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视角看明代黄州府文化变迁（9）地方书院繁荣 讲学之风盛行

黄州最美遗爱湖

文化包涵教育，文化的繁荣与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息息相关。在封建时期，地方教育的兴盛与否与地方科举人才的多寡有着密切联系。有明一代，黄州府的地方教育受江西文化的影响，地方书院空前发展，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繁荣。


黄州府书院发展概况
书院发轫于唐末；宋代开始进入起步阶段；元代在宋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书院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洪武年间，太祖重视科举取士，在全国提倡官学教育，不甚重视地方私学的发展，而书院的数量是衡量地方私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明代的书院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宋元时期，黄州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书院数量较少，发展相对平缓。史料记载，整个宋元时期的书院仅有四所，即东坡书院、万松书院、河东书院与问津书院。元丰八年，苏轼贬谪黄州，为追求文化曾建雪堂书院。后调任之时，苏轼把雪堂交给好友潘大临作为其讲学之所。潘大临为黄冈贤士，黄庭坚称其为“天下奇才”。潘大临在雪堂讲学，也标志着东坡书院的产生，而东坡书院正是黄州地区兴建书院的起始。北宋元丰年间麻城县令张仁甫“筑亭万松岭，亲课士其中，后移建县城内前街南察院旧署。”后逐渐扩为万松书院。宋代最知名的学院当属河东书院。宝佑年间（1253-1258）黄州知州李节于黄陂县东的二程祠基础上增建为书院。建成之后，吸引了无数学者来此求学，其影响力逐步扩大，迅速跻身于南宋十大书院之一。《续文献通考》中所记载的南宋著名书院，河东书院即为其中之一。元代文化凋敝，黄州书院所建仅有一所，是为著名的问津书院。问津书院为龙仁夫讲学所在地，也称为龙仁夫书院。李森林在《江黄学府—问津书院》中介绍：“龙仁夫……江西庐陵永新县人，曾任江浙、湖广儒学副提举。宋亡后，拒绝仕元，隐居孔子山麓孔子庙旁筑室讲学。后世尊龙仁夫为问津书院开创者。”宋元时期黄州府书院数量较少，从发展情况来看属于起步阶段，且书院所建多为乡人讲学以及藏修经典之所在，教学功能较差，相对落后。


河东书院

有明一代，黄州府的书院数量相比宋元时期迅速增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湖北书院在明代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洪武至宣德年间极为消沉；二是正统至弘治年间初步恢复和发展；三是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飞速发展；四是天启至崇祯年间动荡与衰落。明初，统治者为控制舆论，禁锢百姓，加强专制主义思想控制，在地方禁止各类书院的建立，同时以八股取士作为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推行官学为主的教育政策。据统计，明代湖北在州县新建官学有20所，其中有15所为洪武年间新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也逐渐腐败。洪武年间朝廷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举子，则由国子监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从中可以看出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只有官学可以直通仕途。此项政令的颁布也逐渐导致士子们为求仕途不再热心书院，文人士大夫为求龙门只知习八股文、追求科举，不再讲求学问，也不再以修身养性、立德成才为目的，仅在形式上流于表面。而在此文教政策下国家也难以培育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

成化朝时，由于官学的没落，地方书院的发展开始兴起；正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对地方教化功能日益重视，加上此时官学渐趋腐败，士子惟科举成名也逐渐流于形式。自成化开始，政府对于地方书院禁锢政策开始松动；弘治以后，随着官学的进一步腐败，一些大品官员也开始加入士绅的行列投身于书院建设。《湖广总志》记载“书院自宋有之，本以旁翼学校，然滥筋于今，吏之作兴与士之趋向有在彼而不在者。”此时的书院也逐渐发展为取代各级官学成为地方主要的教育机构。成化年间，湖北地区兴建书院5所，到弘治年间书院迅速增到11所，正德年间为12所，至正德末全省共累计建置书院28所。嘉靖、万历年间，省内书院的设置达到了高潮，各地书院大多于此时兴建，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天启年间，随着政治斗争，宦官魏忠贤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对以东林书院为根基的东林党人残酷迫害。为防止他们以书院为由结社成党，阉党政权开始在全国掀起禁毁书院的行动，明代书院的发展骤然下滑，至此书院走向衰败。笔者结合蔡志荣的《明清湖北书院研究》一文整理出“明代湖北地区州府书院分布表”，如下：

明代湖北地区州府书院分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明一代湖北全省书院总数达114所，但这些书院的地域分布是不平衡的。其中，黄州府共有37所之多，占全省同期书院总数的33％，数量高居湖北各府之首。而黄州府内部各州县书院分布如何呢？笔者结合《黄州简史》一书整理出“明代黄州府各州、县书院分布”。如下，详见下表：

明代黄州府各州、县书院分布


通过此表，可以看出，黄州府书院地域分布不均，导致各地的文化程度也不尽相同。黄安县、麻城县、黄冈县三县遥遥领先于其他州县，地方文化相对繁荣。广济县和黄梅县仅有一所书院，客观上也反映了他们与黄州府其他州县文化上的差距。但即使如此，黄州府一府八县均有书院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黄州府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



移民对黄州府书院的影响
明代初期，由于王朝加强思想控制，在文教政策上倾向官学，使得书院的发展被严重抑制，因而移民对于黄州府书院的发展影响较少。成化之后，官学废殆，书院在地方上取代了官学的教化与文教功能，发展迅速。宋代以来，江西教育发达，光绪《江西通志·建置略》记载统计，宋代江西共有书院、书堂、学舍、讲堂之类名称的学校157所。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鹅湖书院、镰溪书院等。大量移民的迁入势必将江西地区的书院文化融入到黄州地区，从而对黄州府的书院发展作出贡献。如弘治年间号称“豢龙世胄”麻城董氏家族董朴所建白果书院，天顺年间周氏后裔周兑所建龙溪书院，嘉靖年间周氏后裔周思久所建辅仁书院等等。

前面讲到，移民的大量输入充实了黄州府的人口，在人口的传播过程中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耕作方式、先进的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促使湖北农业技术的提高，提高了地区的粮食产量，使得该地成为粮食大量外销地区，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在经济交流过程中必然也促使文化交流增多。明成化年间受江汉平原汉水改道的影响，汉口兴起。汉口的兴起促使汉口与周边商业联系日益密切，而鄂东五水源于大别山，自北向南而流，最后垂直汇入长江，两点之间，垂直距离最短。五水通过长江与汉口来联系，使得黄州地区逐步成为了以汉口镇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圈之一。成化以来，随着汉口的兴盛，鄂东外销型农业进一步地发展，加上黄州府中部和南部地势以丘陵和平原为主，地理优势显著。经济的流动也必然带动文化流动。

明代湖北地区书院讲学兴盛，鄂东地区尤为发达。宋明时期，江西文化教育发达，书院讲学已经成为江西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史料记载：“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黯湖、白露，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械、一峰罗先生伦，各立口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就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衾然一以良知为宗，弁毫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从这段材料可得知以阳明学士人为群体的士人讲学和书院讲学极其兴盛，特别是明中后期的王守仁及其后代弟子等人在湖北书院讲学，境内学者纷纷互相迁移交流。《续汉口从谈》中记载到：“盖明中叶以后……社风至盛诗文沿隆庆七子余波，讲学沿阳明后学。学会门分派别，声光炯然，皆当日声气翁集之效也。”可以看出明中叶以后，阳明治学享誉全国，为求学问士子皆从王学。由于阳明学派讲学集中地区为江西、江浙等地，这些地方与鄂东临近，鄂东百姓多为江西的移民。受血缘、地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鄂东地区的移民后裔必然在此建立书院，并将江右尚学之风带入于此。


耿定向

鄂东地区讲学之风盛行，也吸引了各类学派争相而来，如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先、邹元标泰州学派的何心隐、罗汝芳甘泉学派的冯从吾等等。明中后期，鄂东地区逐渐成为东南诸地学术的中心。与此同时，受江西王学、湛学的影响，黄州府本土学者也慕名而随，鄂东地区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学术精英。如麻城毛凤起在《黄州府志》中记载：“诸生少习制举业，后厌弃之，从王守仁讲学。归而授徒，作《也学图致知说》，以明其旨……知县陈子文为建道峰书院居之，就教者益众。”此外还有著名的“三耿”，即黄安的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他们热衷于书院讲学，与江西学者来往密切。耿氏三兄弟常到黄冈问津书院讲学，因而吸引了明中期各派大师如邹元标、高攀龙、冯从吾等来此讲学，黄州府也成为一时的文化重镇。“明嘉靖以还，学者多趋余姚王氏，而大湖南北，盖本泰州王艮所传，则已为别派矣。蕲黄之间，江西接壤，新建故治，流风在人。若黄安耿氏、蕲州顾氏，皆豪杰之士，能自振起，虽兄弟家学，不相因袭，则其得失，亦不尽由师说然也”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受王学的影响，鄂东地区出现了如黄安耿氏三兄弟的耿学以及蕲州顾氏家族的顾学，地方文化繁荣不言而喻。随着黄州府本土学者学问的做大，他们也开始在地方兴起讲学之风，教化百姓，此举无疑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2]熊贤君：《湖北教育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3]胡绍鼎：乾隆《黄冈县志》，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4]李森林：《江黄学府—问津书院》，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