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晚秋中的那个身影

依沙凝 · 发表于湖北省荆门市 2021-4-25 21:57:13

——读《王安石变法》有感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去世在回家奔丧的途中路过金陵，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被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赞叹为“野狐狸精”。但在那场转变宋朝命运的“熙宁变法”中，王安石却完全没有苏轼赞誉的“野狐狸精”里“狐狸精”的妖、媚，忧，这位宰相大人倒是充分彰显出了“野”的张狂与恣意。

在现在人眼里，王安石简直就是一个远见卓识的金融家。宋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给皇帝交的财政状况报告中“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八字，让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年轻皇帝吓了一大跳。北宋经济虽然远比唐朝繁荣，财政收入也大幅增长，但由于养官、养兵、买和平，皇室巨大开销，年年入不敷出；另外一方面官员尸位素餐，勾心斗角、朝廷内讧纷乱不断，最为有名的是监察官员联名弹劾副宰相欧阳修与儿媳通奸，在损耗了大量精力调查后却被证实为摆乌龙。朝纲如此混乱，国家机器生锈，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而此时,在基层小有成绩又当过京官的王安石，经宰相韩绛之弟韩维的不断推荐，被“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的宋神宗推上改革变法的前台，无异于千里马遇到了伯乐，这种情形下，王安石变法便迫在眉睫。王安石确实也没辜负宋神宗的厚望，他全心全意辅佐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同时也实现着自己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从制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到首推“青苗法”，再到到裁兵法及之后的贡举法、王安石变法涉及到机构改革，税负改革、军队改革、科举改革和兴修水利等多方面，先后推出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三舍法等大大小小近二十部法律法规。其中争议最大的为青苗法，反对派认为国家用放贷收息来取代之前非营利性事业性质就完全变了。而免役法取代差役法，限制了扩充生产规模，阻碍未来经济发展，长久以往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引起大“麻烦”的是市易法，负责人吕嘉问将其变成了操控物价的赚钱机器，市易务干起卖水果勾当，御道成了百货公司。事实上，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青苗法在出台前已有官员在陕西成功试行，王安石也是在自己执政过的鄞县试点小有成效后才在全国推广的；免役法改派役为雇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既方便了农民的耕作，又提高了行政效率。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的动摇是从郑侠上奏“开封难民图”引来宋神宗落泪，两宮太后建议换人开始，那么王安石恩师韩准建议皇帝废除新法就是压倒新法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王安石举荐的殿中御史孙昌林状告审判改革派刘述的开封法官王克臣；到前朝宰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司马光鄙视王安石跋扈越权，同心同德共同维持言论自由；直至后来司马光重返朝廷全面废除新法。嚷嚷闹闹的朝廷争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替在近二十年的变法过程中反复上演，也许是“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最后的结局。两个人品高尚、一心为国的优秀政治家为了自己的观点厮杀战场，并且他们都以为自己是代表正义的那方，上演的一切行为都出于“大公无私”，所有的迫害都是在“执行公务”。复辟成功后任第一副宰相的司马光比之前的王安石更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导致了不仅是同盟军诸如范纯仁、苏轼的离开；还让变法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再后蔡京对司马光等人进行了疯狂清算，无原则没底线的胡作非为，彻底摧毁了宋朝多年建立起来的政治文明，最终导致了北宋灭亡。

“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除了王安石性格中的一意孤行，擅权霸道，不得人心外，还与他的用人有很大关系。一、吕嘉问中饱私囊，后院起火；邓錧投机挑唆王安石之子散布谣言，陷害吕惠卿坑爹。吕惠卿自我膨胀、手实法荼毒百姓。一场本该非常正义，可以推进经济发展，改善国家财政危机的变法改革就此被引到了深沟。二、王安石没准确揣摩皇帝宋神宗改革变法的真正动机。改革变法既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更是为了皇帝的江山能坐得更好更稳。一家独大，功高盖主、威胁皇权，都是大忌。王安石这个有名的“拗相公”在变法集权后，不但没有知趣地及时走人，反而露出了分权倾向，犯下了幼稚的政治错误。三、王安石忽略了皇权是钟摆，朝左摆到底是专制，朝右摆到底是动乱，正好停在中间就是开明。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到极致，任何人必须学会变通。王安石的不变通，导致了变法中后期改革派内部的离心离德。

我们再来看看五百多年后明神宗时期江陵人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许正是吸取了前朝王安石变法失败教训，避开焦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一边大叫“严格遵循祖制，一定不要去乱改什么。”一边雷厉风行整肃吏治，规劝皇室节省开支，上行下仿。推行方便易行的“一条鞭法”，清丈田亩、平均赋税。而在对外政策上，通过一条鞭法增加的财政收入，张居正采取了东制辽东土蛮，西联姻鞑靼的策略，坚固边防。张居正为官谨慎，步步当心，行为刚直可敬，柔顺有力，变硬碰为智斗。加上张居正不搞党派，重用循吏，慎用清流，不计小节，注重才干。擅长利用多年集聚起来的人脉，稳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以柔克刚后终于大器晚成，一条鞭法在我国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成效显著、起衰振暮，力挽狂澜，化边疆干戈为玉帛，缓国内阶级与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寿命，还成功扭转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为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张居正也因做出了彪炳史册的改革被称为“救时宰相”。

轰轰烈烈“熙宁变法”经过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折腾了二十年后落下了帷幕。在这场被后人众说纷纭的变革中，“被皇帝记在心中的王安石”和“被皇帝看在眼里的司马光”在政治舞台上一相逢，便成了命中的对手和宿敌，还牵连上欧阳修等当时一大批优秀的人文政治家，而由变法诱发的非文字狱的“乌台诗案”还差点让那个诗词书法都能为宋朝代言的大才子苏轼万劫不复，死于非命。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才华横溢，人品极佳，但因为所站的政治立场不同，所支持的主义和主张相异，造成了所坚持的观点悬殊。王安石认为，国民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司马光却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苏轼则认为，免疫差役各有利弊，不建议废除免役行差役。历史事件可能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但某段历史却又真的能给我们留下深入骨髓的人生启迪。当年为母奔丧，在南京码头登临送目的王安石也许只能在九泉下幻想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此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在王安石离世后两年就追随他脚步而去的，他的死对头、《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只能在江南望不尽的离愁中与王安石“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司马光《阮郎归》）了。而苏东坡在司马光离世的十三年后也独撑一叶小舟匆匆追来，他在船头高歌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王安石变法虽早已成为故事，但如今的我们仍能在“熙宁变法”中隐隐看到在金陵登临远眺的那个消瘦背影，仍能真切感受到一代名相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胸中翻涌澎湃的血。三个才子，三大政客，三位伟人，三个忧国忧民的国家主义者，在我们心中缓缓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