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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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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2-21 09:2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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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从何处来
第一节 不乖的孩子
第二节 余家土户的祠堂
第三节 不乖的困惑
第二章新的生活
第一节 班上的新学生
第二节 学校中的军训
第三节 学生之殇
第三章 自由的思想
第一节 中国人的学习
第三节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三节 革命的力量
第四章 青涩记忆
第一节 我的青涩记忆
第二节 爱的萌芽
第三节 青涩中的成熟
第五章  沸腾的年代
第一节 飞扬的思绪
第二节 激情迸发的岁月
第三节 时代的逆流
第六章 人间百态
第一节 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节 现实的悖论
第三节 中国离不开革命
第七章 新的奋斗
第一节 奋斗的初衷
第二节 人生的重要节点
第三节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第八章  一个中国工厂的故事
第一节 困境中的关注
第二节 资本是人类前进的力量
第三节 经济问题及其他
第九章 贴近真实的现实主义
第一节 贴近真实的现实主义
第二节 点燃的荷尔蒙
第三节 体制外的自由
第十章 爱的力量
第一节 爱的信物
第三节 爱情是什么
第四节 性是更高时空维度的鲜花
第十一章 浪漫与现实
第一节 历史带来的困惑
第二节 越来越近的危机
第三节 在现实的面前
第十二章 现实的多样性
第一节 复杂的人性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中的毒瘤
第三节 善与恶的边缘
第十三章 中国人的善良与挚爱
第一节 受伤的家庭  
第二节 心灵的困境
第三节 中国人前进的力量
第十四章 现实与未来的交响曲
第一节 心中的祠堂
第二节 东方人的文化品质
第三节 未来可以看见的矛盾
第十五章 无限风光
第一节 庐山之行
第二节 青年中国
第三节 何日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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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2-21 09:36: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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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3-5 09:15:4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不乖的困惑
以后,余家土户祠堂的那一排排青瓦,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际间。一天,我在阅读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时,又在不经意中想起了余家土户的祠堂。接着,我细细地思索了一下,蓦地发觉中国历史上显赫家族的大兴土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这些中国祠堂,是否与一些显赫家族的大兴土木有关呢?”一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却也无法最终去断定。
然而,这个问题,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于是,在以后的日子中,我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去查阅了一些与中国祠堂相关的文献或资料,还是发现了每一座中国祠堂背后确都有一个显赫家族存在的事实。
所以,在一段时间中,我有些肤浅地认定,中国的一些祠堂,除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许早已离不开“钱或权”二字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与中国祠堂有关的一些趣闻轶事,都抱有了极大的兴趣。甚至,有时候,我抱着好玩的心态,用心地去设想中国祠堂的一些人与事,比如,在中国祠堂中,乖孩子与不乖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境遇……
“不乖中,有好孩子吗?”有时候,我回忆起我自己的一些独特经历,也突然就好想去问这个问题。不过,我想了想,还是有些叹气了,“在中国祠堂中,他们又能得到什么‘美誉’呢?”
是的,像这样一类好玩而复杂的问题,我不可能马上回答。因而,有一段时间,我只得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社会中其他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中为什么始终弥漫着“向钱看”或“向权看”的思想,而这是否与中国祠堂或许离不开的“钱或权”二字有着密切联系呢?
一开始,我只是简单地去认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着妙不可言的联系,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然而,有一天,我在网上游览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所谓“模糊痕迹理论”,进一步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可搜索引擎却这样回答的:
“一,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二,是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什么是模糊痕迹,指的什么?如果说你对未来或现在发生的事情突然感觉之前发生过……这样的话,我就告诉你,这是大脑在现在的情况下给你的一种假象。因为,你之前可能见过类似的情形……”
显然,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可是,这个所谓“模糊痕迹理论”,却引起了我的一些持续关注,甚至,在这种持续关注中,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痕迹。
这些痕迹,在中国社会中时隐时现,很多时候还被认定为理所当然。比如,在中国的家庭中,不乖孩子,常常会受到一些非议与责难……不仅如此,在传统习俗的熏陶下,中国社会中总会不时地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似乎习惯了占据在道德或者知识的巅峰,他们习惯俯视众生,习惯对别人指指点点:“这个人身上有些泥土”或者“那个人不是人才”。
有时候,这些痕迹里,也不乏闪现着人性中不可或缺的美或缺憾。所以,在现实中,我常常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情景时,也会坦然地觉得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山野村姑或市井怨妇,或许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风景线;或者,一些选秀节目,非得在公开场合下对“秀儿”指指点点,或都不失为公正评议,或都为皆大欢喜。
甚至,我还卑微地认为,即使一些人掌握着一定的权利,或者,控制着一方领域。如果这些人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果这些人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情况而不得不为之,如果这些人发现出现错误了,就立即纠正,就立即道歉,也是智者有失,倒不失为德高望重。
人嘛,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与错误。
不过,这些痕迹中,也有一定可以刺瞎中国人眼睛的情节。其实,这些情节,在中国一些影视剧中随处可见,它们准确地描述旧中国一些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蛮横而专权的大爷,这个大爷总似乎他自己一贯正确,即使有了明显的错误,也可以敷衍搪塞:“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或者“这个人没有说,那个人也没有说”,却恰恰忘记了他自己说了什么,他自己做了什么。
的确,这些痕迹,在现实中国中,也理所当然地存在着。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不得不好奇地去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度里,像我这样一个“不乖”的孩子,是否能够逃脱一些人指点中的“那个人”的命运呢?
但是,我虽然这样想着,可还是有自知之明。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会中至今依然都在推崇“乖孩子”。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也偷偷地去检讨过个人的秉性或致命的缺点。很快,我就发现了我自己的秉性中,或许真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比如,我的木呐,以至于不管在爱情中,还是其他事物,我都对外界的信息缺乏足够的敏感,很多时候都以自己为中心。
或许,这也是我成为一个“不乖”孩子的重要原因。
“我会为这种‘不乖’而羞愧吗?”的确,在某种懊恼中,我也曾这样仔细地反省自己。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丝毫没有察觉到,这种“不乖”,也可能惹出**烦。甚至,我还幼稚地认为,这种“不乖”,仅在于我的勇敢,富于冒险,以及我不可能停滞的努力与奋斗。所以,这种“不乖”,必然造就我在人生中多呈现坚毅与浪漫的色彩,也必然造就我在青春期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青春梦想。
    显然,这时候,我的想法太简单了。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乖孩子”的社会中,我一点也没有准备好更多的眼泪。反而,我却有些盲目地去相信,“不乖”,必定有不乖的好处;在长江中游泳,必定有浪的回赠。
    只不过,这个回赠,最真实的出现时间是在2009年,我已经47岁了。
    其实,这个回赠出现苗头的时候,肯定是更早了。
    这个苗头,最先出现在2005年初冬,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当时,我还是一个学校的外聘老师,班上一个名叫林幼云的女学生神态异样地走进办公室,小声地对我说道:
   “老师,我眼睛有些痛,你带我去医院吧!”
    我看了看这个女学生,也没有发现什么。可这个女学生非要坚持去医院,我只好陪同她前往。但是,在医院中,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什么。
    这天,天气阴沉,一直下着小雨。从医院出来,我撑开雨伞,正准备招呼这个女学生,却发现她已经走进我的雨伞中。一时,我怔了怔,眼睛看着这个女学生手中的雨伞,连忙地问道:
“你没有雨伞吗?”
    这个女学生满脸羞红,没有说话,眼睛还悄悄地盯着我的衣袖,一只手刚想伸出却又缩了回去。这一刻,我有些困惑了,也似乎看到一种苗头的出现了。
    而且,这一刻,即使我怦然心动了,也不敢深想下去。
    几年后,到了20097月,又一个毕业季来到了。一天,这个女学生林幼云从一个学校毕业了,她要从学校寝室把行李搬到租住房,又打电话联系我。
   “我有点其他事情,你自己一个人去吧,或者,叫其他同学帮忙!”我有些推诿地说到。
可林幼云却回答不行,还是要我一定去。当我与林幼云从女生宿舍楼搬出行李时,宿舍楼的管理阿姨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一路上,遇到了一些熟悉的女生们,她们还开玩笑地对我说:
“老师,她什么时候有这种待遇了?”
    这一刻,我内心中有些复杂了。试想一下,20岁与47岁几乎跨越了一个时代,绝然不同的经历,如何出现相同的平行线呢?
后来,我一直静静地在某种边缘前徘徊,心中却像翻江倒海一般激烈地冲撞着。
的确,在一段时间中,我有些顾虑重重,心里还在想:人在20岁时,爱情既纯真,朦胧,又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与其他什么家庭,责任,甚至性,几乎一点关系没有。而人到47岁了,却肯定要与家庭,责任,乃至性,联系在一起。在20岁与47岁之间,如果发生了什么,一定是在家庭,责任,甚至道德的天平上游荡过的。
    这种奇怪的感觉,至今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了。这一刻,我想到了,人是否年纪大以后,很多东西都可能被一个个固定方格而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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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3-5 09:16: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新的生活
第一节 班上的新学生
   20048月,我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女学生林幼云。
    因为,从2003年开始,我在漂泊中成了一个老师。虽然,这个老师,也只是武汉一个高等职业学院中专部的外聘老师。然而,这却是我离开武汉开关厂后的一份工作。
    在武汉,武汉开关厂,也算曾经名噪一时了,而我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留在其中。因而,在我离开了武汉开关厂的日子中,有时也常常想到在这个工厂的真实经历。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的命运与这个开关厂密切相关。这二十年里,我从青春懵懂逐渐地走向了思想成熟。这个过程中,无疑充满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让我足足地品赏了人生的各种滋味。
的确,我想到这个工厂时,是被一种无奈的情绪深深地笼罩着。
而且,在一段时间中,我也认真地去查找了躲在这种无奈背后的“怪物”。时间不长,我就清晰地发现了“怪物”不是人们有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却又要拼命去追求;而是这个目标明明就在眼前,它还要逼迫你去翻过一个个篱笆甚至放下尊严去乞求。
    显然,我这样说,不是空泛之词。在2000年初,我写了《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这样一篇自传体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这些篱笆,不是勤奋,也不是努力与奋斗,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是人与某种社会群体业形成的鸿沟。
    这时候,我还未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已经在人际间及社会群体中留下了深深痕迹。只是,我有时上网游览,无意中看到了德裔心理学家勒温的理论,他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任何一个人都有一种群体归属感,都不愿意被他所属的群体厌弃。”
一时,我看着这个心理学家的文章,不由地回忆起在武汉开关厂的经历。也是在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我自己也是很想融入武汉开关厂这个大家庭中,很想与所有的武汉开关厂人一起奋斗,一起享受辛勤劳动的果实。
其实,在现实中,我没有很好地融入武汉开关厂这个大家庭中。所以,我阅读着勒温的理论,心中却在分析自己没有融入武汉开关厂这个大家庭的原因。
不过,我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自己在武汉开关厂的处境,可以简单地用“个体与群体”这样的关系去表述,特别是“个体”是以什么身份或什么姿态,去正确地处理与“群体”的关系。
当我明白了这些,心中却有些犯愁,脑海中也在不停地思考着:
“在中国,个体该以什么身份或什么姿态,去正确地处理与群体的关系呢?”
    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已经隐隐地认识到了,在现实中这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更能显示一个国家或者地域的文明进程。
    从此,我常常在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一天,我沿着长江之滨的一条大街,走进了这个高等职业学院的中专部。不过,我可没有想到,这个学校的人员构成,简单得可笑。用我们这些外聘老师的话,也就是主要人员构成仅4人,而这4人也是学院的在职在编人员,校长据说是一个在学院竟争处长失败的团职军转干部,一个是中专部党支部书记,一个会计,另一个是中专部出现事故后增调的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
    传说中,这4人愿意来中专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仅能在学院领一份薪酬,也能在中专部另领一份薪酬与奖金了。
    而其余的人员构成,都是学院的退休教师与外聘教师了。
2004年8月,这个高等职业学院中专部迎来了全国多个地方的新生。在学校迎新的大厅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学生们。在迎新的日子里,虽然我和许多老师都做了很多准备,却很快也被一张张新鲜的面孔感染了。
其实,在做迎新准备时,我偶尔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恍然中,在一种敬仰之情下,我还似乎看到了一群英俊少年从远方蜂拥地走来……可我定了定神,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实中。这时,我才发觉可能是把梁启超文章中的“少年”与未来的学生联系在一起了。
于是,我不由地笑了。因为,我知道,不能如此类比,也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奇怪的是,从这以后,我的思绪中却好像总是有一个英俊少年的影子在闪现。
的确,我的这些新学生,都是才15,16岁的孩子。由于中国教育体系与选拔制度的原因,这些学生中可能存在学习成绩差且有某种恶习的问题,可又大部分不失天真,活泼,可爱。而林幼云,就是其中一个不显眼的女孩子。
    大约是8月下旬,林幼云与她父亲一起来到这个学校。这天,林幼云穿着浅红色的短袖上衣与浅色的六分裤,怯生生地跟在父亲身后走进办公室。在我与林幼云的父亲交谈过程中,她先有些扭捏地在一側听着,后悄悄地扯了一下父亲的衣角,小声地嘀咕道:
   “爸,不读了,我怕!”
“你怕什么啊?”林幼云的这些话,使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很搞笑,便笑咪咪地对她说道,“难道你不会长大?会永远留在父母的身边吗?”
听到我的话,林幼云不再吭声了。一时,我与林幼云的父亲相互笑着望了一眼,便拿起新生登记册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在我和她父亲的鼓励下,林幼云最终还是在新生登记册上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当我拿起新生登记册第一次看到林幼云的名字时,心中却悄悄地掀起了一阵小波澜:
“哦哦,一个这样的名字啊!”
这个时候,我不禁地重新抬头望了望林幼云,还是发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与我记忆深处的那个形象相去甚远。于是,我暗自低头笑了笑,却在心中偷偷地说道:
“真的好相似!”
                                                                                                                                 
    8月底,学校的招生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成了这个中专部042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女生班0401:全班52人,仅3名男生;一个男生班0402,也是50多人,只有56个女生。
    在中国,大中专院校的新生正式上课前,都有长达一个月的军训,而以专业分班又肯定在军训之前。
    这时候,也是老师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而老师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学生班级形成后挑选几个临时的班干部了。
    其实,这几个临时班干部的挑选,老师们多在学校迎新的过程中就已完成了。在学校迎新的过程中,很多老师都会在繁忙中,迅速地察看学生在中学阶段的简历档案。并且,老师在短短几日的接触中,也会重点体验学生的气质以及考察其未来的领袖潜力。
    0401班,我就这样挑选了一个临时班长。这个临时班长,是一个来自辽宁的,脸黑黑而体型稍胖的女生。这个消息公布后,班上一些女学生不屑了,有人偷偷地,或者公开地说:
    “班长太丑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班长,在军训中一板一眼地,规规矩矩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而且,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辽宁女学生一直是这个0401班的班长。
而林幼云,也以她喜欢的专业分到了0401班。可林幼云平时娴静,不活泼,可以想象在0401班一堆叽叽喳喳的女生中,她必然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中,不显眼,不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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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江苏省 2019-3-5 20:53:07 | 显示全部楼层
yymhxczm 发表于 2019-3-5 09:16
第二章 新的生活 第一节 班上的新学生    2004年8月,我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女学生林幼云。     因为,从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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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3-6 09:30: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人间百态   
第一节  发生了什么事情
1990年以前,我的生活简单而又积极向上,就像一根青藤沿着峭壁艰难地攀岩。不过,在一些日常交往中,我也听到了有人不止一次地说到我的性格有些“内向”。
其实,一些人的议论传入我的耳中,连我自己都觉得困惑了。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吗?”有时候,我不得不认真地问自己。可细想下去,我又觉得
有些好玩了,“恐怕也不是!”
一时,我有些模糊地否认着,可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虽然有思想,也有思考方向,却很少将这些思想与思考与他人交流。
“是还没有遇到能与之交流的人吗?”这时候,我开始追究其中的缘由。
在经过一番肤浅的思索后,我这才惊讶地发现了:缺乏沟通,其实也可能成为人类的一大天敌。然而,在此之前,我却没有刻意地去关注这些。
当然,这还似乎与我的实际生活状态有关。1986年前,我的生活平凡简单,只是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潮流中,做了一个普通青年适合做的事情。1986年以后,我才渐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东西方各种新旧思潮的漩涡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陋习,也以各种面目蛮横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当时,我还不可能知道,这种状况终有一天会彻底地改变了,甚至,我丝毫没有准备去应对一种非常糟糕局面的出现……不过,在这个时间段中,我已经处于某种自觉的反思中。
    特别在19889月事件后,我虽然一度也陷于某种迷茫中,可还是刻意地去检讨了我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在这种特殊的反思中,我也仿佛看到了我自己某些行为不当。                                                            
    “可这些行为,足以构成这个事件吗?是遇到恶警了吗?”一时间,我反复地这样问自己,目光却慢慢地移回到了武汉开关厂。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武汉开关厂与我的生活,以及我的家庭密切相关。所以,这个工厂的多数员工,一直都是以勤劳,善良,淳朴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这个工厂,也像时代潮流中的中国某些地方一样,也有暗流存在吗”当我的目光注视这个中国普通工厂时,立即陷于一种反反复复的,极其痛苦的思索中。
同时,在这种思索中,我不得不痛苦地去想象这种暗流存在的形式,以及它们可能恶劣的程度。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而恰恰就在这个特殊年份中,我目睹或经历了这个重要篇章的一部分历史进程。
不可否认,这也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段重要经历。而且,在这段重要经历中,我还得心情沉痛地去重新认识了一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前中国重要领导人之一。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高层中作风开明,力主改革,是一系列深刻地影响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特别是中国青年健康成长的重大事件的主导者。
    比如,1986年,武汉有人叫嚣“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在摇篮中。”随即,就有一个中央领导鲜明地指出:“要为新的生产力鸣锣开道!”显然,这样的事例,只能充分地佐证了,1986年中共高层的胸怀与魄力,而胡耀邦正是当时中共高层的重要成员之一。
后来,中共高层中,有人公开称赞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一天,我也从中国的一些媒体上看到了这句话。一时,我认真地阅读着媒体上这些发人深省的字句,几乎本能地就联想起了我自己初尝写作而遭遇的人生百态。的确,这一句“共产党人的良心”,我对此深抱同感。
甚至,在我的思绪中,还似乎禁不住地出现了一种至真至善的美好感觉。一刹那,我定了定神,可依然确定这种美好感觉存在着,因而口中也开始呢喃起来了:
“这绝不是空泛的赞美之词!”
    是的,我出生平民,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可是,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个人的奋斗中,依然能感受到来自中共高层的某些关怀与温暖。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中,有这种感觉的中国人,或者中国青年,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
    这一年4月,我来到了在中国人人都向往的一个广场中,也置身在沸腾的人群中。日后,我追寻我自己在这敏感时刻出现的动因时,发现这仅是自己内心业已存在的一种感恩与召唤。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 4月,我徘徊在这个广场情绪激昂的人群里,心中却陷于一种危机与惶恐中。然而,这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危机与惶恐是否个别的?或者,该怎样去形容这种危机与惶恐?
    有一天,我在街头偶遇了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博学热情,向我介绍了据说在大学中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章《断了线的风筝》,还有些随意地告诉了我:
    “现在的大学中,才是最值得留意的地方!”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春天中,这种危机与惶恐不是个别的。后来,也在这个广场的拥挤人群中,我与这个大学生握手告别了。一时,我看到这个大学生渐渐地融入一团团人群的身影,就仿佛看到了这个广场也是在陷于这种危机与惶恐中。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偶尔去回顾在一个特殊年份那种危机与惶恐的感觉。在这种回顾中,我有时候却陷于另一种困惑中。因为,我简单地思索了一下,就不得不认真地去拷问自己:
    “试想一下,从1978年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经济,或政治,乃至社会生活,难道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进步趋势还不够巨大吗?”
    显然,这个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即使用今天的观点去观察,依然可以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尽管存在着或明或暗的一些争论,或者说,尽管由于现实的无奈,或者其他的因素,导致政治或经济出现严重腐败的苗头,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趋势,依然始终是其中最主要的潮流。
    不过,即使我明白这些,也不敢斗胆地去猜测这个特殊年份中的一些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同时代的青年,我不得不重视或者研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底蕴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我从网上查看中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
一个周末,我晚上闲来无聊,便随意在网上翻看中国的一些人口统计数据,眼前却又浮现了这个特殊年份的4月那个著名广场上的一幕幕……然而,我的思绪是跳跃的,它在那个著名广场上停留了片刻,又攸地回到了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经历中。
“有人为什么出现对我认识上的偏差?”一时间,我依然对一些人可笑的议论感到惊诧,好玩。
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人与人的鸿沟,绝非一日之间而形成。而且,我顺着这个思路追寻下去,并把中国历史上一些不同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时间不长,我就懊恼地发现了思路上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接下来,我的思绪在这个棘手问题附近徘徊着,最终嘴里还是禁不住地嘟囔了一句: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会一样吗?”
接着,我忽地想起了一个名词“代沟”。这个名词,曾在这个世界上风靡一时,它说明了不同年代的人所存在的,必然的思想差异。
“思想的差异,并不可怕,”不出所料,我马上想到了一个特殊年份中那个著名广场上的中国青年的思想,肯定与1947年中国青年的思想不尽相同。于是,我对照了人生经历中一些微妙之处,心中也难免有了几分叹息,“可怕的是,缺乏沟通的渠道!”
    正因为这样,以后的日子中,我会特别注意到了,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春天中一些积极寻求沟通与妥协的迹象……
在这种持续的关注中,我也开始有些惊讶地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方式或特征,一定是具有不可磨灭的传统或民族的痕迹。而这,正是我极度关注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国中的影响的重要根源之一。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看到了人类交流或沟通的困难或不易,甚至,人类已经把相当多的宝贵精力用在了彼此交流与沟通中……于是,当人类的一些交流与沟通最终无法完成了,一些人间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以后,我写了《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这篇自传体的文章。在《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一文中,我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春天中一些真实历程。其中,就包括我曾几次与不同的人不期而遇,并在接触中就当时的敏感问题坦露过自己真诚的心声。
    的确,我至今仍无法证实这些人的真实背景。
显然,有时候,我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猜想中。在这种猜想中,我甚至怀疑我的一些尚未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或者我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春天中某些言论,是否在引起一些人,或者说某些重要人物的注意?
    不然,也就无法解释我在这个特殊年份的秋天中另一次同样重要的不期而遇。
    这次经历,我也在《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中作了详细地描述。
坦率地说,这次不期而遇中传递的信息,是令人震撼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的某种追求,某些努力,是一个年轻人在青春黄金般岁月的自然追求,其特点多是个人行为品质与思维特性的纯真流露。那么,有了这次重要秋天的不期而遇后,至少是我注意力转向更重要方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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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3-6 09:30: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现实的悖论
    也是从这个特殊年份的7月开始,我与中共武汉开关厂党委有了一系列的接触与沟通。应该说,在此之前,我与中国的许多普通人一样,对中共的性质以及他们普通党员的行为方式,抱着某种单纯而简单的幻想。而且,我也像更多同龄人一样,也都有着“生长在红旗下”的纯真心态。
    这一系列的接触与沟通,包括了时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以及最基层的支部书记。而且,这个时候,我去观察接触与沟通的过程与结果,表面上于双方均无大碍。
但是,我以后渐渐地知道了,从这个特殊年份的7月至1992年,武汉开关厂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肯定曲折精彩,却与中共某种区域活动以及活动中的人密切相关。其中,1990年,武汉开关厂内广为流传一个奇特的段子:“中央听省的,省里听市的,市里听武汉开关厂的!”今天看来,这个段子,一定是武汉开关厂一些故事的关键点之一。
而且,细一追究,我就发现了这些段子在敏感时刻奇怪地出现,也与我最初主动地去沟通的思维逻辑,竟有些相似之处……难道不是?在这个特殊年份中,我能主动地去沟通,不就是在潜意识中还认为在武汉开关厂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是正确的,是能公正或分清是非的吗?
而在1990年,武汉开关厂一些段子的出现,也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个思维逻辑的事实存在。
“武汉开关厂是正确的!”
以后,我常常在这个结论性的思维逻辑附近徘徊,甚至痛苦。因为,假如这个思维逻辑是正确的,武汉开关厂也就不会出现政治上的一些诡秘事件,它也不会总有一些肮脏的腐败案件的传出……而且,这个中国普通工厂的一些干部职工会到处上访控告吗?一些政府官员也会替这个工厂的烂事操透了心吗?
在现实中,武汉开关厂是这样吗?
但是,假如这个结论性的思维逻辑,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某些问题了,我,或者我们,以及现实中的中国又将面临着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的确,从这个特殊年份的7月至1992年,武汉开关厂发生的一些故事,由于涉及到中共一些具体活动或原则,我从不敢主动地去接近,更不可能积极地参与其中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默默地去观察,去体味,去思考。
而且,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最后几个月中,或者以后的日子里,中国一些媒体传递的信息量,肯定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我的某种观察里,以及对一些海量信息的梳理中,都发现了在一个大事件下中国人自然地流露出各种真性情的众生相。
有时候,我也揣着有些矛盾的心态,曾试图去猜测武汉开关厂一些故事背后的真实逻辑,也试图去解析武汉或武汉开关厂一些人异常高亢的心态或企图。因而,在一段时间中,我的脑海里生成过无数种将复杂现实有机地去拼凑的奇异图形。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偶尔记起幼年在二舅家门口的一个神奇时刻。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轻松或温暖……因为,在这些图形中,我却仿佛看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恶魔肆无忌惮地游荡在混沌而迷茫的暮色中。甚至,我还似乎听到了斐迪南的父亲利欲熏天,与不择手段的小人伍尔牧急急地密谋于密室的窃窃私语。
更多的,在这些图形中,我也无奈地目睹到了一些人迫于某种压力的沉默与无语。
“在一个大事件下,如何评价扭曲的人性呢?”一时间,我无法理解这些奇异的图形,内心也陷于某种深深的痛苦中。
可是,正是这种痛苦不堪的感觉,却使我的注意力慢慢地都集中在一个费解的“人”字上。
    显然,这个“人”字,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心态与行为逻辑。但是,我一有这种趋势,还是.马上想到了去反省我自己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在反省19889月事件中出现的。
    在一段时间中,我有些懊恼自己在19889月事件中的出现。而且,在我检视我自己日常品行举止时,我还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有不良倾向的苗头。当我意识这些,我自己都有些羞愧了:
   “我为什么这样?只有我这样吗?人是完美的吗?”
    一时,我在扪心自问。但是,我随即就发现了,我可以这样去苛刻自己,却没有理由去强求他人。因为,我明白,尽管人类文明进化了几千年,可人始终是源于动物属性的人。并且,如果有一双眼睛去紧盯着一个人,善良的眼睛会发现人性的美好,邪恶的眼睛会发现人性的丑恶罢了。
    的确,这个时候,在我的潜意识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真善美”或“假丑恶”,只不过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而且,我把这种观点,又自然而然地移植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心态与行为逻辑上了。
    最初,我有些纠结,却又不能深入,直至2003年以后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上网。一天,我在学校中有了空闲时间,又有些懒散地在网上游览各种信息,却在不经意中阅览了一些心理学的论述:“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都会打上深深地文化烙印,而文化却又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一时,我读着这些心理学的论述,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心态与行为逻辑”这个问题,一下子情不自禁地开始问自己:
    “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如果与历史扯上了关系,中国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是的,我有些震惊地想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一瞬间,我的脑海中也仿佛在上演了一幕历史大剧,已经源源不断地出现了中国历史的一些片段。
在历史学上,中国也可以分成不同的两个阶段,1840年前或1840年后。1840年前,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却从鼎盛走向了衰落;1840年后,中国的国门被强敌打开了,又从觉醒走向了奋进。并且,前一阶段,有两千多年;而中国真正的觉醒还是从1911年开始的。
    其实,当我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些,心中早已惊悚了。的确,只要我默默地做个简单计算,就会发现中国近百年中出现的觉醒或奋进,相对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惯性,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于是,我不得不有了一个痛苦的结论:我们中国人还在历史惯性中蹒跚前行;而这个历史惯性中,又有太多的诸如“皇权思想”,“祖宗宗法”,以及“升官发财”,“裙带依附”等消极现象。
    但是,诸如这些历史消极现象,在经过一百多年革命后的现在中国中,也肯定登不了大雅之堂。因而,我只得在脑海中极力地去想象,这些消极现象存在的各种形式。一时,我虽不敢用“可怕”去形容,却可以说中国现实的复杂与严峻了。
想到这些,我的耳边又似乎响起了在武汉开关厂流传的段子:“中央听省的,省里听市的,市里听武汉开关厂的!”甚至,我还仿佛又真切地听到这个工厂一些人异常高亢的可笑声音。然而,此时此刻,我对这些声音传递的核心内涵,依然是百思不解。
“武汉开关厂是正确的吗?”
这个时候,我再次想起了曾经在思想上盘踞已久的一个结论性逻辑。此时,我还不能说,它有些幼稚可笑。不过,这个结论性的思维逻辑,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堆积起来的消极因素面前,甚至,在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利欲熏天的条件下,都已遗憾地大打折扣了。
   20166月,我在浏览一个新闻网站时,看到了一个俄罗斯人的文章。这个俄罗斯人认为,自宋朝以后中国人的骨子中,只剩下皇权思想与宗法自治了,甚至,这还是汉人皇朝灭亡,或中国至今不能走向民主的重要原因。
    对这种观点,我当然有些不屑。不过,当我回想到曾在武汉开关厂发生的一些故事,却发现它绝非是空穴之风。可是,在1990年前后,我的思想还在成熟中,也远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
    不必讳言,在1990年,我初次听到武汉开关厂一些奇怪的声音时,还是敏锐地发觉其中嚣张的成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直都在默默地研究这种嚣张的源头。甚至,我细究下去,还发现一种思维的方式或惯性,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的巨大鸿沟。
    可是,在1990年,我抬头望去,在这个刚刚经历特殊年份的国家里,在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进程中,个人的命运是多么渺小而微不足道了。
    因而,在1990年前后,我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常常被迫地去思考东亚大地上一个总在时隐时现的,也不可能回避的一个悖论,以及它给中国现实中带来一系列深刻的问题。
   “武汉开关厂是这样吗?”在一段时间中,我常常不断地这样去问自己。
有时候,我的思绪在这种貌似简单的问题上左突右冲,还恍如能看到了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危机正一点点地逼近了东亚的大地……其实,这个思想幽灵或许早已在东方人的心中徘徊,只是偶尔他们的眼中才泛出一丝疑惑的色彩。
“这个现实中的悖论,是如何出现的?”
“这是中国思想或制度构建中不可绕过的一环吗?”
渐渐地,我有些模糊地意识到了,历史一定会在某个关口给东方或东方人一次重要的机遇,或许这个历史机遇曾已在一个特殊年份中出现过……
在这个历史机遇中,中共一定可以清晰地厘清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一定可以坦然地解释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源头,甚至,东方人也可以在改革开放中大声地说,中国顺应了世界进步的发展潮流。
    “可是,历史的进程却往往不会一蹴而就……” 1990年前后,我蜗居在这个东方著名都市的一隅,只能在心中苦笑地说到。
    的确,在1990年时,我就开始慢慢地有了这样的意识。可是,即使我有了这种意识,东亚的大地也在某种历史惯性中继续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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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9-3-6 09:3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中国离不开革命
当我在中国现实中一个悖论上纠结时,再去回首武汉开关厂的一些精彩故事,发现如果我是这些故事的角色之一,也就深深地感觉到我自己处境的难堪或悲哀了。
于是,在一种惶恐的情绪中,我无可奈何地把思路向外拓展了,眼睛里也仿佛浮现出了一个不可琢磨的,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现实或许并没有沿着中国人一个思想的逻辑前进,这会发生什么呢?”
时间不长,在这个略带不安的思路上,我更有些惊讶地似乎走到了一种非常诡秘的山谷中……在这个诡秘的山谷中,有一个虚幻的神仙向天空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无意中却令我陷于孤立难堪之境。
而且,在现实中,这个诡秘的山谷是真实存在的。在1990年前后,我也确实走进了这个诡秘的山谷……虽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走进了这个诡秘的山谷?
当然,我也试图在这个山谷中挣扎过,却旋即发现我已经陷于一种越挣扎,可能越孤立的怪圈中,甚至,我可能还不知道反抗的对象是谁?应该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节点。
    毫无疑问,这种孤立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而且,在这种痛苦的感觉下,我也被迫地进入了一种全面思索的状态。
在这种思索下,我还是没有一点点轻松与温暖的滋味,却又宛如看到了我自己于深夜灯下写作《江城轶事》的情景。其实,这些情景,早已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且,我个人的生活,也与《江城轶事》描述一个青年在新时期生活与思想的轨迹,有很多相同。
后来,我与一些朋友聊起《江城轶事》这篇文学作品,曾多次刻意地强调它至多讲述了年轻人的苦闷与所处时代之间的某种联系。
但是,在1990年前后,我已经开始考虑把《江城轶事》放进一段历史进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1982年我开始的写作,1983年我进入武汉开关厂,以及 1986年武汉市有人提出“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在摇篮中”这一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会莫名地把武汉1982年与1986年的某些史实联系起来。不过,这个时刻,我的心中肯定也在不知不觉地紧张了:
“‘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在摇篮中’这一观点,是否在针对《江城轶事》这一文学作品呢?”
的确,在中国,我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老百姓,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一个政治慨念,不能,也从不敢持特殊的立场。不过,如果有人试图将我呕心沥血地创作的文学作品与某种政治挂上了钩,那我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事情了。
坦率地说,许多年以后,我还是在认真谨慎地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将这一政治慨念与武汉开关厂的一个悖论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这样的联系多了,我也似乎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中国某些看似复杂表象的背后实质,以及一个好玩的“跷跷板”现象的出现……
“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是要值得尊重!”
“在尊重国家宪法的前提下,是否承认一个悖论的存在呢?”
这个时候,我也大抵知道了,在东亚的大地上,这个悖论是有人拼命地去否认的。当然,有些人在这个悖论下,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于是,在中国的现实中,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一个怪异的现象:有人越是否认这个悖论的存在,就有人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得更远。
这以后,我时常陷于一种无力自拔地纠结或困惑中。当然,在这种纠结或困惑中,一个神奇的悖论,在东亚大地上不可思议地存在着。事实上,它已经精心地将一片热土打扮出了五彩斑斓的各种色彩。
并且,在这种思想的纠结或困惑中,我也似乎从一种身心的痛苦里渐渐地解脱出来了。因为,我已经开始久久地沉迷于人类各种思想编织的谜团中。
有一天,我在网上阅读,看到了一则哲理丰富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聪明的小孩谢绝了一个老渔人的惠赠,而去选择了老人手中的鱼竿……
“小孩聪明吗?小孩肯定是聪明的。”
    “可小孩能钓到更多的鱼吗?”
     的确,在这个小故事中,我恍如嗅到了人类某些思想或行动幼稚简单的源头。然而,也是在这个小故事中,我还更多地看到了人类一些思想或行动与其历史或经验割不断的密切关系。只不过,一到这个时刻,我就如同再次着了某种迷魔一般,思绪里也重新地出现了一些有趣图形……
其实,这些有趣的图形,都或多或少地影印出了1986年武汉突发的一些怪异风雨。或者,这些有趣的图形中,总有几个人私欲膨胀而喜欢拉大旗作虎皮的可笑身躯,以及一些类似伍尔牧的小人不失时机地上蹿下跳,不择手段的丑恶行径。
但是,这些图形的出现,我也本能地感到了厌恶,却又极度无奈。所以,我赶紧定了定神,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聪明小孩”的故事上。
“发生在武汉开关厂的故事,一定与中国历史或文化存在着某种关系!”一时,我依然陷于一种深深的无奈中,可心中还是明确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不过,尽管我的思绪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甚至脑海中也频频地浮现了余家土户祠堂上的那一排排青瓦。然而,在这个时刻,我还是隐约地觉察到了,有一种东西已经在暗暗地扯动我敏感的神经了:
“在这个悖论中,中国人又是如何演绎人性呢?”
就这样,在一种低落的情绪中,我一边长时间地沉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追逐或冲浪,还一边偷偷地去观察人性浪花中飞溅的水珠……这期间,我时而气馁,时而信心倍增,最终还是只得一遍遍地去问自己:
“中国的祠堂,浸染了多少中国人奇异的人生呢?”
   的确,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惯性顽固且强大,同时也明白了我自己在1990年以前的思想多么幼稚与简单。
   2009年春天,我开始在学校中忙于几个学生的就业问题。一天,我前往汉口一家企业
商谈相关事宜,在繁忙的长江边登上了一艘渡船。在江中,我依着渡船的护栏,遥望两岸三镇秀美的景色。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目光还是落在了两江交汇的地方。
一时,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南岸嘴徘徊的情景,而脑海中又开始涌现出中国一百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可是,在我联想到了1986年武汉一些奇异的风风雨雨,或者1990年武汉开关厂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面色一定也是凝重的。
并且,在驶向汉口的渡船上,当我清楚地记起我自己在南岸嘴江边脱口而出“革命是推动人类前进的重要力量”时,也依然感觉这句话的正确与分量。不过,这个时候,我有些沮丧地望着远方的江岸,心中却似乎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在不停地质问:
“在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又有一幅怎样奇特的画风呢?”
于是,我依着渡船的护拦,低头看了一下船头浪花飞溅的江水,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其实,在中国,所谓‘为人民服务’或‘实事求是’等这些漂亮的言辞,都是革命的结果!”
坦率地说,这也是我早已憋在心口的一句话。当我终于把它痛快地说了出来,却在精神上有了一种如卸重负的感觉。这以后,我在这条驶向彼岸的渡船上,才渐渐地有了一点轻松的感觉。
自此,我以后在学生的课堂上,或者,在与学生们进行一些时事交流时,都反复地强调了一个观点:
“在中国,人民普遍渴望的‘为人民服务’或者‘实事求是’,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当然,我与学生们聊这些时,也迫切地想看到现实的中国中,“为人民服务”或“实事求是”落到实处,或者形成有效途径的美丽画面。因为,我知道,即使现在的中国,这些东西在理论上,或者具体工作中,都还需要做大量的的研究与探索。
    不过,在1990年春天,我的观察或体味,更多地局限于个人的感觉,以及对各种海量信息的个人感悟中。而且,我的心中,一直还有一个谜团:这些海量信息的真实背景是什么?
可是,1990年的中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一个特殊年份过后,连一些普通老百姓也对中国的前途与未来感到迷茫,更有一些有着复杂动机的人与群体纷纷露头或蠢蠢欲动。
同时,各种迹象表明,从1990年开始,世界的格局或走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以,在1990年,我的观察或体味,只能是为以后的可能做某种准备,丝毫也改变不了我的尴尬处境。
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武汉市相关领导被调整了职务,甚至,连武汉开关厂的一些领导也调整了职务。坦率地说,直至这个时候,我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而且,我也注意到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个位高权重的人还在媒体上说:
   “决策上难以避免的错误,伤害了人的感情!人,不要自私!”
    只不过,我对这个人的后半句话,感觉怪怪的。本来嘛,错误,谁都难以避免;有了错误,给别人造成了伤害,诚恳地道歉,也不失睿智或德高望重。
    “这是在说谁自私呢?”一时,我又有些困惑了。可是,我仔细地想了想,还是不得要领,“是说做决策的人出现了偏差,不肯承认错误而自私呢?还是说被伤害人不肯原谅决策人的错误而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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