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土地 英雄的群体--张文魁老家山西长治寻根纪

江之舟

    一.   自从2019年8月21日张文魁的事迹公开报道以来，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等五十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但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参军以后的战斗岁月。对于参军前、入党前在南仙泉村当民兵或更早参加儿童团的情况，老人虽然时有提及，却总是语焉不详。

    张文魁老人当年一同参军的战友、烈士杜启富的儿子杜德仁从长治传来消息，说:当年父亲参军时，南仙泉村党支部书记李起首的老伴、革命老人李良则及父辈儿时的伙伴张水旺等老人都还健在，他们最近见到媒体报道后，谈到一些杜其富、张文魁和郝德合等人参军前，在村支书李起首的带领下，在村里坚持抗日，与鬼子周旋，保护本村乡亲们并配合八路军斗争的情况。   

    为了深入实地探寻英雄成长的环境和基础，进一步了解张文魁参军前在村里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情况，我们于2019年11月29日来到太行山上，来到山西长治，来到革命老区，探访红色的土地，寻找英雄产生的渊源。

         

       二.到达长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来到张文魁老人的故乡一一上党区西池乡南仙泉村。

    刚来到村外，就看见路边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陪同我们的杜德仁说，这是南仙泉村的烈士纪念碑，因为修建高铁，不久前才迁到这里。我们下车，怀着敬仰的心情，仔细地看着墓碑上杜其富等八位烈士的姓名和生平。这些烈士牺牲时大都是二十多岁，他们为新中国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后人应该永远缅怀他们，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来到村部，与村支部书记张修印等人谈到村外的烈士纪念碑，他们告诉我们，这只是他们一个村的烈士纪念碑。长治，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当年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多年艰苦卓越的抗战。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是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的"上党战役"所在地，这里为八路军、解放军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和干部。几乎每个村都有烈士墓、烈士纪念亭或烈士纪念碑，记录着这个村子为革命牺牲的人的姓名。每个村的烈士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甚至有的一个村就有烈士二、三百人。听到这，我们肃然起敬，感到革命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清楚的。

    午后，我们先找到了八十五岁的张水旺老人，他回忆说，我比张文魁小七岁。当年，我们一群孩子整天都跟着文魁哥一起玩，有张春生、张富云和张森林的弟弟等人。他就把我们都喊到他们家，墙上挂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写上字和洋码字，象个老师一样，教我们认字、学习。到了中午，他就在家里煮上稠稠的小米饭，让我们都吃得饱饱的。

    文魁哥当兵前个子不高，身体很灵活，房顶上长滿了青苔，别人不敢上但他敢上，每天爬高上低，掏鸟窝，抓松鼠。长大后他在民兵队当了队长，一共有二十多个民兵。我们村离鬼子的据点很近，只有几里地，经常有鬼子到村里来祸害百姓。文魁哥组织民兵躲在村口外废弃的窑洞里，观察监视鬼子的动静，发现鬼子出动，就赶快报信给村里乡亲，通知大家赶紧躲藏隐蔽。

   过了二、三年，1947年9月，张文魁和杜其富、郝德合等几个人一起参军了，他家是三代单传，部队让他留在家里，他不愿意，坚持跟部队走了。

    文魁哥当兵临走之前，还专门拉着我找到我父亲，给他说一定要让我好好念书。但自从他们走后，小伙伴们就散了，再也没人管了。

    我们在当年村支部书记李起首的儿子李贵生的带领下，找到他的母亲时，老人家正坐在门口走廓下晒太阳，见我们到来，就急忙起身迎接。只见老人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说话声音也很洪亮清晰，只是山西口音很重，我们只能听得似懂非懂。为了便于交流，我们请李贵生在旁讲解转述。

    老人说，她的大名叫李良则，1929年出生，属蛇，比张文魁小一岁，自小在南仙泉村长大，后来就嫁给了本村的李起首。

    李良则老人说，我们南仙泉村是敌占区，鬼子在这的那些年老百姓可不容易。鬼子在五谷山上有一个据点，离我们村很近，经常来村里抢东西，把百姓的鸡，羊和牲口都抢了，赶回到他们的据点，见到男人就抓了去当劳工。

    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来抓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有一家叫杜其圣，有汉奸告密说他是共产党员，鬼子来抓人没抓住，就点火把他家的一房子给烧了。有时鬼子抓八路没有抓住，就把全村人都抓来赶到谷场上圈起来，问八路藏在哪里，问谁是党员。没有人说，他们就把吃过的空罐头盒往天上抛，砸到谁就把谁拉出来，要是还不说就把人的衣服脱了，数九的大冬天往人身上浇冷水，水到身上就冻成凌冰。有时还放狼狗咬、刺刀捅，残忍到了极点。

    有一个八路军战士，被鬼子抓进了据点里，他想方设法逃了出来，从据点一直爬到村里，被我们村的一个百姓救到家里，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治伤养伤，无微不至。伤好后，这位战士归队临走前就认了房东当干娘，解放后每年都来看望她。

    日本鬼子还经常来村里抓人为他们修工事，叫村里为他们派工、送粮、送菜，完不成任务就抓人或抢劫。

    为掩护身份，李起首当时还得当着鬼子委任的村长，以便与鬼子周旋，保护全村乡亲们的安全。这样也便于搜集情报，传递给我们的八路军。李起首很有组织领导能力，1944年之前就把本村的孩子们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有其富、郝德合、保林、二丑、森林.、文魁、冯会荣、李迎春、杜圣子、郭怀仁等人。他们小的时侯是儿童团，长大了就都转为民兵了，文魁是民兵连长，那时不说排、班，德仁的爸爸(指杜其富)是指导员，郝德合是武委会主任，还有一个叫姬保姐的，是妇女主任。他们这几个都入了党，都是夜里到玉米地里宣誓入党。我和他们这些人年龄差不多，也经常帮助他们放风和传送消息，有时八路军的同志来了，我就给他们烧水、做饭。

   村外有一些废弃的窑洞， 儿童团的任务就是轮流在那里站岗、放哨、查路条，认真登记，谁出村了，谁进村了都要及时向上级报告。要是看到敌人骑马扬起尘土往村里来，就跑回村叫大家赶紧赶着牲口往村外山上跑，有时子弹就在头上"啾--啾--″地乱飞，民兵们就提醒大家顺着沟里跑。平时大家都把玉米炒了备用当干粮，鬼子一来就带上，跑到村外庄稼地里躲起来，特别是妇女和小孩，大气都不敢出。咱们听不懂日本话，但听得到日本兵拿着刺刀到处捅。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躲着，直到外面安静了，狗也不咬(指狗吠)了，大家才敢慢慢回来。

    抗战胜利后打长治(上党战役)时，我们村的民兵们又组成支前队，抬担架、押担架、绑梯子、送梯子，妇女们就给战士们做鞋、做衣服、送饭。有时为了庆祝胜利还送一头整猪。

    李起首儿子李贵生补充道:家乡解放后，我父亲又带领民兵们打土豪，分浮财。一开始，百姓们怕遭到反攻倒算，都不敢要。干部们就带头分，我家分得南楼，郝德合分得北楼，冯来旺分得四间西屋，冯有旦分得四间东屋，张文魁和杜其富各分得一个衣柜。在干部和民兵们的带动下，大家打消了疑虑，土改才得以顺利进行。

    张森林的儿子张国庆应邀来到我们的住处，他带来了一个精致的木盒，里面裝着8枚父亲当年在战斗中荣获的各种纪念奖章。从奖章的种类来看，张森林的战斗足迹几乎与张文魁完全重合，只是他早一年参军，俩人应该是兄弟部队，只因张森林于2003年已经去世，暂时无法弄得更清楚。张森林奖章中的一枚“华北解放纪念”奖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张文魁早期的照片上看，他至少获得过九枚奖章，但有两枚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只能从照片上辨认出轮廓，我们一直想弄请它们的准确名称。经过仔细对比，张森林的这枚“华北解放纪念”奖章应该与张文魁遗失的其中一枚吻合。

    张国华说，父亲张森林和张文魁之前一样，也都是村里的儿童团员，长大后当了民兵，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转业后一直在长治县里工作。而自己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南仙泉村，十三岁时被招到长治艺校，毕业后就在剧团里从事表演和管理等工作。虽然同在县城里，但父亲整天忙于工作，也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情，更未向家人谈到当年在部队情况，因此自己对父亲的情况知之甚少。有段时间父亲在东火公社当武装部长，之后又调到陶清河水库搞管理、当领导。父亲生前与当年留在朝鲜的战友还有过书信往来，与山东的战友不但常有书信来往，而且还相互走动过。

    张国庆说，父亲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每次为灾区捐款，他总是比别人捐得多。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上面要求每户捐3元钱，他非要捐30元，还说:战友都牺牲了，我多捐点钱算啥。看，这就是老一辈革命者的情怀！

    南仙泉村的老党员、老民兵张水则的儿子张根堂，也是烈士郝德合的女婿，他在当地也是有好几个企业的老总，听说我们来到长治，特地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赶来与我们会面交流，讲述他岳父和父亲身上发生的故事，他说道:

    我叫张根堂，妻子叫郝庆只，我俩的父亲都是当年抗战期间南仙泉村的民兵。

    妻子的父亲郝德合，1947年9月与张文魁、杜其富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一批参军的一共七人，他们三个人是共产党员。之前他们小时侯都是村里的儿童团员，长大后当了民兵，郝德合是武委会主任，张文魁是民兵队长，杜其富是民兵指导员。抗战时期，他们在村支书李起首的领导下，带领民兵与五谷山据点里的日本鬼子斗智斗勇，配合八路军的游击战，保护村里的老百姓。日本鬼子投降后，民兵队又协助部队攻打长治城。长治解放后，他们又带领群众搞土地改革，斗财主，分田地，很受百姓的拥护。

    自从参军走后，郝德合再也没有回过村里，一直到1950年收到部队寄给地方政府的通知，家里才知道他已在四川剿匪战斗中为国捐躯了。家人在悲痛之余想把他的遗骨迁回老家，让他安眠于家乡的土地上，但是经过多次向民政部门和同一个部队的战友打听，始终未能找到他牺牲和埋葬的准确地点，成为家人多年来心中的痛。

    郝德合参军走时刚刚新婚，尚未有子女。他牺牲后，爷爷和奶奶万分悲痛，久久无法从失子的阴影中走出来。郝德合的弟弟郝秋合看到这个情况，非常体谅父母的心情，就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哥哥。就这样郝庆只和之后出生的弟弟郝书中成了郝德合的子女。

    今年八月份，从《长治日报》上看到报道张文魁老人的事迹，我们心中又燃起了寻找郝德合遗骸的希望。我们夫妻俩与杜其富的儿子杜德仁及张文魁的外甥梁伍安一起，从长治驱车六百公里，来到张文魁老人居住的丹江口市。

    见到张文魁老人，妻子就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激动不已，眼睛里涌出了泪花。老人向我们谈到郝德合牺牲的情况，他说也只记得当时是在四川泸州一个叫垃圾山(音)的地方，由于部队人多番号多，更细节的内容也说不出来。

    虽然来丹江口没有能弄清岳父郝德合埋葬的地点，但比以前所了解的情况还是又进了一步，又看到张文魁老人九十多岁了还依然健康，英雄事迹已经传遍了全国，我们感到就象自己父亲活着一样，这也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家乡南仙泉村的骄傲，心里充满了高兴。

    我的父亲张水则，1918年出生，比张文魁老人年长10岁，抗战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当民兵。有一次，由于汉奸告密，鬼子把他抓进了五谷山据点，问他村里谁是共产党员，谁家藏有八路军，他都说不知道。鬼子见他什么也不说，就施以酷刑，往他肚子里灌水，灌滿后又用两个人拿杠子压出来，反复几次，使他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楞是啥也没说。就这样，鬼子觉得可能是情报不准，就把他放了出来，父亲从虎口里捡回一条命来。

   解放后，父亲担任了西池乡信用社第一任主任，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去世。他整天背着一个挂包，走村窜户为百姓们办贷款、兑国债，有时一元，有时两元，最高的限额也就是五元。父亲是一个乐天派人物，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持一个乐观态度，去面对，去努力。他知道，百姓群众需要贷款时，就是家里遇到了难题。因此在给他们办理贷款手续时就问明原由，耐心开导他们，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用自己的乐观情绪去感染他们、鼓励他们。对孩子和老人，他也总能找到话题，讲些笑话或开心的事，逗得大家都轻松起来。乡亲们通过贷款，不但解决了急需的资金，还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建立了生活的信心。长此以往，乡亲们遇到什么难事总是喜欢找他说说，见到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倍感亲切，他也把这当作一种无比至上的荣耀。

    父亲做事极其认真细心，家里人看到他总是把一分、二分的纸币捋得平平整整，然后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给大家办业务时一分钱都不能弄错。记起账来他更是一丝不苟。旧社会过来的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为了更好的为群众办事，准确落实国家政策，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他一边参加扫盲学习，一边学习业务，经常在煤油灯下忙到深夜，第二天很早又背着挂包出门了。

    下村为群众办事是他的职责所在，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父亲不顾自己身体不好，靠两条腿每天不停地在各村之间来回跑着，但他从来没有过怨言，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按约定的时间赶到群众家里。他说，宁愿我自己辛苦点，也不能让群众为难，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来找信用社贷款的，谁愿意欠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