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梅县:黄梅戏的真正发源地

楚凤鳴

      四是以工代赈加速了采茶歌与畈腔的融合。黄梅多灾,尤多水灾。从明洪武初年到1948年,据史料记载,黄梅大水灾平均6年一次,小的水灾更是年年不断。这种周期性的水灾一直延续到1954年。上了年纪的黄梅人现在都记得,1931年和1936的大水,1949年和1954年的大水,间隔都只五年。这里所说的遭受水灾,都是指江堤溃口、湖堤决口。不论是江堤,还是湖堤,灾后都要堵口复堤。黄梅筑堤、复堤更多是指修筑驿路堤和湖堤(后文还要详述)。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来完成一家一户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官堤是这样,民堤也是这样,叫做“民堤官修”或“官修民埝”。正如民国孔垅乡绅汤用彬在《筹建富民圩说略》中所说的那样,“甚望全县官绅仍按保派工法,合力加修。”由此可见,历史上,黄梅修筑、修复堤坝都是全县动员,全民参与,自然包括山区劳力(清末到解放,战争频仍,劳役调集有心无力,但已经不影响黄梅戏形成了)。另外,从黄梅戏传统剧目《瞿学富告坝》中可以窥见一斑。瞿学富是旱镇茶儿镇监生。因为八大坝长克扣赈银,而为民请命。这种年复一年或周期性地有组织的集体劳动,促进了采茶歌与民歌畈腔、渔歌船歌的磨合和融合。

      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初,黄梅依然每年在秋冬农闲时都组织全县精壮男女劳力集在龙感湖畔挑筑堤坝,围湖垦荒。即便是龙感湖农场境内,现在仍然有孔垅、刘佐、小池大量的“插花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梅挑堤看似新法,实为旧制。

      正是山区移民、劳动力的转移与交换、劳动力的融合,给湖区平原带来了他们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采茶歌”。高昂、豪放、欢快的茶歌,很快受到平原湖区农民、渔民的喜爱,不仅使采茶歌在更大范围内传唱,而且迅速壮大了唱“采茶歌”的队伍。我想,这难道不是采茶歌丰富多彩、多有采茶之名而无采茶之实的原因么?

      一方面,山区农民随着劳动与生活的改变,他们一面唱过去的“采茶歌”,一面利用采茶歌的腔调来歌唱新的生活——平原地区劳动和生活。像“跳下田来就唱歌,人人说我多快活,黄连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莫奈何。莫奈何,唱唱山歌做生活。”像“送郎送到菱角塘,菱角开花白洋洋,十指尖尖摘菱角,摘个菱角我郎尝。”(《剜木瓢》中的《送同年歌》),如此等等,生动说明“采茶歌”的旧瓶子里,装上了以平原湖区劳动和生活为内容的新酒。

      另一方面湖区平原的渔歌、秧歌、船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成,也在不断地丰富采茶歌的内容和腔调,其中,突出的是采茶歌受到了“渔歌”的浸染。

      根据《黄梅县志》介绍,黄梅县歌风很盛,既有茶歌,又有渔歌、船歌,还有樵歌,各行各业都有歌。插秧有插秧歌,车水有抽水歌,薅草有薅草歌。《黄梅丙子县志》说黄梅两大湖泊:“渔舟千艇,朝暮歌声不绝”。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诗文中找到印证。如“游嫘墩畔月初回,短棹渔歌唱九天。密网下湖新馔美,银鱼霜落味增鲜。”“郎住源湖妾感湖,采菱歌唱月明孤,吃完菱角鸡头熟,郎问鸡头刺手无?”等等。我想,这就是黄梅戏为什么“既有高昂、豪放、欢快的大别山茶歌特点,又具悠扬、轻松、宛转的龙感湖渔歌特色”(《黄梅县志》语)的原因所在。

楚凤鳴

      据老年人讲,严家闸过去是很热闹的地方。在明清的时候,安徽华阳河没有闸(华阳河闸1936年开始动工),下江(南京、安庆)的船只到九江,主要走内湖。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当时华阳河没有建闸,行船没有障碍;二是没有动力机械,下江船只到九江,走长江,逆流而行,既耗费人力,又很不安全。三是兵荒马乱,长江沿线很不安全。货物走湖路,湖水平静,湖风好借力,无论是荡桨,扯帆,还是拉纤,安全、省力。

      在明清时期,沿湖几个县(黄冈的蕲春、黄梅、广济,安庆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的土特产——大米、红苕、土豆、茶叶、棉花.....都在严家闸装卸出港,南京、安庆上来的木耳、墨鱼、食盐、海带等日常用品都通过内湖到九江,有的就在严家闸落脚。严家闸成为中国明清时期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和小百货一级批发市场。

      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写道:五十多年前,我家就住在河的东边。村里的人每天去河里挑水、洗菜、洗衣服、打鱼摸虾,来回不知多少趟。翻过一道堤,就看到涓涓不断、清澈见底的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一片繁忙景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走湖路相对来说比走旱路安全,下南京、上武汉,过南昌,从华阳河进出,经过龙感湖,绕道几百里,虽然路程远了许多,但增加了一份安全感。湖的周围六县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多要靠这条水路补给。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那条河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2008年7月9日《黄冈日报》)

      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说:“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社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更快地向那里转移。”

      严家闸的居民大多是黄梅山区的移民,后又受劳动力融合的浸染,已经有采茶歌的底蕴,自然唱采茶歌是看家的本领。严家闸在解放后有一个农民作家——严亚楚(原为唱戏艺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龙感湖》,里面就有很多仿采茶歌创作的民歌,像“北风哪有南风鲜,江水哪有湖水甜,井底蛤蟆井底好,我爱湖乡一片天,又打鱼来又插田”。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还写道:湖区人民更离不开这条河……两岸群众相互唱黄梅山歌。内容有谈情说爱的,生活艰辛的,互相激励的,有对唱,有联唱,有对赛,热闹非凡。有些青年,通过唱山歌,找到意中人。那时湖区人民生活虽然困难,但非常乐观。例如唱:“天上星星笑眯眯,莫笑穷人穿破衣;山上树木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穷人也有富人时。”

      这些文字,虽然只是流风遗韵,但依然可以想见往昔的歌风盛行。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现在人的记述,不足为凭。

      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情景:《逃水荒》中“二八女”,名叫邱金莲(也有叫兰香),就住在濒临感湖的严家闸。《逃水荒》小戏这样介绍:邱金莲在逃荒中遇到蔡屠户,蔡屠户得知她住在黄梅县严家闸,就要她唱曲子。下面是蔡屠户与邱金莲的一段对话:

      蔡:你严家闸的姐都会唱,你可会唱?/莲:我不晓得唱。/蔡:你不晓得唱,你那篮子里哪来两块板?/莲:是我嫂嫂唱的两块板。/蔡:那你嫂嫂总要教会你唱?/莲:我稍微晓得几个小曲子,今天嫂嫂与我分了伴,无人与我帮腔。/蔡:你黄梅的姐来到我店里唱得多,我听得多,也学会了一点,我来与你帮腔好吧

      ……

楚凤鳴

      这段对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是乾隆二十九年,在安徽人眼里,严家闸的姐都会唱采茶歌。二是经常有黄梅灾民逃往安徽要饭。以致安徽的屠夫对采茶歌都耳熟能详了。三是灾民逃水荒的时候,带着两块板子(唱采茶戏的“云板”或简板),再不是清唱采茶歌了。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还可以看出这是妯娌两个(两小或三小的雏形),嫂嫂到严家闸时间长一点,就会唱采茶歌,而“二八女”娘家姓邱,婆家姓严,从年龄来看,还是个小媳妇,可能刚到夫家不久,就不大会唱,由此想见当时严家闸的采茶戏之盛。通过她与该剧中另一角色的对话,还介绍了黄梅灾民用牙板或金钱板打拍清唱小曲的形式,而且是有唱有和。应该说,这是形成黄梅戏的第一步。因为“道情”、“连厢”、“花鼓”等民间演唱艺术,或以原貌保存在黄梅戏中,或影响到黄梅戏的歌唱与表演。

      从《逃水荒》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黄梅灾民作为谋生手段的演唱形式:有“道情”、“花鼓”、“连厢”、“清唱”等等。实际上,他们用的演唱形式,除上述者外,还有“罗汉桩”、“送傩神”、“莲花落”等多种多样。黄梅采茶歌与黄梅灾民所演唱的“道情”等其它民间艺术形式,后来都成了黄梅戏的组成部分,成为黄梅戏孕育的基础。

      种种迹象表明:严家闸是黄梅戏的摇篮。从某种意义上讲,严家闸就是黄梅戏最早的中心发源地。

      这样说,可能有人会问:黄梅北部早期也盛行采茶戏,怎样解释这种现象?我认为这很好解释,采茶歌在湖区形成采茶戏后,因为茶农和山区剩余劳力返乡,自然而然也把采茶戏带回了山区。

      严家闸饱经沧桑,曾经的繁华和罹难落寞,不正好反证了黄梅戏起源地的扑朔迷离吗?如果黄梅戏在黄梅北部山区就已经形成雏形,在历史上,又没有任何大的自然灾害,应该可以找到很多明证,不致引起如此长久的争论。

      这或许就是黄梅戏发源地之争的玄机所在吧。

楚凤鳴

      (五)

      据“黄梅戏词条”和一些黄梅戏知名老艺人介绍,黄梅戏从发源到发展,经历了道情和独角戏、两小和三小戏、三打七唱、管弦伴奏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在黄梅县完成的,后者是在安庆地区实现的。

      许多老艺人如丁永泉、翟乔松等都言之凿凿,但鲜有论者探讨黄梅戏在黄梅的三个阶段是怎样形成的。笔者在探究黄梅戏发源时,意外发现这种说法是有根有据的,而且大致脉络还很清晰。

      有理由相信,大约在明朝中期到清初,经过一、两百多年的磨合,在严家闸这个地方,采茶歌至少已经完成从道情、独角到两小和三小的飞跃,并开始尝试向三打七唱进步,初步形成了采茶戏的艺术雏形,开始散发艺术的醇香。

      由于黄梅戏这种来自民间的地方小戏,既不载入史册,又缺少文字记录可资查考,只好从后来的一些迹象来复原过去的情景。据严家闸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解放前,严家闸这个地方,严大墩有采茶剧社,严大墩、黄太墩唱戏班子多,严细墩玩杂耍的多,严家闸周围唱山歌的多。由此不难看出,在明清时期,严家闸既移民杂居,又交通便利,还经济繁荣,完全具备酿造一种地方戏曲的氛围和条件。

      严家闸人会唱采茶戏,后来为什么西移到以孔垅为中心的地区呢?

      严家闸人逃水荒,用唱改良后的采茶歌的形式,总比其他灾民多化些钱物,令周边灾民羡慕,很快被周边灾民仿效。加上周边孔垅、刘佐等地村民本来就有在龙感湖垦荒的,同时也年复一年地参与修筑堤坝,多少也受到采茶歌的浸润,具备了演唱采茶戏的基础。

      更直接的原因是,严家闸在当时是富实的地方(湖田较多),这一带有“十年九不收,一收狗都不吃锅巴粥”的俚语。加上严家闸附近一带居民农渔兼营,私户多有木船,平时运输,灾年就全家跑到船上,除房屋受损、田地绝收外,生命财产基本不受损失。灾年逃荒是没有办法,常年和丰年很少逃荒讨饭。

      请戏看戏,说到底是一个文化消费。严家闸在不是灾年的时候,成了演戏的地方。《宿松县志》说:“梅俗好演采茶戏。”一个“演”字,极为精准。2009年,《严氏宗谱》续修,演黄梅戏一个多月,这在其他地方恐怕也不多见。现在龙感湖黄梅戏迷协会据说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也算有其深层次的根由吧。

      而周边地区即便不是灾年,也经常外出逃荒,尤其是秋冬农闲时候,全家乃至全村人外出逃荒要饭,都不稀见,类似于现在的职业乞丐。主要原因还是人均土地少,产量低。孔垅镇在民国时,孔东一万八千人,土地一万零七百亩,人均六、七分土地(汤用彬《筹建富民圩说略》)。我小时,在老家,每近过年,便有“程家墩,没有法,月大月小二十八;汤家墩,不怕丑,月大月小二十九”的童谣入耳。意思是,程家墩每年二十八吃年饭。汤家墩二十九吃年饭。我当时艳羡得不得了,早点过年多好。汤家墩没有考证,程家墩就在老家附近,能听见吃年饭的鞭炮声。后来才知道,程家墩过去早一两天吃年饭,门口挂个竹篮,便举家举村外出讨饭。直到第二年春耕才回来收种庄稼。这个风俗一直沿袭到现在,只是不再讨饭,并吃两餐年饭罢了。

楚凤鳴

  很多逃荒的民众在乞讨中,通过跑旱船,打连厢,玩狮子,唱采子,勉强能养家糊口,渐渐觉得唱戏也是一条生存之道,于是黄梅经常遭受水灾地方的一些有演艺才华的灾民,便形成了半职业或专业的草台班子,在黄梅,孔垅、蔡山、濯港、新开分布最多。大约在乾隆中晚期,邢绣娘的黄梅戏成堂班社成为第一个正式的黄梅戏班,兼有为艺术而艺术和为生活而艺术的双重性质。我想,这或许就是黄梅戏早期艺人多分布在孔垅、濯港、下新、蔡山等地的原因。自此,黄梅戏发源地由严家闸位移到以孔垅为中心的周边乡镇,正式完成“三打七唱”。

      他们在采茶歌与本土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基础上,又吸纳异乡姊妹艺术的营养成分。突出的是江西的“江西调”,安徽的“凤阳花鼓调”。这是因为:在采茶歌走到湖区平原后,与原地“渔歌”融合的同时,这些姊妹艺术已经在黄梅深深植根。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据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西水战十八年,旱战十八年),江西有不少人逃到湖北黄梅。江西乐平县民间有“荷花出水三千里,发到黄梅百万家”的说法,指的就是江西居民迁移到湖北黄梅县子孙繁衍的情况。这些为躲避战乱的江西人自然把江西调也带到了黄梅。同时,由于黄梅与江西在两晋时期,同属江西浔阳县,县郡设在黄梅故城,黄梅与江西毗邻,只长江一江之隔,江西调也容易进入黄梅。

      在黄梅戏的传统唱腔中有一种“花腔”(所谓“花腔”,就是保存在黄梅戏中的民歌小调),即《卖杂货》中的唱腔,老艺人就称它为“江西调”。

      出于元末的战乱和明初连年遭受灾荒的原因,安徽凤阳灾民大量外流,形成了一种不事产业,轻去乡土的风气,他们借秧歌花鼓卖唱活口成为一种穿州走府的流浪歌人。其中有一部分人逃到黄梅。

      清嘉庆时,黄梅县喻文鏊曾写了一篇《流民叹》,描绘凤阳灾民到黄梅逃荒的情景:“携妻挈子一路哭,狗声狺狺鸡飞屋。千村万落遮道来,去者未已来者续。夜则露栖日乞粮,成群数百逃灾荒。自六月尾至九月,结队渐多渐分张,问渠来自何处所?庐凤一带罹灾殃”。

      这样大批的凤阳灾民一批又一批来到黄梅县,同时也把凤阳花鼓带到了黄梅。以致有了“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就有九年荒……”的唱词,黄梅人“耳熟能详”,并能为我所用了。凤阳灾民以秧歌花鼓为谋生手段,为黄梅人熟悉,当黄梅人也遭受灾害,而且是遭受不得不逃离家园、背井离乡的水灾时,他们很自然地会借鉴凤阳灾民的谋生手段,以卖唱来逃荒要饭,乞讨糊口。他们唱黄梅的灾情,他们唱熟悉的老歌,把“江西调”,“凤阳歌”,这些艺术舶来品迅速移植到黄梅戏里,以致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仍旧保存着江西和凤阳灾民生活的内容及“歌”,如《挑牙虫》所描写的凤阳大嫂挑牙虫谋生,《瞧相》中所描写的凤阳女子外出瞧相活口,《卖杂货》又称《江西佬卖杂货》。

      正是采茶歌,渔歌、江西调、凤阳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民间艺术形式,经过一些黄梅戏早期艺人的吸纳、改造和一段时间的孕育、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初步形成了黄梅戏的艺术雏形。

楚凤鳴

      (六)

      很多人一听黄梅戏,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即便是伟人毛泽东,同样也有这样的疑问(198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毛泽东看黄梅戏》,作者: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

      很多专家、学者,安徽老艺人是这样说的:湖北的黄梅县常闹水灾,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无法生活,部分灾民乃以云板(即牙板)、小锣或渔鼓、简板为节拍,沿家卖唱,换些谷物。这种曲调渐渐形成戏曲,在安徽生根并得到发展,因为来自湖北黄梅,故称为“黄梅调”,又称为“化谷调”,因为是化募谷物时所唱,又称为“花鼓调”。【王兆乾《黄梅戏音乐》】

      黄梅戏发源于鄂东黄梅的民间小调,名“黄梅采茶调”或“黄梅调”。黄梅采茶调在清代乾隆年间随黄梅受水灾的灾民来到安庆地区,以后就发展成为一种戏剧的艺术形式。

      黄梅民歌虽然很早就流到外地,但产生较大的影响,却是从黄梅地区的灾民以唱采茶歌作为谋生的手段开始。明、清以来,黄梅县发生的水灾中,以清乾隆年间大水冲破严家闸的一次,最为严重——淹掉18畈,又加上是大旱以后,于是灾民就纷纷外逃。【陆洪非《黄梅戏早期史探》】

楚凤鳴

  黄梅戏传播到安徽的一个原因,便是由于天灾人祸而引起的人民的大迁徙。【王兆乾《黄梅戏音乐》】

      肖宪说:我是1953年参加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搞音乐的。所接触的一些老艺人都说,黄梅戏由黄梅传到望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黄梅县经常发水灾,到望江逃水荒的人唱道情,打连厢将黄梅戏带来了;二是……

      《黄梅戏回娘家》的报告文学中说,龙感湖这一带几乎是年年闹水荒,水灾一来,灾民们都携儿带女外出逃荒。我们的黄梅戏也就随着灾民的足迹流落到了江西、安徽等地。(作者章华荣)

      毛主席说黄梅戏是大水冲到安徽的。(引自2011年11月12日,黄冈市市长刘雪荣同志《千年黄州》的演讲)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梅戏是被大水冲到安徽去的。

      我们不妨复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第一,黄梅北部山区没有水灾。黄梅在过去有十八旱镇,十八水镇。旱镇都在丘陵和山区,水镇都在平畈和湖区。从黄梅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来看,虽然不排除北部山区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山洪灾害(史料记载仅2次),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黄梅水灾多发生在中南部沿江依湖地区。也就是说,黄梅北部山区(海拔高)很少遭受洪涝灾害。

      长江在黄广大堤段现在警戒水位是19米,设防水位是19.5米,确保水位是21.09米。明清时期肯定不高于现今。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明清之际,长江水位在20米到22米左右,鲜有不溃堤决口的。而过了龙感湖,濯港、白湖往上,海拔都在25米以上。即使长江干堤决堤溃口,不要说北部山区不会遭受水灾,就是丘陵地带也安全无虞。如果说黄梅戏起源于北部山区,又说黄梅戏是被逃水荒的灾民传到安徽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黄梅饱受长江水祸。历史上,黄梅多发水灾。据《黄梅县志》载: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共发生自然灾害103次,其中大水灾65次。查《黄梅县志·灾害》,明清两代,大雨、洪水泛溢,堤坝尽溃的记载随处可见,可以说是不绝于史。

楚凤鳴

      《黄州府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朝廷为黄梅灾害,主要是水灾发了十次《圣谕》,在《圣谕》中反映了受灾惨状:“因江水冲溢,民田庐舍无不漫浸。”、“江水暴涨,居民田庐猝被水淹。”、“黄梅等县据荆楚下游,内湖外江,易致淹浸。”正像明代石昆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季春朔所撰的《桂公堤碑记》中描述的那样:“黄梅背山面湖,民田尽薮泽中,江汉直注,彭蠡旁射,水患岁有。(明)永乐中,筑堤障之。江行屋上,民处泊中,以堤为命……”。

      黄梅丙子《县志》告诉我们:黄梅县堤分内、外堤,外堤即现在的长江干堤。内堤即驿路堤。“破坝”、“破堤”都是指江堤、湖堤。

      先来说说江堤。现在的黄广大堤是湖北与安徽相连的一道堤防,全长86.84公里,其中,黄梅县境内长58.86公里,与江西九江隔江相望,与安徽同马大堤相连。明初,开国大将、蕲春人康茂才司都水营田使职责,开始督修,形成雏形;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差部臣再次监筑,基本形成。当时称为青林堤。(见《黄梅长江堤防“口”的变迁》,2011年11月27日,湖北省河道管理局·黄发晖)

      明清时期,堤防刚刚形成,极不牢固,一遇洪水,时有溃决。万历年间,黄广大堤就多次发生溃决。时任朝廷兵科给事中的吴亮嗣在给皇帝的《论荆楚水灾疏》中描述了当时广济、黄梅堤防溃决的惨状。“广济、黄梅在荆楚下游,江身既高,百姓如在釜底,数百里赤子命所系惟一堤耳。彼时洪水骤泛,比如崩山倒海从天而下;百里之民聚集在一堤之上,比如群蚁失巢附一叶于冲风急浪之中。”

      但是,在明清之际乃至到民国25年以前,黄广大堤大部分归江西德化管辖。一到汛期,江西抢险救堤鞭长莫及(隔着长江天堑),由于江西抢险救灾组织乏力,所以德化堤段明清以降直至民国,经常溃口,一遇大水,德化就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政府决定将江西德化划归湖北黄梅。(详情见百度·百科《江西德化的前世今生》,作者:西湖剑客。)

      不论德化划归黄梅是利是弊,仅从防汛抗洪的角度来讲,确实不失为一项英明决策。

      江堤一溃口,江西德化自然首当其冲,湖北黄梅亦深受其害,唇亡齿寒。由于黄梅滨湖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是有名的“水袋子”,可以说,湖区的居民是长江水灾的最大受害者。

      远的不说,1931年,长江洪水并不是很大,但小池口堤段溃口,导致黄梅“腹内湖堤决口,大者七十余处”。(汤用彬《致省县当局及合邑绅耆老书》)

楚凤鳴

  1949年破坝的情景如出一辙。

      1954年,很多亲身经历者还健在。当时破坝口在二套口,原德化的村民大都逃往江西九江,或往长江上游逃往阳新,现在黄梅名叫阳生的人都是1954年在阳新出生的。而汹涌的洪水直落龙感湖,驿路堤抵挡了一天,严家闸以及周边的居民简单收拾一些衣物后,有船只的就上自家的船只,等于有个简易的流动的家,没有渔船的就聚集在驿路堤和其它圩堤上,等待救援和逃荒。他们大都搭乘民船顺水而下,逃往安徽。

      再看驿路堤,驿路堤虽然主要是防湖患,但长江发大水,湖水一般情况是并涨的。长江干堤一旦溃口,驿路堤必破无疑。历史的悲剧就这样反复重演。

      第三,龙感湖区水灾更为频繁。龙感湖西南部平原,“夫筑堤悍水,自汉唐迄今久矣。”“七年淹六水,十有九灾年”固然有点夸张,但由于圩堤单薄,加上基础不牢,一遇大水年份,往往江堤未破,湖堤已决,却是事实。现在龙感湖农场自1956年垦建后,圩堤逐年加固,高程在16.5米至17米。1969年,1976年,1983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夏秋之交,黄广大堤没有溃口,而龙感湖部分小圩却溃口淹没,庄稼绝收。

      从黄梅戏传统剧目《逃水荒》的唱词中,不难看出,逃水荒的灾民主要是现今龙感湖西南以严家闸为中心的一十八畈的居民。历史上,黄梅多次发生水灾,以乾隆年间大水冲毁严家闸十八畈最严重。《逃水荒》唱词纪实性地描述了这次发生大水的情况:“二八女坐茅棚悲声长叹,叹只叹黄梅县太不周全。(乾隆)甲辰年遭荒旱一连三载,树无枝草无芽龙井也干。戒五荤吃长斋把经来念,惊动了玉帝爷龙心下凡。(丙午年)上半年好大雨下过几遍,插了田种了地人人喜欢。实指望到下年五谷仓满,有谁知发洪水五月十三。淹掉我黄梅县(严家闸)一十八畈……”(见《逃水荒》唱词)。

      黄梅戏传统剧目《告坝费》在谈到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黄梅受水灾情况时说:“五月初八发龙水,平地陡起数丈深。打破官堤无其数,四十八圩破干净,又破潘兴圩一个……”,指明受灾地区为依湖的驿路堤内、民圩内平原地区。

      也就是说,不论是破江堤,还是破湖堤,就黄梅来说,遭灾的大都是驿路堤脚下居民,尤以孔垅、塘穴(严家闸)的居民为最,这些灾民不是说逃往江西绝对没有,但东至甘露(现王埠乡所属)、西至孔垅的绝大多数灾民是经东港、严家闸或者直接从龙感湖逃往黄梅上乡或顺流逃向安徽。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黄广大堤江段北岸,只有横渡,没有直航,灾民是难以从长江顺流而下逃往安徽的。

楚凤鳴

      (七)

      (一)从黄梅戏早期艺人分布地区来看

      据统计,黄梅采茶戏名艺人大多居住在黄梅县沿江依湖的平原地区。其中,又以孔垅、濯港人为最。并且早期名艺人像邢绣娘、龚三齐、罗运保等都是现龙感湖边上人。邢绣娘是孔垅镇邢大墩人,龚三齐是濯港镇龚上头人,罗运保是小池万家村人。《黄梅采茶戏志·传记》中立传的黄梅采茶戏名艺人53人,未立传的艺人名录28人,共81人,居住在濒临太白湖、感湖及长江沿岸的孔垅镇、濯港镇、下新镇、蔡山镇、新开镇、黄花镇、分路区的艺人占绝大部分。

      孔垅镇人:邢绣娘 粱松贵 梅重喜邓花子 方七奀 吴家齐 郭正木江六奀 翟丙林 梅少堂 郭求风张冬枝 杨德炎 汤淮保 沈萦福濯港镇人:龚三齐 胡焱生 许连喜余海先 桂三元 叶能九 徐丙炎张树老 徐金发 曾早香 蔡树生黄金海

      下新人:潘花子

      小源湖边人:汪玉奀

      小池人:罗运保 徐长林

      新开镇人:帅师信 帅登明(帅毛丛)徐志贵 李水炎

      蔡山区人:罗花子 刘金清 周番林黄金春

      周家浪人:齐志才黄花镇人:柯火英

      独山区人:黎六得 黎化民 黎三颠黎万龙 胡海舟

      分路区人:桂友林 冯龙伢 冯太火王艺修 芦毛奀

      这还不算师承关系,像熊利华虽然是五祖区人,但却是师从许连喜,在孔垅铺堂拜师学艺的。五祖区的陈秋香是黎六得的徒弟。

      真正居住在黄梅北部山区演唱采茶戏的只有为数不多的2—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