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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荆门名人朱惠清的生平沉浮录 （其侄子朱元理口述 薛勤整理）
叔父朱惠清，亦名渊明。1902年岁次壬寅农历正月27日生于湖北荆门县刘猴集镇(现属宜城)，幼时颖悟，智慧过人，胸怀大志，成人后为人耿直，广交际，更富政治天才，虽与荆门藉国民党元老罗贡华少十来岁，作为董必武先生的学生和荆门籍少壮派领袖，几步直摇，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取得极其显赫的地位，同时也对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他善交际，与中国大舞台中的各代巨星，如张学良、李宗仁、陈城、蒋介石、黄金荣、傅作义等名人多有私交。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地位，青年时代，在董必武先生的授意下，创办《中学生》杂志，名噪海内外，此杂志至今仍在大陆发行，他撰编出版的与名人交往的三亲史料《掌故杂谈》上下集(60万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至今为止，仍是我国文史资料宝室库中的一朵含苞小花。而且在抢救文史资料方面他比我们想得早，以至在他文稿正处于付梓印刷之时，文稿被人盗走，欲哭无泪，迫使他第二次重新撰稿，由于70年代印数较少，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留有一套，应该是仅存大陆的孤本。 一 叔父一岁时能言语，深蒙祖父的钟爱， 3岁时喜看戏，爱穿龙袍戴金冠，并摸仿戏中帝王之言行戏耍。例如3岁过春节时，然家乡(荆门风俗正月初一凌晨)”“出天行”，祖父寿朋公正跪在门外祭天拜地(以祷来年好运)，叔父突然身穿龙袍，头戴紫金皇冠会(昔日帝王御用装饰)入，抽出木制宝刀，劈向祖父头顶喊道:“看会刀!”惊得一家人啼笑皆非，惊愕之余，祖父不仅未予斥责，反而把其抱在怀中说道:“好孩子将来一定发迹，但一年大吉大利小孩子不能这么玩!”＇但祖母极迷信，总认为这是不吉之兆，斥其年幼无知，“犯忌”了天神。 我们老家佳刘猴集南街，家中开典当铺兼营蛋丝业，祖父母极仁慈，喜爱小孩，叔父亦特爱交小孩伴，街邻孩童拥他为孩子王。叔父极有辩才，别人赠其浑号“小咣当”。叔父发蒙约6岁，已粗晓公笔墨，熟背四书。同学陈燮元视吾叔父6岁，常以大欺小拿叔父取乐，叔父迫于反抗，随口用了四书上的一句名言:“熊掌亦我所欲也!”意思是将陈某比作兽，被塾师方某听到，盛赞叔父有慧根，所以历来塾师都特别钟爱这个关门弟子。
刘猴集解放前为荆门县城北第二区，荆门旧有常、罗、李、付四大家族，都是大地主，富甲一方，而我们朱家也有良田上千亩，旧时讲门当户对，为此他们四大家族大都与我们有烟亲。在我们众多的家田中多与付家相连壤，这样我叔父就与付家有了一段不成功的婚烟。旧时时兴“父母之命，媒约之定”的封建婚姻方式，幼时定了终身。叔父年少时一直在外读书，16岁父命与付家么老爷之女定岁时由祖父母作主与18岁的付么爷的女儿完婚，付么爷家对贯却早逝，其一子一女均由弟地媳守寡抚养。其女嫁来我家，娇生惯养，失于家教，不仅身体虚弱，且目不识丁，还染有鸦片烟瘾，婚后付家几乎每隔几天就派人送钱送烟土送好吃的来供女儿享用，叔父无可奈何。由于付审娘(我叫审娘)身子弱，又有烟毒，生男婴三日不到即夭折。叔父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反目，而付氏却如郭沫若之原配张夫人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死我朱家之门，成为封建婚烟的殉葬品。
二 叔父初时就读于董老必武创办于武昌粮道街头的武汉中学。当时，董老还担任国文教师，他见叔父文笔苍劲，授意叔父出刊《中学生》杂志。于是叔父邀荆门城南的同学官湘磋商，确定办刊方向，拟定杂志内容。一个风行于世深受中学生读者喜爱的《中学生》脱颖而出。时至今日，仍风糜于世。因此，叔父与董老之间的师生情谊甚佳，乃至抗战期的国共合作时期，董老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叔父以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主任，浙江商界推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参政，师生重聚于重庆，共同为国家参政议政进言，其私人间交往不断。
叔叔原来就读龙泉，之后转武汉中学，在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又转入北京朝阳大学。听我婶娘讲，他们相识和相爱在北京。婶娘的父亲是个大商家，在北京有钱有势，叔父拜其为干爹，当女儿爱上叔父后，一家人不同意，坚决反对，叔父与婶娘就决定私奔，叔父和婶娘抛弃财产，双双提着一个提篮，一个网兜，从北京到天津至上海，那时叔叔一个穷学生，与婶娘身无分文;叔公又拜了一个中央大员宋某，由其介绍他去了浙江，尔后浙江成了他的发祥之地。
在浙江，叔父首先认识了王笃斋，王笃斋是同盟会员，与孙中山一起搞过革命，王本人无后，这样就把叔父看得很重，王笃斋很会器重人，他把叔父介绍给了陈立夫、陈果夫的父亲一一浙江商会会长陈英士。在与陈家交往中，陈立夫、陈果夫曾帮过叔公不少忙。叔公离开荆门后，一直无信息，家里人不知他在何处。民国25年(1936年)，叔父已经出人头地了，才给家里写来一信，我那时在安徽大学已经快毕业，我按他留下的地址找了去。他住在轰鸣门，他见侄子来了，非常高兴，带我玩了几天，还带我参加了郁达夫的婚礼。
当国民政府建立在武汉时期，大约在1927年1928年间，叔父任职于武昌阅马场国民党湖北省党校，相继与同乡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会(罗为校长)，并领导和组织了三民社于武昌西上大街，该组织为国民党左派组织，也系改进社。由于反对当局，被其破获，在搜查中将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继抓获拘捕，时叔父任该组织的秘书，所有信件、文印和重要文件等都随身所带，当日适叔父因事外出，缉者未抓住叔父，即守候在该组织附近，等待叔父落网。叔父从汉口返回家途中，走到西大街街口，一位平日为叔父洗衣服的老太婆(因叔父一向平易近人，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怕叔父被擒，守候在街口等他，将当局正在缉他的消息告之，故促其速逃。叔父闻讯，当即过河，疾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谁知因跑得疾，不幸患腹泻，行路艰难，遂进火车站附近一餐馆，买了一碗面条，将餐桌上的一壶醋，尽力喝下，旋即跳上火车北逃。这一壶醋止泻有神效，叔父终于安然脱险。抵达天津不久，即与荆门同乡季云飞主办《飞报》，发行于全国。由于叔父脱险，武汉当局未搜查到该组织三民社之真凭实据，只好放出罗贡华、刘叔模等人。叔父的出逃，从而挽救了三民社的命运。 叔父一生爱交友，可谓朋友满天下，不但文笔好，且有经济才能，一生能聚财，也能疏财，对人义重如山，与友人都有通财之谊。例如1937年秋，我正就读于安庆安微大学，日军攻陷南京，锋芒直抵芜湖，学校的安危迫在旦夕之间，不得已，学校立即遣散学生。当时，我身无分文，无法返里，我立刻给浙江的叔父写了一封信，叔父迅即给安徽地方银行的总经理程某写了一封信，程某向我赠以川资50元币。我才顺利返回荆门。说明叔父与当时与各界名人、闻人之谊颇深。在这深交厚谊中，尤以王竹斋先生、陈英士与其为忘年之交;曾养甫(当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刘湘女(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也为莫逆。还与荆门本土人土如季云凌，罗钦民一些旧友有着“别以久而情谊深”之故。特别是与郁达夫的生死之交，更为世上之罕见。达夫死于南洋，叔父不仅永志不忘，而且抚养其遗孤和遗子郁飞、郁云，使其长大成人，读书至大学;他与张学良熊十力的忘年厚谊，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张学良在蒋介石家乡被禁，叔父经常去陪伴、看望。熊十力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熊十力逝世后，1987年湖北黄冈决定召开熊十力诞辰纪念会，身在非律宾的叔父拟决定前往，但因健康原因不能成行，特写信函告，以述怀念之情。
1942年春，叔父任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物资局管制处处长，尔后又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运输管制局局长，从这个机构的设置看，国民党政府是想利用其管理战时经济，严格管理从各省各地贩运来渝的一切物资和运输事宜，严格禁止旅客携带黄金、白银、珠宝等物逃离重庆和大陆，谨防国有瑰宝流失。当时我们学校设在重庆小温泉，时为中央政治学院大学部。我的一个同学杨平(10期的同学)，其家人从原籍天门甘驿沦陷区逃难到重庆，携有少量黄金和银元，行到重庆郊外即被管制局工作人员搜出，被作为走私物资给予没罚。据悉，该物资为杨家私人一生积蓄，并非走私货物品。时逢抗战艰难期间，重庆物价暴涨，物流紧张，杨家历经千辛万苦逃难至后方，以此用于一家人的盘缠和全家生活来源的黄金，如被罚没或罚款，实为断了杨家一门老小的生路。杨平为此事吓得快疯了，欲哭无泪，求援无门。当时我正在该校10期法政系就读，同学们出主意让其找我想办法。我认为在外地，天门、荆门同属湖北同乡，闻知此事我深表同情，即找叔父阐明原由，叔父当即慨允为助，电商运输管制局渝市负责人张某说明情况，请张某关照。第二天杨家被截物资即刻返还，叔父救了杨家一门生计，杨家感激涕零备礼丰厚派杨平同学来家酬谢叔父，被叔父婉言拒之门外，嘉言并公勉励其努力向学，将来为国效命。
叔父正直敢言，原则问题从不照顾私谊，更不畏权势，具有铁面御史之风。1932年，叔父在浙江任商会会长，时值国家为搜刮民脂民膏，将原有印花税旧票废止，发行新印花税，因浙江商界原购老印花税票颇多，这样一来仅此一项就要损失数亿，经多次开会相商，与会者认为应予上海、武汉各商贾保持一致，苦于不知是否能作出反响，叔父多次与上海、武汉电商，在无果情况下，叔父毅然决定浙江首先发难。时值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专门来杭坐阵浙江磋商，叔父为此据理相争，终于迫使宋子文答应浙江沿用老印花税票并承诺在老税花票用完后重新发行新印花税票，这样一来，使浙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944年(民国33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鄂籍参政员刘叔模提议应该收或硬性克扣若干成民间储蓄和黄金，以作军备军需，便利于抗战。席间，叔公认为此举是毁法背义，此风不可长，当即进行反驳，他认为全民抗战是民族的大义，军备开支是民众共举的事，硬性克扣，不利于万众一心。同时，他还认为，在当时社会，仇敌进行太平洋战争，志在灭我中华，不是几个钱的问题，何况军费全国人民已经尽了所能，难就难在军队意志太差，尽打败仗，如能疏财抗日，固然是好，军队的腐败不能忽视，当即提出异意。刘叔模不知所措，认为昔日的三民社同仁在大堂之下进行反驳，是背义行动。其时，叔父与刘公私交颇深，义愤不足以私谊，为主持正义，叔公尽其可能不食言而肥，把正义之举叙述的字正腔圆，维护公理。 1946年(民国35年)，参政会质询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三三事，叔父在大会上发言，列举了内战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就经济论经济，阐明国家前途和命运。叔公的发言，使宋子文颇感难堪，抓起皮包即走人。关于这一黄金案件，叔父在自撰的《掌故漫谈》上册第21-35页作了记载，还有一次，我与同学张世惠以大学生身份列席了国民政府参政会，进行了一次社会学方面的赏试，那种热烈而又严肃的气氛，同学张世惠伸出大拇指盛赞叔公有古代铁面御史之高风。首先，叔父进入会场，全体成员竞相与叔公打招呼和道安。在叔公与老牌国民党著名人土握手寒喧中，同学眼中的叔父实为一代人杰。 记得在1944年8月14日，参政会开例会于重庆牌坊地段军2委大礼堂。惠公代表商界同仁向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提出质疑，对驳质问关于处理黄金一案结果，叔父发言声情并茂，情词激昂，声震屋宇，用大量事实阐明民间百姓疾苦，怒斥当局搜刮百姓民脂民膏之残酷。会上，叔父的发言赢得座中掌声雷动。叔公发言归座后，众参议员为惠公的发言和风格的酒脱纷纷趋前拱手，致敬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叔父嘉言懿行犹脍炙人口。 1945年抗战结束，胜利即将来临，全国上下都在谈论中国应向何方，公议如何建国。一些进步人土纷纷成立党派进行参政议政，如民进、九三、民盟等独树一帜，东风高唱，举国皆欢。为了实现真正民主，叔父作为有志之士，也竟相组党参政，利用自己参政员身份与鄂籍耆老孔唐组织了一个政党，名曰宪友社，又称宪政社，宗旨是提倡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约束下，规范自己的行动，同心同德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当时叔父任领导职务，我曾在重庆很有影响的大报上看到了几篇追踪报道。据我所知，叔父的影响很大，该组织成员一度发展到1200人。由于当局的百般挤压，最后宪政社终未成为中国真正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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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安徽省马鞍山市 2020-2-28 14: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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