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30)
母亲从江北农场捧回二爹骨灰盒在沙洋公墓下葬时,我在外地。二爹是我外公的亲弟弟,外公家就他们俩兄弟。憨厚的哥哥随父亲在沙洋开着一间杂货铺孝敬双亲,聪颖的弟弟是黄埔军校的优等生在外光宗耀祖。没想到突然一天风云变幻,昔日的威武军官瞬息就变成了劳改农场的阶下囚,还得靠老实的哥哥在家乡娶妻生子,延续香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爹来我家小住时,上高中的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总和母亲吵闹。二爹回到沙市江北农场后给刚到武汉读大学的我写来一封信,劝我改改臭脾气,别再和我母亲闹别扭,那是二爹寄给我唯一的一封信,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没有给他老人家回信。不久后我就从母亲那里得知了二爹去世的消息。
1988年暑假,高考后的姐姐和我到父亲老家渡过了一段时光。在父亲老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那个耳朵有点背的堂叔,大家称他为“聋子爷爷”。每天下午,他就会坐在堂屋里,怀抱着他唯一的孙子,让我姐姐给孙子算命。聪明的姐姐每次都拣好听的话说,每当那刻,老人家就会望着自己怀里的孙子笑。姐姐私下里就会和我偷偷议论“聋子爷爷”真是太“重男轻女”了,爷爷他还是顽固的老思想,他身上还残留着封建遗毒。看他那两个孙女多乖巧懂事,但他还是最喜欢孙子,每天像个宝似的抱在怀里。后来,聋子爷爷也走了,听说他离世前一直不肯闭上双眼,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但终于没能说出来。
今年清明节我回父亲老家祭奠时顺便去了一趟奶奶的娘家。我们姐妹印象中深刻的一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常带着一把黑伞从潜江乡下走到沙洋汉江大堤下,来我们家小住的奶奶亲外甥“加高伯伯”早已去世,此次我专门从荆门城区带了一大束黄菊花供在加高伯伯的墓碑前。我听加高伯伯的女儿久香姐姐说起加高伯伯的孙女梦珍在我读大学期间到荆门我们家来,我那已经中风老年痴呆的奶奶拉着她梦珍的手哭着不让她离开,直到梦珍告诉奶奶等她回家就让自己的父母来看奶奶时,奶奶才放她走。那一刻久香姐和我都是泪流满面,由奶奶一手带大的我对奶奶的那份深情刻骨铭心,而1988年夏天我们姐妹在加高伯伯家避暑的那段日子,久香姐姐他们每天都是的鸡鸭鱼肉、新鲜果蔬地款待我们,这对当时只有两个主劳力却有着四长嘴吃饭的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那么不容易,从此这也成了我心里的一笔债。
二爹走了,活着时他老人家未能实现的叶落归根在他离世后终于实现。那天中午我头顶烈日在母亲的电话指导下,在沙洋公墓里找了好本田才寻到二爹的墓碑。长眠在这的那位老人曾经是母亲家族引以为豪的最有出息的前辈,八十年代他每次从沙市的回沙洋探亲都会给我们小孩子带印有中国文化古迹的明信片。那时候他一次次地试探着在家乡沙洋落户,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如愿。而高中叛离期的我与母亲多次的争吵又成了二爹在荆门我家小住时的深深伤痕,我不知道这位黄埔老人临终时是否会原谅我。如今人到中年的我再回顾二爹的人生,只能发出“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这样的慨叹。而我是在70多岁父亲一次次唠叨要去贵州寻找解放前当兵离开老家的堂叔的后人中,得知 “聋子爷爷”当年离世时无法闭眼的原因,我的爷爷、聋子爷爷和父亲在贵州的堂叔是一母同胞的三个亲兄弟,而到我父亲这代他们都成了单传的香火。聋子爷爷临终前没能找到他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他又如何能闭眼呢?父亲对我说他在贵州的堂叔估计是去世了,他的二个女儿小遵和小义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想趁自己还能动去贵州寻亲。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通过多种渠道帮父亲打探,但都因为不知道具体人名、工作单位和住址没能找到,也不知道父亲在今生是否还能有缘见到他的两位堂妹,我的两个姑姑。二爹走了,聋子爷爷走了,加高伯伯走了,把好多的遗憾留给了活在世间的我们,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个春天见到了加高伯伯的重孙、久香姐姐的孙子。在光谷某地铁出口见到那个帅气乖巧的小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33年前潜江乡下加高伯伯家,梦珍和她的两个弟弟把藏在地窖里的甘蔗拖出来给我姐妹吃,久香姐姐做的韭菜炒鸡蛋的香味又迎面而来。在我最亲爱的奶奶离开我27年后,我又见到了她紧紧握着不松手的娘家人,而这些年来正是奶奶传给我的善良豁达宽容激励着我搏击人生风雨坚持到现在。我知道在我事业、爱情和婚姻落地的武汉,今后除了老师、爱人、朋友、同学还会有奶奶一直在陪着我,而我也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偿还那份压在心里数十年的情义,报答奶奶对我20年的人间陪伴、呵护和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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