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视角看明代黄州府文化变迁（7）移民迁入 区域经济高速发展

黄州最美遗爱湖

明代是湖北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剧烈的时期。宋代之前，国家的经济重心以北方为主。湖北地区的襄阳、荆州由于处于南北陆路要冲，故两地成为北方与南方的交通重心。自宋代以来，尤其是南宋的统治中心在南方，以武昌府为核心的汉江平原地区依托长江主干道，经济迅猛发展，在政治与经济上已完全取代荆州、襄阳两地。武昌府地位的转变，促使鄂东地区的黄州府与湖广地区的经济重心的距离缩短，有利于扩大两地间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发展。此外，移民造成了湖北人口的增长以及先进生产技术传播，给湖北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农业生产高速推进
明代湖广地区的农业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粮食生产的增长尤其显著。两宋时期，江浙地区农业先进，享誉全国，成为全国粮食重要出产地，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自明代定鼎以来，“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逐渐被历史所湮没，取而代之的是“湖广熟，天下足”。而“湖广熟，天下足中的‘湖广熟’所涵盖的区域主要以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以及湖南的洞庭湖附近。黄州府处于湖广地区的鄂东沿江平原一带，受移民的大批涌入，农业得到快速发展。


谈及湖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该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和建设。有明一代，随着大规模移民迁往鄂东地区，江汉平原以及鄂东沿江平原湖区低地的垸田得到大规模的垦辟。他们中有一部分聚集在黄州府五水上游的山地进行了破坏式的垦殖，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导致平原下游的泥沙淤积，而泥沙淤积又成为了垦辟垸田的自然基础。同时，这些流民中的另一部分涌入平湖地区，直接参与了垦辟垸田的进程，如此促进了黄州府水田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区域粮食的产量。

在移民的输入过程中，江右移民还带入了江西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伴随着人口迁移过程中带来生产技术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首先在耕作方式上，江西和湖北地区有很大区别。陆九渊先生在《象山先生文集》中谈到“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旱禾，晚田种晚大禾；此间(指湖北地区)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田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桑，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此间陆田，若在江东西十八九为早田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宋代种稻只在地域上分水旱，在时间上不分早稻、中稻、晚稻之说。而江西大部分地方一年种两季稻谷，产量较高，江西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势必将这种种植习惯带到此地，无形中增加了此地口粮产量，也进一步向“湖广熟，天下足”迈进。

在水利工程建设上，黄州府河流众多，湖泊环绕，特别是随着农耕土地的开垦与壮大，水利工程发展对于保障地方粮食的安危则是重中之重。据史料记载：“水田者，大率仰泉，在两山之间，谓之浴田;江东西谓之源田。潴水处曰堰，仰溪流者亦谓之浴，盖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谓之堰。江东西水多及高平处，此间则不能，盖其陂不能如江东西之多且善也。”可以看出，湖北的水利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不如江西地区，因而江西移民的大量迁入无疑会促使鄂东地区的水利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由于宋元时期湖北人口较少，地广人稀，经营土地依旧维持着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状态，文献记载：“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莳，俗名漫撒。”导致经常出现“故耕之不力，种之不时，已种而不耘，已耕而不粪，禾弟稗苗稼杂然而生”[4]的景象。而宋代江西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已有一定发展，耕耘、施肥方法较为合理，因此湖北地区亩产量较江西地区偏低。总体来说，江西移民的迁入必然会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进而促进黄州府粮食产量的提高。



手工业发展
依靠着移民的强大实力，黄州府在手工业上也逐步走向繁荣。除了本土的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使得纺织业发达外，瓷器、矿业、造纸等手工业也在移民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

在制瓷业上。宋代是我国瓷业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江西制瓷业是江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手工业部门。所谓“惟器不甚精，名亦未大著”，其中景德镇的青白瓷代表了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而大量移民的迁入，势必将先进的制瓷工艺带到黄州府。如明代时期以青花瓷为主要产品的湖广制瓷业相对发达，甚至远销海外即说明这一点。

矿冶上，江西境内多山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因而江西矿冶生产是宋代社会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在技术革新中，铅山场首先采用胆水浸铜法，以“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后经长期实践，江西人在矿冶技术上发展成了一种先进的冶炼技术。有明一代，受江右冶铁业的影响，黄州府冶铁业比较发达，黄州府的的黄梅县曾设立冶铁所。《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初年仅湖广一省的冶铁数量就达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正是在此先进的矿冶生产水平的熏陶下，黄州地区甚至湖广地区的矿冶业才能不断发展。


刻书业上，宋代社会重文轻武，统治者大力提倡刻印书籍。两宋君主不仅多方购求图书，对编粼书籍有功者，更是赏以金帛或授以官职。江西文教事业发达，讲学盛行，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此外江西地区造纸术发达，又是笔墨的产地之一，条件得天独厚，这些优势使得宋代江西地区成为重要的刻书地之一。宋元时期，雕版印刷业成雨后春笋般发展，社会上私人刻书的情况层出不穷。江西自古重视宗族血缘纽带关系，他们往往以刻书为媒介来印刻本人、祖先的家训或者名人著述，以使名垂千古。江西有名的大儒吉安周必大家，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刻印完成了《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与《周益文忠公集》，三大部书皆写刻精湛，世称“庐陵三绝”。而江右的移民必然将家刻这一文风带入鄂东地区，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大移民时期前往麻城的周氏一族。其后代周弘祖撰有《古今书刻》一书。此外江西书院众多，讲学盛行，书院刻书业在东南地区颇负盛名。有明一代，鄂东地区与江右文化交流密切，书院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无疑对黄州府的刻书事业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造纸业上，宋代江西人文荟萃，书院讲学兴盛，因而推动了地区造纸业的发展。李唐时期，江西的江州、信州等地已享誉长江流域。至赵宋时期，随着文化的繁荣，江西出现了大批不同种类的纸张，如临川滑薄纸、清江藤纸、江州布水纸、饶州纸、吉州竹纸、等都成为皇室御用纸张。先进的造纸工艺在江西填湖广的大背景下带动了湖广地区的造纸业的繁荣，《湖广通志·方产》中就记载了湖广地区如长沙浏阳纸、衡州耒阳纸等多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纸类产品。鄂东地区是移民的中心之地，受其先进工艺的影响，必然促使黄州府造纸技术的革新，进而推动地方造纸术的发展。



商业走向繁荣
明代黄州府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规模商品化，加之临近武昌府和汉口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黄州府的商业逐渐走向繁荣。


前文提到，由于人口的增多，江汉平原和沿江平原被大规模开垦，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宋元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已经逐渐转变成“湖广熟，天下足”。据记载自古富庶的江南到明末已经开始“半仰食江楚卢安之粟”，这说明明代的湖广地区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商品。在手工业方面，由于先进技艺的传播，使得黄州本地与全国各地区交流也日趋频繁，两地商业也在此带动中逐步走向繁荣。

在江西迁入鄂东地区的移民中，除了农业开垦之外，还有大批商人的迈入。他们定居鄂东地区之后，经商的方向以鄂赣边界的水路通道为主，经营木材、米、盐等日用品，直至民国时期依旧还有他们活动的身影。由于商人们大多行走在水路通道，江西客商经常遭受潍坊匪盗的侵袭，为避免遭此祸乱，他们时常结对成帮，后逐渐促使“江右商帮”的形成。“江右商帮”的兴起进一步带动了鄂东地区一批人走上商业之路，黄州府也逐渐形成了重要的商业市镇和繁荣的商品交易中心。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 （清）陈诗编纂，张德英、皮明庥校勘：《湖北旧闻录》，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