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二)

步地快乐 · 发表于海南省海口市 2019-11-21 0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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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趣

“财三”分区队也有些特点，一区队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勤劳朴实，把功夫都用在学业上，二区的同学大多来自城市，对体育有着天然的兴趣，对学习大多不太关心，三区队的同学以军队或地方干部子弟为主，有较强集本主义意识，对学院组织的重大活动较为关心，在陈队长和张教导员面有显得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没有一区队同学那种谨小慎微的心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阳光很帅气。不知道这是张教导员分班时的有意为之或是无意之作，

开学一个月的政治教育结束后，在四号码头校园内，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晚饭后，二三区队的同学，要么打乒乓球，要么在运动场踢足球，打篮球，而一区队的同学吃罢晚饭，早早就到教室上自习去了。教室里，齐刷刷都是一区的同学，二三区队的有几个，也是零零星星。为了提高同学的学习环境，张教导员与学院商量，把高等数学的大课分成二个班级来上。1-5班的高等数学是李核新老师，6-10班的高数老师是个老头，印象不深。李合新老师是天津人，天津二中毕业，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上课时从来不带讲义，一切都在脑子里。高等数学难度较大，而我们又是高考淘汰的差等生，经过二年的当兵的生涯，高中知识忘得差不多了，基础不是太好。李合新老师经常鼓励我们，说一次高考不能算什么，大家只要用功，肯定会学有所获的。记得有一次，李老师在课堂上不知为什么发火了，说大家学不好高等数学，是因为没有努力，只要努力，没有学不好的，如果你努力了，不可能学不好，学不好可以把我的头砍掉。李老师谆谆教诲，拳拳爱心，如在眼前。

第一学期结束后，二班的陈文生同学，每门功课90分以上，一时成为一区队同学学习的榜样。为了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张守安教导员专门安排陈文生同学上台讲授学习技巧，以期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

那时我经常与我们班的朱立富同学探讨高等数学。朱立富同学来自浙江，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作业做得很工整，高等数学后的每一道习题都做，非常认真。记得学习“级数”时，我们2人因为某个问题而发生争执，谁也搞不明白，在课下请示李合新老师，一下子把李老师也问住了。李老师说，他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还没有被学生问倒的，一下子对我和朱立富同学有些刮目相看。朱立富同学问是否要考试这个，李合新老师明确告诉我们不考这个，我们二人悬着的心才放下来。那时正流行姜玉恒的《再回首》，朱立富同学把《再回首》的歌词抄在作业本上，被李合新老师发现了，李合新老师还做了一番评语，意思是叫朱立富同学好好学习，不要等30年后再回首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朱立富同学也很有特点，有时不经意的主意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周六下午都搞政治学习，以班为单位读报纸。大家对这种政治学习虽有抵触但亦无可奈何。我们四班读报，基本上都是班长吕燕台一个人来读，很枯燥乏味，缺乏生气，大家有些厌烦。有一天，朱立富同学提议，大家用家乡话每个人读一段，于是，政治学习氛围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们班一下子就搞起了南腔北调的大联合，吕燕台的湖南话、葛安宁的山东话、戴学堂的湖北话，张庆立的连云港话、叶国俊的泰州话、郑浩思的徐州话、师顺虎的四川话，混为一谈，各有特点。朱立富的浙江话完全听不懂，感觉浙江话与日语有些神似，葛安宁的山东话可以找到倪萍的小品《天气预报》的感觉。郑浩思、叶国俊、张庆立三位同学虽都来自江苏，但方言差别很大，彼此之间完全不能交流，倒是我与师顺虎虽远隔千里，但彼此都可以用方言交流。所以，我常跟师顺虎说，你的祖上一定是从湖北迁过去的，湖广填四川时，也把方言带过去了，说不定500年前我们还是邻居。

教《革命史》的石法成老师总能给大家带来笑声。石法成老师个子不高，比较壮实，当时应该就40出头的年龄，一口河北口音（好像是唐山一带），和蔼可亲，对同学有着深厚的感情。石法成老师不经意的历史点评在“财三”流行很长一段时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搜”。讲民国政府内部斗争时，一些无用文人在会上“瞎嚷嚷”，在蒋的枪杆子面前不堪一击。很长一段时间“财三”把那些无意义的训话都叫“瞎嚷嚷”，同学之间彼此用“瞎嚷嚷”来代替聊天。石法成老师结合自身的经历，忠告我们，以后毕业了，搞对象时优先考虑“就地取材”，不要搞二地分居。有一次石法成老师说，他长期二地分居，导致内分泌失调，影响睡眼，引得全体同学哄堂大笑，在快乐中忘记枯燥乏味的历史。

后勤学院毕竟是人才荟聚之地，我们班的林茂芳同学就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鸟确实有些水平，教计算机的朱桂莲老师就是一例。朱桂莲老师取了个女性化的名字，其实是男的，模样瘦瘦，讲课声音低低的，有些同性恋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朱桂莲老师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写的出神入化，一堂课下来，黑板上的板书简直就是一幅完美的图画，非常漂亮工整，如天安门前检阅的方队一样，浑然一体。我们班张庆立同学的钢笔字写的很好，张庆立同学对朱老师粉笔字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我至今对朱老师有印象，也是来源于他的漂亮的粉笔字。那时计算机未普及，同学们对计算机的课程如听天书，根本搞不懂。朱桂莲老师有心余而力不足，计算机课程效果并不明显，教学矛盾较为突出。朱桂莲老师在课堂上对大家的智商似乎有很有怀疑，感觉同学们似乎不合适读书。三区队有同学将朱桂莲老师的教学反映给陈队长，搞得朱桂莲压力很大。有一次，朱桂莲老师在课堂的对我们似乎有些失望，小声自言自语的说，你们是“癞蛤蟆喝啤酒”。后来我问同学们“癞蛤蟆喝啤酒”是啥意思，林茂芳同学说，“癞蛤蟆喝啤酒—有后劲”。30年后，同学们大多功成名就，或富或官，朱老师一语成谶，或有先见之明。

暑期放假，黄文生教导员会给大家布置作业做社会调查，要求每人写一部调查报告，质量尚好的展示在活动室的学习园地。暑期结束开学后，学习园地贴满了各位同学的调查报告，偶尔有同学在此阅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炜同学写的“昆山开发”。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昆山并不出名，我专门到地图上找到昆山这个地方，这才知道昆山是苏州市下辖的一个小县，离上海很近。记得其中“有蛙声阵阵的农田变成开发区”，赞叹昆山的改革开放之先。张炜同学与二班的杨杏华来自同一个地方，经常到二班来串门。杨杏华同学常穿一件印有北洋水师“丁公府”背心，偶尔打打乒乓球，二人讲的“吴侬软语”，大家根本听不懂。与此相反，付高彬同学的调查报告则充满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近代以降，湘人有从军传统，爱国意识较为深厚，付高彬同学的调查报告《位卑未敢忘忧国》，写的很长，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湖湘子弟爱国热情缺乏和国防观念意识的淡漠充满忧虑，道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流露出“我以我血荐轩辕”慷慨之情。付高彬同学的这篇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下了一番功夫的。

后校好老师很多，像石法成，李合新老师对学生，对军人都有较深的感情，但也有混子。临近毕业实习时，教我们“经济分析”的那位老师（名字忘记了），好像是山西人，当时研究生刚毕业，经常向我们吹嘘，从英文报纸上了解国内国际大事，对于各位同学时常流露出轻蔑的眼光。我们班的吕燕台同学对此体会较深，观察细致，我也能感觉到这位老师对学生不屑的神情。课间休息，这位老师经常向三区队的同学要烟抽。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这位老师当年年轻气盛，教学经验不足，在研究生还是熊猫稀有物种的当年，老师或许有“天降大任于斯”的自我感觉。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感恩每一位老师，他们教给我们知识，是前世数千年修来的福报。2006年春节前夕，海军组织各基地在成都开会，我在会场我见到这位老师。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师早已没有当年那种“指点江山激扬英文的豪迈”的，而变得平常起来，一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一样。我专门过去给老师敬了一杯酒，感谢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

四、杂记

在我们这个浸润了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国度，儒家文化深入骨髓。儒家讲究尊卑，长幼，一切以官职为指挥棒，“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的追求，官职是衡量一个是否成功，是否受到尊重的标志。祖先数千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少有鲜肥滋味之享，把对财富的追求溶入到血液之中。所以为官为财，成为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趾高气扬的标志。同学聚会，或许会沾染这种不良风气，成为很多同学不愿意参与同学聚会的原因。

很高兴我们“财三”同学，并没有点染这种陋习，而是以回忆青春为主。青岛的同学为了这次聚会，积极献言献策，充分准备，做好服务工作，令外的地同学非常感动。王岷同学在学校当过班长，这次坐镇指挥，一如当年当班长喊队列口令的模样，酒桌上把好客山东的礼仪发挥淋漓尽致。先集体三杯，再互敬三杯，三杯未尽把张守安教导员搞懵了。伟大领袖是“三军过后尽开颜”，王岷同学则是“三杯过后尽开言”。一杯浓酒，30年前温馨的画面，如在眼前。

90年代初，市场经济不完善，城乡差别很大，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有一种谨小慎微的感觉，有一种天然的自卑，远没有城市来的同学那种落落大方的良好心态。其实这只是农村同学的一种自我感觉，城市同学断然没有这种歧视意识。城市的同学大多把功课都不放在心上，而对功课以外的事情颇有兴趣。那时，海湾战争打的正酣，来自合肥的郑小东同学对军事有浓厚兴趣，十分关注海湾战争，对美伊双方的作战企图颇有研究。郑小东同学搞了个大地图，为全班同学讲起了海湾战争，并对美军的作战方法进行了分析，预测了美军进攻的地点和进攻方式，比在央视鼓吹用海带防美军航母的“张召忠”之流，无疑要深刻得多。也许是命运的差错，爱好军事的郑小东同学却学起了会计，或许心有不甘。印象很深的是，郑小东同学指出了美军飞机上的日本芯片重要性，如果没有日本芯片，美军飞机将成为聋子和瞎子，美军的高科技实际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而中日之间因历史恩怨。互相敌视。

90年长江流域发洪水，央视新闻每天报道洪水的情况，告示沿长江几个省市用于抗洪抢险的“草包”（前面几天报道用“草包”，后面改为“草袋）紧缺。这时有同学关心我的家乡是否受灾，并调侃用于抢险的“草包”是否够用。有天晚自习，郑小东同学在自习室讲合肥“三河古镇”的受灾情况，并发动大家捐款。那时正流行重新评价“曾国藩”，郑小东讲到太平军“三河大捷”的故事。这是我对“三河古镇”最初的印象，后来我读唐浩明的《曾国藩传》，专门精读了湘军的“三河之殁”。从抢险救灾联想到“三河大捷”。郑小东同学对军事确实有浓厚的兴趣。

来自安徽的郑小东对军事有兴趣，同样来自安徽朱光中同学，却是一个歪才。朱光忠同学的一手漂亮的美工字写的很好，和祁德斌同学的楷书有得一拼。朱同学经常抱个吉他在宿舍自弹自唱，抑扬顿挫，时而“大弦嘈嘈如急雨”，时而“小弦切切台丝雨”，很有长安倡女的味道，有些洋洋自得，也有些忘情。我对朱光忠同学的印象，有自于他惊人的记忆力。有天晚上放电影，电影里有一段男女对唱崔健的《假行僧》的摇滚音乐。那时这首歌并不流行，第二天我就听到朱光中抱着吉他大叫“无论从南走到北，还是从北走到南”的歌声。很多年后，地产大亨王健林也喜欢唱这道歌，一时成了热搜。时至今日，在抖音里看到王健林装模作样唱“无论从南走到北”的歌，就会想起歪才朱同学。

朱同这的吉他弹的并不好，吉他弹得好的是我们四班的周远同学，不过没有朱同学的大喊大叫。周远同学经常在宿舍弹《彝族舞曲》，非常熟练，并向我讲述音乐表现彝族青年男女在草地上欢快舞动情形。前面二声像小喇叭，召集青年男女到此集合，后面是舞蹈的节奏。可惜我是个音盲，对音乐不敏感，就像张教导员指挥唱歌一样，不过《彝族舞曲》动人的旋律一直根植于记忆中。

这次青岛聚会周运同学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周远同学一如30年前一样年轻帅气，时间的刻刀并没在周远同学脸留下皱纹，而是如流水一般，悄无声息，岁月的沉淀更添一份成熟与自信。周远同学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无论是“淫雨霏霏”或是“春和景明”，都是岁月静好雨打芭蕉的日子，或云卷云舒，或浊酒相逢，对生活绝无抱怨，这份恬淡与宁静，淡泊与明志，是常年根于内心安宁的修炼。

周远同学的热情也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聚会那几天，周远同学安排接机，送机，非常忙碌，并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早上带着大家参观青岛植物园，向各位同学讲述青岛的历史、文化以及民国时期大师们在青岛的逸闻趣事，使参会的同学“聚有所值”，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做好服务，这种同学战友情谊，在被权力金钱侵蚀今天，弥足珍贵。

看到周远同学，联想我到自己。我感觉自己总是生活在一种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患得患失的环境中，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长着一张很中国的脸，有沧桑更多的是猥琐，似乎总在抱怨命运的不公。我有时平静下来，默念《波罗密心经》，让浮躁的心得片刻的安静，如一缕清风，拂面五蕴皆空。然而效果并不明显。看看周远同学的阳光与豁达，自己知天命之年的计较与叹息又有何意义。纵使周郎再世，小乔在身，余生何益。像吴江纯同学一样闲云煮茶，大道至简，云在青天水在瓶，或像郭文圣同学一样，练得身形似鹤，这才是今天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余生永远的追求，也同众多同学学习的榜样。

弹吉他的同学很多，吹口琴的却很少。晚饭后，大伙经常可见二班的田栓宝同拿着口琴倚在门口吹奏，有时候是《友谊天长地久》，有时候是《篱笆女人和狗》，琴声悠扬，和朱光中的吉他是一典交响乐，但并不在一个乐点上。田栓宝同学那时有一篇《拉歌》的短文刊登在《海军报》上，一时大家争相传阅。黄文生教导员在年终总结上还专门点名表扬。“财三”有文章见报，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很遗憾这次聚会没有见到田栓宝同学，不知道田同学现在还在练笔吗，如果田同学参加聚会，一定会写出情真切的同学之情。

91年秋上学后，我们就搬到最靠近里面的原来“老二队”的那栋楼，一区队高升了，从原来的一楼搬到了三楼，四班和五班紧邻在三楼的晒衣台门口，原来从无交集的五班开始熟悉起来。记得那时五班的于风臣同学，经常拿一个印有“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口缸到四班来打水喝。经过接触，发现于风臣同学并没有上海人的那种高傲，而且比较随和。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浸润着西洋文明，我经常向于同学了解上海的有关情况，偶尔学习上海方言。那时上海有个叫程乃珊作家，经常在《收获》杂志发表小说，写到上海的“下只角”。我原来只知道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而对城市内“上只角”和“下只角”差别并不知晓，原来，城里人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内也是等级森严，“上只角”和“下只角”那条鸿沟不亚于城乡差别。保税区当年还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并不多见，可见上海得风气之先。30年后，上海的保税区已非常成熟，跨向自贸区了。今天海南正在学习上海自贸的经验，而自贸的发展，正是从外高桥开始的。今天的于同学，对印有“外高桥保税区”的那只口缸，是否还有印象，还是想着进博会上美女的那对貔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