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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浙江省宁波市 2016-3-22 15: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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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土地堂
很早之前,就听父亲说过,井头空处,石壁之下,荒草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堂,里面供着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像。六几年的时候,被东干脚的隔壁院子——段家段荣火麻子拿钢钎捅烂了,箍土地庙的木头也被他扔进井前河里,随水漂走,不知所踪。至此之后,东干脚再也找不出一处与神灵关联的物什。人们也无所谓,不就是一座小小的土地堂?而在他们手下破坏掉的毁掉的,岂止一个小小的土地堂?他们不去追问,也就不去扪心自问了。
东干脚的水井在河边,早前是一眼山泉,与河水相连。村人在河水里砌下一道坡,将泉眼与河水隔离开来,继续向山脚深挖泉眼,经过月积日累,掘到现在,已经十几米深了。人们在入口处铺下台阶,在水边上铺上一块大青石板,在青石板下修一拳头大的涵洞,将井水引到坡外的河里。井头上,是一块大石头,踏过石头,仍是石头,石头与石头斜着向上连起来,就是上山的路。在山脚看,就是一堵逐级增长的悬崖峭壁。
东干脚村建在山峰起伏不平的界迹岭的丫形脚下,村后是一片扇形树林,扇柄就是东干脚。树林是杂木林,山脚苦楝树、枇杷树、桃树、柿子树,往上就是腊叶树、桂花树、红豆树——以前我们还真不知道,结红果两两相伴状若黄豆大小的果就是红豆,而将红豆树在杂树里冷淡了好多年。继而是枫树、乌桕,到了边缘地带,居然还有两棵野桑葚 树,长得高高大大的,像是东干脚的天线。喜鹊在高处枝桠里织了个篮球大小的窝巢,在山脚下就能一眼看见,以至于邻居天天盘算喜鹊什么时候下蛋孵出雏鸟来。四月过,青黄不接,地里的麦穗只能揉出白浆来的时候,几个人拿了弯钩和梯子,结伴上山了。树林子里很安静,一只白头翁从一棵乌桕树飞到另一棵乌桕树,侧头看着,叫着,不知道这一群饥饿的人要干什么。
我也去了,因为我的父亲也去了。
在经过井头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六几年发生的事,而是在研究怎么捅喜鹊窝,在猜鸟窝里究竟有几只小喜鹊,够不够一餐。我也很兴奋,抓住喜鹊,我就可以养喜鹊了。当邻居几个叔爬上树,捅烂喜鹊窝,滑下树来,又在地上扑腾着,捉住从窝里掉下的四只小喜鹊的时候,喜鹊妈妈在桑树顶上“叽叽”叫着,跳着,腾起来盘旋,可是,人们不会同情它,而是恨不得一竿子能把它也打下来。回到东干脚,我要了一只喜鹊,藏在鱼篓里,可是没有保住,被大人好说歹说哄了去,拔了毛,小炒了,我才发觉,我并不喜欢吃那肉。在东干脚村前,举头仍然可以看到山上的野桑葚树,只是,再也看不到喜鹊窝。
村里人家的灶头烧柴火,柴火就是茅草、或者蕨类植物。农闲季节,村里的人喜欢结伴上山砍柴。砍柴在外人看起来是个辛苦活,但我们从不那么认为,砍柴更像一种集体活动。几个人一起上山,然后各自挑一块茅草长得茂盛的地方下手,砍下一抱,就可以休息一下。站在东干脚的山上看天看地,向南可以望到十里外的双井圩,像是用墨笔画的一抹烟。把眼光一点一点收回来:双井圩柏家坪之间那一块黑色的枞树林边的院子是谢家,白墙黑瓦的柏家坪过来是房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平田院子,西边是一块平平展展的田野,田野上的八个郑家院子,样子像撒开的一泡屎。郑家院子的背后,是大坝一样笔直挺拔冷峻的西山。黄昏的时候,太阳就落在西山上。看一眼西山,就像看了一眼时间。太阳正在拖着山峰的影子,一点一点地往山下走。心头一紧,弯下腰,甩开膀子,狗刨一样猛砍一阵,码好柴草,用手掌抹抹眼睛上面的汗水,叫一声同伴。没有山谷回音,没有晚风轻拂,触摸到的是温润,感觉到的是时光如水。
担着柴草,“咚咚”的下山的时候,想停也停不住。尽管两腿有点发颤,尽管下山的惯性很大,尽管曲里拐弯,但一路跑下来,有惊无险。到了山脚下,腿肚子还在打颤,内心还在发麻,但已无关紧要。在井头坪子上扔下肩头柴担子,取下柴刀,就疾步下井,跪在大青石板上,牛一样埋下头喝水。喝饱了抬起头,看看头上石壁和青山,没有动静,没有变化,一切如常,才起身上来。坐在河埠头上,洗洗手,洗洗脸,面对着青色田野歇息一会,力量就像井水一样积聚起来。回头,看到身后那片巴掌大的空地,就想,我的前辈怎么会在这里设一个土地堂呢?井眼、河流、山岭、庄稼地、道路、东干脚,就是为这些?时空无语,我只有猜测以前的那个世界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我从来没见过土地堂,土地堂是什么样子?堂和庙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夜间经过井头的时候,我总要向那面石壁下看几眼,好像那里有一双黑洞洞的眼睛在对着这个安静的世界。月光里,石壁下只有一兜羽毛草,叶子像一簇箭一样一动不动。山上树林黑默默的,偶尔传出的树枝断落的声音,仿佛是什么暗示,令人头皮发麻。每次经过井头的那块空坪子,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起这里曾经有一个土地堂。什么样子的土地堂已经无关重要,即使见过的人每次都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但我总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在我的意识里,我是东干脚的后辈,土地堂里的土地公公,是守护东干脚的神,我们怎么能忘记守护我们的神呢?我的前辈为什么会拿钢钎去捅烂它呢?段荣火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切不得而知。八十年代末,他的独子跑广东,一出门就再也没有消息。 他所在的段家村里闹小偷,一直不得安身,迁到大河边养鸭住鸭棚,最后死在鸭棚里,半个月后才被人发现。不说因果报应,但人生的悲剧,多是自己演绎促成的。
茶余饭后,东干脚村里几个见过土地堂真容的长辈也几次动议,要在原来的地方重建一座土地堂,让后辈看到东干脚一些本来的样子。年轻人也热心,商讨了几个来回,信誓旦旦,就是没动手。父亲说,就是放几块砖,再供上一尊土地像。其他人也说简单,几块砖半包水泥半个工的事。即便是这样容易,拖到了现在,土地堂仍是挂在他们嘴上。只是偶尔,村里有人会在土地堂原来所在的地方点一把纸,烧一柱香。一打听,原来是某某家的娃娃夜惊,烧点纸钱给土地公公,求保个平安。有没有用,讲不明白,但至少求了一个心安。过了几年,村里一户人家里过了老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上了井头边上的一块地,挖穴拱墓,披白植绿,突然间,井头上多了一个土堆,再重建一个土地堂,几乎没必要了。
未来怎样,在于我们今天的作为。每次从河对岸经过,看到井头那片空处,我仍是在默念:这里曾经有一座土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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