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十四五”：新阶段、新命题、新使命

Aishen

　　

　　“十四五”规划是站在历史关键节点上的规划

　　2020年，制定“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这一年，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生活历史性地迈上新台阶的一年。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世界用百年时间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势不可挡的一年。对于我国而言，2020年是一个伟大的关键节点，这个伟大的关键节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历经艰辛积累得来的。

　　规划是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就质量变革而言，我国以国际先进质量为标准优化供给体系质量，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企业、产品及服务；就效率变革而言，我国以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为突破口，逐步实现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才资源的有效融合，实现了各方面效率的大幅提升；就动力变革而言，我国以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为目标，加速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升级了发展动力。在“三大变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高质量增长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将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目标。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在我们党的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下，“经济发展稳定转好”，“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经济总体水平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新口径）分别为42359元和16021元，而在统计口径改变前，2010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8779.1元和6272.4元。

　　规划是在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日益彰显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并日益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与魅力。“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在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中得以充分彰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

　　规划是在“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取得不断成功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随着物质力量的极大增强，在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付诸巨大努力的过程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提高，由2004年的2.15%上升至2018年的4.30%。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表演团体等的数量逐年增加，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图书出版印数、群众文化机构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文物机构举办的陈列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的演出等也明显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愈发深入人心，公民道德素质全面提高。除此之外，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

　　规划是“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我国幼儿园和教职工数量持续上升，保育体系建设有了重大进展；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了明显改善；卫生机构、卫生人员和床位数量逐年增加，且在本次疫情期间不仅保障了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还将“中国制造”的防疫物资发往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养老服务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截至2018年底，上亿居民“出棚进楼”，约2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后，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按照这一速度，我国将会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规划是在始终牢记“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基本形成。主要污染物排放实现有效控制，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和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有了一定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强化。

　　“十四五”规划是准确把握发展大势的规划

　　当今世界看似波谲云诡，却并非无迹可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依然蓄势待发，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甚至“十四五”期间掀起波澜。虽然在此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继续增大，但随着越过全面小康的历史节点，凭借庞大的国家规模和先进的国家制度，我国在世界格局中实力地位的持续增强已成必然。准确把握这个必然之发展大势，是规划的应有之义。

　　第一，未来五年是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五年。

　　未来五年是明确科研方向的五年。在农业方面，要解决好“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一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等问题。在工业方面，要妥善处理现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等难题。在能源资源方面，要促进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失衡等问题，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需求。在社会方面，要着力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健康生活需求。

　　未来五年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五年。一方面，将强化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的组织系统建设，优化创新体系，“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培养一批把得住方向、做得了科研、带得了队伍的“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整合资源、统率指挥队伍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并对国家现有的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组；充分发挥高校、各类科研院所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战略力量”，全面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未来五年是加强基础研究的五年。一是将会加强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将会遵循科学，通过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基础研究，并鼓励科研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交流辩论。三是将会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四是将会加大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给予相关企业及金融机构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多方式、多渠道扩大投资，进而营造出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

　　未来五年是加强创新人才教育的五年。首先，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学科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培养，探索新型培养模式。其次，要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后，要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以及科研活动自身的规律，加快吸引更多海外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未来五年是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为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潜能；加快科技管理职能的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加快科研院所的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整合财政科研投入，“改变部门分割、小而散的状态”，加强科技力量的统筹；等等。

　　未来五年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五年。将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优势领域的“长板”，巩固国际合作基础，并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将坚持与时俱进，深入开展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关注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以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二，未来五年是外部压力空前增加的五年。

　　首先，有些国家可能会发起更多具有破坏力的贸易进攻。一则，可能会设法让新的经济贸易协议难以达成，甚至单方面违背或废除已经达成的协议，以阻遏我国从世界市场的发展中获得助力；二则，可能会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进口商品或服务中加征更高的关税，也可能会采取非关税措施以限制我国商品或服务的流入，甚至利用“长臂管辖”削弱我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三则，鉴于疫情加剧导致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风险将继续增大，可能会由于经济因素叠加非经济因素而采取强制措施加速制造业回流或本土企业搬离等，以影响我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取竞争优势。

　　其次，有些国家可能会设法从金融方面对我国实施压制。比如，可能会通过直接干预我国金融市场、下调我国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等办法扰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秩序，以达到破坏我国金融稳定的目的；也可能会推动国际金融规则修订，使其不利于我国金融资本的国际成长，延缓我国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发展进程；还可能会试图减少或切断我国的资金来源，最大限度地阻止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入，以影响我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中进行资本积累；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以一定借口部分冻结或没收我国海外资产等极端情况。

ぷ灵ふ狐ぞ

“十四五”已经过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