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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昌 拙著《楚国史》中，也称屈原是荆州（楚国都郢）人，引起了社会上很多朋友的关注，有的说屈原明明是秭归人，怎么会成为荆州人呢？ 希望能谈深入一点，以便更全面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屈原故里说法之歧异，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建国后随着对屈原和楚学研究的深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更正面地展开了，并且讨论得很热烈，不少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笔者在拜读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章后，又重读了有关历史文献，在这里也谈点自己的想法，算是一个认识与体会罢。 屈原故里历史文献是怎样记载的对屈原最早立传的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卒年不详，离屈原生活年代晚100多年。他对屈原的文章道德五体投地，故其对屈原的记叙颇详，是我们今天研究屈原最具权威性的文献之一。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一开头就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虽未直接点明屈原生地，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屈原是楚王族同宗的贵族之后。既是王族同姓，其籍贯自与王族一起，故作者语焉未详，实际上已作了明确交代。读《史记》列传，司马迁为其立传的，有的是具体地写明籍贯的，如与屈原同一篇传中的，就说是洛阳人。有的则未写明，如王族、公族之后，则以族见籍，如称魏豹，“故魏诸公子也”，称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均未点明籍贯。这就说明屈原的籍贯是与王族一起的，用不着再去多说了。当然，屈原的先祖屈瑕，是楚武王之子，被封于屈，以屈为氏，其后也就以屈为姓了。此屈地何处，不详。但从楚国长盛不衰的屈、昭、景三大姓（三大贵族）的特殊地位来看，屈姓系始终随王族而居，则是毋庸置疑的。 较司马迁稍早的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前154年一前93年）所写的《七谏 ・ 初放》一诗中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里则明确地点明屈原出生于国（都），长大于原野（部）。司马迁与东方朔，一个说是“楚之同姓”，一个说是“生于国”，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看来屈原的故里在郢，应该是明确的。东汉文学家王逸（生卒年不详）《楚辞章句》中，对上述东方朔两句作注说：“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前句与东方朔意合，后句是个人理解。可见从屈原死后战国末至秦汉的四五百年间，屈原的故里在郢，是公认的，不存在歧异。至于东方朔说屈原“长于原野”，王逸注只是一说，后人解释不同，与屈原籍贯无关。 时至两晋南北朝，北魏人郦道元（466年或472年-527年）《水经注 ・ 江水》引袁崧语：“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姊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糜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日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媭亩，捣衣石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水经注》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故该著影响很大，屈原故里秭归说，几成定论。然此说有几点值得推敲。第一，袁崧系东晋人，历仕吴郡太守等职，距屈原已近700年，故其记屈原故乡多遗迹传闻，并非司马迁、东方朔时代实情，而是后人所传播的。第二，秭归的“归”，即夔，古国名。《左传 ・ 僖公二十六年》：楚“灭蘷，以蘷子归”。时在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此后，蘷（今秭归）成为楚国的版图。旧说秭归是原楚都丹阳，所谓熊绎之始国，今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否定，故说屈原之祖与王族均居此，当亦为史家所不取。第三，姊与秭只是音同，意则迥然相异。《离骚》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说文》引贾逵说：“楚人谓姊为嬃。”汪瑗《楚辞集解》：“媭，贱妾之称。”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引申为“女伴”，并疑女媭是屈原的侍女。黄寿祺、梅桐生《楚辞今译》认为“女媭”应是屈原虚构的一个“老大姐”式的人物，并非实指。故说女媭为屈原姐，似难成立，秭归因姊归得名，亦非历史真实。综此，从历史文献角度看，司马迁、东方朔的说法较为可靠，具有权威性；郦道元说法，是引用袁崧游记之类著述，传说逸闻成分较多，当不足为信史。 屈原本人是怎样叙述自己的故里的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他的眷恋故国故里之情在他的诗作中有充分的表露，其中尤以《哀郢》为突出。因此，《哀郢》是了解屈原故里的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篇诗作，大家都很熟悉，为了把问题说清楚，笔者还是不厌其烦，在此边引用边作出解释。 据诗人说，他离郢已经9年了，也就是说，屈原第二次流放沅湘一带，是在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破郢的九年前，亦即在公元前287年（楚顷襄王十二年）左右。这次屈原为什么再次被放逐，史无明载，但据《史记》有关篇章记载，可作一大致推断。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楚怀王客死于秦，楚国军民激愤，而恰在这年，齐孟尝君联合韩、魏连续攻打秦国，终于攻破了函谷关，秦都咸阳震动，秦被迫向齐、韩、魏求和。楚顷襄王在这一大好时机下，任其父死于秦，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过4年，秦反击韩、魏获胜后，又对楚国进行战争威胁。楚顷襄王害怕，竟迎娶秦女与秦结为姻亲之国。屈原等爱国仁人志士，对此当引为奇耻大辱，慷慨陈辞，指斥令尹子兰等腐朽守旧势力误国。结果，屈原再遭贬逐，长年累月在外流放，不得回归。公元前278年楚国都郢沦陷后，他悲愤至极，作《哀郢》、《怀沙》等诗后，投汨罗江悲壮自沉。因此，《哀郢》集中抒发了诗人对故国故乡思念之情，当然也就是诗人故里最真实的见证。该诗一开始就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上天失去常道），何百姓之震愆（为何使百姓无辜受罪）。民离散而相失兮（人民妻离子散纷纷逃亡），方仲春而东迁（正当仲春二月逃跑到东方）。去故乡而就远兮（别离家乡而弃向远方），遵江夏以流亡（沿着长江和夏水而到处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走出国都郢的城门我悲痛的怀念着），甲之朝吾以行（甲日早上我开始远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我从郢都出发告别了故乡里门），怊荒忽其焉极（心头悲伤迷茫哪里是尽头）？ 楫齐扬以容与兮（船桨齐划船缓慢地前进），哀见君而不再得（悲哀地不能再见到君王了）。望长楸而太息兮（望见故里梓树伤心地叹息），涕淫淫其若霰（泪水不止如同雪珠）。过夏首而西浮兮（经过夏首而往西飘浮去），顾龙门而不见（回顾郢都龙门则不见了）。”接着又写道：“去终古之所居今（离去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里），今道遥而来东（今天无报国之门而又似自由自在地来到东方）。”“背夏浦而西思兮（背向夏浦而深深地思念着西边的郢都），哀故都之日远（悲伤地凝望着故都郢越来越远）。”“曾不知夏之为丘兮（曾不知郢都宮殿变成荒丘了），孰两东门之可芜（还说什么那两座东门已经荒芜）。”“惟郢路之辽远兮（惟见郢都路程是那么地遥远），江与夏之不可涉（长江和夏水又跋涉不过去）。”最后，诗人深情地写道：“曼余目以流观令（我张目四方观望），翼一反之何时（希望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故乡一次）？ 鸟飞反故乡今（鸟总得要飞回故乡旧巢），狐死必首丘（狐狸死时必定向着出生的山冈）。”通篇读来，诗人不仅充满了报效族国愿望之赤诚，而且也洋溢着思念自己故里感情之真切。在屈原的情感理念中，爱国与恋乡是统一的这正是这位我国古代爱国主义奠基者的高尚情操所在。在诗中，提及的“江夏”“夏首”“夏浦”，与故都郢、今荆州纪南城的地望完全是一致的。如夏，即古夏水，从郢至今沙市东而分江水，东经监利县北，在沔阳县城（今称仙桃市）附近入汉。夏首，即夏水口，上接长江之地，在郢都偏南，即今沙市处。夏浦，即夏水之滨。当年屈原就是经此夏水浮江而入沅湘流域的。至于诗中提到的“闾”“龙门”“东门”，都是有明确史载与考古发掘资料证实的郢都建筑物，而这正是屈原自称的“终古”（世世代代）之居地。此外，在其他诗篇中，屈原也有类似《哀郢》一样思念故里的诗句，如《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等等。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即正处于楚宣、威王交替之际，成长于楚威王时期及楚怀王前期，并在楚怀王强盛时期入仕，为国效劳。东方朔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屈原在《惜诵》中曾自称“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推测屈原幼时曾在“原野”中度过穷困岁月。从历史角度看，楚悼王时期（前401年—前381年）曾进行过一次雷厉风行的改革运动（吴起变法），一些世家大族先是遭受到沉重打击，后又被楚肃王严厉惩处，像屈姓这样一些旧权贵，可能也受到牵连与影响，这也就是屈原自谓“贫贱”，王逸说屈原“长大见远，弃于山野”的原因。楚国经楚肃王整顿恢复后，楚宣、威王及楚怀王前期的五、六十年间，楚国稳定，国力强盛，出身在世家大族的屈原与其他权贵子弟，才又得以步入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干。这种生活经历，奠定了屈原思想成熟、政治坚定、文化底蕴深厚的基础。因此，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抑或是屈原本人自述，都充分证明了屈原出生在郢都，成长在荆楚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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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 2023-9-13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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