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贴近真实的现实主义
我的博客创建在2006年,这完全得益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的确,从1989年底开始,我无端地陷入了困惑与苦恼中。而且,这些困惑与苦恼,还极可能没有倾述的地方或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继续尝试文学创作,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了。这也是我在《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完成初稿后,预想能够发表的地方不在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 1999年春天,我完成了《新经济时代》一文的写作。坦率地说,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面临了空前的困难。因为,我学历不高。甚至,在此之前,我都很少看经济或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籍或文章,连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慨念或理论,也一窍不通。 然而,我却亲身经历了一个中国普通工厂兴衰的全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我写作《新经济时代》的动机,以及克服所有困难的动力。是的,在《新经济时代》中,就有武汉开关厂的影子存在。 《新经济时代》完成之时,武汉开关厂已经陷入了无法逆转的衰败中。2001年左右,武汉开关厂艰难地通过了民营化改制,其员工人数仅剩下两百多人,并由市中心迁往市郊偏安了。不过,武汉开关厂的故事,还没有就此完结。 在武汉开关厂改制,以及迁往市郊的过程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土地置换,即将市中心的厂区卖掉,去购买市郊的新厂区。这期间,武汉开关厂曾召开了一次全体职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工厂领导还津津有味地说到了一个秘闻:武汉开关厂土地置换的价格很低;而后来提高了,是因为一个姓钱的市委书记“大笔一挥的结果”。 而且,这个工厂领导在气氛暗淡的职工大会上,还非常奇怪地引用了这个市委书记的一段原话: “这一笔值钱吧!” 当时,我还是这个中国工厂的一个普通员工,也静静地坐在会场人群中的一个角落。并且,我听到了这个秘闻,也像其他员工或同事一样,顿感好奇与惊讶了。 一时,我又想起了这个工厂从前一些有趣的传闻。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会场人群中,却若有所思地开始去想: “为什么一些领导热衷于企业的具体经济活动呢?这种内驱力在哪里?” 不过,这个怪念头,只在我的脑海中悠然闪过了。然而,这个工厂领导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却在我的内心中荡起一阵阵莫名的波澜。 2005年左右,原武汉开关厂的一些职工,在武汉闹出了一个小“动静”,他们把武汉开关厂改制以及土地置换中的一些问题闹到了各级领导机关以至一级检察院。不料,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出现了: 在一个有权威的会议室中,武汉开关厂的一群举报者,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有心人一一录了音…… 面对这样十分奇怪的画面,我起初深感诧异,却又很快仿佛似曾相识,甚至,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已经开始在我的心中弥漫开了。 “这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共产党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画风呢?” “这种画风,又是怎样出现在现代的中国呢?” 一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种画风,只有在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才可能出现。所以,在第一时间中,我几乎都产生了一种不恰当的错觉,口中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或者,这种画风,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消失了?” 的确,我的思路有些紊乱了。幸运的是,这种时候,我还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些个人极端的想法,是不对的。可是,我却还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以后的日子中,我常常地思忖着,甚至,开始莫名其妙地去揣测了,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形态下,各种事例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放眼望去,我随即就会在东方的这片热土上,一览无遗地看到了一个新兴市场形成中的人欲横流,或各种文化类比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缺憾,以及在各种人的相遇或交流中人性的善与恶。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所看到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市场经济尚在创建或成熟,文化尚需或正走向一次凤凰涅槃,各种利益的纵横交错,有时候还冲突激烈的国家。所以,时间不长,我就迅速地想起了在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一句话: “中国依然是一个尚处在发展中的伟大国家。” 当然,在武汉,一个检察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不咸不淡的结论:在改制以及土地置换中,武汉开关厂有人至少漏记了400万以上的收入。 至此,一个武汉开关厂的故事,至少在表面上才得以完整。在这个故事中,我既是故事中的人,却又无奈地目睹了一个“悲哀”故事的大致进程。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武汉开关厂人在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中如古木逢春般地走向了鼎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武汉开关厂所有的人或者一些组织,必将从思想乃至行为上都有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人性,或人的思想及行为,在这种重要转折中的喜怒哀乐。 有一段时间中,我也曾为这个故事的惨淡结局而暗暗地伤心。甚至,有时候,我都去怀疑,一个武汉开关厂的故事,是否是一个区域某个时间段中的一个最好注脚呢?于是,我又不得不好奇地去畅想:在武汉开关厂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一切与她有着某种关系的人中,有多少人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欢笑?或者,还有多少人在偷偷地避而远之呢? 显然,我讲述这个故事的角度,只是个人的。这个角度很贴近真实,却又离真实有一段距离。因而,我姑且将这个角度称之:“贴近真实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有人,有许多人,可以用他们的角度去继续讲述这个故事。也许,只有这样,一个武汉开关厂的故事,才更真实,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意义。 在武汉开关厂行将走向消亡的最后时刻,我也紧急地开始了一篇新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就是2006年才正式完稿的《一个中国人的梦想》。 的确,在武汉开关厂的改制中,我惨然地选择买断工龄下岗了,也将被迫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会游泳。而《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这篇文章,正是我在即将面临着艰难复杂局面的一个仓促准备。 坦率地说,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两个预设的条件:一,争取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二,这篇文章描述的全是我的亲身经历,必然会涉及一些敏感的事件与人物。所以,我一开始预设的发表地不是大陆。 不必讳言,《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而写作的。甚至,在我花钱请人把这篇文章打印成正式文稿后,都没有来得及重新细读一遍。2002年下半年,我把《一个中国人的梦想》送到了香港一家出版社。而在与人共同阅读这篇文章时,我才发现打印出的文稿在文字,逻辑以及观点上存在着大量非同寻常的错误。的确,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些窘迫了。 而且,这种窘迫,不仅在于这篇文章上。从香港失望地归来后,我首先面临的是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生活,是与同时期中国各地出现的,成千上万的下岗失业的普通人一样,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艰难地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自此以后,这才有了我在中国学校里的一段经历。或许,这也是我与林幼云一段曲折故事的开始。 新千年伊始, “互联网”这一新事物,渐渐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迅速地改变着旧的生活习惯与方式。在学校的日子中,我慢慢地学会了上网,学会打字。而且,我又有了充裕的时间,去重新认真地梳理或写作《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这篇文章。2006年春天,《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才算正式地写作完毕。 从2006年开始,我把《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新经济时代》,以及一些随笔放在了互联网上。的确,这些文章出现在互联网上,已经把我的梦想,我的追求,以及遭遇到种种奇妙的事件,相当真实地展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应该说,这也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同时,这些文章能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与存在,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一种言论自由或社会宽容的程度。 在我与林幼云的故事中,我当然知道,我与林幼云之间的真实距离。的确,如果我与林幼云都或互有感觉,可彼此的人生却又好像不在一个平行线上。而我让林幼云去看我的博客,也是想让她真实地感觉这个距离的存在。不可否认,这其中我也抱着一点侥幸的心理。至少,我也是在想,不要自己死的太难看。 到了5月底6月初,一切都很清楚了,这个学校先前给学生与家长的承诺,完全就是一张骗人的废纸。当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了这些,我陡然感到内心压力更大了。坦率地说,这种时候,学校一些老师,包括我在内,都有了愧对这些学生与家长的感觉。 也是在6月初,我从网上收集到一个科技公司招聘一名平面设计师的消息。当时,我与这个公司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还主动地介绍了我们这个学校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在交流中,我得知该公司的地址在武汉几个著名的大学附近,也正处于初创发展的重要阶段,可他们对平面设计师这个职业却更看中学生的青春活力。 应该说,这一次交流是十分成功的,这个公司负责人不仅详尽地讲解了招聘职位的职业要点,还着重指出了学生应该在学校的学习重点以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最后,这个负责人表示欢迎我们学生到他们公司实习就业,并十分友好地建议我: “你先带两个学生到公司,做一个设计方案给大家看一看吧!” 几天后,我带着2个女生来到这个公司,这其中也包括了林幼云。不过几天,结果就出来了。这个公司比对了2个女生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录取其中一人,而这个人却又不是林幼云。后来,我一直在想,假如这次录取的是林幼云,会有我与林幼云以后的故事吗? 那个录取的女生肯定是兴高采烈了,不久她就把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带回了学校,并很开心地在学生中炫耀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林幼云是一个失败者,她的黯淡心情可想而知。不过,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有些奇怪,尽管林幼云表面上没有过多异样,可单独遇见我却好像开玩笑地嘻哈说道: “哈哈,你必须陪我了吧!” 从此,只要我给林幼云提供一些就业信息,她以不熟悉武汉街道的理由,均恳请我一起共同前往。 虽然,我积极地帮助学生联系工作,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却也得到学校的充分肯定与全力支持。这是因为,我的个人行动,主动地,也部分解决了学校十分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所以,林幼云的恳请,我无法正面回应,而学校却側面支持了她的要求。 但是,林幼云没有那么幸运。从5月下旬至7月中旬,林幼云到过许多公司做设计方案,都没有录取她。这期间,很多时候,都是我陪着林幼云前去武汉各个不同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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