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由的思想 第三节 革命的力量

yymhxczm

由于，这些学生都以在校生的身份去企业实习，学校与老师也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尽可能保持一些管理的责任。在这些学生实习前，曾有企业方暗示老师每个学生都可以提取一定的管理费。而我考虑到这些学生刚参加工作工资低，在我管理的几个班级中就拒绝了企业的一些暗示。但是，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在企业工作了，还是经常向我讲述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事情，这也包括他们工资构成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次，一些学生向我反应了，他们的工资不是谈妥工资的全额，而是都要减去一些保险费，管理费等等。这种情况下，我才暗暗地有些吃惊了。过了几天，我佯装不经意地询问学校管理学生的副校长。当时，副校长的表情是尴尬的，也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这个学期结束时，这位副校长宣布调整班主任的职务，我也顺势辞去了这个学校的老师职位。

    至今，我都不知道，学校中是谁收了这些学生的管理费？

    不过，这样的事例，也说明在中国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压力下，一些中共党员与干部的某些冒险，都是偷偷摸摸地完成的。在中国，曾经风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词语，也在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对中国人一些思想形成的追踪中，我必然经常去回望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一段历史，特别是这段历史中的革命风暴以及革命中的不同潮流。有时候，我也会自然而然地去瞎琢磨：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流向？“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

在这些疑问中，我还是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上。于是，在一段时间中，我恍如开始逐渐地醒悟了，甚至，还自以为是地有了一个所谓的答案：

“对旧中国人口统计数据上的众多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是否是这两种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国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呢？”

不过，这个答案，我并不敢十分确定了。这以后，我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学习或研究历史上。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还是饶有兴趣地把目光聚集在毛泽东的身上。

      

    在相关的资料上，我看到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的另一次著名的讲话：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在查阅毛泽东某些著名言论的过程中，我也似乎能模糊地听到或许历史曾经出现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这些，仅是他们的一种宣传伎俩！”

对于这些言论，我无力去反驳，可也常常陷于沉思之中。而且，有时候，我不得不这样问自己：如果仅仅是宣传伎俩，而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动，“为人民服务”能在今天的大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吗……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至少朝着这一方向努力过。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或新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否既说明了毛泽东或共产党对旧中国人口统计数据上的众多普通老百姓的态度，也首次佐证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新型群体关系出现了呢？

    在追踪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我也查阅到了，1982年一组湖北人口统计数据，这也应该是新中国经过艰苦奋斗的实际缩影。1982年湖北人口，4780万余人。人口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文盲占全省总人口的23.08％；具有初中与小学文化程度的分别为23.16%与35.83%。人口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分别占总人口的7.5%与0.63%。

有一天的周末，我带着问题坐在电脑前，有意地把网上湖北两组人口数据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这才发现中国人口的文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时候，我的心头一怔，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曾令人惶恐的问题已经来到了。

“人口统计数据的一些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思想活跃度的增强了？”一时，我凝望着显示屏上的一组组数据，就仿佛它们比这个世界最美的花儿更引人注目了，“比如，1947年大多数中国人观察世界或中国的角度，在1982年还受中国人那么推崇吗？”

    但是，像这样一类问题，我虽然颇感兴趣，却不想深入下去。不过，此时此刻，我去回顾我自己在1982年的一些独特经历，在心中已经悄然地明白了，在1982年，中国人的思想活跃度一定有很大变化；而且，1982年一定有很多中国人在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国家”的问题。

   2006年5月初，我终于完成了《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这篇自传体文章的初稿，就感觉犹如胸中吐出了长气，心中舒畅极了。一天，我心情兴奋地又登上了两江交汇之处的龟山。在龟山的观景台上，我眺望着长江与汉水，眺望着繁华的都市与远处的群山，思绪又回到了1982年这个沸腾的年代。

    的确，1982年，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一个懵懂青年，有了一个可以实实在在地去追求的梦想。所以，2006年的这一天，我站在龟山的观景台上，遥望着江城焕然一新的景色，不禁地感慨万千。一时，我想着我自己这二十几年来的奇特经历，眼前呈现的却是这些年来武汉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我的目光，还是停留在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地方。我知道，在武汉人的眼中，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南岸嘴，曾有着一排排低矮的简陋民居。而现在，那一排排简陋的民居早已没有了踪影，跃入我眼帘的是一片绿色葱茏的江滩。

    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了下山之路，并走进了这片绿色葱茏的江滩中。当我伫立在江岸边，一阵阵江涛声就扑面而来，而眼前的长江与汉水如同哼着小夜曲一般，它们无时不刻地汹涌交汇着，又一路欢歌地流向了远方。

渐渐地，看着眼前眩晕的江水，我有些迷茫了。然而，这时候，我的耳边又恍如响起了那首唱响中国的歌曲：“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而且，当我望着滚滚向东的长江水，脑海中也开始不断地浮现中国历史的重要年份：1982年，1978年；1949年，1919年……

的确，这些年来，我通过一些的学习与阅读，已经深深地懂得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就如起伏跌宕的长江水一样，本身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因而，当我想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就会积极地去思索着，革命者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有关？当我的脑海中出现1919年“五四”运动的画面时，也就自然地联想起了国共两党的分歧与对立。当然，在我仿佛看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更不可能忘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

    所以，当我的思绪再次回到1982年时，却更想与这个浩瀚的长江有一次坦诚地对话。于是，我在岸边蹲了下来，用手拨弄着江水，想悄悄地对长江述说我的思絮，而清清的江水从我的手指间一晃而过，也似乎在不停地告诉我这个多彩世界的万千景象。

    不知不觉中，我的思绪里闪出几句话，几乎都溜到嘴边了。我想把它说出来，却很犹豫。过了半晌，我凝望着涛涛江水，吐出了几个字：

    “革命，也是推动人类前进的重要力量！”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在近百年中的巨大变化，而革命正是其中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我想大声地说，却缺乏勇气。因为，我知道，人们对改变世界面貌的人物或力量，无一例外都存在争议。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国内外都有着很大的争议。即使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与普通老百姓对毛泽东的认知，恐怕也很不一样。

    的确，这些争议，贯穿了从中共建党直至毛泽东去世前的“文化大革命”。坦率地说，我也会天然地对一些黑暗，血腥的片段，感到厌恶，恶心。不过，我记住了著名受害者林昭女士的一句名言：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这样去认为，毛泽东是推动中国近百年来巨大进步的伟大人物之一。

　

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出现了所谓毛式“为人民服务”的争议。

“何谓毛式‘为人民服务’？”对于这些争议，我有些不屑了，甚至，我感到了一些莫名的困惑，“不就是把毛泽东的一些争议，与‘为人民服务’联系在一起吗？”

后来，我认真地梳理了一下这些争议，还是觉得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做法。因而，如果我有机会去回应这些争议，我一定会大声地说：

“既然‘为人民服务’不能去否定，你不能在现阶段把‘为人民服务’做出特色，做到深入人心，人们就会难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

    的确，2006年的这一天，我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徘徊良久。这一天，我思绪万千，想到了中国百年革命潮流中的各种恩怨，也想到了革命风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最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革命等问题上。

    这时候，太阳渐渐地西下，可炽热的光芒依然映照着天空，而江面上却开始卷起了一阵阵清风。在清风中，我朝对岸的学校方向张望了几眼。的确，我有些疲倦了，心中已经萌生了归意。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仅仅就是所谓“儒家文明”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确有争议，可在宋，元，明，清等朝代，儒家文化至少都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遭遇了重大挫折。当然，在这个挫折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们觉醒了，开始正视中华文明与时代进步的差距，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压制人性，阻碍进步的因子。于是，才有1919年推动中国思想与文化进步的“五四”运动。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在正视或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也意欲打破中国旧文化传统的陋习，并努力重铸中华新文化，新文明。

  

    一路上，我这样思索着，脑海中重又涌现毛泽东的一些话语：“按照中国的特点……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一时，我不得不严肃地去思考：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身上，一定都深刻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难道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积极因素吗？

    很快，我就陷于矛盾的痛苦中。这种痛苦在于，我深知中国革命就是从反对传统文化开始的，而这些革命者身上又都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可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却无法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2006年7月，我离开了这个处在长江之滨的学校。我从这个学校离开后，依然有很多学生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这些联系中，我知道了林幼云在新学期开学不到一个月中，就以实习的名义也申请离校，重新回到了广东的父母身边。

吴梓谷123

文字通畅,点赞

严伍台

文章有些思想。可把它发在一个题目下，用回复的方式接着发表。这样读者读起来方便。

yymhxczm

第四章 青涩记忆

第一节 我的青涩记忆

2006年，我离开了我的学生们，可记忆中却又多了一份与青春有关的快乐体验。的确，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些学生相处的一幕幕，心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出现了一种乐滋滋的感觉。后来，我还似乎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认识：

“青年与青春，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靓丽的风景！”

这以后，我把与这些青年学生愉快相处的一些美妙片段，习惯性地珍藏在心底了。

在闲暇的时刻，我常常会把这些美妙片段从心底中找出，然后让它们在思绪中晾晒，比如，这些学生在课堂上求知若渴的认真眼神，在操场上快乐无虑的嬉闹身影……但是，更多的，还是他们一些情感的真实流露，或青春冲动的可爱与搞笑的场面。

有时候，我也带着一个老师的习惯思维去想，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一定有人怀着青涩的梦想，可他们远离了父母，老师也就成了他们在青春初期的临时监护人，又肯定不可避免地坏了他们一些“好事”。一时，我想到了这些，几乎会忍不住地“扑哧”笑了。

“谁没有一个青涩行为或记忆呢？”其实，我是从心底里都能够理解这些学生。

而每当这个时刻，我会不由地想起这堆学生中那个不起眼的林幼云，又会自然地想起我自己的一个青涩记忆。

“有多少人知道，一个青涩行为或记忆，与一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不知不觉里，我的思绪仿佛在飞向遥远的地方，还在心中悄然地问着自己，“这些学生会吗？”

显然，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否理解他们的青涩行为与时代的关系？然而，我却深深地理解了我自己的一个青涩记忆，是与中国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时代密切相关。

于是，我的脑际间又会重现这个青涩记忆的一幕幕，甚至，连一个红色的武汉开关厂也开始出现了……

在2000年以前，武汉开关厂一直地处汉口的万松园路。1958年，武汉开关厂经过公私合营而建厂，其过程本来就刻着共和国政治风雨的痕迹。其实，武汉开关厂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有些模糊，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当时这个工厂正在厂区的篮球场上浇灌很厚的水泥，我也许是从篮球场覆盖的草垫上玩耍经过。

在武汉开关厂，紧邻着这个篮球场边，有一栋红色的三层楼。这栋三层红楼离厂区的大门不远，一楼是开关厂的办公区，二，三楼是开关厂的职工宿舍。而我父亲去世后，我母子三人迁到了武汉开关厂居住，最初就是住在这栋红楼的一个房间里。

后来，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雨，我都坚定地秉持了一个观点：武汉开关厂的职工是勤劳，淳朴的。当然，这个观点，从这个工厂在公私合营时百十来人建厂，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2000多人的过程中就已经昭然可见了。

而且，在武汉开关厂鼎盛的时候，它的一些产品都可以上天入海。这在当时的武汉，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开关厂还是武汉第一批试制电风扇与洗衣机的工厂，只是后来武汉市产业布局的需要而没有成功转型。

    不过，在我少年的时代，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深深地刻在了脑海中。比如，在上20世纪60年代，“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武汉开关厂也卷于政治色彩浓郁的大潮中，也搞过《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甚至，我曾经在排戏的间隙，也在舞台上搬弄过戏中的道具木枪。

而武汉开关厂人演《红灯记》的舞台，是一个工人们开会用的礼堂。平时，工人们吃饭也是在这个里面。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流行吃“忆苦饭”，我也是跑到这个舞台上，领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尝了尝。

因而，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侃起了大山，会这样豪情地去告诉他们：“武汉开关厂一直存在于中国的革命图腾中！”

当我畅想自己或一些学生的青涩行为或记忆时，早已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浸染着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色彩。而且，在一段时间中，我发现自己固执地去坚信一个普通工厂也会存在于红色图腾中，脑际间还会常常突然蹦出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中国，这段文字出现的时候，还没有我的存在。然而，尽管我第一次阅读这段文字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涩少年，却也会潜意识地去关注中国社会中各个阶层的现状。不过，在当时，我的这种关注，也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如饥似渴地对各种知识的渴望。

也在这个求知若渴的年少时代中，我往往通过了各种途径去获取一些新的知识。一天，我在一种读物上阅读了两则有趣的小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的：

有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比赛，目标是登上一座很高的塔。高塔下，一大群动物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比赛，它们或为参赛者加油鼓掌，或不怀好意地议论纷纷。的确，一些旁观者都不相信这些青蛙能够爬到塔顶：

“哎呀，这太难了！他们永远无法爬到塔顶。”

“他们根本没机会成功。塔太高了！”

开始，一些青蛙一只接一只地摔下来，而有些青蛙听到议论后，更是没有了信心，都站在原地未动。

可是，在其他青蛙都放弃了攀爬后，有一只青蛙还是经过一番艰难地努力，最终却到达了塔项。

另一则小故事，也就更有趣了：

有七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共喝一桶粥，粥每天都不够。

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

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

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结果，却是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才能去拿剩下的最后一碗。这次，分粥人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

从此，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这天，我饶有兴趣地阅读着这两则小故事，又在恍然中有了几年前在二舅家门口的一种神秘感觉……一时，我的心中几乎有些震撼了。的确，我也很奇怪：这种神秘的感觉，为什么会一次次地反复出现呢？

接着，我费心地思索了一番。然而，我在费了一片苦心后，还是有些不知所以然。不过，这种好奇，从此深藏在我的心底了。甚至，有时候，我还会花时间去寻找这种神秘感觉的真正源头……

是的，一个少年可以对各种新知识满怀渴望，却还没有能力去独立地分析或判断。显而，在我的青涩记忆中，尽管也有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时常地被革命激情所感动的场面，可更多的还是日常生活中值得玩味的一些小片段。

毫无疑问，这些小片段，也都无不刻着一个时代的痕迹。在我刚读初中时，中国还时兴在重大节假日里游行。而在这样的日子里，武汉市也有一个重要节目，即一些企事业单位会争先恐后地向市委市政府等领导机关献礼。

有一年，武汉开关厂试制的集成电路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功率，又恰逢一个重大节假日的到来。于是，这一天真的来到了，武汉开关厂准备了几辆敞篷汽车，甚至还在敞篷车上配置了简易礼炮，而我与其他几个职工子弟也跟随献礼的干部职工，一齐在车上欢快地敲锣打鼓，前往解放公园路的市委机关献礼。

在我的少年生活中，不可能都是这样快乐幸福的片段。在武汉开关厂，绝大多数都是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普通职工，可却也有几个身份特殊的异类。平时，这些身份特殊的异类们都似乎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甚至对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唯唯是诺。

但是，仔细地去观察，这些异类无论颜值，还是气质，都在一群普通工人中鹤立鸡群了。后来，在工人们不经意地议论声中，我得知了这些异类都是来自于机关院校或社会团体，却由于“几句话”或者“一个事件”打入了另册而下放工厂，即中国某一阶段大量出现的“右派”或“某某分子”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工人们的议论声，必然会引起我的某种好奇。同时，这个时候，我正处于少年向青年的某种转变，虽然脑海中也闪过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段名言，可一种独立思考的意识也在悄悄地形成了。

在一段时间中，我曾有意地接近了这些异类，或者佯装懵懂地同他们嬉戏说话。可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与周围的工人们并没有多大差别。一时，我有些奇怪了，便在心中疑惑地问自己：

“是打上烙印的身份，让他们不能说话了吗？”

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有些别扭。的确，我虽然进入了青春期，可很多问题还是需要岁月去沉淀。然而，这丝毫不能阻止我对不确定状态的好奇。所以，我想了半天，最后还是不得要领地自语道：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如此种种，类似的片段，充满了我的少年时期，或从少年迈进青年的过程里。当然，这其中即有憧憬或困惑，又有一个少年缓慢地进入青春期的复杂过程。

在这些小片段中，中国迎来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1978年。这一年，我刚满16岁。现在，在网上可以查阅到，1978年前后的中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比如，1978年末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昭示着中国在邓小平等人领导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yymhxczm

第五章  沸腾的年代

第一节 飞扬的思绪

以后，我也时常地去思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伤痕文学”，是否就是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中产生呢？

   1981年，这种“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一个著名电影《小街》在中国上映了，其中优美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至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这样的画面，一个刚从懵懂中苏醒的年轻人，他的思想或思维方式肯定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导火索，却是这个时期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78年以后的武汉开关厂，一些曾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贴上标签的异类们，都犹如古木逢春一般。这个时候，他们苦尽甘来地平了反，或可以重新回到从前的机关院校，也不在普通工人们的面前谨小慎微了。

在一段时间中，我曾经默默地观察了，这些人似乎久违太长而笑逐颜开的样子。一时，我的脑海中又闪出了毛泽东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句名言，心里却好像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

“这思想，才原来是人类的朋友，或敌人！”

可我仔细思考了一会，又觉得这种观点偏颇。因为，即使我尚且年轻，可也我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思想的飞跃，才是人类进步或进化的唯一源泉。而且，如果人的思想，都成了人类的敌人，人类又向何处去呢？

于是，我又把目光投向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句名言的本身。渐渐地，我在苦思冥想中，才似乎突然意识到了，这句名言很可能是毛泽东在革命中的某种策略。因而，我的脑海中又自然地涌现了一些影视剧中充满血腥的革命场面，嘴里也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革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而过程一定是残酷或暴戾吗？”

我有了这种认识后，就常常联想到了中国“文革”的一些是与非。其实，在我经历中国“文革”期间，年幼且懵懂。可自从我对“革命”一词有了新的角度，我再去观察中国的“文革”时期，更多的是想去了解中国旧的历史惯性是否加强或减弱，伟大思想或人物是否在神坛或走下神坛，人与人的鸿沟是否在加剧或抹平了。

在武汉开关厂的一些异类中，有一个人与我以后的生活有一点点联系。这人叫王柏华，传闻中他1957年是武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因为给上级提过尖锐的意见，在“反右”时被错划成“右派”，并发配到武汉开关厂做一个普通工人，而我母亲恰恰与他在同一车间。

    显然，一个“右派”必定坎坷二十多年，据说王柏华的妻子曾反复与他闹矛盾意欲离婚。王柏华平反后，补了一大笔钱，还官复原职就任武汉开关厂一个中共车间书记。

    可以肯定的是，平反冤假错案，一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比如王柏华，三十岁错划“右派”，五十多岁平反还是一个车间书记，中共党组织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发现人才，推荐新人。王柏华也是这样积极去做的，他推荐的几人中，有人后来官至局级干部。就连我高考落第后，王柏华听说我在学校的表现与成绩都不错，也带着我在武汉市劳动局，机械局等处反复推荐。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思想走向独立或理性了，行为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日后，我把中国1978年以后的一个阶段，看成了我自己青涩岁月中的一段最重要的日子。正是在这段最重要的日子中，我，或者，许多中国人的身上，都发生了太多难以忘怀的重大变化。

而我与高中同学去汉江搏击浪花的日子，也发生在1978年以后。1979年的5月至6月间，几乎每隔几天，我与几个同学都会顶着烈日步行到汉江边去游泳。这样的日子多了，几个人体力或水性的好坏，也在追逐戏闹中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一天中午，我与几个同学在学校吃完饭后，又相约来到汉江游泳。一时，我与几个同学像往常一样，在江水中你追我赶，力争向前……这种时候，在清澈的汉江中，总有一个身体瘦小的同学渐渐地落在了后面。

“诶，你中午没有吃饭了？”一个同学开始嘲笑这个瘦小的同学了。

“病秧子，你还是不行了。”又一个声音响起了。

在这种嬉戏中，我常常不由地放慢了游泳的节奏，却又往往被江水冲去了下游好多米。于是，我又不得不在江水中加快了肢体的频率。后来，多次教训后，我得出了一个看似深刻的结论：

“在江流中，不努力不行啊。”

1978年以后，中国人的生活与追求，也如同我在汉江中的境遇一样，今天东家有了洗衣机，明天西家一定会出现沙发，西服等一类新物件……而洗衣机，沙发，西服这样的新物件，以往只能在西方的一些影视中才能看见。

而且，我以后独自回忆这段重要的日子，还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中国同时期的文艺繁荣。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到了1978年后中国人生活与追求的重要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或精神上的变化了：

“1978年以后，中国文艺与文化出现的新风，就是这种重要变化之一！”

    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是，在传媒上，书店或者图书馆里，甚至是在学生的课堂中，也都出现介绍西方主要哲学或文艺思想的一些书籍。

    这些西方主要哲学或文艺思想的书籍，必然会涉及到西方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这其中，海峡对岸邓丽君的歌曲，就是一段最美的传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青年的眼中，邓丽君是一代无人超越的歌后，她的歌曲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真，善，美。

    这时候，日本三洋收录机还没有传入中国大陆，很多中国大陆青年都悄悄地收听过台湾的敌对电台。因为，在敌对电台中，会常常飘出邓丽君一片柔情的优美歌声。

当然，在这些中国大陆青年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我回味与学生们相处的过程中，也会偶尔回头去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还认真地把这些经历与学生的行为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然而，在这种比较中，我却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人类时刻地演绎着五彩斑斓的不同风格，可他们对爱的追求却是恒古不变的。比如，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一些学生存在恋爱的问题，或者，多数学生对此报有同情的倾向。

可是，只要我稍稍回顾一下我自己的青涩岁月，就不得不略带叹息地这样问自己：

“在十五六岁时，我不是同样存在这种心理吗？”

而在这样的叹息中，我也终于渐渐地意识到了，人性在所有时代都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是，这些学生现在持有的观点是“人生有爱”，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谈恋爱，应该是大胆勇敢的行动了。

不必讳言，有时候，我也会有些出格地去猜想，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该怎样去恋爱，他们又能干什么？不过，在这种时刻，我会必然联想起我自己第一次恋爱的情景……

的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恋爱。而且，第一次约会就选择在中山公园。

其实，这也是一个夕阳映红天空的傍晚。在夕阳中，我与一个姑娘在街道里拉开了一点距离，一前一后地来到了中山公园。在临湖的一处草坪上，我与这个姑娘停下了。随后，我一屁股地就坐在了草坪上，而这位姑娘却有些局促地半蹲着。就这样，我与这位姑娘漫无目的地闲聊着，开始了我人生中神秘的，充满诱惑的崭新一页。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就会有更多这样的第一次：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在这样一次次的第一次中，我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个世界上人类在结伴旅行中的重要伙伴……一个女性的温柔与坚定，或智慧与牺牲。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是因为女人的存在，才变得美丽，才变得丰富多彩。

不过，在第一次恋爱中，所有人都是笨拙而谨慎的，即使年轻的姑娘也是这样。在我的恋爱中，与一个姑娘相伴去中山公园的机会多了，亲吻也就成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可是，第一次亲吻，却是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一天傍晚，我与这位姑娘依然坐在中山公园的草坪上，在晚霞中观赏着一泓静静的湖泊。这时候，我与这位姑娘已经有了牵手，已经有简单的肌肤接触。在观赏中，我与这位姑娘的脸在一次不经意中接近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些冲动地轻轻吻了一下这位姑娘的脸颊。一时，这位姑娘可能感觉有些突然，脸颊一下子通红起来。

有了这样一次亲吻，以后类似的行为也就多了。而且，这位姑娘也从最初害羞，拘谨，生硬，慢慢地变得主动，大方，热烈了。一次，在我与这位姑娘热烈地亲吻中，她把温润的舌苔悄悄地伸进了我的口腔中，虽然我开始觉得有些异样，可也感到了一个姑娘的主动与热烈了。

后来，我常常独自地回味我的第一次恋爱。在回味中，我看到了两个懵懂青年男女从浪漫开始，在磕磕绊绊中地趋于走向成熟。其实，人类社会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而我之所以去回味，是因为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没有这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或许还是另一番景象。

yymhxczm

第四章 青涩记忆

第三节 青涩中的成熟

我再次与林幼云相见，已经在2008年3月了。      

2008年春节刚过，我被武汉一家民营培训学院聘用老师。显而易见，民营学校的各种品质，比公办院校差距较大，更有一些学校喜欢借靠公办院校扩大影响。而这个学院，有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就设在武汉一个著名大学的二级院校中。

    这个消息，在我的qq好友中迅速地传递着。一天，林幼云从网上主动地传了信息，说她有事会不久回到武汉，并好像开玩笑地说道：

    “老师，你接我啊！”

当时，我也就随口答应了。可事后，我却隐隐地感觉有事情要发生了。

于是，这以后，我的思维似乎悄悄地陷于了一个怪圈，总是在诸如年龄，社会地位，以及我自己艰难奋斗的历程等这些现实问题中徘徊。

    “自知之明，或许是人们的自卑心态作祟，或者，缺乏勇气或不愿努力的托词。”有时候，我也企图从这个怪圈中爬了出来。可几经挣扎，却发现我自己还是在这个怪圈中，“然而，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个人的地位，财富，甚至长相，年龄，又常常可以决定很多东西。”

不过，在这种挣扎中，我的思绪还是慢慢地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

“一个人在青春美好的岁月里，真的会时常关注这些吗？”一时，我开始这样问自己。

的确，一个人在青春岁月的某种关注，往往会成就其人生的未来。这时候，我又好像不可避免地回忆起了我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及我在青春岁月中的一些重要关注……

    1981年，我再次参加高了考，后进入武汉一个技工学校学习。

    许多年后，我偶然在互联网看到了一个数据： 1980年，大约只有40%的高中生有资格参加高考，当年高考共有333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1981年，也只有259万高中生有资格参加高考，共录取28万人。如果把中专，技校的升学率加在一起，其升学率也不到百分之五，而本科上榜率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真可谓百里挑一啊！

也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在网上认识了库尔特·勒温或他的理论。于是，我认真地查阅着网上的一些数据，竟忍不住地突发了奇想：

“1981年，如果这位先生来到中国，并有兴趣地关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东方大陆，他是否会把中国群体中的某些动向作为非常重要的研究目标呢？”

    这一天，我通过对比网上现存的一些数据，也轻易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即1981年的中国虽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却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每年都有近千万的中学毕业生，而这些中学毕业生，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中学生进入社会就业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1980年前后，“个体户”在中国城市里，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词语。这个时候，中国很多地方与领域都是封闭，缺乏活力的，而城市里比较热门的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的进入途径，最初公开的似乎只有升学。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中城市的高中生即使考上一个技校，也是有人羡慕的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国营企业，意味着从此有了一个稳定舒适的生活了。

一时，我反复地玩味着网上的一些数据，依然对我自己在1981年的入学不以为然。然而，一会儿，我却在无意中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当时的升学率极低，没法升学的大多数青年怎么办呢？”

    不仅如此，我重新回忆起1981年的一些人与事，并继而在互联网仔细地搜索了一番，立即就发现了中国“文革”结束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返城高峰。

“大量青年都需要政府去安排他们的就业与生活。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紧迫的现实问题面前，中共党组织与政府该如何选择呢？”在搜索中，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我把这种互联网的搜索无限扩大了，因而我看到了1947年国民党及其政府在面对城市大量失业知识青年的一些糟糕行为。事实上，在1947年，这股当时中国最基本的进步力量最终走向了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

    在1981年，中国政府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棘手问题。然而，这个政府却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思想相对自由或经济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所以，通过简单对比，我不得不去敬佩中共党组织与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担当，以及“实事求是”的魄力与抉择。

    “这个‘担当’与‘抉择’的背后，也一定发生了一个推到‘多米诺骨牌’的事态。”但是，几天后，我又对这种敬佩产生了一些困惑，“不然，也就无法解释以后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件。”’

    显然，这种困惑，我是无法去解读的。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认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代年轻人是通过不同渠道奔向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在1981年，我去了中国这样一个层次低阶的学校，当然也迎接着中国改革开放初春意盎然的风。

    在中国大陆，至今都有一个现象，除了义务制教育阶段的学生，似乎在拼命地学习课本知识外，其他学校里的学生都有很多课余时间。在这些充足的课余时间中，中国学生都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追求梦想，或定位人生。

    这个时候，我在这个学校的学习生活，也是这样的。

    的确，我的课余时间，都是与几个兴趣相近的同学游走在武汉三镇的著名景点，商业区，以及游乐场所，享受着青春岁月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或者，我个人独自前往武昌蛇山之麓的湖北省图书馆，或汉口南京路上的武汉市图书馆，饱览着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沐浴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开放的精神阳光。

    当时，中国的图书馆中，不仅有各类中外文学名著，也有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以及未来学一类的书籍，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

    在一段时间中，我也曾怀疑我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历是否属于个例。后来，我仔细地追究下去，发现了这样的经历很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共同经历过的轨迹。

    而且，这样的轨迹，无论在精神层面上，还是现实的生活中，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如果说，人的思维是有颜色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人的思维，大都是单一，偏红，趋于激进的；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人的思维逐渐地趋向了全面，多元与理性。

    比如，我就私下偷偷地就“私有制”“公有制”的相关问题做过某种探讨，并发现“私有制”与“公有制”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且不可能互为替代；在一定条件下，“私有制”“公有制”都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而这个条件与意识形态，教育程度，甚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当我从经济学角度关注“私有制”“公有制”，则是在十几年以后了。

    同样，我也相信，类似的思索与探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定很多很多。

    正是这种思维上的变化，才给了中国，特别是中国以后二三十年全面进步的巨大动力。

    而这种思维的变化，给个人的影响更是全面的。

    首先，中国大陆人看待世界的角度，逐渐地趋于了全面，理性；

    其次，人们开始渐渐地意识到，中共某些意识形态或者中共官方文件或媒介上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正确。

    更重要的是，人们摆脱了思维上的缚束，更多的开始认真对待个人的环境，个人的定位，个人的未来了。也就是，国家与集体，开始为国家与集体的未来奋斗了，人们也开始为家庭与个人的未来而奋斗。

    说一句大白话，就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或为国家，或为集体，或为家庭与个人。

应该说，这样一种趋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革命。许多年以后，我也彻底地明白了，人们俗称得“革命”，往往是指某种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其实，革命，有许多种，思想或观点的革命，也是其一。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革命，或许正是从思想或观点开始的。这种革命，不再以暴力或暴力手段去完成。相反，它却是在用建设与创新，去证明其炫目的魅力。

但是，在邓小平说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中国人认识到了，这场革命，至少与中国以前的革命一样伟大。

yymhxczm

第五章  沸腾的年代

第二节 激情迸发的岁月

也许，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发生了改变我命运方向的重要事件。

    大约1982年二三月间，我在学校的某个地方认识了校外的一个女孩，以后的几个月里也有过多次的单独相处。而且，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内心早已萌生爱意，有点喜欢这个女孩的清纯善良了，可却一直在继续与不继续之间挣扎。

    坦率地说，这是我的一次恋爱。可是，我此时对男女之情了解不多，甚至，还不知道怎么去主动。而更多的，却是我性格上的忧愁善感，个人顾虑也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

    许多年以后，我才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顾虑，只是男人都可能流露得一种自然理性，只是男人对自身定位某种真实感的天生自觉。这种顾虑，说好听一点，可以称之“自知之明”。不好听呢？也可以叫“自卑”。

    是的，这种“自知之明”，在我青春年少时就早已存在了，而不是在遇到林幼云的时候才发生。

    现在，我也常常在想，女人在貌美如花的时，遇到爱情会怎样思考？会怎样选择？其实，这个答案，在我遇到林幼云以后，我就有了。虽然，这个答案，也可能不完全正确。

    的确，在1982年，我“爱情”的挣扎，是十分痛苦的，却总又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存在，而它一直延续到学校的暑期来临。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在我写的《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中有详细的阐述。

    总之，是为了爱情，发誓奋斗，并以选择写作为最终的行动。

    实际上，我这种顾虑，在许多年以后又重新出现了。

   2008年3月的一天，林幼云果然从深圳打来了电话。不过，这次电话中，林幼云好像显得若有心事了：

    “老师，过几天我就要回武汉了。和我妈一起，你还是要接我啊！”

    原来，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高等院校都高速扩张，那个地处长江之滨的职业院校也于2007年迁往武汉南郊。所以，林幼云这次回汉，是到学校办理户口迁移等事项，她以找不到回学校的路为借口请我帮忙，而她母亲则是回湖北老家顺道路过武汉。

    过了几天，我在武昌车站接到了林幼云与她的母亲。再次见到林幼云的时候，她已长大漂亮了许多，且乖巧中掩饰不了兴奋的神采，只是还像从前那样话语不多，反而是她母亲似乎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番。

    我把林幼云与她母亲送到了学校的新地址。回来的路上，我仔细地回味着与林幼云和她母亲见面的情形。

    “我与林幼云再次相见是偶然吗？”一时间，我忍不住地偷偷去想，可细想下去，心中已有了一丝不安的感觉，“如果除了师生间的信任，还会有其他什么东西呢？”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非常清楚，一个男人对漂亮年轻女人的真实感觉。这种感觉，是每个男人都绝对存在的源于动物属性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与年龄没有关系，且只受责任，家庭，道德的约束。

    一时，我记起了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你对于身体的控制力，就是你对生活的掌控能力。”乍一看，这句话的逻辑，绝对是正确的。可我转念一想，身体是自己的，也是上帝的！假如人能控制自己，也都是圣徒了！想想，如果人人都是圣徒了，这个世界也多么无趣啊！

    于是，有时候，我也常常去假设：如果我一开始就冷漠地断绝了与学生的联系，如果我没有与林幼云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会有后面那么多故事吗？而且，如果我的人生中不曾出现这样的故事，会遗憾吗？

    坦率地说，我的答案：我也许会遗憾。

    这次林幼云回深圳后，与我在网上或电话联系明显增多了。在联系中，林幼云常常抱怨深圳人才多竞争激烈，而她学历低专业技能差，并希望回武汉再专门学习一门专业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林幼云经常询问我在武汉新学校的状况。

    林幼云的问题，我一一地解答着，并告诫她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职业院校，可能不完全靠谱。可林幼云的态度，是毫不介意，还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只是想学一门职业技能嘛！”

    而且，我与林幼云的聊天，有时候也有其他东西。比如，有一次，林幼云与我在网上聊天，她就直接问我敢不敢晚上飞深圳？她说：“如果你敢，我就会去接机！”

    到了2008年8月下旬，我所在的学校中果真出现了林幼云的身影。在办理入学手续中，由于学校里没有农业银行，我只得陪林幼云到校外的农业银行取钱。

    这天，武汉也很热，银行里聚集了很多学生取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林幼云取到了钱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林幼云把刚取到钱都没有清点，就一把塞进了我的手中。

    一时，我有些惊讶了，便笑着问林幼云：

    “这是干什么？”

    “钱都给你了。” 林幼云一脸天真地说到，她的眼睛充满了信任的神情。

    这情景，使我有些感动。也许是从这件事情开始，林幼云牢牢地进入了我的脑海里。至少，我从此不得不默默地注意她，关心她。也许，以后发生的许多故事，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

    然而，男人的理智，或者“自知之明”，也不全是坏事。比如，我有了所谓“理智”，或“自知之明”，就开始努力奋斗，企图写一篇能够重新证明自我的小说，企图凭借勤奋努力闯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我天生笨拙，在1983年前后的写作很不容易，文稿写了撕，撕了又重新写。就这样，我还是勤奋地写作着，一直延续到我的学生时代结。

1983年11月，我与几个同学分配到武汉开关厂。而且，我进入工厂车间的中共支部书记正是王柏华。

此时，尽管我内心有所不甘，可初次有了稳定的新工作，依然是觉得新鲜，兴奋。有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同时都被车间安排上夜班。不过，几乎整个晚上，大家都兴奋地有说有笑。第二天清晨，我们依然不知疲倦地走出车间大门，天已放亮，厂区依然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红日却从远处的枝头中冉冉地升起了。

    在第一年中，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单纯地，充满新鲜感地投入在工作中，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有的，也只是男女同学间真挚的友谊与青春的情感在悄悄地滋长。这个时候，中国的国营企业，每周也有几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所谓“政治学习”，也就是传达文件，念念报纸，讲讲上级的最新指示。

    有一次，在政治学习时间中，王柏华专门指定我在全体同事面前念了很长的一段报纸，而我丝毫也没有感到特别之处，更没有兴趣地去揣测什么。不久之后，这个车间书记王柏华也调往他处就职。

    的确，在现代中国人的回忆中，1982年至1987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最充满激情的年代。

    在这个激情迸发的岁月里，中国各地都掀起了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高潮。比如，当时武汉市就有治理黄孝河，汉口火车站，武汉客运站码头等著名的十大工程相继推出。同时，经济领域，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悄然起步。

    而且，站在宏观的角度上，也可以从1978年后中共全会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规定与条例中看出端倪。

    同样，这个时候，我是武汉开关厂的一个普通职工，也亲身地体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滋味。有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工人加班可以有微薄的现金奖励了；另一个是银行发50元的整钞，很多工人领工资时都不敢要50元的整钞。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改革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的热情；同时，普通人的收入，也在同步的增加了。

    除此之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是当时中国群体动向的另一大特色。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说法，很可能源于邓小平在1977年中的一次讲话。而且，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中共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党：而清理“三种人”，纯洁党的组织是此次整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期间，大量的知识分子，以及有突出贡献的人才，都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些知识分子与人才，很多在重要岗位上都有所作为，并传为佳话。

    在武汉，就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1985年3月15日，两位外地游客找到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家里反映，武汉有些旅行社和码头服务很差。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吴官正就穿着一件旧军棉大衣匆匆地出去了。

    在码头，吴官正遇到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

    “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

    而吴官正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吴官正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市长脸前挥舞。

    后来，武汉的新闻媒体报道这件事情。而武汉码头在整改中，吴官正还亲自写信，希望不要处分当事的服务员，“要讲处分，先处分我这个当市长的。”在信中，吴官正表示，要与当事的年轻服务员交朋友。

    显而，也不是所有人都胜任他们的岗位。比如，武汉开关厂有一个电镀分厂就调来一个专家，据称这个专家在原来的单位里就没有成什么大事，而主导电镀分厂期间经济效益始终不佳，且还无法解决污染问题。

    同时，在武汉开关厂，也有这样一件事情出现。一日，厂部出公告，要选派几名青年到某个院校去深造。细一打听，需所在车间推荐。最后结果，是几个厂领导的子女得到深造的机会。

不容置疑，这种情况，绝不是武汉开关厂仅有，而更像推倒“多米若骨牌”事态的一个小事件。而且，就在这个时期，一些灰色的段子也开始中国渐渐地流行了。

而这些事例，也恰恰生动地说明，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辉煌的时刻，一些暗流正悄悄地涌动起来了。

yymhxczm

第五章  沸腾的年代

第三节 时代的逆流

其实，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艰难地尝试了写作。写作，不可能是简单的叙述。而带某种主观意识的叙述，必然就是一种艺术了。

    然而，这种艺术性的叙述，从人的大脑中流淌出来，不可能就像走在笔直的大道上。

    通常，人们说写作需要灵感，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灵感不可能天天有；人的大脑，也不可能长时间固定在某种主观意识中。

于是。我的写作断断续续，整个过程也极其漫长。甚至，直至今天，我偶然去回顾最初写作的历程，就仿佛看到它是在沿着一个可爱的螺旋轨迹上前行。

“人类社会之所以是沿着螺旋的轨迹前进，也很可能是人类的大脑某种特质的存在。”在这种回顾中，我有时也这样去推断。

    可以肯定的是，我在写作中有了灵感，也能做到情动于中而发于外，也能做到“我手写我心，我笔抒我情”了。

    同样，任何作者想写作却无灵感，肯定都会苦闷而烦躁。

    就这样，从1982年秋天至1985年秋末，我全身心地投入第一篇文学作品的写作中，而其他人却都一无所知。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在武汉开关厂只能是一个普通却又努力的青年工人。闲暇之时，我也能与年龄相仿的同事嬉闹疯玩。并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爱情的种子早已萌芽，男欢女爱的事情也必然发生。

    同时，中国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基层民主的空气也在日渐形成。

    这期间，我就经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担任了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只是，我早已另有追求，并实在对当官不感兴趣，一年以后就主动把这个团支部书记让给了他人。

    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经过艰辛的努力，1985年底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江城轶事》。

   1985年之前，我，或我的家庭，跟文学与文学相关的东西没有一点渊源，也更谈不上对文学，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复杂状况的了解。

    这个时候，我天真地以为，我只需凭着勤奋与努力，凭着天赋与激情，凭着对年轻人青春生活的探索与挚爱，就可以写好一篇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

    然而，我把《江城轶事》投往湖北的几大知名文学刊物，很快就碰壁了。

    有一天，我在武汉一个本地媒体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湖北省文学创作中心成立”，并称这个中心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几天后，我也报名加入这个“文学创作中心”。

   198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湖北文学创作中心”在湖北剧场召开了成立大会，湖北文学界的相关领导或一些作家编辑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演。

    会后，其组织者散发了“文学创作中心”人员通讯录。从通讯录上看，“文学创作中心”的学员来自湖北各地。其中，武汉的据多一些，也有来自湖北某些机关团体的，如省市公安机关就占有多人。

    而“文学创作中心”以后的活动地点，就在武昌首义路一个小楼的顶楼上。大约每周，“文学创作中心”都会邀请2至3个作家或编辑，给湖北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传授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些经验或轶事。

   1986年1月下旬，我从汉口航空路乘坐10路车前往首义路的“文学创作中心”。在10路车的车厢里，我与“文学创作中心”一个女学员不期而遇。这个女学员长相清秀，小巧玲珑，看见我就大方地打起了招呼。

    在车厢里，我与这个女学员聊起了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彼此对“湖北文学创作中心”的疑惑。其间，也许是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这个女学员笑嘻嘻地脱口而出：

    “那是吓唬老百姓呢！”

    这个情景，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也是这次不期而遇，我把我的作品《江城轶事》交给了这个女学员传看。而且，《江城轶事》这部作品，我很少交给个人传看，这是有限几次中的第一次。

    然而，几周后，这个女学员把《江城轶事》还给我时，她已经是身着整洁笔挺的警官制服，言谈也变得拘谨起来。一时，我都不知道如何与这位女警官交往了。

    在“湖北文学创作中心”学习期间，武汉曾发生一起微波荡漾的事件。

   1986年5月，武汉一媒体引用了武汉市一个领导的讲话：“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在摇篮中。”

    以后，我重新去看待这个讲话，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且，这个时间节点，与以后的几个时间节点密切相关，共同组成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几个真实逻辑。

    至今，我依然好奇，武汉领导及媒体这个动作，在当时究竟意味什么？或者说具体在针对什么？与“湖北文学创作中心”一些活动相关吗？

    不必讳言，我也希望有一天，知情者能予以详细说明。

   1986年6月，武汉媒体同样刊登了几个中央相关部门领导来汉的消息，媒体上同样引用了一个中央领导的讲话：“要为新的生产力鸣锣开道！”

    显然，1986年武汉这起事件的核心，就是这两个方向决然相反的讲话，其实质是一次关乎中国未来方向与命运的直接碰撞。

    用今天的眼光看，孰是孰非已经大白于天下。然而，细究武汉这件事的原委，对那些肮脏灵魂的拷问，以及对那些“天下为公”心灵的褒奖，我们这些同时代人却做的还很不够。

   1986年7月初，“湖北文学创作中心”正式结束了它公开的使命。

    大约1986年8月或9月，我接到“湖北文学创作中心”的一封信函，称“湖北文学创作中心”高级班在湖北省作协内成立，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位。

    现在，我也常常去想，这个“湖北文学创作中心”高级班，应该更靠近官方性质吧。然而，由于我当时年轻自负，木呐，很遗憾放弃了这个机会。

    从1987年起，我开始尝试新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

   1988年中国出现“抢购”风潮，其有两个版本：一，某些政策失败的结果；二，“官倒”囤积居奇，社会出现大面积腐败的结果。

    何为“官倒”？在中国的语境中，是指一些人依附权利进行盈利活动，甚至一些人依附权利轻松暴富。而怎样的人，能轻松地依附权利呢？

    用中国人现在的话说：“你懂的！”不管“抢购”风潮是否由“官倒”引起，“官倒”一词能在当时中国人的语境中频频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引起足够警惕的问题。

    在人的生命中，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本来嘛，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其中，爱一定多于罪恶，美好一定多于丑陋。

    其实，对于性，心灵美的人，会看到美好；心灵丑陋的人，会看到丑陋。而抱有罪恶的人，一定会看到犯罪的机会。

    在人类的活动中，爱或性，往往会产生许多美好的憧憬。而爱，却更需要相遇，相识，相交这一过程来完成的。不然，中国词典中，何以形容“性”是“男欢女爱”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把男女相遇，相识，相交的过程视同违法呢？如果有，也只能是一个粗暴的罪恶，在向着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挑战了。

    然而，1988年9月，我在与一女孩子相遇，相识，相交的过程中，却被武昌区粮道街派出所扣留。

    事发后，我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了两点申诉理由：粮道街派出所的相关警务人员，一，劫取钱财；二，蓄意陷害。

    而且，这个事情也非常简单嘛。或许，我有些天真，甚至，天真地认为，实事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可以轻易地解决问题。可难道不是吗？

    而且，更坦率地说，我至今都在担忧那个女孩子在粮道街派出所一个时间段的真实经历。而那个女孩子的现身说法，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不必讳言，1988年9月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低谷。而且，有时候，我自责地拷问自己，也认为这样的经历，其实也是我性格中随性，不拘小节的因素引起。

    不过，从更大的社会形态上看，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经历波澜壮观的历史进程，也是一场更大悲剧的必然所在。

吴梓谷123

yymhxczm 发表于 2019-3-3 12:29
其实，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艰难地尝试了写作。写作，不可能是简单的叙述。而带某种主观意识的叙述， ...

支持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