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境内之鄂皆为东鄂,特别是与鄂君启节同时代屈原辞赋中之鄂,确为东鄂无疑”, 肯定了“鄂君启节”中的鄂即为鄂渚,鄂渚实为鄂州诸湖的别名。 “鄂君启节”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税法提供了珍贵史料 鄂地水网纵横,是楚国的船舶制造基地,鄂君启为了抓住商业贸易发展的机遇,极想利用水运发达的优势参与商运。在屈原的帮助下,楚怀王六年,(公元323年),朝廷特用青铜铸造了“鄂君启节”颁发给鄂君启,实现了鄂君启的“简化交通关卡手续,迅速发展商运贸易的构想”。 “鄂君启节”是我国最早的经商免税通行证。楚国幅员辽阔,城邑数百,均设水陆关卡,税官驻守,征收往来商队关市税。“鄂君启节”以国君名义铸造并颁发给封君享有免税通行的待遇,说明当时就有官商的存在。细读铭文也不难看出,即使有了这样的节符也不是至高无上的,铭文规定了享有这一特权的封君所持有的舟车数量、经商路线、货物种类、行程期限、免税范围、纳税程序等方面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 “鄂君启节”铭文记载虽极简略,但印证了楚国确曾实行征税制度以及纳税人(主要是贵族富商)享有的免税特权及其诸多限制,这在我国税收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实证。 “鄂君启节”单位互算的折算方法为后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鄂君启节”铭文中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车为限。如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用肩挑即“担徒”来挑担,则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必须把牲畜驮载的、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这样的规定一方面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商人水陆运输物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战国后期在经济活动往来中,已经初步掌握了大小单位换算的办法,这些都为后秦计算单位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鄂君启节”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古代水利建设、交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鄂君启节”铭文注明的舟节路线为:“自鄂往,逾湖,上汉,庚鄢,庚芑阳,逾江,庚黄,逾夏,入汜。逾江,庚彭,庚松阳,入浍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庚邶阳;入庚鄙;入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专家们大量研究证明,鄂君启节中凡是“内”字都是指的由大水进入小水、由主流进入支流。表明那时长江主泓水道只能位于华容隆起以南,四水分别入江的史实。 它也表明是楚怀王对鄂君启水运路线的规定,也说明楚国当时建设用于粮食运输和交易的水路交通干线已经非常发达。加上春秋时代著名的吴国江淮运河,《史记·河渠书》记有从黄河通往淮水的鸿沟,楚国的通往汉水、云梦泽的运河,吴国的通往三江五湖的运河,齐国的通往菑水、济水的运河,蜀地成都的运河(都江堰),等等。可以窥见春秋、战国、秦代各国进行的水陆交通与关津的建设和水利开发。 “鄂君启节”铭文记载,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以文物资料求证交通史,也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鄂君启节”是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信物的重要物证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战国时期,别的诸侯国也用符信,但所见不多。“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铭文显示这个通行符节的持有者除沿途所享受的特权外,还必须遵守沿途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严格规定的具体条文。据专家研究,此时的“节”相对于“符”来说,更方便,更实用了。这也说明战国晚期已经进入邮驿的简书与符信的时代,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鄂君启节”是研究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秦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作为政府颁发的通用字体,推行隶书的使用,把隶书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楚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楚系文字端秀瘦劲,结体修长的特点被小篆所吸收。“鄂君启节”是楚系文字的代表之一,节上金错铭文三一二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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