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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之旅520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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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 2016-6-10 17: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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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闾书院 | | | 建庙目的及庙的性质与“濂溪书院”相同的“三闾书院”，位于内环路新、旧“水西门”间，座南向北面对龙窝堤的那段城墙，为旅居在安康的湖北省武昌府及其所辖的兴国州的商民所建，属“乡帮”集会与禋祀之处，当地人多谓之为“武昌会馆”。内中所祭奉的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建造时间在清道光年间。
三闾，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的官名。《集解》引汉王逸所作《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索隐》引三国韦昭《辫释名》说作解：《史记·项羽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即指此三家大贵族。至战国时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后以“三闾”专指屈原。
学识渊博，精于辞赋的屈原，其生平的文化活动，现在所知的有三项：一是教育，二是立法，三是《楚辞》的创作。前两项的详细情况已不可确考，只有第三项成就辉煌，奕奕继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然而他并不甘心做诗人，却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定要治国平天下。一门心思劝导楚怀王彰明法度，举贤任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直惹得楚怀王不胜其烦，将他去官。等到楚顷襄王执政，干脆把他流放江南。执著赤诚的屈子报国无门，孤身徘徊于汩罗江畔，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失落之极，失望之极，只有怀沙抱石，遗恨波涛。他峻洁的人格和不幸的遭遇，引起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汩罗江时，都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之泪。后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的史书里，留下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
书院往往是与儒学挂钩的，而儒学的思想用一句语来概括，就是关于做人的道理。中国学术发轫于先秦，汉代尊儒家著作为不刊之经典，通过解释学而建立起一门儒。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却几乎同样早地受到关注与推崇。从刘向、司马迁、班固、杨雄、王逸算起，经汉越宋至清，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热点”。儒，最终又形成了“教”；而屈则形成了“学”。因此，这里所说的“三闾书院”并非如“濂溪书院”一般，是为讲学和修习学业。而是指屈原的追求，及其所赋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的死亡选择既不神秘，也并非狂热，而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屈原对死亡的选择，即是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决，又是对理想人生的执着憧憬，极大的感染、启发着后世人们。如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稽康、阮籍的悲愤哀伤等，都是这样。他们虽然没有选择死亡，却把面临死亡时才最大地发现的生的意义很好地展露出来。故来自荆楚之地的武昌人知道，屈原投江所突出的死亡的复杂性，在于他并不只是对死亡的悲哀，而是在死亡面前那种执着顽强的生的态度。也就是说，既然连死都愿意选择，又何况“贬”、“窜”或其他？这种理性的选择，正是“武昌帮财力既雄，人亦盛极一时”之根本。绝非如《鲁氏续志》所言，为运送建造“书院”所需砖石木料，“竟不顾一切决然”“挖城为缺”。
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文化史上，屈原无疑是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化名人”，来自于荆楚之域的武昌人，将祭屈之庙谓“书院”，除了体现他们的“以崇文为傲，以祀贤为荣”的传统观念外。重要的还是想在“秦地”呕歌使人扼腕长叹的悲剧诗人。有拜殿楹联为证：
哀怨托离骚，生而独开诗赋体；
孤忠报楚国，余风波及汉湘人。
再看临街左中右三个石梁大门，正中石额自上而下，竖题“三闾书院”。两侧门石额则从左至右，横题“秦障”于东；“楚柱”于西。意思即寓屈原是秦国入侵楚国的屏障或曰障碍，也是楚国抵御秦国的坚实基柱。楚国若不失去屈原这根“顶梁大柱”，安康一地也就不会在周郝王三年（前312）时被秦国占领。因而，在每年端午屈原自投汩罗之日，“书院”内老乡相契同祭祀，礼乐威严寄哀思。唱半天大戏，同读招魂呼屈子：叹靳尚何奸，郑祖何婪，张仪何诈，怀王何暗，顷襄何狠，宋玉何悲，贾生何太息。痛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势虽悲壮，却也令人叹服。屈原之所以能够获得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的崇高的品格，他的坚持理想和“九死不悔”的壮烈精神。而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历久而不衰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为历代百姓、社会精英、仁人志士，也包括生活栖息在这方热上的每个人，“提供了精神营养和支持。“三闾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屈原精神”是永恒的，弘扬由此所派生的“屈学”或曰“楚辞学”也正是无止境的。
编辑：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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