟，一起反叛商王朝。周灭亡商王朝后，鄂作为周王朝的重要同盟，被封在西周王朝的南土，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阳盆地……根据《禹鼎》铭文记载，周王朝派出武公率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俘虏了鄂侯驭方。此后鄂长时间不见于文献记载……2005年，在湖北省随州市羊子山一带出土了一大批西周早中期鄂国青铜重器，从铭文分析，在西周早中期，鄂国地望在湖北随州一带。（2012年，在南水北调南阳夏饷铺段施工工地。笔者注）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再次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禹鼎》铭文记载的鄂侯驭方叛周后，“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征伐令没有贯彻实施。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仍存在于南阳一带。（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本信2015-08-04《光明日报》） 此为西鄂，而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黄石大冶一带。史书中关于东鄂事件的记载甚少。 《史纪•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读史方舆纪要》（卷72）载：“《史记》：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孔氏以为南阳之鄂，误矣。时楚兵未能逾汉而北也。” 此处记载的“鄂”即为东鄂，东鄂在周厉王之前的周夷王时期就被熊渠所灭，大约在公元前8８0年。 也有研究认为，禹鼎所载周厉王灭的鄂国在今随州。这也符合最新考古发现，随州发现的是西周早中期鄂国的器物，南阳发现的是晚期至春秋早的器物。 根据史料记载及最新考古发现，东鄂灭亡最早，在周夷王七年，随州鄂国被灭次之，在周厉王时期，西鄂则存续至春秋早期。 由此可见，禹鼎所载的鄂侯也与“匡”无关。 五、关于匡山 天下匡山不止一处，由于与庐山无关，按下不表，单说“匡庐”之“匡山”。 1、相传周武王时，有方辅先生于此山得道仙去，惟庐存，因名。世皆谓匡俗所居，亦曰匡山，亦曰匡庐，亦曰匡阜，亦曰康庐。《图经》云：宋开宝中，避太祖讳，更匡山为康山。 （《读史方舆纪要》卷83） 2、刘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梁书》卷51列传第45） 3、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徙居寻阳。曾祖须无，祖僧监，父希，并别驾从事。孝秀长六尺余，白晰美须眉，仕州中从事史。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觉，逃于盆水侧。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蜡灌杀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学道。服阕，建安王召为别驾。因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南史》卷76 列传第66） 《梁书》、《南史》所载的“匡山”因有“东林寺”，当属庐山无疑，再次说明“庐山”也有“匡山”之称。 4、《读史方舆纪要》（卷76）记载广济的地名有：积布山（积布矶）、东冲山、横冈山、灵泉洞、黄石矶、连城河、武山湖、樊哙城、马口湖、青林湖、青林山、梅川、武家穴镇、马口镇、龙坪镇、双城驿。（注：东冲山即今太平山） 5、《七修类稿》（卷26辩证类）：梁昭明撰《渊明传》有曰：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匡山，与渊明同号浔阳三隐。 6、《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广济的山都只有积布山。《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李吉甫所撰，“匡庐”在唐朝已经很出名了，且唐朝时候不存在避讳的问题，如此与庐山齐名的山却没有出现在广济县条目内。《太平寰宇记》是宋朝的地理总志，也没有广济县的“匡山”记载。 7、《广济县志》（1988）、《广济县地名志》（1984）、《湖北通志》（民国十年）均无“匡山” 众多史料证明：“匡庐”本是一山，广济县内并无与庐山齐名的“匡山”。 六、关于《祭匡山文》和《祭庐山文》 白居易在庐山游玩的时候，看上了香炉峰北面、遗爱寺南面一处风景秀丽甲于匡庐的地方，不忍离去，决定在此盖一处草庐，并写下了《祭匡山文》和《祭庐山文》，草堂建成后，又写了享有盛名《庐山草堂记》。 正是这两篇祭文，成了作者把“匡山”和“庐山”当作两座山的重要依据。《关系考》中是这样说的： 【问题是：白居易的祭“匡山”与“庐山”，是俩山之各名呢，还是“匡、庐”同一山名？如果“匡、庐”是同一山有俩名，又何必写两份“祭文”祀于同一神灵？若指的不是同一山名，那么，至少在作者心目中，就另有“匡山”其名，或另有比芦山疆域较大的名为“匡”山的影子了；那么，这另一名为“匡山”它又在哪儿呢？这与俗传“周代有匡氏兄弟七人上山修道，结庐为舍，因名庐山。又称匡山、匡庐”的立意就大有区别了。】 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提先出来的，我不知道，网上查到多篇文章均引用这个问题。 我猜测：提这个问题是为了混淆视听，为分离“匡山”和“庐山”所作的铺垫，故意在这里作个假设，让人看起来合情合理，然后根据假设，得出匡庐是两山、继而匡山在武穴的结论。之所以说是故意，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除非提出问题的人没有认真读过这两篇祭文。 那么白居易究竟为什在五天时间内两祭同一座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先看《祭匡山文》（《全唐文》卷681）：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谨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匡山神之灵。恭惟神正直聪明，扶持匡庐，福利动植。居易赋命蹇薄，与时参差，愿於灵山，栖止陋质。遗爱寺侧，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参禅养素。而开构池宇，在神域中，往来道途，由神门外。辄用酒脯，告虔於神，神其听之，歆此膘，非敢亻敫福，所期荐诚。尚飨。 《祭匡山文》非常清楚的道出了作者的用意，就是要在“遗爱寺侧”建草堂，“欲居其中，参禅养素”，需要“在神域中”“开构池宇”，“在神门外”修建“往来道途”，故“告虔於神”。这相当于今天的开工奠基仪式，拿武穴话说，就是房屋“起首”。只是白居易是个文人，没有采用请道士、放鞭炮、办酒席等方式，而是“谨以清酌之奠”，作一篇祭文。有遗爱寺的匡山难道不是庐山么？说又说回来，在遗爱寺侧建草堂，却跑到百里外的广济来祭“匡山”，庐山的神灵会答应么？ 再看《祭庐山文》（《全唐文》卷681）：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於庐山遗爱寺四旁上下大小诸神。居易夙闻匡庐，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兹山，又闻永远、宗雷，同居於是，道俗并处，古之遗风，而遗爱西偏，郑氏旧隐。三寺长老，招予此居，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惟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摆去烦恼，渐归空门。傥秩满以来，得以自遂，馀生终老，愿托於斯。今葺构既成，游息方始，爰以洁敬，荐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疠不作，魑魅不逢，猛兽毒虫，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静谧，则神道之光明。斋心露诚，庶几有答。尚飨。 《祭庐山文》也非常清楚的写明作者的意图：“告於庐山遗爱寺四旁上下大小诸神……今葺构既成，游息方始，爰以洁敬，荐兹馨香……”。四天后，白居易草堂建成，再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庆典，以“香火酒脯”“告於大小诸神”。这相当于现在落成、封顶仪式，用武穴话说，就是房屋建成“出许（音）”。 如此一来，白居易在4天写两份“祭文”祀于同一神灵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白居易也认为“匡山”“庐山”为同一座山，那么，《庐山草堂记》中“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之“匡山”就与武穴太平山没有丝毫关系。 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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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6-1-20 08: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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