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四十年（1978-2018） 作者 茗上行舟

茗上行舟

1984年，因失恋如法跳水。

如法叔退伍了，回家后先是在村里当民兵，后来学习电工技术，负责村里的水电收费和线路维护等工作。

经人介绍，家里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是五里外的保安镇株树村人。根据习俗，在确定亲事前，女方要来看人家，实地考察他家的状况、村里的口碑评价，过了这一关，才能确定下这门亲事。

女方考察团由一袭女眷组成，都是女方长辈，比如姑嫂、婶娘等等。如法家很穷，爹奶、父母、弟妹一家七口住在三间破土坯房中，结果考察团茶也不喝、掉头就走，眼看着这门亲事就要黄了。

如法叔很憋屈，想不开，就跑到村上水库跳水，村里一帮小伙子闻讯赶紧去水库救人。及到水库堤坝一看，他游得正欢呢！看见大家来了，就向水库对岸游；一伙人又赶忙跑到对岸去，他又往回游，如此三番，把大家搞疲了，知道他不会轻生，就索性不管他，都返回村里去了。

山村因为有水库，水质清澈，没有污染，所以大人小孩基本上都会游泳，整个夏天男人们都不在家里洗澡，把水库当作天然澡盆。

如法叔游了一会，觉得没意思，也就起岸回家了。后来这事传到女方耳朵中，女方觉得小伙子重情重义，同时看他也是一表人才，就图这个人吧，终于喜结连理。

如今，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些都成了笑谈。如法叔和美婶恩恩爱爱，生下一儿一女，儿子考取交通大学，现在在黄黄高速当巡警，为村里的烟花鞭炮通过黄黄高速，走向省外销售出过不少力。

1985年，农民企业家省府受奖。

自引进湖南人来村里传授鞭炮生产以来，因鞭炮技术含量不高，纯手工作业，鞭炮工艺便迅速传播起来。村、乡分别组建了较为规范的鞭炮生产企业，山村家家户户生产鞭炮，男女老少齐上阵；闲时在家加工鞭炮，忙时从事农业生产，日子渐渐富裕起来，成为那个年代的明星村；在山村的影响下，周边方圆十里的村组也加入鞭炮生产。几年功夫，鞭炮竟成为山村乃至乡镇的支柱产业。

高考落榜生汪中林作为鞭炮产业的领路人，他组织一帮年轻人远赴湖南拜师学艺，邀请湖南浏阳和江西万载的师傅来山村传授鞭炮制作技术，改变了山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产局面，村民依靠手工加工业，迅速实现了脱贫致富。

当然，他除了事业上的丰收外，也是当时山村乃至本乡的翘楚，盖起小洋楼，全家人买了人寿保险，每年外出旅游。后来组织村民利用荒山引种柑橘，发展农林经济。

他敢想敢闯敢干，一身正气，一心为村民谋出路，为乡镇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年他荣获湖北省农民企业家荣誉。

1985年，计划生育力度在加大。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写满村里的土墙，农村开始实施二胎政策，村里不少婶娘和叔爷都去做了结扎手术。计划生育政策其实7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农村宣传，发放节育器材、实施节育手术，但那个时候没有强制性。

记得76年唐山大地震，全国一片恐慌，一村老少都搬进村里集中搭建的防震棚，窝在棚里面，估计臭气熏天；但小孩不知天灾至，只知道人多、快乐。有人将避孕套吹成气球挂在防震棚顶梁上，惹得一帮孩子好奇不已，没见过这么大的气球。有小伙伴从家里翻出用过的避孕套也吹气球，大人狂笑不已，说是装炸药用的，我们也就相信了。

有一次，几个小伙伴聊生小孩的事，我说男人也能生，并举证说如果男人不能生，村里的叔叔为什么去做结扎手术呢。我哥说不服我，就动粗把我鼻子打出血了，他慌了神，正好碰上卖冰棒的，六爷买了一些，每人一支，我哥把他那支给我，估计是贿赂我，想让我闭嘴。冰棒吃了，然后回家向父亲告状，父亲又把他揍了一顿。

1986年，闹洞房、很黄很暴力。

这一年木华家娶媳妇。分田到户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很快，村民基本上都衣食无忧了。村里平时娱乐活动少，闹洞房就是最大的娱乐。

前些年撒帐闹洞房，现在的年青人觉得那是老一辈人的玩法，是陋俗，也太脏了，搞得新房像打仗一样，自己身上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认为新社会、新风尚，移风易俗，后来逐渐将公爹、大伯、小叔拉去闹，把公爹和儿媳妇，或者大伯与弟媳组合在一起为大家敬茶、敬烟，最多就是有人乘乱起哄推搡几下，揩揩油而已。

渐渐地，大家都有经验了，主家人一般都会提前提防，特别是重点危险人物，比如公爹、大伯、小叔都会识趣的早早躲起来，防止被闹洞房的人逮住，拉到洞房中去闹，避免难堪。

后来闹洞房逐渐变味，变得很黄、很暴力。有人故意拉下电闸，趁黑趁乱亵狎新娘，闹得新人不得安宁，又不好发毛；还有人把新郎拉到洞房外面，拴上房门调戏新娘；这样的事情闹出来后，大家纷纷谴责，认为太不像话了。

再后来闹洞房就文明了许多，主要是以新郎新娘为主，一般也就敬烟、敬茶，做做小游戏，闹一闹气氛，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相约打牌或者干其他活动去了。

1987年，桃树林改种柑桔。

村里的桃树有些年限了，出现了严重老化、生虫情况，桃子质量也明显下降，产量逐年萎缩。一般来说，桃树的生命周期也就15-20年左右。队长富爷和中林叔就思考着将桃树更换，引种其他果树品种。

那时，宜昌柑桔比较有名，种植规模也大，本地的矿山乡（现在的陈贵镇）已经进行了大量种植。柑桔的生命周期比桃树长，水土气候非常适合，也不生虫，因此村里自然就选择种植柑桔了；期间也种过苹果树、花红等品种，因为水土气候不服，最终没有成功。

村后的山林全部种上了柑桔，并采取承包方式进行管理，承包人每年向村里上交承包费，这成为村级经济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村办工厂积累下不少资金。至今，村后山林中仍有不少柑桔树，还在结果子。

1988年，朱奶镶牙、文华爷戴表。

朱奶个子不高，圆脸，一口的龅牙，形容一下就是未见其人先见其牙的模样，估计她一直对牙齿不满意。后来日子逐渐富裕起来，有了闲钱后，找个机会去隔壁镇把一口龅牙全镶了，八块钱一颗，共计花了80多元。回来后一开始她总是抿着嘴，球爹觉得怪怪的，感觉不对劲，后来知道她花了大价钱去镶牙了，球爹把她骂得要死。

文华爷名字虽然叫文华，其实是一个文盲，名字都不会写。文华爷为人爽直，性格开朗，与大家相处和谐，就是有点“容易得”的感觉，什么事情，不管办不办得成，到他嘴里就没有什么难事。

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机械表，每天戴在手腕上，一手拿着锄头，一手将袖子高高挽起，好像是怕别人看不到。村里人见了就撩他，问几点了，文华爷伸出手腕凑到人跟前说你自己看吧。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原来他根本就看不懂手表读数，大家都笑岔气了。

这些年，村民日子渐渐宽裕起来，吃穿用度不愁，手头也有了闲钱，山村人也就有了美的需求。

1989年，不生男孩不罢休。

一阵接着一阵的鞭炮声，在山村寂静的夜空中响起，逢春哥终于生下一个男孩，这是他的第八个孩子，前面生下七个女孩。

这些年来，逢春家什么时候生下男孩是一村人的心事。每次怀上后大家都在期盼；临盆那天，大家都在等鞭炮声，如果放鞭炮就说明生了男孩。结果是一次次的失望，没有听到鞭炮声，第二天早上见他眼睛肿得像桃子，知道又生了女孩。农村人的说法是旺财不旺人，为这事，一家人求神拜佛什么都干过。

现在终于生下男孩，一村人都为他高兴。只是苦了嫂子，大姑娘都17岁了。好在这些年鞭炮厂生意好，养八个孩子经济上没有问题。如今七个女儿都已成家，最小的儿子现在也30多了，在大冶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前年嫂子六十大寿，七个女儿出资办了一台文艺晚会为其庆生，一时风光无两，想想嫂子也是先苦后甜吧。

山村的传统观念很强，不生男孩誓不罢休；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执行得相对宽松，罚点款交点钱就过去了，生四五个孩子的多；九十年代严厉起来，计划生育是村干部的头等大事，也不单纯罚款了，对超生户实施强制打胎、扒房、坐牢等等手段都用上了。

1990年，西太公结扎添孕，安明叔怒斥大夫。

农村强力推行二胎政策，超生罚款、强制结扎等措施不断。西太公已有一子二女，被计生部门罚了款并强制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没想到第二年又生下一子，计生部门找上门来，要从重处罚他。

西太公一贯风趣，等到计生干部上门就一顿抢白：明明是你们押着去做的手术，你们技术不裸效，害得我又生一个，不找你们扯皮就不错了。那东西日夜要用的，又不能搞点水泥和石灰封住。说得计生干部又好气又好笑，灰溜溜走了，也没受到什么处罚，这事就过去了。

安明叔生有四男二女，是乡里点名的重点计划生育管理对象，这次自然就被抬到乡医院手术台上做结扎手术。

听说当时做手术时，医生按照程序清洗身体、酒精消毒、准备手术器械；安明叔一声不吭，等到医生拿刀准备动手时，他怒目盯着医生冷声说道“你还真的做噻？”。医生摸不着头脑，但被他那冷峻的目光和话语镇住了。安明叔接着说“马上给我包扎好，放我出去！”医生看他那样子知道不好惹，只得遵从，打上纱布包扎好，他假装一跛一瘸的走出来，就这样混了过去。

大家都这样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知道手术后的第二年他又生下一个儿子，凑齐五男二女。

1991年，鞭炮产业出户进厂。

鞭炮产业引进来最初的几年，除村办鞭炮厂外，家家户户都是生产作坊。用两条板凳板对板，一头用铰链连接，就做成一个简易的炮筒生产工具。搓炮筒时，一手用铁签粘上鞭炮纸，一手拉动上面的板凳就搓成一根炮筒条，农闲时节满村都是搓炮筒的声音。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掌握，村民们也经历了从最初对鞭炮生产危险性的畏惧，到渐渐得心应手起来，感觉不到有多危险。

鞭炮生产最危险的工段是配药，其他环节只要没有明火，一般都相对安全。那时除村办鞭炮厂有配药工段外，家庭作坊基本上都是为村办鞭炮厂配套加工，从厂里领出配好药、紧好口的炮饼，回家插上引线、编成串、包装好就行了。

那些年，鞭炮生产还是发生过一些安全事故。乡鞭炮厂一次爆炸事故死伤六人；村鞭炮厂配药车间因高温自燃引爆，所幸无人员伤亡；家庭作坊生产中，有人把摊在地上的火药当做蜂窝煤用火钳夹，结果造成烧伤的；有人在床底放引线，坐在床上抽烟聊天，抽完后将烟头扔到床底下引燃引线，人被引线气浪掀出几米高的事故。

一起起安全事故的发生，敲响了警钟。山村人意识到这种生活与生产混杂的作坊式生产的危险性。也就是这一年，村里组建了股份公司，鞭炮生产出户进厂，远离生活区，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2年，柏武出走股份公司。

柏武是鞭炮厂最早的一批员工，算作鞭炮产业的元老。那一年村里组建股份公司时，因为其兄柏文已经算入股东之一，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一家不得有两个股东，他自然就落选了。为这事，他很是忿忿不平了一阵子，想不通，老婆也骂他没用被人欺。

后来见大局已定，又不甘心作为工人去股份公司上班，就一气之下离开山村，夫妻俩一起进城卖水果去了。后来生意逐渐稳定，就盘了一间门面，儿女都接去城里生活，成为山村最早一批进城的农民。

后面陆续进城学艺、谋生的就多了起来，有在青岛开汽车修理店、并在青岛买房安家的；有落户广州办厂，业务拓展到香港的，更多的是在武汉、黄石、大冶定居，或打工、或办厂或做生意。

现在算来，山村进城安家的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平时住城里，过年过节回乡下住一阵子，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妇女。当然也有大起大落的，一个堂弟早先在鄂州经商，一度生意很是兴旺。由于起步早，90年代初就已经在外购房落户了，偶尔回来时一口鄂州口音；后来由于心太贪，欠下巨债。

1994年，琪春娃只身闯深圳。

西太公好酒，酒量又不大，喝高了耍酒疯，常常拿儿女婆娘开刀，闹得鸡犬不宁。琪春是西太公的长子，他让琪春跪搓衣板，手上举10多斤重的青砖，把娃儿举得冷汗直冒，旁人还不能说情。

十四岁那年，琪春因为不堪家暴离家出走，一路扒火车来到深圳。举目无亲，无处容身，白天到处瞎逛找事做，夜里就和一群流浪少年在高架桥底下露宿。

一天夜间一个温州小老板把他们几个都收了。温州老板做棉絮加工，也就是黑心棉。此时的深圳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外来打工者很多，棉絮供不应求。琪春人不大，遗传了西太公的机灵基因，很快就得到温州老板的信任，让他负责送货，每天骑三轮车将加工好的棉絮送到各个销售点，顺便收款。他渐渐得到温州老板器重，工资也提高了不少。

因不堪西太公折磨，太婆便和两个女儿一起投奔琪春，太婆在家接一些手工活兼卖菜，两个女儿都就近进厂工作，日子逐渐稳定下来。后来琪春因为嫌打工挣钱慢，离开温州老板去赌场看场子，此后走上邪路，被判十年。还有一个小弟，小小年纪闯汉正街，身穿女士衣服推销女士服装，也因为走上邪路，进号子去了。

之前几十年，小山村从来没有一个坐牢的人。

1995年，富爷与酒的不解之缘。

富爷名字叫柏富，我们都叫他富爷，其实穷得一塌糊涂，一家五口人住一间半土坯房。其实，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取名叫富也许是留一点期盼吧。

富爷好酒，一顿酒要喝一上午，喝高了就东扯西拉，舌头打勾，最后溜到桌子底下，一村的妇女围着看热闹。也没有什么好菜，酒也就是那种劣质酒，纯粹是穷开心吧。

富爷苦孩子一个，父母双亡，族人帮着拉扯大成了家，日子过得紧巴的很。一年冬天，他上后山林场想砍一些杉树枝当柴火烧，正砍着被看林人发现，抢他的柴刀，回抢过程中看林人的手划破了，大喊杀人。结果被民兵押送公社关监狱（那时各乡镇都有监狱）。后来挂牌游行，纸牌上写着杀人放火犯汪柏富，名字打上×，戴上纸壳做的尖帽子，两个民兵持枪押着，全乡几十个村庄轮流游行，自己还得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杀人放火犯汪柏富，大家要学好千万莫学我”。

我们一帮小孩不懂其中心酸，只觉得好玩，跟着游行队伍屁股转，还有样学样把富爷的儿子剑疤也押着戴高帽、挂纸牌全村游行。

这一年，亲戚家办婚事，富爷赴宴，亲戚知道他好酒，就安排人陪他多喝了几盅；然后放电影，大家都去看，他早早睡下。富爷有气喘病，结果窒息而去，富爷一辈子好酒，最终也没逃脱跟酒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