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都大地的“乌兰牧骑”

东湖东湖啊

本报记者 刘婧 文/摄
上世纪60年代，大冶曾活跃着一支“乌兰牧骑”式文化工作队，他们挑着自己的道具和日常用品，带着自编自演的节目走村串户，为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农村、厂矿、机关、学校送去“大餐”。
这支文艺工作队虽只成立两年多时间，却因为接地气，深受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朋友欢迎，在大冶地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优秀节目因内容短小精悍，形式生动而荣获省市级大奖。
时隔半个世纪，这支文艺工作队成员虽个个满头银发，但谈及当时的情景，仍是眉飞色舞，精神焕发，感慨万千……
响应政府号召
15名文艺爱好者组建文化工作队
上世纪5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活跃着一支文化工作队，由于经常骑着马带着道具去草原表演，因此被誉为草原文艺轻骑兵。其文化工作队演出的节目短小精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
这支文化工作队“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既是宣传队，又是服务队，在台上演出节目，走下台又向农牧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深受草原农牧民欢迎，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乌兰牧骑”也成为文化工作队的代名词，成了所有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没多久，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号召中南局所辖各地区向乌兰牧骑文化工作队学习，每个县要成立自己的文化工作队。当时的大冶县委书记刘树维非常重视这个号召，要求县委宣传部督促县文教局迅速组建自己的队伍。
在县文教局的牵头下，开始在全县范围内物色具有写作、表演、演奏特长、思想健康向上的文艺青年。最后，从县楚剧团、汉剧团、京剧团、歌舞团借调来了唐永芬、蔡子怀、艾金玉、童宝珍、陈红等专业演员；从税务局、金牛公社、金湖公社、前进公社（现为刘仁八镇）借调来了雷训洁、徐美英、宋登忠、陈汉生、胡名成、郭引宝、吴学军、金涛、夏本立、秦海涛等业余文艺爱好者或文学爱好者等15人组成了大冶县文化工作队。从教育系统调来的夏本立被任命为工作队队长，其年龄也最大，当时37岁，其他人平均年龄20岁左右。
曾经的文化工作队成员、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代贵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在大冶县税务局工作，他是文化工作队成立以后才借调过来的。作为税务局的业务骨干，该局领导当初并不肯放人。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树维出面做工作，才把自己“挖”到文化工作队。
从大冶师范调来的徐美英告诉记者，当时她大约17岁，正在读三年级，因文化工作队成立后人员不足，自己和另外一名队员于当年9月份才被安排过去。至此，才组成了16人的完整文化工作队。
自编自演节目
演出足迹遍及大冶山山水水
文化工作队成立后，每天都进行创作、排练和演出。刘代贵说，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他们走遍了大冶的山山水水，最高到过毛铺金柯，最远到过黄金湖。
文化工作队的每个人挑着自己的道具和日常用品，走村串户。有时在路上碰到下大雨，男同志帮女同时挑，在文化工作队年纪第二小的徐美英因为体质好，常帮着队里的姐妹们挑东西。
衣服湿透了到了农户家里烤干后接着上路，那两年他们几乎没有搭过车，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一个月就回城里一次，一年里只有夏天在城区里的时间多一些，一年平均要演出300多场。
在镇里，他们就住旅社，在村里的话就是借住在农民家里。刘代贵回忆，有时候在农户家里吃一顿饭还会给他们1毛5分钱。吃派饭，严格按规定每餐交半斤粮票、1角钱，连鸡蛋也不能吃一个，顶多只能吃吃豆腐，除了每月按规定领工资外，没有任何补贴。
刘代贵介绍，剧团演出的许多节目都是原创，一般根据全国和大冶发生的大事来歌颂祖国，由于人手存在不足，队员们往往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自己专门负责写剧本，演员不够用还要负责演出。
一般创作都用一晚上的时间完成，刘代贵作曲的时候让胡名成睡觉，写完后就叫胡名成起来作曲，词曲完成后叫醒其他队员起来排练，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街头演出。且边试演边修改，改好后随即深入到农村、厂矿、机关、学校演出。
文化工作队自编自演的素材均来自农村，非常鲜活、接地气。徐美英告诉记者，很多时候是歌颂劳模的，去到哪个地方会把那里的人名、地名放到节目中。比较有名的节目有《补锅》《借牛》《打铜锣》《五爱大脚》《刘大妈积肥忙》等，这些节目有不少荣获省市级大奖。
施工现场汇演
吸引1万多名建设者冒雨观看
刘代贵说，那个年代因条件所限，农村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更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就连收音机也极其罕见，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因此，像他们这样的文化工作队的演出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当时大冶几乎没人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
当时还有另外一支专业的团体——大冶楚剧团，但是文化工作队人数少，节目比较精悍，更像是游击队，因灵活多变更容易深入基层，被更多老百姓所熟知。群众一般不记得他们的真名，只记得他们的外号，像来自县汉剧团的专业演员艾金玉个头不是很高，人长得有点胖，就被群众喊做“小秤砣”。
1966年春，大冶县政府组织万人在茗山公社修建杨桥水库，大家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睡在工地，劳动辛苦，生活枯燥。为了慰问这些战斗在一线的广大建设者，文化工作队加紧编排了《大冶人民在大干》等节目，赶到工地演出。
“当天下雨，但当地1万多名建设者冒雨来看，有的打伞，有的搭着衣服，有的披着斗笠，直到节目结束了，他们还舍不得走。”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刘代贵仍记忆犹新，心情澎湃。
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陶铸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而文工队被视为陶铸同志亲手扶持起来的“黑试点”，被贴上“修正主义毒草”的标签，文工队被迫解散。成立近两年的大冶县文化工作队也因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6名文化工作队队员重新回到各自原来的岗位。
之后的这么多年，文化工作队队员们有的还从事文化工作，有的选择了别的工作，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退休安享晚年了，其中大部分人还在大冶，也有少数因为家庭的原因生活在外地。
由于是在青年时期结下的深厚友谊，最近几年大家每年都会在过年期间组织一次聚会，一起唠唠嗑怀念年轻的时光。刘代贵更是和徐美英、唐永芬一起相约每天早上在世纪林跳交谊舞，锻炼身体的同时维系革命感情，至今已有七八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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