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东干脚

欧阳杏蓬

白月亮


       我跟白月亮在赛跑，她越来越迷糊，我越来越苍老。跑到这一年立秋，我停了下来，就坐在白月亮的檐下。东干脚的房子都是泥的墙，与大地息息相通。四季像一个老朋友，换了衣服，却一直是那么温顺。门槛下的那块光滑油亮的青石板，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宝地。抱膝而坐，盘腿而坐，斜靠门槛，还是像德爷蹲在石槛上面无表情思古想今，无论哪一种方式，白月亮都一脸慈祥，清辉如水，把门前的树、田野、对面的庄子映得影影绰绰神神秘秘，连通了天地似的，令我们妄自揣测又不敢妄语，那半透明处，那黑乎乎的地方，隐藏了什么什么神什么鬼似的，让人唯恐惊醒它，带来不可承受的惊喜或祸患。

      这只是我们的担心，湘南山地里，山山相连，树树相衔，石峰突兀，连成凹凸不平的一线，如同暗黑迷宫。在树林或石山下，坟墓像乌龟一样躲在草里，无论是死气，还是灵气，在阵阵山风里都令人收紧了汗毛孔。只要输了气势，白月亮下，就有千万奇兵和鬼魂。那些灌木，那些石头，那些穿林而过的风声，都成了幽冥法器。白月亮把墓碑变成了脸孔，把光秃的土堆变成半裸的人，把树变成了鬼影。走夜路的人群里，一个人不经意看见了，越看越像，乃至迷失了自己，心魔出窍，一直后退，被伙伴叫住，也不说话，回到家后称病，时冷时热，上呕下泻，折腾了一年，骨瘦如柴，抵不过恐惧，撒手而去。活人怕他报复，把他葬到半山腰的岩洞里，永世见不到白月亮。

       德爷说完，就有人补充，那人是谁谁的爷爷，爱贪财，有个夜里，一个远地方的过路人，沿着水沟急急忙忙赶路。穿一身黑，褡裢也是黑的，里面鼓鼓的，像装了一筒光洋。有月亮，看不清来人的面目。他在田里看夜水，跟在后面起了歹心，走到拐角处，对准人家后脑勺就是一锄头，就像锄头上粘了泥，使劲在石头上磕一样，只磕了一下，那人连“哎哟”都来不及喊一声，就像一根木头栽进了水沟里。扯开褡裢，褡裢里没有现洋，只有一根一尺长短的山黄瓜。他把过客搬到沟坡上，转身就走了。当夜，那过客就被野狗啃了，只剩一双布鞋子落在露水草里。
      有人说这故事是编的，可是，他确实没活长久，没满甲子就死翘翘了。按理说，东干脚村里很多人都该见过他，当然，也有很多人都没见着。还好是没见着，不然，生活会少很多乐趣。在德爷嘴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说他尖嘴薄壳呲牙咧嘴还一头红头发。有人的说他眼睛一瞪恶狗都会趴在地上摇尾巴，有的人说他杀鸡鸭不用刀直接用嘴咬…… 但是，没人知道他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而是一直在传说，那坟墓里只埋了一双鞋，是那过客的鬼魂怨气重，不收了他，就一直不散。

       说到这里，再看那白月亮，好像有些阴森。大地并不安静，蛙声，虫鸣声，风声，夜枭的叫声，狗吠，都代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蛙声一阵一阵，风吹草动，蛙声就如潮退去，大地就像被收拾过一回，冷寂萧条。可风一起，狗开始咆哮，狗的那一对黄眼发现了什么，没人知道。看看村前，看看巷子里，看看小河桥上，什么都没有。德爷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有阴人赶路。阴人是什么人？德爷说没见过，见过的人也说不清，只是传说，阴人说话像风吹河水，万千语言一气呵成，不让明间的人听懂。德爷感叹：活人死人，各有各的法则。

       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穷的叮当响，这并不影响他的声誉，年青的时候，他一个人进过阳明山，见过豺狼虎豹。以往，见过这些畜生的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可还是穷，越急越穷，他就认命，常说阎王爷许了他今世一箩糠，不怕他连夜装。命运注定了，苦死也枉然。一说到生活，德爷就心事重重，开始怀念他连夜进山的年月。那时，月光照地，狐狸在井头的空地上跳舞，见了人也不跑；林子里的鬼魂在空地上开会，小鬼在路口持枪放哨。他只管走路，路边是什么都不能看，也不回头，径直走下去，就会把绝路走成活路。这话我记住了，不停地走，才会走出绝境，我还记住了，这世间有会跳舞的狐狸。
      有白月亮而没有德爷的日子，我就离开家门前，到晒谷坪上，悄悄地观察东边井头空地上的动静。那里有一条阴森森的上山大路，穿过密密麻麻的树林子，直达铺满蒿草的山顶。山路是青石板砌的，一块一块很周全。白天沿路上山，林风悠悠，鹰击长空，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古怪。可是，到了晚上，栖在山洞的、藏在地里的那些精灵，就像萤火虫一样飞出来。我呆在屋前，只想看到在井头空地跳舞的狐狸。大人告诉我，看到跳舞的狐狸，被她迷惑了，就没有好的结果。并且举例说，某一年，村里某某人发现山上来了一窝野猪，在井头喊，村里人都上山赶野猪。某某人年纪大，赶不上年轻人，落在了后面，一个戴草帽的狐狸就在后面喊：你家房子着火了，快回家救火。另一个戴草帽的狐狸又在前面喊：野猪上套了，快去打野猪。某某人一迷惑，就往山下跳，两个膝盖磕在山石上血淋淋的，痛过才知道遇到了狐狸精。如果再晚一点，再向前跳一跳，就摔下悬崖没人形了。

       即使害怕，可我仍是期望见到跳舞的狐狸。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德爷却七窍流血而死。老了之后，大家觉得他应该很幸福的，不用下地干活，不用进山背粮，不用担心花销，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他却死了。有人说他空虚，有人说他暴病，有人说他服毒，有人说他被狐狸迷惑了，唯独没人说绝望。他没有理由绝望，在东干脚人心里，活着的人没有理由绝望。送别的那一夜，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苍凉幽深的气息，才九月，风却发凉了，令人不寒而栗。

       我站在巷子口，像往日一样默默地数一遍门前的七棵吊柏树。大人都很平静，送过死人的，对死人已经无动于衷，对死亡也无所畏惧了。初次见死人的，心生畏惧，把光阴当金子，把活着当希望。我看着白月亮，白月亮像往常一样，慢慢的在长空中踽踽而行，为东干脚投下光辉，为远处的山野田园抹上神秘的朦胧。影子跟着我，走过迷迷蒙蒙的青石板路、幽幽静静的碎石巷子，影影绰绰的树，走到泛着波光的流水边，面对蒙上了一层光华夜露的禾苗，我找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家园，一处让人心安宁的地方。我捂着胸口发誓，我永远都爱这里，爱这月色里安静的夜晚。我要追随白月亮，寻找属于我的狐狸。我心里住了一只狐狸，我需要去找到她。

       这一找，我就开始了流亡一样的生活，回头一看，月亮都老了。东干脚的月亮，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就迷糊了。有的人说，是从我走的那一年变的，有的说，是从德爷死去的那一年变的。现在，是哪一年的变化已无关紧要，我们已经从内心里开始怀念纯真朴实的年代，怀念邻里相依相靠的生活。

邀月听海

永痕的月亮，情的漂泊。

杨远煌

白月亮是光阴，冻干脚是情怀，我们总是一肩挑着两头。

欧阳杏蓬

乡村味道
什么味？先说说酸味。
东干脚的三月，难得有几个晴天。人们窝在屋里，早晚烤火，中午有了点热气，男的在堂屋里做一些手艺活，编个竹筐什么的；女的在伙房里避着风，做点针线活，纳个鞋底什么的。男人不声不响，女的凑在一起，话题就多了，过年的事还会翻出来，吃请了没有回请，东家那个不地道。男的听了，骂一句少嚼舌头根子，女的听了，回敬一句你管什么闲事。男的不再说话，女的就开始讨论雨停之后，要把地里的芥菜砍了，天再不晴，芥菜都要出花了。出花的芥菜，就老了，手艺再好，腌出来都是柴火了。东干脚的女人都是能干的女人，说起家务事，一套一套的，各有各的法宝。
雨一停，春阳乍现，有的夫妻上阵，有的父子兵，有的全家老少上阵。穿了胶鞋挑着筐走进地里，挥着菜刀，把长得又茂盛又娇嫩的芥菜劈倒在地，抱到筐里，挑到水边去。女人在水沟坡上放一块木板，将芥菜头切开成条，在水里过一下，把黏在兜巴上的泥沙冲掉，又放进筐里。装满一筐，男人就担到山坡上，找块向阳的石头，把芥菜一棵一棵的抖开来铺在石头上。晒多少，由家里女人说了算。人口多的家庭，晒三坛，三五口之家，晒两坛足矣。
大人们在忙活，孩子们也在忙。三月的东干脚，山清水秀，明净可爱。地里的菜花开得正明媚照眼——油菜花、白菜花，都是金黄金黄的。白蝴蝶、蜜蜂、土蜂趁了天暖，也从窝里、树林里、泥巴墙里飞出来，忙碌着寻找充满蜜香的花朵。萝卜地里，萝卜开出了带酸味的白花，有孩子折来一枝，然后闻闻手，就会把手里的萝卜花扔了。女孩子喜欢菜花，不仅可以戴，摘得多了，交给父母，带回家还可以当菜。东干脚的人喜欢男孩，可以传宗接代，论到做事，却又喜欢女孩的乖巧玲珑了。
芥菜晒两三个日头，就晒蔫了，轻轻一揪，揪不出水分，就可以收回家来制作咸菜。如果担到山上，半夜三更下了雨，摸黑也要起来收芥菜。黑乎乎的天地，风大，雨细，伸手不见五指，令人心惊肉跳。芥菜收回来，不能搁在筐里沤着，先在堂屋里的地上摊开。吃过了早饭，大人在檐下牵一根索子，将芥菜挂起来，晾到发蔫，当家的女人才把芥菜取下来，摘净，搁在木盆里，用手揉软了，再一层辣椒面面一层盐的拌匀，拍实，盖上盖子，等候两天，芥菜入盐味了，就抓出来入坛。这个时候，芥菜是很难吃的，太冲，又辣，吃得人呲牙咧嘴。入坛封存两三个月，再掏出来，此时的芥菜，微酸中带着芬芳，而且嘎嘣脆。若是经常开坛，坛子里的芥菜被氧化，就会变得越来越酸，酸到最后，捞一爪出来，就可以做一锅酸菜汤，全家人都有得喝。
说了酸味，再说臭味。
湖南的饮食中有一道很特别的小吃——臭豆腐。东干脚不做臭豆腐，但做腐豆腐，也叫豆腐老乳、霉豆腐。东干脚的豆腐，用的都是自己种的豆子，在头天夜里，就把量好的豆子倒进桶里用井水泡软了，清早起来，洗净石磨，老的烧火煮浆，年少的就推磨填料，主事的煨石膏、刷浆桶、洗包袱。豆子磨成浆了，倒进大铁锅煮浆，烧开了，再倒进包袱里擂浆，在豆腐桶里擂，师傅双手被豆浆烫得通红，憋着劲使劲地又搓又擂，直到包袱里的豆渣挤不出一丝一毫的浆汁才罢手。这时候，调石膏的师傅估摸了豆浆的量才下石膏，边下石膏粉边用竹片搅动豆浆，完事了盖上一个簸箕。五分钟之后，掀开簸箕，插一根筷子不倒，一桶豆腐脑成矣。两人合力把桶抬到外面的架子边，往包袱窝子里倒出豆腐脑，锁紧，沥水之后，再加上一块石磨，压实，到不再滴水，搬下石磨，打开包袱，一锅豆腐成矣。放进铺了一层干稻草的竹筛子里，用刀划开，一坨一坨，像一个一个麻将。然而，这还不能直接做豆腐老乳，而是继续晾，晾到表皮有点发黄发僵了，才搬进谷仓里，封闭起来，在恒温里，使豆腐腐败长毛。过几天，打开仓门，一种浓浓的臭味扑鼻而来，端出簸箕，看到的是一堆白毛。我想，若是炸臭豆腐，这个时候入油锅，或许炸出来别有风味，东干脚的人却从来没有试过，因此与油炸臭豆腐擦肩而过。
做豆腐老乳有一些讲究，首先得备齐各种调料，精盐、米酒、姜末、辣椒面、蒜子，搭配妥了，或放进锅里，或放进盆里，然后用筷子将篮里长毛的豆腐一块一块地夹出来，放到料盆里裹上一层配料，又一块一块地夹进坛子里细致叠好，装到离坛口五寸，盖上盖子，在坛檐浇上水封闭好，待去了蒜子的冲气，打开来盖来，传出的是一种开胃的酸腐味。下料酒少的，豆腐老乳很结实，扔在地上都砸不散，得使劲用筷子戳才能夹开；放料酒多的，不出一月，就会有半坛子的汁，从汁里夹出豆腐老乳，软绵绵的，辣椒、蒜香入了味，又咸、又辣、又臭，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说了臭味，那就说说东干脚的香味。
东干脚人做的腊肉，别说在当地有名气，至少，东干脚的人是深以为然的。从杀年猪开始，东干脚的人就筹划好了，猪的哪一块该做腊肉。到杀了猪，通常是三四家人合共一头，分了肉，各自回家，切割斩件，风干的火熏的分拣开来。有肥肉的用来风干，挂上梁；肥瘦相宜的五花肉，那是做腊肉的上好材料，扔进瓦缸，用盐咬了，将血水浸出来，开始挂在火头高处烟熏，待不再滴油，就用铁网装了，放在架子上，烧了炭火，在炭火上盖上一层米糠或茶壳，用轻烟慢熏；薰过一道，然后在炭火上盖上一层松针再熏，熏得几道，切开，由外到里一个颜色，腊肉制成矣。
东干脚腊肉的香味，是不能抵挡的。无论配菜是干豆角、腌萝卜，还是新鲜的莴笋、蒜苗、冬笋，腊肉的浓香都会在宴席上弥漫，令人胃口大开。吃到六月，梁上的腊肉也不会腐败长毛发臭。有外人来吃饭，当家的在地里扯一把青蒜，或者挖一个芥菜蔸巴，回到家，跳上凳子从梁上摘下一块腊肉，往墙壁上磕几下，磕掉灰尘，腊肉仍如当初那般浓香扑鼻。洗净切块，不一会，厨房里飘出的味道，就让人唇角挂口水了。
近几年吃腊肉，再也吃不出以往那种香味了。东干脚的人也很无奈，说现在的猪肉变了。以前做腊肉的猪是自家喂养的土猪，现在的猪是从猪场拉来的，猪吃饲料长大，肉的味道也不同了。是不是这样，无从可考。但是，乡村的味道仍在，只是在现实生活里昙花一现了。

欧阳杏蓬

天堂南瓜花
天堂是什么模样？这问题很傻，傻到不能回答，或许是我当时不知道。何况，那时只有天庭，只有奶奶口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蟠桃园，一众威权富贵神仙，虚无如同声音，出口即消失了。对天堂没有印象，但对南瓜秧子南瓜花，至今念念不忘。
在我们的房子中间，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宅地基。父亲说，当年上好的一幢青砖房，被火烧了，烧了一天一夜，烧得什么家私都没有了。左看右看，看遍全东干脚，也没找出一幢青砖瓦房。我们家的青砖瓦房，缥缈如海市蜃楼。东干脚原本是平田院子的牛栏，盖的房子都是泥房子，简单、简陋、低矮，只适合夏秋季节临时居住。东干脚人的祖先就在这里放牛，久而久之，就定居下来，不往平田院子搬了。祖先们就地取材，和泥做砖，起屋造墙，房子与大地山野连成一体，虫在低处做窝，雀鸟在高处的瓦檐下筑巢，燕子就干脆进屋，在饭厅的壁板上用泥画半个圆，住在上面，犹如临空搭了一个会台，叽叽喳喳地与人无争。
空着的宅地基上，并不空。说它空，只是因为没有了房子。父亲常说朝廷无空地，四海无闲田。我总以为，这话是针对农民说的。农民土里刨食，忙得像只蚂蚁，贱得像只蚂蚁。屋边有了空地，怎么能让它闲着？在靠近邻居屋墙那边，种了一排树，第一棵是棕叶树，第二棵是橙子树，第三棵还是橙子树，第四棵是棕叶树。棕叶树有奇用，棕叶子可以做扫把，棕衣可以结绳。农村的筐索、捆柴的索、绑人的索、遮雨的蓑衣，都是棕衣所制。因为有用，所以有专人收购。但是，村里没有人靠种棕叶树来赚钱，或者是产量低，或者对于他们来说，种田种地为大本。
两棵橙子树，品种不一样。一棵巨大，如童话里可以当雨亭的蘑菇，粗壮的树干，需要两人合抱，又滑溜溜的，老鼠都上不去。因为安全，附近的野麻雀、流浪的小鸟都拿这里当家，繁盛之时，树上栖息的鸟不下千只。因此，晨昏时候，东干脚只有鸟的声音。另一棵如柏树般笔直生长，枝干长刺，长得比旁边的大哥还高，却不挂果。我们急，父亲解说这是一棵红橙，也叫血橙，不经历九个冬天，是不会开花结果的。怎么才知道它经过了九个冬天呢？有人不信。父亲又信口说：树上的刺掉光了，就够时间了。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父亲的话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棵橙子树开始挂果，树枝上还有尖尖的绿刺。密枝密叶间，挂果不多，仔细找了，才发现得了。挨到秋末，只剩下两三只，敲落下来，捧在手里端详，这果的形状不像旁边的橙子一样圆溜，像葫芦，剖开来，肉果然是红的，味涩，比想象的味道差远了。父亲皱了皱眉头，却说：“再过两年，我保证这棵树的橙子清甜。”
这又是一个希望。我想，就是不断有这样的希望，农村才香火相传，烟火不断，鸡犬相闻，从不动声色的平静中默默地散发出幽兰的味道。对于宽慰，人们很快就忘了，在田土之上，需要应对的穷事太多，没有闲人，也没有闲心去琢磨，说了，笑了，人散了，不再遇到就不再提。
空闲无聊了，我们也会聚到那块空地上玩，捡橙子花，捡落地的小橙子，或者在土里刨几条红色蚯蚓出来，穿进小铁钩，到老河里去钓鱼。有的时候来了兴致，几个人叠在一起，结成人梯去掰棕树叶，锤成刷子，抽陀螺。空地基中心，有一个无底烂箩筐罩着的一棵南瓜苗，病病殃殃的样子，我们不屑一顾。黑尾黄鸡却很感兴趣，咯咯地邀来其它的公鸡母鸡——公鸡极没耐心，它来的目的，不是刨食，而是为找到新的性伙伴，见了母鸡，公鸡都要追逐，无论追着母鸡围着烂箩筐转多少圈也不放弃，直到骑到母鸡背上得手了，跳下来，耀武扬威的伸长脖子，左看右看，趾高气扬，像个正在风头上的男人。
过了初夏，南瓜藤水一样的从那个烂筐里漫溢出来，又像蛇一样盘旋，十天半个月之后，空地基中央到处都是南瓜藤了。南瓜叶长毛，刺人，不疼，但痒痒的让人很不舒服。南瓜花也不美，瓜藤伸出一根很长的须，白皮红心的南瓜花就突兀的结在那条须上，样子古典，像廊灯，徐徐打开，却像一个黄金喇叭，散发出一种庸俗的甜味。蝴蝶、蜜蜂、黄蜂、鬼头蜂、萤火虫都来了，场面却并不壮观，稀稀拉拉的，但都有。我们觉得很稀奇，蝴蝶抓不住，蜜蜂要酿蜜，萤火虫不堪抓，鬼头蜂不敢惹——六毛被鬼头蜂蜇了头，在医院足足打了六天的屁股针。唯一敢下手的，就是抓黄蜂。守在南瓜花边，阳光很好，所有的南瓜花看起来都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大黄蜂来了，奇形怪状，长的有点像河里的虾米，用细细的长脚试探一下花瓣，然后落下来，悄无声息地爬到了花蕊上，它完全不知道，它成了猎物，在花蕊上爬来爬去，却不知道被囚住了。
黄蜂钻进南瓜花，我就用手快速地将顶部的花瓣捏在了一起，对在一边候着黄蜂来的伙伴喊：“我抓住了”。伙伴踏过南瓜藤，对是否踩坏南瓜秧全然不顾，跑过来帮我把花摘下，然后就凑过耳朵来，屏气静息地听黄蜂在花朵里恐慌挣扎发出的声音。我也听，越听越胆战心惊，我抓着花，黄蜂在我手里，危险在我手里。抵抗一阵，内心里还是觉得危险，要把南瓜花送给伙伴，伙伴不敢接，我只好点鞭炮一样，蹲下，伸出抓花的手，把花朵扔进面前的藤蔓里，然后蒙住耳朵跑，跑到屋檐下，过一会又折回来看，南瓜藤下偷懒的鸡伸出脖子，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惊奇又警觉地打探着，做着自己的准备——如果我们逼近，它就跑。
让我彻底记住南瓜花的，不是我的玩耍游戏，是母亲的菜。有一年农村里满是传说——一个汽车司机送了一个外地来走亲戚的客人，那客人临下车时，神神秘秘的送了司机一个荞麦粑粑，说吃了可以挡病灾——司机回去一说，有关生死，大家都紧张了，一传十，十传百，山地人家都想方设法找来荞麦做粑粑吃。吃了粑粑，心有余悸，到了七月七，吃七鲜，以前大家都是囫囵过的，而这一年，大家都不敢马虎，都努力凑七样鲜蔬。问为什么？大家吃，不跟着吃，就觉得一件大事没有做。为了心安不留遗憾，全村的女人都在张罗七鲜。母亲也不例外，张罗了七样菜，一锅煮，端出来，我就看见了南瓜花，感觉奇奇怪怪，但还是吃了，粉粉的，甜香味入肺入心，满口余味。我从没想到，粗糙的南瓜花，做菜来吃，经过母亲的手，会变得嫩滑可口。后来，只要空地里的南瓜花、南瓜龙头多了，我就会告诉母亲，母亲却只是偶尔摘回来当菜做，理由是耗油。有这个限制，南瓜花不轻易吃到，就成了一种念想。
天堂在哪？以前真不知道，现在至少有了一种答案，天堂就在收留童年生活的故乡。天堂的模样一点也不豪华，建筑简陋，牛羊猪狗时隐时没，树木繁茂，花草遍地，鸡鸣狗吠，小鸟作伴，人忙碌而不知道珍惜时间，开心一天，不开心一天，自由自在，穷苦与欢乐一样不少，味道像南瓜花一样，虽粗糙，却甜。故乡可以回去，天堂可以遥想，童年却只能回味了。

欧阳杏蓬

父亲的果园

家里分了一块村后面的荒山，一半石头一半土，父亲决心要把这块荒山开发成果园。荒山就在崖上，牲畜和人都损毁不到。那块荒山上面有一条上山路——石板路——石板已经被乡亲们撬走了许多，但至少有路可走。荒山里，除了石头，就是茅草，不能放火烧山，但开挖起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费劲。泥是黄泥，如果掺上一些草木灰，就能种花生栽红薯，在果树没长成之前，年年也有一笔收入。除了人工，没其它成本。父亲一盘算，划得来，就定在秋末开挖。收了地里的庄稼，趁了秋高气爽好死草，拈起锄把子往肩上一撂，手里再抓把镰刀，就往山上走，神情像去庄稼地一样自然。

我们也跟着去，不是心怀果园，而是觉得好奇。那块荒山在村东头的黑石崖上，密密麻麻的防洪林上边，没有鸟叫，只有传说，像阴魂不散的鬼一样，令人害怕，又让人忍不住偷窥。上山的路从井头开始，像龙骨一样在岭上斜挂着，在茅草、树林、石头里交错，时隐时现。这条路是为一个死人修的。据说邻村死了一个大户，相中了山顶上的一块地，停尸一个月，硬是在山间峭壁上修出了一条石板路，将棺材抬了上去。大户家财之丰厚，不敢想象，陪葬多少，外人不知道。盗墓贼起了歹心，夜半上山盗墓，在山顶游荡了一夜，跌得鼻青脸肿，也没有找到坟墓。就是最近，村里也有闲人结伴上山去掘那坟墓，盗取陪葬的金饭碗和金烟杆，平了不下十座坟头，也没有找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我小时候放牛去过，砍柴也去过，山顶除了林立的石头居高临下外，空荡荡的，感受到的只有恐怖。东干脚的人借了这条道，春天上山捡野菌子、捡雷公菌，秋天上山砍柴，到山腰开荒，种芝麻种高粱，种油茶种山苍子，得过不少方便。田里粮食能自给，家里又烧媒后，年轻人出门远走，大山得到了解放，野草和树林各自生长，几乎要忘了岁月了。

父亲的果园里，也有一个坟头，前后左右有四棵还没长成材的柏树。坟里死人在生的时候，我认识，是从外地迁回东干脚来的，爱看书，卖了菜，宁可不吃肉，也要省下钱来买几本书——小人书，一边走路一边看，旁若无人。那种孤独和专注，常常令他足不出户。我去找他借过小人书，也跟妹妹一起在他家后院山坡上偷过桃子。他死的时候，我在舂陵中学读书，也不知道他被收埋在哪。第一次跟父亲到他规划的果园，才知道当年那个喜欢小人书的老头埋在我们的地头了。如今，他并不孤单，越过那条石板路，一块荒坪子上，还埋着他的邻居——一个经常把老母鸡掏了内脏泡酒喝最后死于肝癌的凤奶奶。凤奶奶家有棵鸡爪树，果实成熟飘出糖香味的时候，她就把“鸡爪”用笊篱扒拉下来，分给左邻右舍。再往上几十米，是一个短命鬼的小坟头，几乎快被野草淹没了。短命鬼是被溺死的，死时不到十五岁，瘦瘦的，像猴子。我是怕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放过牛打过柴游过水上过学，他死了，以前每次赶牛路过他坟前，我心里就发毛，怕他钻出来喊我。跟着父亲开荒，还时不时的会不自觉地瞟一眼那一个短命鬼所埋的地方。他的坟头只剩了一个小土堆，就像他童年吃不饱的肚皮一样，令人感到不安。而远去的童年、少年生活，像一本发黄的书，很多内容都已经模糊的没有价值了。

崖下是庄稼地，我出生时那阵，地里种麦子高粱，后来种红薯花生，一直折腾，到村里有个年轻人在广东打工带回一个广东婆娘，把这片地给承包了，种了桔子，又在门前的河里养了鸭子，折腾了几年，桔子挂果，却不丰产，小两口熬不住，又舍弃了果园和房产，下广东打拼去了。村里人常说，崖下这块地住不起人，不是前面有一条急转弯的河，而是后面崖下地边上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坟头，有新的，有无主的，还有说不清历史的。传说到深夜，狐狸和野鬼都会聚到这块庄稼地上就着月亮开会。平常白天路过不觉得有什么，晚上经过这里，感觉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现在看过去，坟头、石头、绿色的灌木，参差的茅草，什么也藏不住，可就是这样一览无余，人也害怕，或者是人心里都有一个鬼在作祟吧。

泥地挖翻后，在父亲的指挥下，我们又去山间平地上割来茅草，铺在新翻过来的泥土上。父亲是老农，有几十年的耕作经验，了解农事节气就像了解手掌上的掌纹一样。茅草被晒干，再淋几场秋雨，被冬雪一冻，再淋上一场春雨，就腐烂成肥了。我们赶在秋雨冬雪之前，在黄泥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茅草。过了春节，太阳刚有点热力，我们又跟着父亲上山，在父亲的指挥下挖树坑。并且规划好，什么高度种什么果树。挖了三天，挖了近七十个坑。从村里收集堆肥——春节前堆在一起的垃圾——父亲把它们当有机肥，一挑一挑担上来，倒进坑里。元宵后清水桥开圩赶集，父亲按照计划行事，买回了三棵奈李树，七棵湘南黄梨，八棵柿子，其余的都是桃树，夏桃、秋桃，扛回家，却分不清夏桃秋桃了。管它呢，种上结出果来，什么品种就自然现形了。父亲坚定地说。一些空余的边边角角，父亲也不放过，买回了板栗树、枣子树补上。在父亲看来，果园以后应有尽有，是他以后生活的依靠。

栽上果树，到了三月末，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们又挖土翻地，在果苗边播下了花生种。有点什么想法，就往这果园里挪，父亲俨然把这个果园当成了聚宝盆。花生苗一出土，就引来了野兔子，对这一个发现，父亲比我们还兴奋。没想到这山上，还有野兔子，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还能亲眼目睹。他有些感叹，但随之而来的是愤怒，野兔子太多，把靠近路边的花生苗吃了不少。父亲扬言下来要有兔子肉吃了，从墟上买了几个套子，放到庄稼地边，放了十天半个月，也没套住一只兔子。乃至母亲在灶间念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拿买套子的二十块钱直接买肉改善伙食了。父亲除了骂，无话可说。

每到空闲，我会壮起胆儿穿过防洪林，猫到父亲的果园，看看果树的长势。其实第二年，奈李树就开出了几朵花，被我给摘掉了。奈李树太小，如果让它挂了果，估计就再也长不高了。桃树、梨树长势挺好，待花开的时候，将与附近的果园连成一片，成为东干脚一道美丽风景。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将会令隔壁邻舍的村子刮目相看。想想春天花开似海的东干脚，让人从心底里升腾起自豪。每次路过崖下，我都在想，花开的时候，春天将在这里插起一面旗帜。父亲算的是经济账，十几亩地的园子，奈李可以收入多少，桃可以收入多少，梨可以收入多少……在他看来，只是辛苦了十来天，以后每年，就可以添几千块的收入。年收入几千块的果园，在父亲看来就像个金矿。

两年后，我期待的果树花开如期。桃花开的时候，果然不同凡响，荒芜的崖上，飘起了霓裳。不过却花开寂寞，因为防洪林遮挡，路过的人几乎看不见父亲的果园花开的盛事。然而我还在幻想，如果漫山遍野开起红艳艳的桃花，那东干脚就是桃花源了。李花满枝，因枝干不及人高，娇小惹人怜。梨花可谓凄惨，一棵树只开三五朵花，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出更多的来。更令人惊异的是柿子树，自栽下去之后几乎没有生长，种下的树苗多高现在就多高。种在边边角角的枣树，长得像藤蔓而不像树。茅草中的板栗苗，一直没有高过茅草。桃花开过之后，结出桃来，无论原来以为的夏桃秋桃，一律成了毛桃，被太阳光烤的红艳艳的，却酸涩得不能入口。只有那三棵奈李树果实累累，带来些许安慰。

父亲怪防洪林挡住了风，挡住了阳光，让梨树见不着阳光开不了花。但怎样找理由，也提不起豪情兴致来管理果园了。次年春天，崖上的一篷水竹看准了果园里的松土，借着春天的鼓舞大举侵入。临近崖边边的梨树园子，不到一个月，就被水竹新笋给占领了。父亲去果园检查，掰回了一抱笋子，让人觉得很意外。果园成了笋园，栽瓜得豆，也算是没白劳作。父亲安慰自己，却突然发觉什么也干不成了。山上已经种了林木，封山育林了；地已经成了烤烟示范区，一年到头为烤烟忙碌；村成了空村，能走的人几乎都走了。父亲有些迷失，热热闹闹的村子，怎么突然像自己的果园，说废了就废了呢？不能这样，却无能为力，不过，无论我还是其他亲人，要把父亲接走，父亲都不肯。父亲说，这里就是家，我要在这里老死。离开父亲的村庄，我的家在哪？我不知道，只能回头看父亲，父亲有些茫然，却自得其乐。什么成败是非，在他那里，只是茫然的一笑。

欧阳杏蓬

红
雨什么时候来，没个准信。过了春节，阴晴交替，太阳偶尔出来露个脸，灿烂一下，之后又是黑云罩地，闷闷沉沉。路上的人越走越少，山岭似乎在凝固状态中。东干脚村前的弯道上，已经看不到成群结队的人马了。到地里，到田里，到其他村子串门，看到的只有一个影子，骑着车，追着命似的，在路上划出一条墨线。四周青山因为人的疏忽，或者人力的缩减，得到了生养机会，几场雨过后，萌发出一层新叶，很淡，不容易被察觉。再出门，看到那山就已经染了一层嫩嫩的绿色，心一抖，自己真就老了一岁了。
三月的雨随清明而来，时大时小，时而哗啦啦，时而沙沙沙，时而淅淅沥沥，又时有时无，阴阴湿湿的将湘南裹了起来。檐头雨点点滴滴，如珠，或如线，穿堂风却不像刀子般寒凉了。雨雾一团一团，奇形怪状，在河岸上，在水边，在柳树上，在空旷的田地里，在半山腰蒸腾挪动。懒得出门，就跟老人一起，蹲在火塘暖着的屋子里，听他们唠叨，或者沉默。或者看奶奶做针线——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奶奶还是留恋着自己的手艺，补补衣裤，把棉袜子加一层底，说可穿，说耐穿。他们经历很多，我几乎不懂，可是，那种淡淡的、温暖又从容的气息，让人迷恋不舍。他们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令人打心底感觉踏实。我想，他们要交接下来的，也是如此，平平淡淡，敝帚自珍，踏实不奢望。
在我站起来伸腰时，一抬头，从那小小的四方砖窗里，看到了一抹红。这像一道电流，让我为之酥麻，是彩霞，是桃红，是夕光，还是霓裳？受了红的蛊惑，走出木门，却只在巷子尽头，看到一把靠着门前石凳的红伞。在颜色单调的年月，红色，往往代表着一种变化的开始，一种潮流的兴起。我想起了桃花，其实，在它们还没有绽开花蕾的时候，还真不知道哪里有桃树。但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淋湿了，桃树也被唤醒了，在鸡爪般地树枝上，鼓起了一个一个小包。东干脚没有桃园，所有的桃树，都是人们吃了桃子，随手一扔，桃核飞到哪，哪就是桃树生长的地方。桃树几乎不挑地方，悬崖边、河堤上、大路边，甚至田头，都会长出一株来，一不经意，隔年就会开出一树耀眼的花。东干脚的人似乎不在意桃花，只是顺其自然，不砍它，也不维护它，到了结果的时候，才会有人去看看是什么品种。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深爱过这桃红，它能心里带出一种朦胧的向往。在大山、岩石、树林、田野和房子构成的空间里，桃树开花，就像青色湘南大地渗出的血珠。它们寂寞，它们生长，它们绽放，它们美丽，它们飘落，它们无言，在成长与轮回中，把生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桃红，我也深爱过红，追逐过红。当年，颂德兄有一件红色衬衣，底子像血，面上又印着一些枝枝叶叶，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面旗帜一样鲜明，或扎眼。我不管不顾，用自己的衬衣换回了这一件离经叛道的红色衬衣。一个少年，像火一样，在乡间泥草交互消融的村道上奔跑，青春热血把我变得无知无畏。在某些人看来，我成了一个不良少年，用颜色挑战了男女之别。他们像法官一样审视着我，感谢命运的是，他们没有权力审判。我的东干脚因这一种颜色，而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释放，人们开始不那么尖锐，更多地是无奈、嘲笑和接受后的坦然。
当我的红色衬衣和少年梦想跟青葱岁月一起印进我生命的时候，人们已经放开了喉舌，无所不谈。在一个腊月我悄悄潜回湘南，窝在家喝闷酒的时候，母亲怜惜的看着我，我想，生命之外的任何人都可以放下，唯有母亲放不下自己的孩子。母亲很无助，她不知道怎么帮我，或者，她想帮我，却够不到。我也很无奈，我不知道未来，甚至都不需要未来，我要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像钢筋一样，穿透所有的梦想和假象，却无法抵达所谓的幸福。我知道我离开了东干脚，我回来，不是栖居，而是寄居，我的故乡，不再是我需要的伴侣，而是我的擂台的时候，我喝下了一杯酒。我看到了一团红色，从东边山林里移动，走过空旷的田野，然后看到一男一女，一前一后，轻盈的走过湿滑的村道。我有些愕然，这热烈的红，带来的却是一团凄凉冷清的回忆。往事不堪，又不能忘，为了驱走心头的恐惧，我又热了一壶酒，东干脚的土茅台——红薯酒。我的擂台上已经没有对手，喝干这壶酒，我要走人了。
后来很多年的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家。那团温暖的红色，那张红润的脸，那羞涩的笑，那些往事，正被时间漂得褪色、苍白、破损。它们就像旧衣服，过了一个时间段，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直至被忘记。在这个成长与变化的过程中，清纯的人，有追求的人，有承诺的人，有誓言的人，想做大事的人，也越来越变得世故、势利、圆滑、健忘和拖沓。当衣服换无可换，当思想长出盔甲，当发觉初衷扭曲，当某一夜醒来在静寂中，发现这个世界唯有窗外的雨声最为销魂的时候，才明白，时间已经到了暮春时节，美好春光所剩无几了。
面对着窗外的雨，想起东干脚无处不在的桃花，我有些疑问，我是不是东干脚随手一扔，扔出很远，落地很久，一直就没有发芽生根的一个桃核？闭上眼，想起奶奶，想起东干脚的接生婆，想起宝金婆婆，一张一张凌乱的面庞，却让东干脚挺拔了起来，让自己感觉到了沧桑。此时此刻，东干脚是一抹暖心的红，让人在关山之外，风雨之中，双眸流淌温暖的念头。我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叮咛，桃花一样，在风里翻飞。

欧阳杏蓬

油炸果子
东干脚的人不把油炸果子叫油炸果子，叫“油茶果子”，盖因炸果子的油是茶油。
东干脚在东面有一片四五亩地宽的油茶树林，年产油量二十几斤，分到户之后，一家半斤八两，根本不够用。为了多得点油，东干脚的人又结伴到朱家山、碟子塘去捡茶籽，被人嫌被狗追的事经常遇到。捡回了茶籽，几家几伙凑在一起，到榨油铺榨油，那种惊喜又带来了希望和满足。对茶油我没有大人那么敏感，但对茶渣——通常做成大饼，倒充满渴望。因为把这茶饼打烂敲碎，用热水泡了之后，撒进河里，水里的鱼缺氧受不了，顺流而下，冲进鱼筛，那种在鱼筛里捡鱼的痛快，东干脚的男女老少都有深刻感受。
九、十月茶油到家之后，通常是用瓦罐装了密封好藏在屋里的某个角落。一个是分量少，容易藏，一个是还算有用，得放在某个保险的地方。我家的茶油一直放在老式木板衣柜下面，用一个黄瓷罐盛着，口子上加了一张报纸，盖上板子，还加半块砖头压着。尽管如此，进了房间，不经意间还是能闻到茶油浓郁的香味。我也一直在好奇，把茶油撒到河里，会不会把鱼药翻。想了很久，蠢蠢欲动，但是一直未敢动手，因为到年底，罐里没茶油，那事儿就大了。
东干脚的人原本只用茶油炸豆腐，经过油炸的豆腐，东干脚直叫“片片豆腐”，也有人叫“炸豆腐”。这玩意裹上盐放进坛子里之后经得起存放，放一个对年都不会坏。炸完豆腐剩下的油，会慢慢的炒菜用。随着东干脚的年轻人一波一波长成熟，娶回思林八乡的媳妇，有人从东乡（东干脚通常把东边的永安、鲤溪等地方叫东乡）带回油炸果子，各种样式，酥脆清甜，新鲜得不得了，年底，就用自家炸豆腐剩下的油来炸果子。
当初最常见的油炸果子只有两种：麻花、红薯片。红薯片片尤其好吃，不仅脆，香，还甜，令人难忘。沾了白糖的麻花也不错，不过只能作为奖品，大人开心了，赏赐一些给孩子们作奖励。后来街上又有杨梅果、兰花根之类的油炸果子卖，面上沾了一层白糖，大小一致，颜色一致，糖香迷人，成了每家桌上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高级”点心。东干脚的人玩不出这些花样，就玩自己的花样。秋天了，存几个红薯，磨一些籼米粉、糯米粉，还跟外头有人干活的邻居讨一些面粉，用报纸包好了，收进谷仓备用。到了除夕夜里，一家人守岁的时候，才寻出各种备料，和好，然后大家齐动手，将面团捏出自己喜欢的形状，鸟啊，狗啊，兔子啊什么的，都十有九不像，乐呵乐呵的，笑成一团。
父亲把锅支在煤炉上，油滚开了，就嚷嚷：“捏好了没有？”嚷一次，锅里的油就滋滋响一次——唾沫喷油锅里了。母亲一边催着小妹快点，一边把笸箩递给父亲，父亲就把笸箩里的各种形状的果子一个一个拈起轻轻放进油锅，锅里顿时翻腾起一蓬白沫，然后滋滋作响。父亲聚精会神的看着，偶尔用筷子搅动一下，往日面上严肃的神情，此时此刻一扫而光。这个时候，父亲不仅仅是个肩负养家重任的男人，还是孩子的父亲了。
我们坐在一边，弟弟耐不住好奇，还跑过去，扑在父亲的膝盖上，看油锅里的果子翻滚。母亲见了，就要说道他：“月祥牯子，你挨那么近，从来没吃过呀？油要是爆出来，眼睛都要爆瞎，看你怎么过年。”
正在围裙上擦手的奶奶听了，马上提醒我母亲：“哎，国凤，年三十晚上，讲吉利话。”
弟弟一听几个大人都在说道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走到我们身边，一声不吭，只往盘子里抓东西吃。母亲收拾好生果子，从仓里把葵花籽、花生、饼干、纸包糖请了出来，放在旁边的四方桌上宵夜。一家人围着火盆，一边嗑瓜子，一边等待油炸果子出锅。
待大家坐好，奶奶就开始给每个人发过压岁钱——我是老大，我最多，因为奶奶说我会花钱了。妹妹、弟弟通常只有两毛钱，奶奶一走，还会被妈妈收了去，名曰保管，待他们长大了，再还给他们。
父亲把浮在滚油面上的金黄果子捞出来，放在笸箩里，抛两下，漏了油，然后搁在四方桌上，抓过来，滚烫滚烫，耐着热咬一口，感觉不是很好吃。油炸的麻花软趴趴的，根本没有甜香酥脆的口感。父亲不服气，又把红薯切片，小心地倒进锅里，炸出来的薯片，还是软趴趴的。父亲走到窗边，大声问隔壁的三叔，三叔说他炸的油炸果子完全不一样，虽然比不得街上卖的，但吃起来还算松香脆。父亲觉得奇怪，跑过去观摩，回来就说总算弄明白了，明年我们要提早做准备，把薯片晒干，把各种果子要提前和面发酵……
母亲想起了什么，走进房屋端出一碗发酵过的豆腐渣，和上一些糯米粉和盐，然后捏成汤圆状，交给父亲油炸。父亲很奇怪，但又因是年节，压住了火气，炸出来之后，吃了一颗，又吐了出来，味道怪怪的，说我妈：“你就会浪费。”然而，等油炸豆腐渣丸子彻底冷却之后，才知道它另有妙处，咸辣混合，不仅可用来下饭，还可用来下酒，怪怪的，却妙不可言。
过了年，我们就把油炸果子的事忘了。到了腊月，记起来了，天气时阴时晴，阳光若有若无有，已经晒不干一条薄裤子了，更别说要晒干生红薯片了。留了一个遗憾，又要等来年。来年，平田院子的有钱人引回了一条生产线，麻花、糖果、杨梅果……要什么有什么，价格也公道，东干脚的人也不缺钱了，就更懒得自己操作了。
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了春晚，不过瘾，又开始喝酒，兄弟多的，从天黑喝到天亮，开了门，放几挂鞭炮，直接去旧迎新，返回来继续喝。无论怎么吆喝，酒到尽处，还是睡眠。
年初一，客人来，桌上摆的，也不是小笸箩装油炸果子，而是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巧克力开心果……很丰富，却改不了年的冷清了。

欧阳杏蓬

乡村生活
在乡下生活，除了下雨天，几乎没有清闲的日子。我想，这是历史的惯性，也是生活对农民的安排。地里长的、山上摘的、水里捞的，不辞辛苦，能得个温饱，就算谢天谢地了。即使在今天，吃得饱穿得暖了，乡下的人仍闲不下两条腿来，像蚂蚁，只要活一天，就得忙碌一天，忙碌了，心里才踏实。母亲常说的生下来就是劳苦命八字，是自嘲，也是自我安慰。生下来就是如此，自打鼓，自扒船，没有人耻笑，也没有人赞扬，挑担尿桶，晃悠晃悠地穿街过巷也坦然。仿佛，这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了似的，天经地义啊。
秋天，红薯地改成了萝卜地。种萝卜最不费事，也是因此，萝卜在清水桥是最廉价的菜。在东干脚，种萝卜完全是因为养猪的需要。父亲说富贵靠读书，穷人靠养猪。但是，一代不读书，三代都变猪。据父亲说，我家祖上是考过清朝顶子的。最最辉煌的时候，在附近几个院子都开过馆讲过学，出门长袍马褂，十里八里的人见了，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先生。父亲说这些的时候，几乎面无表情。不知道他是说多了，麻木了，还是内心平静，只当一段历史来讲了。我更没有什么反应，要说有，竟是想知道，是否留下什么瓷器、青铜器、金银之类的值钱东西没有。父亲说曾传下来一个手镯，不知怎么后来被家里人砸了，后人只指导这么件事了。我不想再多问，继续挥锄头松土，把这块地的土松了，明天来浇上粪水，撒下萝卜种，十二月才不会冻红了手，去人家地里头偷萝卜芥菜喂猪。
微风起的时候，太阳就到了西边。光影昏蒙，大地冷清。光脚踩在泥地上，感觉到了些许带着凉意的地气。母亲在一旁说：“穿上衣服，受了寒可不得了。”我觉得无所谓，而且我不相信这我的身体会这么脆弱。这片土地给我最大的馈赠，就是用劳动把我的身体弄结实了。父亲看见了太阳落岭，骂了一句：这日子越过越短了。说完扔掉锄把子，就猫一样走到沟边，捡起地上的衣服，披在身上，眯着眼，看看我，看看天，又看看留在山顶的夕光，然后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喷几口，就像一个泥菩萨不动了。我知道，他又在想问题了。父亲心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我学无所成，没来得及光宗耀祖，还只是一棵苗苗，就回到他身边接班了。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想还击，却没有任何机会。他只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现在五十几了，还成了一个迷惘的农民。我无动于衷，我知道我在绝境。农村，农民，草根，一直受人冷漠以对。然而，此时，黄昏已近，夜幕里，我将可以单独面对自己，让自己像一只夜枭一样，面对狰狞又温暖的大地。
然而，总有意外。收拾好，赤着脚走过清冷的庄稼地，走过空旷又荒凉的田野，走到清水流淌的小河边，在河埠头上，看到了蹲在水边收拾鸭子的大叔。大叔见了我，热情地说：大侄子，今晚到我那里，我两个喝几碗。这是个难得机会。当然，在家，我也可以喝，一个人，面对父亲的冷脸，冷脸对冷脸，然后一张脸变成关公，一张脸变成苦瓜，却并无碍我内心的痛快。今晚，可以改变一下了。母亲担心大叔说的是应酬话，我却无所谓。东干脚的人，都是关在笼子里的骏马，都想着一日千里，只是到了黄昏，才突然会发觉，在这群山里，彼此温暖才是最可靠的。这是一种心灵的需要，这是最好的媒子。等我有收入了，我也可以请邻居，坐下来，痛快地喝几杯，醉过去，让苦闷人生偷个懒。
在清凉的河水里洗干净锄头，洗干净手脚，又坐在河埠头上，抽完一支“丰收”烟，面前山河突然朦胧了起来，月亮泛着清辉与寂静相对，看起来十分写意。只是，秋天，多了几许萧瑟。荒地、野坟、枯树，就在身边，人生似乎在瞬间浓缩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一眼就能看到一个人的结局。我看着小桥流水，内心清凉无语，多半也是因为先看到了结局。大叔已经收拾好了那只鸭子，站起来，像狗一样伸了伸腰，说：“摸鸭子也是个辛苦活，颈子都快要断了。”他驼着背，提着鸭子，一颠一颠的沿着卵石路往村子里走了。我踩着他的背影，却看见了我家的灯火，在村子中央，淡淡的一团火焰，却让我心潮澎湃。小小的东干脚，就像沙盘一样，一点一点的被灯火装饰，在惨淡中营造出安静温馨。如豆之灯，像窥视的眼睛，悄悄地打量着这个夜晚的时候，泥墙内的人生，已经注定平淡无奇，却又在渴望这喧哗不已。
河埠头并没有因此冷落。忙了一天的姑娘，在家里洗了澡，香喷喷的，趁着天色还有一线明朗的时候，端着盆子，盛了换洗的衣服，到这河埠头来漂洗。她们兢兢业业，毫无诗意，连天空的月亮也懒得去看一眼。就这么几张脸，也不好惹。在情感上，东干脚的人个个都是狮子，都有自己的地盘。人比狮子更会表现，把自家儿女看得更为珍贵，都是要嫁到外面过幸福日子的，东干脚的土鳖想都别想。看看手里夹着的八分钱一包的“丰收”牌香烟，我苦笑了一下，东干脚的梦，不在东干脚。念叨完心里又在念叨了一句：又是一天。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惋惜。
挖土，浇肥，播种，无数次的重复，令我几乎忘了夕阳。直到今天，才发觉，那些看似虚度的日子，却是那么坚实和温暖。不用怀疑那些平常的日子，那些平淡又略带忧伤的黄昏，与青春是多么相似，忧伤，美丽，煎熬，绝望，又一路前行，到现在还是那样子，平静，冷漠，坚定，摸索。虽然累，却不能不思考，虽然没多大意义，却不孤单，盖因为有个东干脚，无声无息地收留所有没有收获的日子。盖因为有像大叔那样深刻理解乡村生活的热心人，为所有彷徨苦闷的年青人打开一扇门，东干脚的人才会相互感动和珍惜。黄昏近，夜灯照亮归程，山河依旧温暖所有的世间的冷清与平淡，乡村生活像母亲一样慈祥大方，不分穷富，不嫌卑微，不论回报，送你长长的一程，让跌宕起伏的人生得以休养。

欧阳杏蓬

好日子舂粉子
冬天的阳光总是迟迟而来，没有多少温度，却明晃晃的亮眼。入了十一月，当我早上还在贪恋被窝的温暖，念叨了一百遍“温暖的被窝是埋葬人类灵魂的坟墓”，也抵不过阳光的诱惑，一看到阳光从窗眼里跳进黑糊糊的屋子在我面前闪耀，心里立马豁亮了，欣欣然自动掀开被子，坐起来，回了一下神，滑下床，套上衫，走出来呼唤妈妈，没有回应。呼唤妹妹，没人理。呼唤奶奶，还是没回应。一个过路的邻居看到了我，一脸惊讶，一边走一边说：“你们一家人都在石山崖下的石碓舂粉子。”我这才记起来，在我睡得朦胧时，母亲叫过我几次，都被我含糊过去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在笑话我，这么懒，这辈子怎么了结了。
东干脚有三架碓。小伯父家有一架，夹在猪栏和厕所间，臭不可闻。即使到了冬天，天气凉了，风一吹，还是能闻到那令人不适的味道。茶叔家有一架碓，在石山崖下，后边是山，右边是空地，长着一棵毛桃树，此时像张开的乌鸡爪子。左边是茶叔家的柴房，房顶上的稻草已经溶解板结，盖着下面发霉的部分。知青伯伯家也有一架碓，在他们的草房里。草房里光线昏暗，还堆着稻草，永州来的捕蛇者说，这屋子里有一条十几斤的大蛇，要知青伯伯出十块钱，他们才肯抓出来。知青伯伯不相信他们的话，不肯出钱，但知道这事的人，对那间草屋就敬而远之了。母亲犹豫了几回，跟父亲商量了，父亲做主，用茶叔家石山崖下的露天碓坎舂粉子。
茶叔有一个全东干脚最热心的继母——宝金婆婆，一个衣冠不整，容颜破败的中年女人。在东干脚，谁家需要帮忙，无论她多忙，都会扔下自己的事，过去搭把手。不论是什么关系，她从不在乎。若是说她一句好，她会激动得语无伦次。在我认识她起，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难闻的味道——鸡屎味，猪潲味，口臭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宝金婆婆不计较，我那小弟弟更不计较，好几个晚上，都赖着跟宝金婆婆睡。我妹妹不吵不闹，还真悄悄地摸到宝金婆婆家，跟她住过几晚。宝金婆婆的家很简陋，进门左手墙角是一个大水缸，右手墙角搁着扁担钎担。三间房子，两间是泥砖瓦房，一间是泥砖草房。草房子看起来原始自然，里面黑咕隆咚的像地窖，稻草的霉味经年不散。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宝金婆婆身上的味道，是霉味。一年四季被发霉腐烂的稻草熏陶，没一身霉味，别无选择。无论人家怎么说，宝金婆婆从不争辩，说得她不高兴了，就飞着唾沫星子大声说：“嫌我臭，离我远点。”
东干脚是一个只有三条巷子的小院子，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当我出门，沿着土墙的青石板路向东，走过两排泥墙黑瓦房，从铺着白石头的巷子折进去，左边就是一块空宅基地，夏天长满紫苏和野落花生，老鼠都钻不进去，现在一片枯黄颓败。两只白鸡在石头地基上摇摇晃晃地走，侧头看了我一眼，又去找它们的路。对面苟伯家屋檐上轻烟袅袅，空气里弥漫着红薯酒的香味。走过空地，看见苟伯头上裹着一张条纹帕，蹲在灶前，正往灶膛里塞着柴草。灶膛上的罩缸上面搁着一把菜刀——辟邪，竹筒连着的蹲缸腾腾的冒着热气。我跟苟伯打了个招呼，苟伯站起来，眯着眼说：“穷，来来来，喝一杯我酿的酒。”我小名春红，村人经常念成一个字“穷”。阳光就照在他的酒缸上，照在他笑眯眯的眼睛上、脸上，如一朵凋谢前的茶花。我拒绝了苟伯，不是不想喝，而是空着肚子，喝下去会晕。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东干脚，不是好日子，酿酒，舂粉子，几乎是撞不到一块的。我从苟伯家门前的碎石路上跑过去，就见到了拄着根红豆树干，在一头用力蹬着碓板的宝金婆婆。她一边喘着气，一边跟趴在碓头，用木勺将未捣碎的米粒扒到碓坎中央的我的妈妈说话。在家里，宝金婆婆只管做事，从不安排事。什么事儿，都是茶叔一口说了算。过年舂多少粑粑粉，杀不杀猪，买不买糖食果品，走哪些亲戚家，拿什么礼，宝金婆婆都不管。宝金婆婆最操心的，是两个刚成年的女儿，疯疯癫癫的，没个正形。说起这事，宝金婆婆就两眼迷惘，恨不得找个孙猴子来帮她化解疑难。我妈妈也讲不出道理，只能用“儿孙自有儿孙福”来搪塞她。
碓虽不是古碓，但结构仍然古老。碓木是六尺长的野树子，碓尾削平如踏板，碓头如纺锤，碓齿用钢铁裹着，用的次数多了，看上去银光闪闪，捣在青石制的坎里，发出的吧嗒声，像一个清脆的响炮，又像是磕在自己骨头上那样，入心入肺。在我没来之前，在我还在睡梦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合力捣出了一坎米粉，也就是捣碎了四五斤米。妹妹坐在一边的小板凳上，双手扒拉着面前的米粉子。我想，刚才的两只鸡神神秘秘，可能就是想怎么窜过来，在雪白的米粉子上留几个爪印。鸡不吃米粉子，只是好奇那雪般的白。人讨厌鸡爪子脏，弄脏了要入口的好东西。
我搓搓手，说：“婆婆，让我来”。
婆婆侧过头，一口气喷过来，说：“我刚暖和身子，你就莫来了，去帮我看看煤火上的猪潲开了没有”。
我赶紧闭住呼吸，转身应了一句，撒腿就跑。宝金婆婆的家就在苟伯家的隔壁，走一截碎石子路，一截青石板路，一截泥路就到了。茶叔在屋檐下泥路上撒了一层薄薄的河沙，已经被屋里泼出来的水冲出了好几道沟沟。推开沾满泥浆和灰尘的大门，踩着阳光走进宝金婆婆家，在灶屋墙角掀开硕大的铁锅的杉木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潲水味。低下头看，锅里面没有一丝动静。又弯腰低头看看煤火，面上还没有燃烧起来。转身出门，走了几步了，又转身回来拢上他家大门，顺着墙，跑回石堆这边。途中，苟伯还笑眯眯地跟我招呼：“你这个穷蠢子，叫你尝一口我的酒也不尝，我又不要你的米粉子。”我打着呵呵，不知道怎么答他。
跑到碓坎边，母亲正在用手拈出一撮米粉子，搁在食指中指上，用大拇指捻磨，感受米粉子的粗细。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像是在享受，又像是在品味。母亲的花头帕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粉子，像长了一层绒毛，在阳光下，像撒了一层银粉。宝金婆婆脸上已经起了毛毛汗，喘着说：“凤婆子，再舂一会，细腻了，才好做粑粑。”母亲也不客气，说：“嗯，摸起来还有点疙瘩，还要费点力气。”我也凑过去，宝金婆婆叫了起来：“你这个鬼崽崽，远点，碓头落下去要打烂你的脑壳。”我只好退后，立在一边，垂着手，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上忙。宝金婆婆又问：“我煮的潲怎样了？”
我说：“煤火还没有燃上来呢。”
宝金婆婆喘着说：“都怪你那个茶叔，做煤球的时候，我三番两次叫他少放点泥，他就是不听。”
母亲说：“舂完了米粉子，到我那里去拿几块好煤。”
宝金婆婆扭过头对我妈说：“我家的煤都烧不完，莫浪费了。”
我妈嘴上说：“宝金婆婆就是见外。”宝金婆婆听了这话，像得到了某种奖励，舂碓更下力气了。吧嗒吧嗒的撞击声，刀子般锋利，从山崖下一刀一刀劈出来。阳光暖和了起来，宝金婆婆脸上的毛毛汗成了汗珠子。我过意不去，执意让她下来，我来舂碓。母亲也说：“让春红来，他一身力气，不用就白费米谷了。”母亲这话，说得我像个废人。
看到阳光照在对面的空地上，照在前面小伯父家的屋脊和瓦片上，明明晃晃亮亮堂堂。屋垛上，深邃又瓦蓝瓦蓝的天空像映着大海，这一切多么熟悉！然而，眨眼间，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宝金婆婆走了三十几个年头了，心里一掐算，小伯父也走了四年多了。今年关又到，东干脚的人早就弃了碓坎，用机器代替人力了。在时光的隧道里，我经历过的那些真实正在变得虚幻和飘渺。当这冬日温暖的阳光，再次照进生活的时候，东干脚又是分外的凄凉。前程往事交集，那些舂米粉子做粑粑过年的日子，就像这充满诱惑的阳光一样，让我一边忍不住回头去追，一边在现实里踽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