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我的书房

罗相和

书房，我的书房
武汉市新洲四中 罗相和

庚子年疫情肆虐，国人不能外出，我也呆在家里，一边居家抗疫，一边看书写作。因为编写教师文化方面的书籍，高教司要求比较高，我们也很慎重，特别召开了视频会议。居于一室，心游天下，亲眼登临几个令人羡慕的专家和他们的书房，广博儒雅，内涵丰富，韵味幽深，令我叹为观止，然而，我独守校园，呆坐教室，以教室作书房，三十多年，留恋难去……
一、火焚书房
我很小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
我家姊妹多，几个小萝卜头挤在正房里，只有一张床，拥挤一起，三姐大一些，讲鬼故事、猜谜语、闹着玩，热闹非凡。只是我的书籍没有地方放，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泥砖做的台子，高低不平，三姐想出一个法子，用纸箱一垫，就算一张书桌，靠墙处再用几块砖隔出“口”字，算作书架；地下再搬几块砖，叠成方凳，垫上稻草，居然有了高高的桌子，低低的板凳，可以端坐看书。
看书，只限于晚上，只限于大家睡着的时候。
这间正房没有窗户，楼上堆放着稻草、棉杆和竹根，屋顶有两块“洋瓦”，在大白天才能看书；其他时间则黑咕隆咚，要点油灯，而灯油昂贵而难得，不在特别的日子，不容许点燃。白天翻书，书页有一面背光成影，明暗有对比感；文字不在一个平面，正反有立体感。
房间太大，不像堂哥书房那么小巧，只得自己想办法，没有青砖，土砖也行，湾子四处是有边没角的土砖，我都搬过来，一整块搬动不动，这些掉了菱角的半块土砖，恰好能搬动。
自己动手，把大房子分隔开来，不就有了书房吗？
这些土砖叠放起来不容易，叠高一点就倒了。有一次，我勉强叠了半人高，等我回头再去搬砖的时候，砖墙“轰隆”倒地，滚来的土砖把脚砸出血包，我半天动弹不得。
好久，我只能一瘸一拐上学。同学们笑话我，还模仿我一只脚跳跳的样子。
我不管这些，腿好一点就接着干。
三姐大我两岁，她知道叠砖有窍门，不能一顺叠放，要错开，善用半块错放，最好弄一点泥巴粘合。泥巴很多，一下雨，到处泥泞，我按照她说的方法叠放，果然垒墙人高。走进去“书房”，左看右看，蛮像小巧玲珑的书房。
美中不足，别人的书房是白色的墙壁，我的书房满是泥巴，黑咕隆咚的，怎么办？
父亲是大队支书，他不认得字，鼓励我们爱上读书，经常带报纸回家，鼓动我们识字。我就用米汤把报纸粘糊在黑乎乎的泥墙上，这样一伺弄，墙壁变色了，亮堂堂的，书房终于成了。
坐在书房里，白天不能长看书，光线暗淡，眼睛无力；到了晚上，点上油灯，等姊妹们安静下来，才可以“吃”书，有时候嫌他们太吵，但是若是借书，规定了期限，即使吵翻天，也不会干扰我，因此，三姐说我，要说吵人，那是假看，书遮百毒，雷打不怕。
那个时候，眼睛好，天气好，我静下心看书，走进书文，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为此，有一次上学迟到了。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读书，姊妹都上学走了，父母出工了，我跟着书喜怒哀乐，鸡叫一声，我惊醒过来，跑步上学，大门却锁上了，出不去，虽然是果子锁，但是门缝小钻不出，我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喊也喊不应，哭也哭不出，这样耽误上课，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你是干部子弟，要带头热爱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大火，烧掉了我的书房，弟弟生病一年多，没有什么营养补品，只有鸡蛋，每天吃一个热鸡蛋，这天傍晚，弟弟举灯去拿鸡蛋，鸡窝上是我们几个姊妹一起打的柴草，被油灯点燃，父亲开会走了，只有妈妈和几个小萝卜头，哪里能灭干柴烈火，我湾前湾后乱跑，乱哭，乱喊，乱咒，心想，这么多人朝我书房泼水，我的书籍一定会打湿，明天要好好晒一晒。
有幸的是，北风吹火，没有烧掉父母的房间；无情的是，火向南走，把我的书房变成了残垣断壁，一抹黑色火灰……
火硬是不放过我，我读高中，家里生计困难，哥哥在武汉舵落口武汉果品冷库打工，到了暑假，他回来复晚，我放假去顶班。在土石灰尘叮叮当当的工地伤，我依然手不释卷，每天抱着书籍，享受者麻蚊子的“亲吻”。那个时候，家乡没有这种麻蚊子，一个一个又麻又毒，叮咬之后，起一小包，又痛又痒，几天才能消除。每天增加几个包，小腿成了痛痒狼牙棒。
打工没有几天的劳累，却被一场无情的烈火教训，穿拖鞋，撸裤管，二楼的安装公司抢着施工的电焊火花，点燃了一楼土建公司抢工的铺地沥青，我准备上楼，心知楼上难逃，赶紧下楼，一脚踩进沥青，摔倒在轰然卷曲的烈焰之中……

二、病室书房
百分之四十七的烧伤，在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我蹲了八十三天。
在这里，每天跟伤痛迷糊混沌和噩梦为伍；
在这里，每天跟消炎消毒消除病魔的希望为伴；
在这里，每天跟白色的墙壁床单医护人员和纱布绷带为亲；
在这里，每天品味着人间冷暖，进行着肉体与精神的撞击；
在这里，每天用书籍弥补缺课的遗憾，用书本解脱疼痛的折磨。
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一天天减少，医院的生活，除了疼痛就是无聊，漫漫征程怎么过？
有一天，我看见退休老工人拿着一本书看，我很好奇，一个退休之人，垂垂老矣，怎么还这么喜欢看书？
几天前，他看《铁面人》《老舍小说选》，我不敢向一个城市老人借书，虽然他和善，只是慢慢走过去，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书籍的封面：一个黑衣人，站在黑暗中，还那么刚强气硬。
今天，他拿着茅盾的《牛虻》，这本书，我曾经借同学的书籍，在上课缝隙中偷偷读过，但是，现在是病中，可以大胆放心安静地读书，趁老师傅洗口之机，拿过来一看，一读就进去了，竟然忘记还给他。
病房的几个病友，每天热谈着明星的事情，那个时候，不叫追星，也没有追星族，而是谈明星如何跳舞，如何开放、洒脱、肆意，搂一搂女人的腰，摸一摸女人的手，多么柔软，富有弹性。
老人和善地笑一笑，当我不好意思还书的时候，他挥一挥手，你看，你看，年轻人爱看书很好很好。因此，在病房里，老工人有什么书看，我就有什么书读。那时候，时兴看推理小说，虽然没有福尔摩斯的小说那么吸引人，但是，日本的推理小说，主要是对生活进行描写，写到最后，抓住罪犯了，再回头去剖析情节，寻找埋藏的线索，从细微处指出犯罪，最终抓住凶手。
那本《老舍小说选》，我记得“短裤党”，感到特别亲切，看一看我们，成天打赤膊，穿短裤，不就是一群“短裤党”，对号入座，兴趣倍增。拿着《老舍小说选》就好像拿着自己的命运和前程，我翻看起来，老师傅的书籍，到处都是折痕，说明老工人经常看这本书，而且每一次看到的页数不多，页数也不一致，应该是经常看，有时间就看。
不管什么时候，书籍一到我手中，其他的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好像不在病房一样，书中自有日月，别有洞天。书籍给我以快乐与知识，书籍给我指路与探路，沉浸在《老舍小说选》之中，一读再读，恰如他乡遇故知，所以，医院停水，护士说了好几次，我一点不知道，内急，跑到厕所，找不到门，奇怪，天天上厕所，今天怎么找不到门呢？
一个护士过来质问我：五床，你干什么？
我呐呐半饷，憋得难受，只好怏怏回去。
我们找到外科，却不知道哪一个是男厕所？
因为男女都从一个厕所出来。
过了两天，老工人的教师妻子又带来一本书，是茅盾的《子夜》。我看过介绍，茅盾为了写这本书，曾经钻进股市，每天跟多头与空头呆在一起，在股票市场做卧底，掌握第一手写作资料。还有，他曾经想反映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全貌，写作了一段地下工作，躲躲闪闪，好像力不从心，因为眼疾才好，为写《子夜》，又有复发之势，只好忍痛放弃全貌。
我《子夜》内外找到了共鸣，心底又一次升起对文学的热爱。
有一次，听新闻报道说：茅盾去世。我伤心好几天，对一个同学说了，他说，死了死了，死了算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此后，我没有跟这个同学来往，一看见他，心理堵得慌，道不同不相为谋。
每天，我都在阅读之中，忘记了我是一个高中生，还要参加高考，我把英语、数学、物理统统忘在脑后，我手头几部小说书，每一部激动一时，掩卷沉思，或者痛苦流泪，或者会心一笑。很多时候，我被病房的人们所讥笑，这不是烧伤科，而是神经科；这不是一个烧伤病人，而是一个神经病人。别人说别人的，别人讥笑别人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以为意，爱书绝不反悔，倒是老工人出面替我回答了。
书里有人生，说笑哭闹，那是真性情。
这个时候，是教育回潮之际，热爱读书学习的人，很多很荣耀。所以好多年轻护士，一走进病房，就过来翻看我的病床，数一数枕头旁边有什么报纸、杂志和书籍，然后回头对病友或者同事叨叨说：天呀！这哪里是病房，这是书房；这哪里是病床，这是书床，小罗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料。
我只是爱看书，一日不读书，心理比伤口还疼痛，“坐家”不“坐家”真没想到，走着站着蹲着玩着都可以看书。

三、草棚苦读
青葱的田野里，黄色的山坡上，孤零零蹲着一个灰黑的农家草棚，那就是我的大学。
这不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而是中原腹地用巴茅草搭建的求学草堂，是模仿杜甫的成都草堂和刘禹锡《陋室铭》而建筑的——我读书求学的农村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有诗为证：
山不在高，有书则名。
水不在深，有文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学勤。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用巴茅草搭建房子，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迫不得已，家里贫困，上十口人，窝在一间房子里，想读书没有一桌安静的地方；想做房子，那是妄想，姊妹多，又都读了高中，子多母苦，子读父贫，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无余力再做房子，父母只好用巴茅草给我搭建一个临时“书房”，因为我曾经以多个第一进入高中，却因为失身烈火而烧掉了我的大学，这里建设一个草堂，也是为了让我安静地读几本书，继续读书的梦想，但是，这间书房，很久之后，都是我贫困背时的记录，都是我不配婚恋的罪证。
草棚顶上用的草，别人叫做芭茅、或者巴毛，我第一个写成“巴茅”，这是两位作家名字的借用，一个是巴金，一个是茅盾，都是我文学的引路人。不过，中原人多用“巴茅”来做庄稼的篱笆，因为“巴茅”低贱而易得，易燃而好用，再生能力很强，人们乐于种植。
我带着几箱子书住进去，那时候，有人加入刊授大学，有人参与自修大学，我则参加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几年时间，全心学习，不分寒暑，没有节假日。冬天，把破旧衣服捆绑身上，御寒；夏天，用冷水一桶备用，降温。有诗为证：
欲问为学道，胜过叫花求。
终于学完几十门教材，还看了一大堆无用的书本，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有多种专业，有十几万人，中国这么大，学员那么多，不能集中进行考试验收，所以，我们学习几年的成绩，被行政部门一句话否定。
别人说大学要大师，我们的指导老师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还有文学大师艾青、肖军加盟，学员报名火爆。函大申请教育部，准备跟人大联合收一个作家班，五十人，但是不好依托某地一方招考，最后流产，我们这些优秀者公开登上函大的学习杂志上的人，拿着红艳艳的文凭只好望洋兴叹：
文凭不算苦浮云，我辈悬空八条腿。
1987年，我跟几个我的老师一起，参加了民盟在武汉举办的自学考试，那时候，参加自学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举国所望。但是新洲还没有这么一个机构，第一次参加自修考试，我报两门课，全部一次通过。高兴不得，我是唯一一个过关的人，老师们都没有过，他们不准备再考试，这样，我就没有了同伴，而且每一次考试都要跑到武汉去，经济上也受不了。
得亏，新洲县也有自修考试，我回乡参考，十多门课程，一举拿下，我又一次拥有了红彤彤的大学文凭，这次算数。在家乡小学老师中，我第一个拥有大专文凭，这样，成为教育界的一支中坚力量，改革创新的尖兵。
二千年的时候，我有了儿子，他到了求学之年，为了培养他的自学习惯，我又一次参加自修考试本科的考试，可以不考英语，用三门学分代替。
我们父子两个人，一起坐在桌子两边，青灯一盏，书本两堆，他做他的学校作业，我做我的学习作业，平淡、安静、安心读书，这是最优雅的风景，也是世界上最难得的意境。
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周围全是年轻人，有很多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也参加了考试，成绩比我强，速度比我快，但是，我不相信四十岁不能学习，我不相信记忆力不好，我不相信不能再进步，我不相信刻苦没有收获。没用多久，我再一次拥有厚实的红通通的本科文凭和一本油印诗集。我赋诗一首，来纪念艰难的求学生涯。
考场百战九九春，失身烈火误前程；
低头洗手洗明月，青丝白发红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