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四十年（1978-2018） 作者 茗上行舟

茗上行舟

2007年，全国性禁鞭的冲击。

随着环保意识的苏醒，全国范围内掀起禁鞭风潮。跟随其他大城市禁鞭的步伐，2006年底，市人大通过了禁鞭令，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在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禁鞭的冲击是巨大的，本土市场是山村烟花爆竹的主销售市场，占据着山村烟花爆竹销售的绝大部分份额；曾经最红火的90年代，黄石上窑小商品批发市场，山村人卖烟花爆竹的摊铺一个接着一个；大冶墈头、东风路至观山路一带都是山村人的门店。而禁鞭则意味着家门口市场没有了，只得走远销道路，成本压力、回款风险、与浏阳品牌的竞争都是一道道无形的坎。山村人也尝试过研发无烟环保产品，但面对社会大势，终究是无济于事。

一部分人则在寻找出路，知道这一产业的未来有限，终究是要被淘汰的，他们转行经商、办厂，开启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尽管前路充满未知和艰难，但终究走出了山村，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2009年，山村最后一个光棍。

村里老一辈光棍不少，回根太公、柏长叔，一辈子都是苦命人。回根太公个子挺高大，估计有一米八，很魁梧，但有点兔唇。他父亲是村里地主家的长工，解放后地主被枪毙，小老婆就改嫁他父亲，生下他和弟妹四个。家庭成分不好，一辈子都打光棍。

回根太公总是穿着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外套，端着一口大土碗，蹲在门口，合着咸菜、滋溜滋溜吃稀饭。他本性敦厚、与人为善、也很能吃苦耐劳。我常常纳闷，凭回根太公的身板和吃苦肯干的精神，又没有家庭负担，怎么过得那么穷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辈子与生产队捆绑在一起，个人力量无从发挥，都一样受穷。

友根太公是他亲弟弟，个性比他活跃很多，读过高中，学习成绩很不错。但由于那时候是选送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有他的机会。后来去煤矿挖煤，再后来遇上矿难，年纪轻轻去世了。

回根太公也是想去山里找媳妇当中的一个，后来听说还真去了，入赘通山县的一个寡妇家庭，替人家抚养儿子，没有多少年就客死通山，寿年也不大，一辈子苦里来，苦里去。

柏长叔的父亲去世早，帮衬老母亲拉扯弟妹成人，把弟妹们安顿好了，他一辈子也就耽误了，终究没有娶上媳妇。

柏长叔性格温顺，耐心细致，既当爹又当妈，是弟妹们的依靠，也是老母亲的好帮手。后来母亲上山干农活时，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那时正是夏天最热的季节，柏长叔端屎倒尿、洗漱擦身，悉心照顾着老母亲，他的孝心行为被村里老一辈人传颂很久。

前几年回老家见到他，只见他满身通黄，听说是肝癌晚期，不久就去世了。去世前，他泪流满面，很是凄惨。估计是哭自己命运不济，哭自己人生不顺，哭自己一生孤苦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2010年，生错时代的六爷。

六爷排行第六，个子高挑，精明强干。他脑瓜活络，经常走南闯北做小生意。也许是这些经历锻炼了他，他是村里老一辈中少有的见多识广的人，村里、家族一应大小事情由他来主事，既公道又得体，很受人尊敬。夏夜乘凉时，他经常讲外面的见闻，引得大家羡慕不已。

可在那个城乡二元对立的年代，国家严格限制农村人进城，严厉打击商品买卖，六爷这些小生意按照当时的法律属于投机倒把，是犯法的。因此他只能偷偷摸摸做，零敲细打赚些小钱帮补家用，日子过得比大多数家庭殷实一些而已，尚不能发家致富。

后来改革开放，鼓励个体经商以及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但六爷年岁已大，此时的天下早已转到年轻人手中。我一直认为六爷生错了时代，如果晚生二十年，凭他活络的脑瓜、敢闯敢拼的精神和缜密的思维，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时光不能倒流，命运不能假设。

前年鞭炮产业启动转型，正在考虑出路的六爷从电视中看到养殖土元（土鳖虫）的信息，就专程去武汉花一万多元购买虫种回家养殖，结果不到一个月全死光，钱打了水漂。我说那是骗子，他不信，说对方很客气，亲自开车送他回来。我明白，六爷已落后于时代了。

六爷快八十岁了，平时喝点小酒，打点小牌，身板依然硬朗，容光焕发，头发梳得没有一丝凌乱，依然残存着年轻时的派头，不像一般农村老头的邋遢。

我经常猜测六爷平静安详面容的背后，是不是有一颗不服输和不甘的心。

2012年，成功逆袭的兄弟。

剑疤和桃子是兄弟，富爷的儿子。剑疤真名建军，找对象时因为家里穷，遭女朋友抛弃，后来改名剑君，意在执剑成君，想做一名仗剑天涯的侠义之士吧。终究没有做成，倒是做了一名以笔为剑的业余记者，写写乡间的家长里短和村头巷尾的短新闻，也经常见到刊印成文字的豆腐块，隔三差五去邮局领取稿费。这对于只受过初中文化教育的人来说，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剑疤小时候太阳穴位置长疖子，没钱医治，便留下鸡蛋大小的疤，所以大家就以剑疤称呼他，反而没有人叫他学名。他为人风趣热闹，是村里的活宝；村里不管是哪家来客，让他去陪酒，保证把现场气氛搞得十分火热，客人满意，主人也倍有面子。

富爷去世时，剑疤才二十冒头，母亲身材矮小、性格懦弱，作为家中长子的他扛起家庭责任。他先是在村办鞭炮厂上班，后来因为喜欢舞文弄墨，逐渐担任厂办主任、村委会团支部书记、计生主任，最后与人合伙自办烟花厂，同时也成了大冶文联的会员。烟花厂关停后，他在大冶城关买房落户，现在在一家大型矿业公司办公室工作，日常跑跑马拉松，日子过得充实。

桃子是剑疤的弟弟，小时候瘦得一根筋，五六岁时还不到30斤重，我们经常逗他表演前胸贴后背，一提气肚皮就贴上背脊，肚子瘪得活像一只被掏空的瓢，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都以为他养不活。后来剑疤送他去学汽车修理手艺，现在他在青岛开了汽车修理厂，生意十分红火，在青岛买了几套房，现在落户青岛了。

剑疤兄弟应该是村里穷家子弟中成功逆袭的代表，一家孤儿寡母，并不被大家看好，但通过他们的自强不息和不懈努力，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的例子在村里还有很多。

    2014年，山村的高光时刻。

在鄂东南农村以及江西大部地区盛行接太公活动，这是宗族间的一种祭拜祖先的传统习俗。据考证，该习俗主要形成于江西填湖广时期，由于大范围的移民活动，导致宗族房支迁徙分散、宗族意识弱化；为了加强宗族之间的联系，逐渐形成在同姓村庄中轮流举办接太公的习俗。

所谓太公就是木头雕像，也并非当初来此地的开山始祖，而是按照族谱一直上溯，将历史上本姓德高望重的历史名人、王侯将相作为太公的原型，雕上木像，放在祠堂中供奉起来。

根据族谱记载，汪姓始祖发自河南颖川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市一带，这里也是中国众多姓氏的发祥地。东汉末年，龙骧将军汪文和率子孙从河南颖川迁居安徽新安县（今安徽歙县），并发展成为这一带的望族；子孙中官职最高的是唐代汪华封越国公。宋代以后，汪姓在安徽、江西、湖北繁衍起来。山村祖先则是江西填湖广年间，从江西迁至阳新，再逐步迁至大冶落户，这一过程至今约五百余年。

这一年，轮到山村接太公。太公原型是颖川始祖汉龙骧将军汪文和以及安徽新安的唐越国公汪华，全村的中青年男丁负责前往金山店镇上罗村汪家畈去迎接。在举行盛大的太公祭拜和起座仪式后，村民虔诚的将绫罗旗伞护体，一百多部小车护道，一路锣鼓喧天、礼炮齐鸣，迎接着太公的雕像缓缓返程，女眷则在家门口摆设香案、鸣炮迎接。接回太公后，八人抬着太公雕像，绕每家房屋一圈，说是让太公看看每一个子孙家庭的情况。最后进入村里的祖堂落座，举办盛大的落座仪式，男丁按照辈分逐个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是接受本姓各村代表前来祭拜。

整个仪式均由汪姓理事会统一安排与组织，村里配合，有条不紊。后面是唱太公戏，足足唱了半个月。

为了这件大事，一村人提前准备了好几年。好多家都建了新房，翻修了旧房；村理事会组织修通了水泥路，实现户户通，修建村民活动中心，配备了麻将机、纸牌桌、台球室等一应俱全；还配套了餐厅厨房，全村的红白喜事集中在这里办。

山村得益于鞭炮烟花工业的发展，经济比较活跃，也比较富裕，基本上家家都是新式洋楼，拥有小车的人家也不少。这次接太公花了一百多万元，村里的企业出大头，每个男丁出资1500元，这是山村的高光时刻，也是展示山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舞台。

2015年，赌风蔓延小山村。

因为有烟花鞭炮产业的支撑，山村的老人、妇女以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基本上都在村里上班，每天八小时，三餐都在厂食堂打饭吃，跟城市工厂没有多大区别；工资也不低，一些70、80岁的太婆都不愿意退休而要在厂里挣工钱，都有自己的存款，因此手头比较宽裕。

山村业余文化生活单调，一些老人、妇女打打麻将、抹抹字牌消解闲暇时光，输赢也不大。渐渐的，押宝盛行起来，先是在村里的祖堂，后是在村民活动中心。一到晚上七点，祖堂屋顶上的大喇叭就播发通知开会的消息，大家知道是赌场催大家开工了。每天晚上赌场内，一张桌子里三层外三层趴满了人，用铜钱猜单双，一晚上输赢几十万的都有。后来有人带城关的混混前来坐庄，差一点引发与村民械斗的事。

村里后来成立了乡村管理理事会，建立村规村约，调解邻里关系，协调各类矛盾，并逐渐废止赌场，禁止赌博，村风又清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