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梅县:黄梅戏的真正发源地

楚凤鳴

      李言水

      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最终形成在安徽安庆地区。这是众多学者、专家和老艺人从艺人师从的记载、保留的剧目以及积累的唱腔(最具说服力的)等方面综合分析、全面衡量,审慎得出的结论。

      笼统地说,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固然不错。但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哪里?能不能具体一点?为什么会发源那里?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流传到安徽去的?如此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和疑惑,亟待给质疑者一个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诠释。否则,不仅很大程度上削减了“黄梅戏发源于黄梅”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而且也不利于科学认识黄梅戏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历史真相肯定只有一个。笔者坚信,只要找到了黄梅戏的真正发源地,所有的疑惑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一)

      山河无言,实证如山。

      黄梅戏既然发源于湖北黄梅,不妨到黄梅实地去看看。

      首先,看一看黄梅的版图。

      现在的黄梅县,尽管历史上县治沿革变化繁杂,但大体上是由湖北黄梅和江西德化两县于1936年合并而成的。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新蔡县改称黄梅县;五代南唐时,改浔阳县为德化县(民国3年一度改称九江县,但人们习惯仍叫德化县)。民国20年(1931年)开始动议,民国25年(1936年),正式划定鄂赣省界,将江北原属江西德化(九江)的封、郭二洲以及团牌洲等地划归黄梅县管辖。这块地域包括今孔垅一部分,分路绝大部分、小池绝大部分和新开六咀等地方。从此合二为一,统称黄梅县。

      熟悉黄梅历史的都知道,湖北黄梅和江西德化两县习惯上东面以东港(又称小江,素有鄂东“秦淮河”之称)为界,西边以分路到孔垅的西河为界,北边以孔垅德化桥为界。东港就像一个大写的“L”字母,把黄梅和德化分隔开来。东港北侧有驿路堤,既是江西德化防止湖患的屏障,又是湖北黄梅防止江汛的第二道防线,同时还是湖北黄梅出境的一条最直接、最简短、最重要的陆路交通干线。

      如果让现在人有个更直观的印象,也可以这样讲,黄梅县界在东南面和现在的京九铁路走向差不多;西面在黄(梅)小(池)公路孔垅分路段往西一点,沿西河到江边。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黄梅县界在1936年以前,东南面只抵达驿路堤,东西两侧只有狭长地带抵达长江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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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看一看黄梅的地形地貌。

      黄梅地处大别山丘陵向长江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由北向南倾斜。北部为山区,最高海拔1244米;中部为丘陵;南部为长江冲积平原和湖区沉积平原,最低地面高程只有10多米(现龙感湖农场境内),高差达一千二百米以上。(综合《黄梅政府网站》、《黄梅县志·地理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龙感湖西南岸到驿路堤,有一大片高滩泽地,里面沟港湖汊密如蛛网。自汉唐时起,由于人口增多,就陆续有垦荒围垸,到民国时期,从小池口下丁字坝起,北经孔垅达黄泥塘(现蔡山辖地)30多公里,人们插草为标,围湖造田,民圩极多,大圩套小圩,共有140多座,一般都是环太白湖、源湖、感湖修建的,主要集中在现在的龙感湖农场境内。

      1936年以后,东港由界河变成了内河,驿路堤防汛功能退化,加上连续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暇顾及,以及1949年长江大水的毁灭性破坏,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只能隐约看到几处陈迹。1950年2月,黄梅举全县之力,将原四维圩、王大圩、都圩、联益圩四大民圩合堤并垸,动工兴建北起濯港巴茅山刘家井,经陶河、白湖、金凉亭、严家闸,南止刘佐杨西湾与长江干堤相连的百里长堤(全长46.2公里),以防湖患。1953年,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两县协定龙感湖水面界限,渔船、民船、商船不再穿行龙感湖。1956年元月1日,经国务院、农垦部、长江水委和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批准于龙感湖西南部高滩泽地垦建龙感湖农场,1958年11月,将严大乡(原属塘穴镇一部分)的严大墩、严细墩、王上屋、龙岸墩和黄太墩划归龙感湖农场,通讯地址为黄梅县严家闸。

      第三,再来看一看黄梅的水陆交通。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黄梅的水陆交通确实四通八达,襟江带湖,北走京华,南驰百粤,怎么赞誉都不为过。

      但历史上黄梅属于荒洲邈县,水陆交通是怎样的状况呢?

      据《黄梅县志》记载:黄梅县南行九十里至清江镇,市连德化之小池口,往九江者必由小池口渡江,盖德化有渡船而黄梅无渡船也。

      现在黄梅的几个码头包括小池口码头、横坝头码头等都归江西德化管辖。

      而黄梅陆路交通,据严水先《黄梅县古陆路交通略考》,黄梅有两条驿道,一条为黄州府管理,即府治东驿道,也就是现在的省道黄标线黄冈经浠水、蕲春、武穴到黄梅段。一条为黄梅县管理,即县治驿道。由县治出西门,经谷塘铺、濯港铺、白湖铺、孔垅铺、深沟铺、塘穴铺、老夹铺、清江铺,至江西省德化县,全长九十华里,过九江府(市)设有渡船人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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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黄梅到江边,不管是水路,还是旱路,都是从孔垅经严家闸,或走驿路堤,或走东港到小池。黄梅到安庆,更多的是走水路,必须从严家闸过龙感湖,沿途经过宿松、望江、怀宁,出华阳河抵达。

      驿路堤不知何时修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清江口宋以前设有驿,名“临江驿”。如唐代诗人宋之问的《途中寒食题临江驿》即指此处。

      驿路堤,顾名思义,既是驿道,又是堤坝,类似于现在的长江干堤堤顶公路,在古代恐怕不多见。堤坝的功能,众所周知,无需赘言。驿道在古代虽然主要是为传递文书、调动军事、官吏往返而设的,但民邮和旅运亦兼而有之,向来是交通动脉。

      建国后,公路交通迅速发展,基本上都是在驿道基础上修建的。遗憾的是,孔垅至清江镇东港驿路堤段,因遭受1949年长江溃口,毁坏严重,工程艰巨,1952年修复时,才改走孔垅西边至小池口的人行道。这也就是现在的黄(梅)小(池)公路孔垅——分路——小池一段。(见严水先《黄梅县古陆路交通考略》)

      而龙感湖的湖路、东港的水路,在没有动力机械之前,在华阳河没有建闸(华阳河大闸,1936年开始动工修建)之前,一直都处于鼎盛时期,渔船、民船、客船、货船来往穿梭,络绎不绝。撇开“渔舟千艇”不谈,据《黄梅东港船歌》的作者詹玮介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长途运输只能水路船运,船工不足一万也有八千。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港客船才最终绝迹;龙感湖至今仍有少量渔船、客船往来。

      水路也好,陆路也好,驿路堤也好,东港也好,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1936年以前甚或是在1949年以前,都是黄梅交通的主动脉,同时自然也是文化交流的快车道。而位于驿路堤和东港交汇的严家闸便是鄂皖赣三省的交通枢纽。历史上进出黄梅的名人绝多数都是走的这条路。由于县治的变更,由于洪水的破坏,也由于科技的进步(主要是动力机械的应用),这条交通要道才逐渐走向衰落,以致被许多探讨黄梅戏起源的学者忽视或淡忘。

      尤为遗憾的是,恰恰就在1953年秋天,王兆乾、陆洪非等先生来黄梅考查黄梅戏起源的时候,因交通变更,走的不是这条路,与揭橥黄梅戏起源真相失之交臂。

      笔者之所以不辞繁言,啰嗦许多,主要是因为,现时人们在考证黄梅戏起源时,习惯以今天的视角,把古黄梅与德化混为一体,对黄梅的地形地势,对黄梅的水陆交通乃至语言风俗,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导致立论凭空臆想,牵强附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二)

      黄梅戏,安庆府六县旧时称之为“黄梅调”或“采茶戏”;黄梅惯称“采茶戏”,俗称“采子”;在某些地方和某个历史时期,也有叫做“花鼓戏”、“三角戏”、“二高腔”、“化谷调”、“下河调”的;尽管叫法各不相同,但都源于黄梅“采茶歌”。

      采茶歌,顾名思义是采茶时唱的歌。

楚凤鳴

据史料记载:湖北黄梅县在唐代就是名茶“团黄”的产地。茶圣陆羽为切实考察“团黄”的采制、生长区域,曾攀登海拔1200米的黄梅县紫云山。(陆羽《茶经》)

      《大清一统志》载“紫云山在县北七十里,山路萦纡,望如削笔,共顶平旷,东西环拱,内有平田,僧人植茶,即为紫云茶。”

      有人考证,在黄梅西北方向的考田、小溪、龙坪、古角四大山区,唐宋以来,既有茶农种植的家生茶,也有杂生于灌木丛中的野茶。

      当茶农在从事茶事时,或即兴编唱一些山歌、民歌,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或传唱一些不知原创作者的“采茶歌”,提神解乏,宣泄自己的情感,以致相沿成习,蔚然成风,也很自然。

      中国很多偏僻贫穷的山区,都盛行原生态的民歌,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采茶歌大约也可以算作一例。

      黄梅北部山区产茶,诚然不假,采茶时茶农惯唱采茶歌也是事实,但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推论“采茶戏发源于黄梅北部山区”呢?从逻辑上讲,这样的推论,确实顺理成章。但是,在谈历史的时候,如果将基本立论建在预定的概念上,不加以分析和洞察,又带着某种定论来利用事实达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甚至恰恰相反。遗憾的是,过去在探索黄梅戏起源的时候,几乎都或深或浅地步入了这个误区。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推论演绎的脉络:黄梅北部山区产茶——男女茶农唱采茶歌——成群结队男女青年唱采茶歌——农村采茶的人们进山采茶唱各种歌调——采茶歌丰富和发展成采茶戏。

      据《黄梅县志·文教卫生志·文化艺术》载:黄梅县北部山区的紫云、龙坪、多云等山区多产茶叶,每当“茶春”(谷雨前后),男女茶农惯唱山歌和一些长篇叙事民歌,来歌颂自己勤劳、俭朴的生活和茶叶的丰收。

      黄梅戏老艺人熊利华等人也说:师辈相传,从前,我们黄梅县的紫云山和龙坪山都是产茶的地方,每年“茶春”上,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在一起采茶,或独自抒情,或彼此唱和,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歌调,像“正月里来到采茶,梅花儿开,梅花儿开得锦绣花儿开,望我的郎儿回……”(《安徽史学》1960年第1期《黄梅戏早期史探》陆洪非)。

      依此,渐渐演变为:

      “采茶的人们从各自的乡村,将流传民间的山歌、小调(与采茶没什么关系的)带到茶山去唱,因此黄梅民歌中,采茶调特别丰富。”【《理论建设》2006年2月《黄梅戏的起源及其形成探析》吴艳】

      “在黄梅民间流传:清明谷雨前后,正值采茶季节,农村男女集于茶山摘茶,他们有从远处来的,有当地的,茶山上好像过节一样,到处荡漾着歌声。所唱的小曲统称为‘采茶调’或‘茶歌’……【《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黄梅戏起源综论》段友芳】

      “黄梅歌风很盛,尤以采茶歌为最,黄梅北部山区盛产茶叶,每年谷雨前后,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上山采茶,他们用山歌小调或叙事民歌的形式,或独唱抒情,或彼此唱和,于是就产生了黄梅采茶调。”【《黄梅人说黄梅戏》2009年1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桂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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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从材料分析,笔者有五点疑问:其一,熊利华是五祖人,算是山区的,他的师父帅毛从(虫)是新开人,靠近长江,许连喜是濯港人,靠近湖边,在孔垅铺堂拜师学艺的。从情理上讲,哪有采茶戏发达地方向后进地方拜师学艺的道理?其二,男女青年从乡村进山采茶,现在确实很方便。而在明清几乎不可想象。要知道,不以最远处算,就以黄梅戏早期艺人最多的孔垅镇算起,到北部山区,路程约在一百里,在没有助力车的时候,完全步行,往返需要多久,可想而知。其三,在明清时期,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三寸金莲,撇开风俗不讲,步行更为艰难。有无驴马代步?深究起来恐怕会陷入无稽之谈。其四,那么多男女青年集在茶山采茶,是一天还是几天?一天往返,光有走路的工夫?几天,哪里住宿?哪里就餐?其五,清明谷雨采茶,是季节性相当强的茶事,大约十天半月,会有那么多平畈(农村)湖区的男女青年去做临时工吗?

      中国农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就像一帧收藏版的古画,在没有战争和灾害等外力的作用下,变化是很缓慢的。

      笔者不单是为考证黄梅戏起源,曾多次到过黄梅北部山区,获得的直接印象:无论是交通、经济,还是文化和生活,都难以想象这里便是黄梅戏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第一,黄梅北部山区多矿山,有铁矿、石矿、磷矿,也有一部分是荒山秃岭,能种茶叶的茶山实在有限。而黄梅茶山在史料记载中多是僧人种植的。上述“僧人植茶”就是明证。还有人说,老祖、四祖、五祖、龙俊、南山、中山等寺庙的僧尼,也在庙产的山田中种茶。“黄梅名山僧占尽”固然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反应了山区茶农的比例。

      第二,黄梅北部山区,人烟较少,交通闭塞,“山路萦纡,望如削笔”。怎么会形成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上山采茶呢?从现在保存的一些采茶歌来看,往往是姑嫂,母女。像《姑嫂望郎》,像“三阳天,春光好,百鸟甚多。三月三,去采桑,母女两个.....”,完全看不到集体采茶的景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段经常被以往论者引用的采茶歌中的男主角却不知去向,是做生意去了?还是外出打工谋生去了?为什么“望我的郎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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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当然也有当地茶农种茶,但即便是现在,也一般是自产自销,根本谈不上规模种植和公司化经营了。据统计,现在黄梅开发茶园8000亩,在古代,有多少,不得而知,除去僧尼种茶的面积,山区茶农又有多少呢?

      第四,如果说黄梅戏起源于北部山区,又怎样解释黄梅戏早期名艺人主要集中在孔垅镇或在孔垅镇拜师学艺呢?

      第五,很多论者认为黄梅戏是逃水荒的灾民带到安徽的。那么北部山区发生水灾吗?如果山区不发生水灾,又哪有灾民逃水荒?

      第六,采茶歌丰富多彩,既有与茶事相关的,更多的是与茶事不相干的。在黄梅采茶戏的230余本(出)传统剧目中实际只有19折与茶事有关。大多有采茶之名,无采茶之实。既有山歌畈腔,又有民歌小调,还有渔歌、船歌。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

      所有这些疑惑,归结为一点,就是:是采茶歌走出山外还是人们走进山里?

      一个浅显易见的道理:山不能动,茶不能动,难道采茶歌也不能流传?茶农也不能走出大山?其实,采茶歌不走出大山,永远也不会丰富和发展。

      正像东北的二人转不走出东北,宋祖英的苗家民歌、李琼的土家歌曲不走出大山,走上春晚,就没有现在的影响力,道理是一样的。

      采茶歌一直纠缠在山里,是持黄梅戏发源于安徽或发源于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论者故意设下的陷阱,还是持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论者无意间中了圈套,笔者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地说,黄梅戏不发源于黄梅北部山区,采茶歌仅仅是黄梅戏的一粒种子。

      采茶歌在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能不能走出山外?又走向哪里?

      (三)

      历史的真相即使被岁月的尘垢掩埋得再深,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民国9年(1920年)的《宿松县志》上记载:“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第一次提出“黄梅戏”这个名称。从地图上看,以宿松县城为中心,便知宿松“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的地方就是严家闸所在的塘穴镇,即龙感湖西南这片沉积平原。这很自然让人想到,黄梅戏是不是就起源于龙感湖这片饱经苦难的神奇土地呢?如果是,那么采茶歌又怎样落根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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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锁定严家闸。

      严家闸既是闸名,又是地名。位于孔垅、塘穴之交。闸因严姓得名,地因闸闻名。“地隶属孔(垅)、塘(穴)二镇,而宗乘惟以迁者称塘,以明代塘穴疆域广上”(《严氏宗谱·历史引》)。

      据《黄梅县志》(光绪二年版)记载:“严家闸在塘穴镇驿路堤上,其西南为德化封、郭二洲。缘梅邑筑驿路堤以防湖患,于是化邑二洲水无所泄,岁苦淹没,万历三十五年(即公元1608年)化邑知县孙同伦相地形势,惟梅邑塘穴驿路堤建闸,俾水北出感湖为便,因具文详两省督抚会题允行。梅庠生严复所慨,将田地一段予化邑开河建闸,其水宽五丈,长十五里。化民运土载板,以时建筑。”因闸建于严姓之地,故名严家闸。自此,严大墩部分房户隔居闸西(后属孔垅管辖)。1955年闸毁。垦建龙感湖农场后,严家闸亦泛指严家闸分场或龙感湖总场。

      笔者这里所说的严家闸,除龙感湖总场外,还包括原塘穴镇和孔垅东面与龙感湖交界的毗邻之地。

      严家闸的老年人都知道,严家闸全部用青石砌筑,长约二十丈,宽四丈有余,中间石板桥可并行四辆汽车,闸身石雕装饰物有四只狮子,四头象,六个和尚头,八个乒哩乓(石矶)。整个桥闸气势雄伟,蔚为壮观,闻名遐迩,成为鄂皖赣三省当时一个地标性建筑。

      修建严家闸的初衷虽然只是排水防渍,结果却一举多得。既连通了黄梅孔垅到德化小池的驿路堤上陆路交通,又打通了龙感湖和东港的水路交通。使严家闸一跃成为黄梅乃至湖北的东大门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严家闸建成后,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聚的水陆码头。严家闸东西两岸形成了一条繁华的集镇小街。至今严家闸西街的石板路保存完好。

      据老年人讲,严家闸过去是很热闹的地方。在明清的时候,安徽华阳河没有闸(华阳河闸1936年开始动工),下江(南京、安庆)的船只到九江,主要走内湖。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当时华阳河没有建闸,行船没有障碍;二是没有动力机械,下江船只到九江,走长江,逆流而行,既耗费人力,又很不安全。三是兵荒马乱,长江沿线很不安全。货物走湖路,湖水平静,湖风好借力,无论是荡桨,扯帆,还是拉纤,安全、省力。

      在明清时期,沿湖几个县(黄冈的蕲春、黄梅、广济,安庆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的土特产——大米、红苕、土豆、茶叶、棉花.....都在严家闸装卸出港,南京、安庆上来的木耳、墨鱼、食盐、海带等日常用品都通过内湖到九江,有的就在严家闸落脚。严家闸成为中国明清时期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和小百货一级批发市场。

      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写道:五十多年前,我家就住在河的东边。村里的人每天去河里挑水、洗菜、洗衣服、打鱼摸虾,来回不知多少趟。翻过一道堤,就看到涓涓不断、清澈见底的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一片繁忙景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走湖路相对来说比走旱路安全,下南京、上武汉,过南昌,从华阳河进出,经过龙感湖,绕道几百里,虽然路程远了许多,但增加了一份安全感。湖的周围六县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多要靠这条水路补给。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那条河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2008年7月9日《黄冈日报》)

      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说:“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社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更快地向那里转移。”

      严家闸的居民大多是黄梅山区的移民,后又受劳动力融合的浸染,已经有采茶歌的底蕴,自然唱采茶歌是看家的本领。严家闸在解放后有一个农民作家——严亚楚(原为唱戏艺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龙感湖》,里面就有很多仿采茶歌创作的民歌,像“北风哪有南风鲜,江水哪有湖水甜,井底蛤蟆井底好,我爱湖乡一片天,又打鱼来又插田”。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还写道:湖区人民更离不开这条河……两岸群众相互唱黄梅山歌。内容有谈情说爱的,生活艰辛的,互相激励的,有对唱,有联唱,有对赛,热闹非凡。有些青年,通过唱山歌,找到意中人。那时湖区人民生活虽然困难,但非常乐观。例如唱:“天上星星笑眯眯,莫笑穷人穿破衣;山上树木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穷人也有富人时。”

      这些文字,虽然只是流风遗韵,但依然可以想见往昔的歌风盛行。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现在人的记述,不足为凭。

      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情景:《逃水荒》中“二八女”,名叫邱金莲(也有叫兰香),就住在濒临感湖的严家闸。《逃水荒》小戏这样介绍:邱金莲在逃荒中遇到蔡屠户,蔡屠户得知她住在黄梅县严家闸,就要她唱曲子。下面是蔡屠户与邱金莲的一段对话:

      蔡:你严家闸的姐都会唱,你可会唱?/莲:我不晓得唱。/蔡:你不晓得唱,你那篮子里哪来两块板?/莲:是我嫂嫂唱的两块板。/蔡:那你嫂嫂总要教会你唱?/莲:我稍微晓得几个小曲子,今天嫂嫂与我分了伴,无人与我帮腔。/蔡:你黄梅的姐来到我店里唱得多,我听得多,也学会了一点,我来与你帮腔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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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商贩把采茶歌传唱出去。“黄梅贾昌”,小商小贩很多,山区的货郎担更是走村串户。有“鸡毛头毛换灯草”的,有“卖针头线脑”的,有“敲板糖”的,有“卖茶叶”的。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可见,卖茶叶的小贩尤为多见。采茶歌有可能通过这些商贩传唱出去。明人徐霖记述黄梅歌风是“老稚相与歌于野,商贾相与歌于途”,应该是这一情景的写照。虽然这种传唱相对散泛,但也有相对集中的走向。因为江西九江在明清就是闻名全国的米市和茶市,而到九江又必经驿路堤或东港,别无他途。

      二是移民把采茶歌带到湖区。因为黄梅县北部山区,土壤贫瘠,人均占有土地很少,农作物产量很低,居民生活极为贫困,这种状况甚至保持到现在。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求出路,而龙感湖这片高滩泽地虽然多水灾,但土壤肥沃,毕竟还有丰年,权衡利弊,还是有一部分茶农举家迁居。黄梅戏传统剧目《逃水荒》中的一段唱词提供了极好的证明:“家住黄梅里黄山,十年就有九年干,亲戚朋友劝我搬,一搬搬到大河边,十年就有九年淹。”联系唱词的前后文,这次搬家恰恰搬到了龙感湖畔的严家闸。《逃水荒》中的“我家”只是一个文学典型,事实上更多。考诸宗谱,现在严家闸的土著居民中人口最多的严姓家族,就是明正统年间从黄梅独山迁居来的。(黄梅县龙感湖《富春堂严氏宗谱·卷首·严氏历史引》载:“闸上之有严氏,自明正统间世公徙塘穴始也。”)

      无独有偶,现在严家闸与严姓比邻而居的另一个大家族王姓也是明天顺年间从黄梅北部山区考田迁来的(有家谱为证)。另清末王氏宗族后裔王青萍在《斑鸠湖纪略》一文中写道:“斑鸠湖(龙感湖农场总场东北约2000米处)之为吾族所有,自廷用公迁居以来,已三百余年矣。”也可以为证。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历史偶然巧合么?

      据《龙感湖农场志》和原龙感湖农场党委书记范定生写的《沧桑巨变龙感湖》(1999年10月15日《黄冈日报》)说:严家闸“原本杂居着许多从外地迁来的农民,他们在这里修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一座座村落,像何家屋场、朱家垏、王家圩、五房圩……但不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为水灾频繁和无奈小虫何,许多村庄后来只留下一堆堆瓦砾和一个个地名,不少农户家破人亡,倒门绝户……在农场现在的春港分场境内,过去有一个曲家村,所有人丁全部死于血吸虫病;何家屋场在清代还有几户人家,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因为闹水荒和得血吸虫病,村毁人亡,只剩下一个孤老人搬到河西跟女儿过了;范姓在清代初期,据家谱记载有四十多口青壮年,到解放前只有三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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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据民国孔垅乡绅汤用彬《致省、县当局及合邑绅耆老书》和《筹建富民圩说略》考证,在现龙感湖沙湖分场部,距严家闸不过三、五分钟车程的地方,“有所谓十二门者,曾发现石板数块,足见前时此必有街道或房屋,又十二门附近有纵横数丈之高墩,土人呼为奶奶坟,亦发现有石条数块,可见前时必为大家坟茔或房屋。今九房圩中有於、邢祖茔,於氏在明初有於显公为开国元勋,封英山侯,子为大都督,与明太祖为儿女亲家,其祖茔在今磨儿湾。邢氏在明时为华族,科第联翩,其祖茔在今磨儿湾。若令清季九房圩、磨儿湾岁岁被水,於邢二氏俱高门世胄,必不将祖坟置于水荡中,足证此等处在前时均为高爽肥美之地,盖无可疑。”

      也就是说,龙感湖西南这片高滩泽地,明清时,人口密度不比山区小,而且比较集中在严家闸一块,有的是从黄梅山区迁来的,有的是从江西迁来的,有的衰落了,有的迁出了。除前文所说的严姓、王姓是从黄梅山区迁来的,其他姓氏不好断定,於姓肯定也是从山区迁来的(有家谱为证)。邢姓是从龙感湖迁到孔垅街的。黄梅戏一代宗师邢绣娘就是其后裔。

      迁居湖区平原,大致原因:一是受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二是明清两代重农抑商和奖励垦荒的政策驱使。三是山区偏僻、贫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太少。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龙感湖西南部的高滩泽地提供了垦荒造田的空间。

      三是劳动力转移把采茶歌带到了湖区。或许是因为山区田地太少,或许是因为茶事季节性太强,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许多山区青壮劳力来湖区平原,或做短工,或做长工,或做纤夫,或做力夫。龙感湖严家闸在明清两代,都是交通枢纽,商船络绎,需要大量的纤夫和力夫。同时垦荒围垸又需要精壮劳力。而山区茶农在这个时候茶事不多,又要挣钱养家糊口。山里的茶农(男人)便到湖区打工,或者耕田耙地,或者插秧割谷,或者在湖区做苦力。姑嫂望郎想必就是她们的“郎”在这里做工吧。在黄梅戏传统剧目《私情记》和《过界岭》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山区剩余劳力(於老四)在平畈农家(张二女家)做长工的情景。

      同时,茶农迁到湖区以后,在最初一两代,亲戚间互相走动也在情理之中,相互帮工是很自然的,在采茶最繁忙的季节,正是平畈湖区的小农闲,采茶一般都是女人做的事情,山里人口密度不大,采茶季节性很强,需要女工采茶,而迁居到湖区家庭的姑娘和少妇,因为明清时期,妇女从小时候开始,都几乎无一例外缠足,不能下湖田做事,而大多数家庭的女子包括成家后的妇女都要劳作,为亲戚帮工(采茶)自然而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少女少妇大多是乘船从东港、从严家闸,经龙感湖到隔湖相望的独山、下新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完全凭空臆想的呢?不是的。仅举一首龙感湖民歌为证:罢了罢了黑了天,情姐上了别人船,去年做鞋做给我,今年做鞋别人穿,想起长工好可怜。月亮出来照梭罗,外面狗吠是情哥,我哥走路我晓得,来唱采茶去唱歌,要比丈夫胜许多。日头落山往下丢,喊声老板把工收,莫把长工当牛用,莫把黄牛当水牛,莫把月亮当日头。

楚凤鳴

四是以工代赈加速了采茶歌与畈腔的融合。黄梅多灾,尤多水灾。从明洪武初年到1948年,据史料记载,黄梅大水灾平均6年一次,小的水灾更是年年不断。这种周期性的水灾一直延续到1954年。上了年纪的黄梅人现在都记得,1931年和1936的大水,1949年和1954年的大水,间隔都只五年。这里所说的遭受水灾,都是指江堤溃口、湖堤决口。不论是江堤,还是湖堤,灾后都要堵口复堤。黄梅筑堤、复堤更多是指修筑驿路堤和湖堤(后文还要详述)。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来完成一家一户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官堤是这样,民堤也是这样,叫做“民堤官修”或“官修民埝”。正如民国孔垅乡绅汤用彬在《筹建富民圩说略》中所说的那样,“甚望全县官绅仍按保派工法,合力加修。”由此可见,历史上,黄梅修筑、修复堤坝都是全县动员,全民参与,自然包括山区劳力(清末到解放,战争频仍,劳役调集有心无力,但已经不影响黄梅戏形成了)。另外,从黄梅戏传统剧目《瞿学富告坝》中可以窥见一斑。瞿学富是旱镇茶儿镇监生。因为八大坝长克扣赈银,而为民请命。这种年复一年或周期性地有组织的集体劳动,促进了采茶歌与民歌畈腔、渔歌船歌的磨合和融合。

      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初,黄梅依然每年在秋冬农闲时都组织全县精壮男女劳力集在龙感湖畔挑筑堤坝,围湖垦荒。即便是龙感湖农场境内,现在仍然有孔垅、刘佐、小池大量的“插花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梅挑堤看似新法,实为旧制。

      正是山区移民、劳动力的转移与交换、劳动力的融合,给湖区平原带来了他们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采茶歌”。高昂、豪放、欢快的茶歌,很快受到平原湖区农民、渔民的喜爱,不仅使采茶歌在更大范围内传唱,而且迅速壮大了唱“采茶歌”的队伍。我想,这难道不是采茶歌丰富多彩、多有采茶之名而无采茶之实的原因么?

      一方面,山区农民随着劳动与生活的改变,他们一面唱过去的“采茶歌”,一面利用采茶歌的腔调来歌唱新的生活——平原地区劳动和生活。像“跳下田来就唱歌,人人说我多快活,黄连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莫奈何。莫奈何,唱唱山歌做生活。”像“送郎送到菱角塘,菱角开花白洋洋,十指尖尖摘菱角,摘个菱角我郎尝。”(《剜木瓢》中的《送同年歌》),如此等等,生动说明“采茶歌”的旧瓶子里,装上了以平原湖区劳动和生活为内容的新酒。

      另一方面湖区平原的渔歌、秧歌、船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成,也在不断地丰富采茶歌的内容和腔调,其中,突出的是采茶歌受到了“渔歌”的浸染。

      根据《黄梅县志》介绍,黄梅县歌风很盛,既有茶歌,又有渔歌、船歌,还有樵歌,各行各业都有歌。插秧有插秧歌,车水有抽水歌,薅草有薅草歌。《黄梅丙子县志》说黄梅两大湖泊:“渔舟千艇,朝暮歌声不绝”。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诗文中找到印证。如“游嫘墩畔月初回,短棹渔歌唱九天。密网下湖新馔美,银鱼霜落味增鲜。”“郎住源湖妾感湖,采菱歌唱月明孤,吃完菱角鸡头熟,郎问鸡头刺手无?”等等。我想,这就是黄梅戏为什么“既有高昂、豪放、欢快的大别山茶歌特点,又具悠扬、轻松、宛转的龙感湖渔歌特色”(《黄梅县志》语)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