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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陵铺为古“编县”治地考
古“销县”史籍无载，受益于数批次秦汉竹简的出土，故迹正渐次清晰；古“编县”史籍有载，却因语焉不详，存疑之处颇多。杜预称“编县东南有蓝口聚”，其时代的“编县”治地若无定论，“蓝口聚”地望自然无法确认，与其存在关联的“那处”更是无法定位。因此，探寻古“编县”地望犹为重要。
高阳城和许茂城 考证编县地望，可滋利用的官修史料并不多，绝大多数仅叙其名未载其处，最早明其治地者当属郦道元《水经注·漳水》：“漳水东南流，又屈西南，迳编县南。县旧城之东北百四十里也。西南高阳城，移治许茂城，城南临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漳乡南”。郦道元明指“编县”故城有二：一曰“高阳城”，一曰“许茂城”，两者之间相距百四十里。 《水经注》虽称“编县”故城有二，但其文有令人费解处，高阳城和许茂城谁先谁后实难把握。清人杨守敬编撰《水经注疏·漳水》时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引文方式解疑释惑。其在“移治许茂城”处引注曰：“戴云：按，汉编县即今荆门州西高阳城。晋隆安中东北移百四十里，即今南漳县之许茂城”。由此可知，编县先治高阳城，后移许茂城， 《水经注疏》所引“戴云按”，虽然解决了两座古城先后次序问题，但并未指明两处古城的确切地望，对“高阳城”所处位置仅用“今荆门州西”泛指，也未对许茂城的具体地点进行明确定位，仍给现代人考证这两处故城地望留下遗憾。刘甫梳理史料后指出，古“编县”地望大致有四说：一为《水经注》之“许茂故城”及“高阳城”说，二为《大清一统志》之“钟祥胡集”说，三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之“荆门仙居”说，四为《荆门市志》之“荆门烟墩西北(李家洲)说。刘甫支持《水经注》之说，认为“编县由初置高阳城至北徙许茂故城仅仅移动过一次”。同时指出“高阳城当在荆门西、远安东今远安与当阳北交界处的沮漳水之间。许茂故城或在今南漳‘刘家台’或‘亮家台’二者之间”①。除此之外，另有《南漳年鉴》称高阳城在“今荆门市漳河镇西北”②，许茂城在今南漳县西南方向。而荆门市东宝区历史沿革应该受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影响，称高阳城在“今仙居集镇附近”。以笔者观点看，在没有确切证据出现以前，两处地望仍然只能够泛指：高阳城在今荆门西北一带，许茂城在今南漳、当阳、远安结合部的漳水边。 编县故城不止两处 可能是受《水经注》和《水经注疏》观点的影响，目前学界倾向于编县故城仅有两处即高阳城和许茂城，但是，如果排除编县故城另有他处存在，于逻辑推理而言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若将杜预作注之时的编县治地定位在荆门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于情于理有以下六点令人费解之处： 其一，《后汉书•地理志》仅载“编，蓝口聚”，而杜预注的指向更明确：“编县东南有蓝口聚”，暗示其应该进行过细致考证。以其严谨治学风格看，定位“蓝口聚”方位的地标一定是最佳标的，两者之间不仅需要有属地管理关联性，而且相互位置也应该相对适中。目前“蓝口聚”地望仅有两说：一称在钟祥磷矿镇，一称在钟祥石牌。两说皆把“蓝口聚”定位在汉水之滨，而汉水之滨名载史册的古地名有许多，在其中一处能够寻找到定位“蓝口聚”的最合适标的。如果当时的“编县”治地远在荆门西侧的深山老岭，杜预不可能舍近求远用其来定位“蓝口聚”。若非要如此自然有隔靴搔痒之嫌。治学严谨的杜预断然不会犯下如此低级错误。 其二、假设“蓝口聚”在今钟祥磷矿镇，古“鄀县”就在附近，如果不考虑“编县”的存在，以位置适中角度而言，用鄀县治地定位“蓝口聚”应该更适合。假定“蓝口聚”在钟祥石牌，用“当阳县”或者独秀一峰挺立于汉江边的“内方山”也都是合适标的。何需非要从遥远的深山老岭拎出一个“编县”治地来定位？ 其三、杜预处于西晋初年，“当阳县”的位置尚在今荆门市区南郊一带，有《三国志·吴主传》所载“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为证。杜预既然能以“当阳县”来定位“权城”地望，也是可以用其定位“蓝口聚”。杜预曾长期坐阵襄阳与东吴对垒，“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又对史籍乱熟于心，“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其寻找“蓝口聚”的定位参照标，不可能厚此薄彼，舍近求远。 其四、《西晋•地理志》载：“编，有云梦官。”“云梦官”之设应该与古籍所载“云梦大泽”相关联，据《中国官制大辞典》：“云梦官，官名。西汉南郡编县及江夏郡各置云梦官，见《汉书地理志》，官理云梦泽之事”。笔者认为云梦官的职责很有可能是管理堤防、渔业、围垸兴田等事务。若古编县所处之地与汉水无涉，断无配设此官的理由。《南漳年鉴》称此官之设是为了防治高阳城的水患③，似乎并也无过硬逻辑，似可疑而不信。 从逻辑角度而言。杜预用“编县”定位“蓝口聚”时，“编县”治地绝不可能远在荆门西北部崇山峻岭之中，最大可能应该是在汉水之滨，且距离“蓝口聚”并不太远。 上泉冈 预判汉水之滨另有一处“编县”治地，并非否定“高阳城”和“许茂城”的存在。既然《水经注》和《水经注疏》已经实指，必有其合理性，杜预和杨守敬应该是查考并确认相关史料后，才分别提笔补注前文。从笔者目前搜罗到的史料看，在“高阳城”和“许茂城”之外，的确有另外一处编县故城存在。 荆州至襄阳一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战，王朝兴衰与政权更迭屡见不鲜。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对峙时期，这里更是兵戈不断、烽火连绵。“三国迸裂，荆州为用武之地。孙刘东西并分，魏吴南北双立”④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每遇政权易手自然导致行政区域变更。史料显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今襄阳至荆州一线行政区域经历过一次重大变革，变革的原因不仅在于桓氏集团再度独霸荆襄地区而且还在于这里出现了“沮漳降蛮”和“三辅流民”两件重大事件。“沮漳降蛮”为单一事件，而“三辅流民”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区域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从而导致大规模“侨立郡县”事件的发生。在此历史背景下，“编县”的行政区划和辖地随时而动，因事而异在所难免。以与“编县”相临的古“当阳县”为例，其治地初立之时在今荆门市区南侧，因行政区划屡次调整，辖地不断减少，治地不断西移，最后竟然西跨漳河而立，后又远徙至沮水流迳之地即今日玉阳镇。另一个曾经与“编县”相临的古“鄀县”，也先后经历了废除与复立，析置与改隶的诸多变化，在时代大潮面前编县的治地与辖地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经历了诸多次变化。 关于编县治地曾经发生异动的问题，《太平寰宇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晋隆安五年，立武宁郡于故编县城”。武宁郡之设可以得到《晋书·桓玄传》的侧证：“玄移沮漳蛮二千户立武宁郡，更招集流人立绥安郡，又置诸郡丞。”《太平寰宇记》明言新设立的武宁郡治地在“故编县城”，如果“编县”故城仅有两处，则只能在许茂城、高阳城两者之中选择。然而“编县”被废除的时间发生在南朝萧梁太平二年（557年），在隆安五年行政区划进行大面积调整的时候“编县”仍然存在，且治于“许茂城”。因此可以直接排除“许茂城”承载新设“武宁郡”治地的可能性。当然，也有证据将“高阳城”排除在处。《荆门直隶州志》载：“隆安五年，省武宁县，移长宁县，属上泉冈武宁郡”⑤。此处言“上泉冈”却不称“高阳城”，不仅否定“高阳城”与“武宁郡”治地存在关联性的可能，而且直接指明“武宁郡”的治地就在“上泉冈”。因此可以断言“编县”故城确实不仅仅只有高阳城、许茂城两处，上泉冈也是古编县曾经的治地之一。 关于上泉冈的地望，《荆门直隶州志》卷四“塘讯”处有载：“子陵铺即上泉冈”。查卫星地图可知，在荆门市区北侧子陵铺镇内罗堰路东侧明确标注有上泉冈。这里正好属于汉水西岸地区的纵深地带。这与之前判断杜预为“蓝口聚”作注时，“编县”治地应该位于汉水之滨且与“蓝口聚”距离相对适中的观点契合。更为惊喜的是《荆门直隶州志》又载，“古旧县城，在县北二十五里亭子山下，今城隍庙犹存”。说明这里以前确有古旧县城遗址，这个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古“编县”曾经的治地。而且考古资料已经证实，这一带除了古旧县城遗址外，还有其他众多古代遗存，如龙王山遗址、黄家坡遗址、金塜等，甚至在1987年12月还出土过越王州句剑⑥。这里的文化遗存反映，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古人在此生息繁衍，而西周至汉晋时期的遗存也非常丰富，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聚落之一。如果“上泉冈”为西汉至西晋早期古“编县”治地的结论能够成立，则“蓝口聚”的地望当在钟祥石牌镇境内。 －－－－－－－－－－－－ ①刘甫《“编县”小考》 ②③参见《南漳年鉴》刊载的《追踪南漳西南古编县故城》 ④光绪《荆州府志》 ⑤《荆门直隶州志•沿革篇•武宁》 ⑥参见《荆门市子阮冈古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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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襄阳市 2022-3-19 0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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