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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的论证过程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南阳或襄阳的之争，由来已久，这种论开始限于民间社会中，到现在两地政府部门也参与其中，双方各举其证，谁也不服。甚至影响到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及地方宣传活动等，如教育部中学教材中选用，国家邮票的发行，地方宣传广告词等等。于是两地便组织了历史界的专家多次，多地方的论证，并给出了权威结论。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的过程
双方主要历史资料 1.南阳方面： 诸葛亮《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争论焦点是：南阳在汉末为南阳郡，非现在的南阳市 2.襄阳方面： ①《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 ②《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 ④《荆州记》：“襄阳城西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⑤《南雍州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井一，今涸无水。” ⑥《*小说》：“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 ⑦《水经注.沔水注》：“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 《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 争论焦点是: ①1这九条资料，多指孔明住宅在襄阳，所以襄阳方面据此说：“唐宋以前的图经、地志，无一例外地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 ②而南阳方面认为将这九条资料作为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依据，是不恰当。因为， 第一，这九条资料大多是说襄阳有诸葛亮的“故宅”，只有《水经注》和《荆州图副》说到诸葛亮在襄阳有“三顾处”。 第二，这九条资料，最早问世的东晋年间的《蜀记》、《汉晋春秋》和《襄阳记》，距离三国时期，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这完全属于后世人撰写前代人的历史，其事实的可信度，显然是需要精心考证的。而且，这九条资料中，除《水经注》能够真正流传下来，其他的都已经散佚，作为历史资料，其可信度是不高的。 第三，若没有诸葛亮自述的“躬耕于南阳”的话语，引用这九条资料当没有错，但是既然有诸葛亮自述的话语，就不应该舍弃当事人的自述，去采用后人的怀想和追忆。这应该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原则。 而且大量关于诸葛亮“故宅”的记载，也只能说诸葛亮曾在那里住过，与躬耕地并不是一回事情。” 3.南阳方面还提出宋元明清时期的一些记载来加以说明。 可是南阳方面连距离诸葛亮时期不到100年的汉晋时期的历史书记载都怀疑，那宋元明清的资料又有多少可信度？，先看看再说， 南阳的官方祭祀活动可能稍早于襄阳。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六一所载元代程钜夫的《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述了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到延佑年间（1314―1320年）修建诸葛庙、孔子庙和诸葛书院的事宜：“南阳城西五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亭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巫觋杂糅，荐献无节，黩礼慢贤，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郡，率官吏长老伏谒祠下，顾瞻徘徊，慨然兴怀。”“出步祠东，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庙学矣。”“上于省以闻，报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武侯祠而加广焉。祠之东为孔子庙，庙之后为学。凡堂序门庑，庖库庾，肄业之斋，庋书之阁，官守之舍，咸备。屋以间计，祠有十二，庙学四十有六，端庄广直，不务奢丽。皇庆元年秋落成。” 由此可见，南阳关于诸葛亮的祭祀祠堂，至迟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而到元代时，地方政府为加强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疏导和管理，直接参与诸葛亮祠的祭祀活动，并在诸葛亮祠旁边又修建了诸葛书院、孔子庙。明代地方政府继续加强武侯祠的管理。据王直的《重修武侯祠记》、李东阳的《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和牛凤的《改正诸葛武侯祠记》所载，明代洪武年间诸葛亮被朝廷指定为从祀的历代名臣之一，开始奉敕重修武侯祠。嗣后，洪熙、宣德、成化、弘治、嘉靖各代都有持续修缮武侯祠的活动。
而襄阳的官方祭祀活动似乎要晚得多。据《襄阳府志•襄康王崇慰先贤书》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建成“隆中十井”，不久被破坏；弘治年间，襄王朱见淑将诸葛祠毁掉修建自己的陵寝，而“将诸葛祠迁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很快墙倾壁坏；明武宗在隆中东山再造诸葛新祠，但是规模很小。到清康熙年间，隆中诸葛祠多次修缮，尤其是郧襄观察使赵承恩主修时，不仅整修明祠，而且又增添了三顾堂、野云亭、草庐亭和抱膝亭等景观；光绪年间又扩建了“古隆中”的大青石牌坊。
三、专家会议及意见（简述） 1,专家会议首次结论 为平息分争，襄阳方面率先举办学术研讨会议，试图以学术专家的讨论论定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南阳方面也不甘落后，也举办类似研讨会议。 1989年到1990年，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先后组织了四次“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1989年12月6日在武汉，由湖北社会科学院和省历史学会联合承办，唐长孺等35位专家出席了会议；1989年12月13日在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承办，何兹全等23位专家出席了会议；1990年3月15日在上海，由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文博系承办，谭其骧等16位专家出席会议；1990年4月14日在成都，由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所承办，缪钺等20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按照襄樊丁宝斋先生的总结，“上述分别在我国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举行的国内权威学者参加的论证会，均一致肯定诸葛亮躬耕地的具体地点在襄阳隆中，没有一人提出不同见解。” 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所以，襄阳方面要想取得话语权，必须要解决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的问题。襄樊方面拿《汉晋春秋》中习凿齿的话，并借助魏晋南北朝史学界较有名气的史学家来重新诠释。 1989年12月的北京会议针对《史记;秦本纪》和《晋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汉水是区别南阳郡和南郡、邓县和隆中的分界线事实，指出，“某些持南阳说的同志”以为隆中不能“归属位居对岸的南阳郡邓县”是“推论”；说“汉水只是划分两郡的大致界限”，“隆中完全应属南阳郡邓县管辖” 1990年的上海会议上，谭其骧先生用“襄阳无西”的民谚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万山资料结合，说是“襄阳往西一出城就进入邓县地界了。因此，在两汉及两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隆中都属南阳郡邓县，至北周时取消了邓县，隆中归入襄阳”。上海会议还提出，之前由谭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画得不精确，不太清楚”，以后要修改；甚至还“一致认为，从历史事实看，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希望今后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与襄樊借助于学术会议造势相比，南阳方面要滞后逊色很多。1991年4月2日在郑州，南阳诸葛亮研究会与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联、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联合召开了“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四川、湖北和山东的六省代表9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普遍认为，诸葛亮所说“躬耕于南阳”是指汉水以北的南阳郡。此后，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南阳和襄阳的学者虽有争议，但是属于学术交流，影响面仅限于学术圈子。
2,专家会议再次结论 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1996年针锋相对的会议论争。5月8日，在北京新华社新闻大厦，襄樊主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所承办的“诸葛亮躬耕学术座谈讨论会”。何兹全等20余在京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再次重申之前的观点，认为“隆中是属于南阳郡的邓县”。 1996年8月28日，在郑州，河南省社科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与会20余位专家认为，汉末南阳与襄阳两郡的分界线就是贯穿东西走向的汉水，“草庐”不可能在襄樊。 附:公元207年诸葛亮已经出山了，208年襄阳郡由曹操设立，) 南阳方面也认为，客观地讲在会议论争中，襄樊方面的组织比较严谨，不仅在“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举行，更重要的是将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比较著名的史学家都邀请来出席会议并作出明确的表述，甚至还动员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布加盖公章的“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绝不在今南阳市卧龙岗”的“结论意见”，
因为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历史文献，所以，广泛地占有历史文献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而在论争中，襄樊方面最为值得骄傲的是，除了《三国志》之外，东晋之后到唐朝的历史文献，如前所述的九条资料，都记载说隆中有诸葛亮故宅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北京会议”上就指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晋书》、《汉晋春秋》等史籍中都有隆中位居襄阳以西的记载，其中以《水经注》最具有权威性”；并且“高度肯定了习凿齿于桓秘书内‘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一语的史料价值”。“上海会议”上肯定“《汉晋春秋》等史籍的记载无可置疑”，“是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比元明以后的府志、县志更为可靠”。“成都会议”也说习凿齿所说的“隆中属南阳邓县”“是有佐证的”。
南阳方面随着襄樊方面的引领，也充分关注到历史文献的价值。在1991年的郑州会议上，有学者指出，襄樊方面所依据的《蜀记》、《水经注》等文献“只有诸葛亮‘家’、‘宅’、‘故宅’、‘旧宅’等字眼，而没有他‘躬耕’、‘躬耕地’的字眼”，而且“各个记述者对诸葛亮故宅遗迹所在地点并不十分清楚”；陈寿的《三国志》是古代“权威史学著作之一”，“是我们探讨诸葛亮躬耕地在何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1996年郑州会上，高敏先生指出，“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说诸葛亮家于南阳邓县隆中的习凿齿是襄阳人，他会不会替襄阳说话呢？因为习凿齿将这一问题讲得具体，他可能有偏见。2003年的南阳会议上，更多的学者关注到历史文献。比如说“东晋时期，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这些记述“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将亮‘家’、‘宅’明确即为躬耕地，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南阳袁祖亮先生在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的序中，则直接直指襄阳说中所依赖的资料不可信，“《汉晋春秋》也不完全是一部信史”，“习凿齿是个言行不一背义图荣之人”，“习凿齿著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襄阳记》有争夺南阳人文资源之嫌”；“《水经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经不起推敲，矛盾颇多”。等等 可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历史文献，南阳如果连《蜀记》《汉晋春秋》、《襄阳记》、《水经注》全部怀疑，又拿不出有利证据，那就更让人无法信服了。
综上所述，学术问题要靠学术方式解决，现代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已经有了确切的结论，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襄阳古隆中（古南阳郡），在南阳卧龙冈为武侯祠。两地都是孔明粉，两地都争先恐后举行诸葛亮文化节，两地都双赢了。也许这就是诸葛亮留下的最后一计，”粉丝计”，让他老人家千年不衰，万年不朽。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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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 2020-3-9 17: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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