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佑祥：沔阳师范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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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触民间文学, 是从童年开始的, 这正是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厚的根基。我曾在1985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的“ 后记”中作过这样的忆述:
      故乡沔阳古时位于洞庭湖滨, 为苗、汉杂居之地,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十分丰富。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是听
      老人们讲故事, 当地叫做讲“ 古话”。特别是其中的神奇幻想故事, 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这些故事在脑海里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并不多, 然而那些精彩的片断却深深地铭刻在记忆里。
      如小伙子寻找簸箕大的鲤鱼鳞同小姐成亲; 造反者拜灯花, 据说把黄豆大的灯花拜到簸箕大,就可以起兵造反, 夺取皇上的天下:“ 野人家家”进屋来,尾巴没处藏, 哄孩子们说自己长了坐板疮, 不能坐板凳,只能坐斛桶; 道士捋下一把树叶, 撒到稻田里就变成活蹦乱跳的鲫鱼; 排客同本地法师斗法, 法师被害, 其母复仇,一面哭儿子, 一面将淘米洗菜的筲箕一片一片拆开, 于是千里洞庭湖上风急浪涌, 木排突然散架, 那些害人的排客一一葬身波涛, 如此等等。至今回想起来, 印象仍是鲜明如画。它们都有着扬善惩恶的寓意, 幼时自然不甚了了。
      然而这些故事所创造的奇幻美妙的境界, 却令人喜悦激动, 惊奇入迷。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 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 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 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 简直是点石成金,它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使我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语言艺术从此结下难解之缘, 由此开始领略到民间艺术的美妙。
      沔阳属于荆楚地区, 80年代以后对荆楚文化的研究成为一股学术热潮。我于1991 年发表《楚文化中的民间故事》一文, 其中讲到荆楚地区的民间艺术“, 以狂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和神秘奇幻色彩有力地吸引着人们, 使人目眩神驰。它和楚人勇敢豪迈的气概以及楚地葱茏险峻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蔚为壮观”。这一论断中就包含着自己对童年印象的体味。民间文学被世界上的学人视为裸露人民大众心灵的窗口。童年时代的感性积累不仅使我对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一的民间文艺学感到格外亲切, 而且有助于贴近人民大众的心灵, 从而来理解、判断有关民间文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可信程度。那种回避或抹杀旧时代民间文艺和民众精神生活落后性、局限性的理论固然不足取, 但一味贬抑中国劳动人民精神文化财富的虚无主义观点更是背离实际, 在事实面前难以立足。
      我从六岁起即在家乡的私塾发蒙读书。启蒙老师有李笃卿、周甫臣诸先生, 父亲和哥哥也作过我的老师。清贫正直、和蔼可亲的李笃卿老先生尤其使我终生难忘。发蒙识字课本的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 我用一两天时间就把这本书背熟了, 深得老师的夸奖, 这大大激发了我对读书识字的兴趣。在私塾读的主要是“四书”、“ 五经”, 着重背书写文章, 很少接触数理化, 从而促使我的志趣偏向文科。1947 年秋季我曾考入设在仙桃的沔阳县立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学习, 到年底仙桃发生激烈战斗, 学校因被从沔城迁来的国民党县政府占据而解散, 我便回到家乡自学。1950年8月考入沔阳师范学校, 带着简单的行李, 坐小船在夜色苍茫中过洪湖到新堤上学, 从此告别家乡父老, 告别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我于1950年9月进入沔阳师范学校, 在这所位于洪湖之滨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新型学校里度过了三年既艰苦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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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是新中国建立之初, 百废待兴。学校里设备简陋, 大部分学生家境贫困, 一切用度全靠政府发给的人民助学金维持, 可是全校师生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 充满朝气。同学们自己组织伙食团,轮流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同心协力办伙食。八个人一席, 在操场的地上围着一罐煮蚕豆、湖南豆豉烧冬瓜或豆瓣酱烧鱼, 一边高谈阔论, 一边狼吞虎咽。在球场上奔跑通常都是赤膊赤脚, 运动场上出一身大汗, 随后提井水兜头淋洗, 通身无比畅快。假日上街拿脸盆买菱角, 三五个人一起, 一边啃菱角, 一边不知天高地厚地纵论社会人生, 从鲁迅、华罗庚讲到罗曼·罗兰和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我们任课的许多老师, 不但学识渊博, 而且师德高尚。王功品、杨元虎、陈永三位老师先后给我们上过语文课, 深厚的语文功底和深入浅出的讲授, 使我对语文课的学习如痴如迷, 大有长进。我们的班主任胡惠英老师, 将慈母般的关怀带给全班学生, 对我们的成长更有着巨大影响, 这铭刻肺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词表达。
      那时社会改革的任务还很重, 作为沔阳专署的最高学府, 沔阳师范的师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参加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的光荣任务, 寒暑假不是参加土地改革, 就是下乡进行宣传演出。我就在新堤附近铁牛乡的一个小村, 作为工作队员, 扎根在贫农崔振远和刘尚会家里, 和他们实行“ 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 , 住了近三个月, 在工作组长唐太华的带领下, 完成了这个村的土地改革。
      春荒缺粮, 同住户一起吃蚕豆角或蒿巴充饥; 在土匪出没的湖边开会, 区委书记带着手枪巡视; 分田分地后的穷光棍扬眉吐气, 欢欣鼓舞; 这些动人的情景至今仍在眼前闪现。这个大课堂所给予我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的活的知识, 也是极为有益而终身难忘的。
      正是在沔阳师范学校, 我开始了学习写作和采录民间文学的活动。我担任了《湖北日报》、《湖北农民报》、《长江日报》和《新青年报》的通讯员, 学写新闻通讯。以笔名刘毅写成的《赵世才互助组灵活记工》一文, 于1951 年5 月22 日在《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作为重要新闻刊出,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这可以说是我的处女作。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洪湖五区陈赵乡赵世才互助组, 田地很窄, 一家只两亩白田, 一个人做不了, 抢不住火色; 人多了要不了整天工夫, 照以前规矩又要算整天工夫。这样, 田地少的贫雇农就会吃亏, 不敢要工。贫农尹业元说:“ 我亩把田的菜籽, 一个人两天割得完, 就是要露夜; 要起工来又没一天的活做, 还是自己慢慢挨吧。”这个问题不解决, 贫雇农就得不到互助的好处, 互助组也不能巩固。于是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觉得记工记分要放灵活些, 决定按各家的水田、白田的远近、轻重活、数量, 评出总分数来, 再按当天参加劳动的组员情况, 做活的轻重、好坏、时间来摊分数。这样, 一天可以做几家的事, 把这家做完了, 又接着做那家, 不一定在一家做整天。像五月八日全组帮赵世才割麦, 麦子割完了, 粪也挑了, 棉花也种下了地, 就抽出多余的人帮许三青割大麦, 到下午事情做完了, 又帮杨运青砍沤田草, 这样劳动力不浪费, 要工的人家也不吃亏, 大家干得更有劲了。贫农曹祥顺的娘说:“ 以前我祥顺不敢要工, 怕冒得那多活, 多出冤枉分, 一个人赶得要死, 现在这样才合理啦!”
      因这篇稿子受到社会的好评, 后来我在《湖北日报》社编印的《新闻业务》上还发表了一篇《采写赵世才互助组的经过和体会》。其中讲到这次采访是1951 年4 月下旬进行的, 采访后开始写成一篇长达4000 多字的稿子, 全面报道这个互助组成长的历史, 寄往《长江日报》被退了回来, 后来只就评分记工这一个问题写成这篇
      500 字的短文, 很快就在《湖北农民报》上发表出来。评工记分这个办法, 是中国农民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创造, 从50年代一直流行到70 年代。因和这种社会变革相联系, 这篇小文便有了它现实的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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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受新生活的冲击, 还写过许多反映新人新事的文学习作,因内容肤浅和文笔稚嫩, 十之八九都未能化成铅字。值得一提的有在《湖北文艺》1953 年第二期上发表的4000 字的新故事《清水河边的喜事》, 署名捷夫·恒西。捷夫是我当时使用的另一笔名, 寄寓着对苏联革命作家、《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的崇敬心理。
       恒西是《湖北文艺》的编辑常恒。此稿写一对贫苦青年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中喜结良缘的故事, 素材从实际生活中得来, 写法却平铺直叙, 经编辑修改加工, 便以两人合作的方式发表了。这一两年中间, 还发表过几首民歌体的诗。它们记录了我尝试文学写作的足迹。
       尽管那时发表的习作数量很少, 可是报刊编辑部所写的退稿信, 常常不亚于语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细心评改, 同样深受教益。《湖北文艺》编辑部是我学生时代受益良多, 难以忘怀的刊物之一。我爱上民间文学, 并实地从事采录民间文学作品的活动, 是在洪湖地区开始的。那时语文课本中选编的李季、阮章竞的诗和赵树理的小说, 都以具有浓厚的民间文艺风格受到我的喜爱。解放区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努力学习民间文艺的成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就此所写的几篇论文即发端于此) 。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当地一批知识分子干部热心搜集洪湖苏区革命歌谣, 最著名的有平植义以扬子江笔名发表的《洪湖渔歌》。此种活动一时蔚然成风。我在下乡参加社会改革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被县里抽调作为筹办土地改革展览工作人员的那段时间里, 收集整理和调查采录民间歌谣的机会很多。于是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个工作。
      当时还不懂得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只知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记录保存下来, 曾把一些歌谣按内容串起来, 再穿插些叙述议论, 写成两篇散文, 一篇是《洪湖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歌唱》, 发表于1952年7月29日《湖北日报》。另一篇为《洪湖渔民的歌声》, 发表于《湖北日报》1952年10月1日的国庆征文专栏。
      署名均为刘毅。这些歌谣曾投寄北京《说说唱唱》, 在该刊1952年第8期刊出两首, 署名刘毅辑录。1953年3月, 我特地买到一个红皮笔记本, 抄录了100 多首民歌和许多谚语, 其中由我直接向乡民采录的约有20 多首。它们一直没有发表过, 直到1988年洪湖市委党史办谢作华同志编选《殷红的诗篇》一书, 我才从这个本子上摘出8首刊出, 这些歌谣大都是洪湖人民众口传诵的。值得提起的是在这本子上保留了我对民间文学初次进行“田野作业”的一些情况。
      如在《打黄蓬山》之后注道:“ 这是1951 年春向洪湖四区新垸乡村干部冯焕全收集的一个歌, 有两处意义不清楚, 留待以后研究。黄蓬山是洪一区下头的一条小街, 后面滨湖, 头次革命时游击队曾从湖里攻下过这里几次”。在《打藕池》之后注道:“ 这是较流行的一个歌, 各地唱法不一, 我这是根据三个农民唱的记下来的, 未增删。里面还有些意义模糊的地方未调查清楚。”在《月清哭夫》之后注道:“这也是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歌, 是我1951 年在五区新垸乡一个农民的歌本上抄下来的。据说月清是刘绍南的妻子, 这是百姓为了纪念刘绍南烈士作的。其中所说的杨先洲、谢邦洞是洪湖革命‘六子’中的两位。”当时采录歌谣是作为搜求革命史迹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的, 因此务求忠实便成为一个基本要求, 这对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颇有好处。在采录这些民歌的过程中,我深深受到洪湖人民英勇壮烈、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的感染。
      在这个笔记本的首页上, 抄录着马克思的名言:“ 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 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 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还写道:“‘钻到通俗民间语言的优美里去, 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句子的结构里去’, 在高尔基这些话的鼓励下, 我把精力转向了民间文学。这个本子就算是这一工作的开端。”40 年前的这个笔记本, 可说是我后来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发轫。
      我用刘守华署名的第一篇文章, 是载于《展望》周刊1953年第23期的《渔民闹革命的故事》, 此后就停止使用其它笔名了。1953年9月至1957年8月, 我被母校选送至华中师范学院攻读中文系本科, 毕业后留校担任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终身从事民间文学事业的学术生涯。
      那时华师中文系还没有正式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在党和政府发出的“向科学进军”伟大号召的激励下, 同学们以课内学习的专业知识为基础, 纷纷成立课外小组, 我便选定民间文学, 并请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处进修归来的何奇雄老师进行指导, 他是我正式学习民间文艺科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读的第一本民间文艺学启蒙著作, 为钟敬文先生1950 年选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
      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的许多学者, 都是在1956 年全国兴起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开始敲击科学殿堂的大门的, 那是一个令人激励、催人奋起的年代! 我曾和音乐系的邱刚强同学(他现在已是湖北教育学院的音乐学教授) 合作, 在1956年3月的校报上发表过一首歌曲《进军的号角早已吹响》。他谱曲, 我写词, 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雄鹰靠健壮的翅膀飞翔,青年人有知识就有了力量。年轻的朋友, 准备好行装, 快骑上时代的骏马, 进军的号角早已吹响。我们要拿下科学知识的堡垒, 把祖国建设得美好富强。”这首曾获得校报文学征文一等奖的歌曲, 代表着我们火热的心, 成为当时和后来在学术征途不断进取的巨大动力。有一位同窗四年, 后来虽历经坎坷却仍以顽强毅力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学者, 是《审美中介论》的作者劳承万教授, 我们长期在学术上互相切磋激励, 获益良多。
       思想的解放加上用心钻研, 使我在1956 年这一年在科研上居然获得了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所意想不到的成绩。《谈民间讽刺故事》这一长篇论文在《长江文艺》1956 年第6期作为重点文章刊出, 该刊《编后记》中着重指出:“在评论方面这期发表了刘守华的《谈民间讽刺故事》, 提出了民间讽刺故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研究。”随后又被收入《儿童文学论文选》,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前的儿歌创作》一文, 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6月2日, 随后被列入全国师范学校儿童文学教学大纲的参考书目之中。《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 在《民间文学》1950年第11期作为重点文章刊出, 编辑部在《编后记》表示:“ 我们十分欢迎这样比较简短、切实、结合当前实际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慎重整理, 指出了收入中学文学课本的《牛郎织女》在整理改编上的不足, 并对李岳南同志完全肯定这篇课文的评论文章提出商榷(到70 年代才得知这篇课文是由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改编的)。
      由此引起一场吸引了不少学人参加的学术讨论。我的基本意见在民间文艺界受到肯定。此文后来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选编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论文集中, 还受到苏联民间文艺学家的重视, 苏联语文学博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在《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一文里把它作为带有原则性的重要论争之一加以评述, 他写道:《民间文学》杂志展开了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整理问题的讨论(刘守华的文章和李岳南的答复) 。争论主要是关于故事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特点。守刘华认为故事中没有什么心理描写, 李岳南不同意, 举了许多例子, 特别是古代民间作品的例子来给读者证实他与刘的相反意见。
      不过, 我们很难赞同李岳南的意见, 因为在民间创作(特别是故事)里, 这样一些特点是并不突出的。这篇刊于《苏联民族学》杂志1959年第1期的长篇论文的中译文, 我在过了20年之后才看到。从这时开始, 我便和这位在80年代成为苏联科学院讯院士的著名汉学家有了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虽然此文的基本观点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8年正式提出的“忠实记录, 慎重整理”的民间文学工作原则达到契合一致, 但它对有关理论阐述的粗浅是不言而喻的。只是那种“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勇气颇为可取而已。我把1956 年作为自己从事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
      从这一年开始, 我和《长江文艺》《民间文学》这两个刊物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10 多篇文章, 在《民间文学》上刊出的文章将近20 篇。而投寄这两个编辑部虽未能发表却获得中肯批评深受教益的文稿则大约是上述篇目的两倍。和这几个刊物编辑部的交往, 开辟了我学习文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第二课堂。我至今还珍藏着五六十年代这些编辑部写给我的几十封既热情洋溢又严肃坦诚的退稿信。在回顾自己半生学术生涯时, 不能不对这些良师益友、可敬可亲的编辑同志兴起无限崇敬和感激之情!
      我于1951年6月5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入大学之后, 母校的期望激励着自己朝又红又专的方向不断努力, 1956年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集体的一名成员。30多年来虽经风吹浪打, 始终以置身于这个队列, 分担它庄严神圣的责任而深感荣幸。此后, 于1957 年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9年参加武汉作家协会;1960年作为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有幸会见了中国民研会的几位著名领导人———郭沫若、周扬、老舍、贾芝等等。最令人兴奋激动的是在中南海草坪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在十年“文革”中, 被圈进“文艺黑线”的民间文学工作备受摧残。

      我于1970 年至1980 年间被调至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担任中学语文组长, 主持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虽离开了民间文学专业, 却对全省的中学语文教学和文科基础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倒也颇感欣慰。
       这期间值得提起的一件事是编写和出版《语文基础知识》一书。它不过是只有十多万字的一本小书, 由当时在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中学语文组工作的我和彭慧敏、罗厚忏等同志编成, 因“ 文革”中语文知识读物奇缺, 这本书于1972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 在书市上竟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 接连重印和修订再版, 到1980 年已在省内印制143 万册; 还有青海、山西、广西等省区借版自印了100 多万册, 总发行量计300 万册, 被评论者誉为“一朵开不败的小红花”。在1982 年举行的全国首届中学生评选好书的活动中, 它和《红岩》《李自成》等一道, 被评选为全国中学生喜爱的十本书之一( 见《人民日报》1982 年3 月23 日报道)。
      获奖后又在湖北教育出版社重印, 省内总印数达158 万册。此书虽不能立于学术之林, 却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内受到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喜爱的语文畅销书。我曾在当时的新华书店目睹了学生、工人、战士和干部排队抢购此书的热烈情景, 心情激荡, 久久难于平静。由此深切领悟到人民群众对有益身心的精神食粮的迫切要求和文化工作者的严肃责任。它也是我学术生涯中难忘的往事之一。
      “文革”是摧残科学文化的一场浩劫。早在“ 文革”前两三年,中国学术文化事业就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 我不得不转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虽然这对民间文学研究有所放松,却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 使我能将民间文学研究和当代文艺思潮及文艺创作结合起来而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文革”中, 一切人类文化遗产都被判定为“ 封资修黑货”, 由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创造的民间文学也不例外。但略有识见的学人并未受其蛊惑而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丧失信心。虽工作与住所多次变迁, 我仍将自己长期积累的民间文学资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那封存在阁楼上的几箱子的民间文学书刊, 在我离开这儿后竟成了几位同事家里孩子们的秘密书库。他们在儿童读物奇缺的情况下, 打开箱子“偷”书看, 等我一两年后去进行清理时, 虽然箱子内的书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一本不缺; 可是书角已经卷了起来, 显然经过多人传阅。这些孩子见秘密已经泄露, 只好向我报告真相。
      后来恢复高考他们均考上大学, 有的现在正在海外深造。我相信正是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在他们童稚的心田里已开花结果。那时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无法开展, 可我对民间文学的爱好并未减退。临睡之前在床头浏览大量的中外民间故事书, 成为一大享受。在提倡编讲革命故事的热潮中, 从事新故事活动的调查研究也颇有收获。在此基础上撰写出《谈革命故事的编写》一书, 成为以我个人名义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专业性论著。
       十年动乱结束, 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知识分子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我于1978 年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即现在誉满全国的《故事会》的前身) 第4 期上发表《包藏祸心的“ 彻底革命论”———批判姚文元关于故事创作的谬论》, 1979 年又在复刊不久的《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 接着于1980 年春回到华中师院中文系“ 归队复业”, 便又置身于自己所喜爱而又是社会所需要的这个学术园地里继续耕耘了。
      80年代初期的民间文学研究空前活跃。1981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届年会, 全国民间文学研究家首次大聚会, 当我自报姓名走进会场时, 许多姓名熟悉而面孔陌生的朋友涌上来握手, 劈头一句话是:“你原来还这么年轻!”听后不胜感慨。
      随着整个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发展, 这10年中我在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上也不断获得新的突破。在30 多年总共发表的130 多篇论文中, 大部分写于80年代, 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发表长短文章约10篇。过去出书只是梦想,这10 年中就出版了七部学术论著, 大约是一年半出一本书。这七种书是:《略谈故事创作》(由《谈革命故事的编写》改写而成) ,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0年出版;《民间文学概论十讲》, 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 年出版, 获当年湖北省优秀图书三等奖;《中国民间童话概说》,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 次年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在1990年举行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中获二等奖;《口头文学与民间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出版;《故事学纲要》, 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 年出版;《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出版。此外, 还编选过一本湖北民间童话集《绿袍小将》, 1985 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陈建宪合作, 编写了一本《故事学研究资料》, 1989 年由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印出; 参加编著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执笔撰写少数民族文学部分; 主编的高校文科选修课教材《文化学通论》,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内出版; 和巫瑞书共同主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概论》, 也在199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此期间, 我还曾给华中师大中文系本科和函授生以及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等校讲授民间文学课程, 生员达数千人之众。1987年晋升为教授, 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 获得招收培养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并授予学位的资格。至今已有两届5名研究生毕业, 他们在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已崭露头角。
     由于在1987—1989 年间研究民间文学方面获得的突出成绩,1991 年初在评选湖北省首届文艺明星时, 被评选为16位文艺明星之一。这次评选包括了各个文学艺术门类, 而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仅有我一人, 这成为多年来对我的最高奖赏。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表彰, 也是对长时期来不为社会所重视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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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浪潮给中外学术交流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作为一门具有很强国际性的人文学科, 中国民间文学界和海外同行的交流频繁展开。经一位曾旅居海外数十年却挚爱祖国文化的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的推荐, 我于1987 年加入了总部设在芬兰的国际民间故事研究会。中国的几名会员, 都是经丁先生介绍入会的。他以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部巨著而知名于海外。从1978 年起四次来中国访问讲学。1983 年5 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从前读到了好几篇你的大作, 深感你的研究方法较一般同仁谨严, 方向准确, 1981 年到中国很希望能和你会谈, 可惜没有机会, 今天收到来函, 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事。”后来又说在对故事学的热忱上“, 我们真是志同道合”。我校邀请他于1985年10月来汉讲学, 时间长达一月, 并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以后便建立了密切联系, 他热心指导我研究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故事类型, 将著名的芬兰学派所运用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以及有关成果介绍给我们, 并为我们沟通与海外民间文学界的联系, 帮助我走进了这门学科的国际学苑。几年来, 我不仅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前苏联以及我国香港、台北地区的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建立了联系, 还参加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访问过泰国,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9 届国际民间叙事研讨会上和在台北举行的第2 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论文。此外, 还在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报》、《民间故事集刊》和韩国《比较民俗会》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评介中国民间文学的新成果。也积极引进国外同仁的代表性成果, 进行坦诚的学术对话,使双方获得有益的启示。
      在这些交往中, 我高兴地看到: 不仅一些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怀有赤诚的爱国之心, 而且许多异国学人也为中华文化的灿烂光彩所倾倒。这种交往不仅对提高学术有益, 还增强了自己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责任心。
     30多年来, 我主要在中国民间文学这个学术园地中耕耘, 可以说是它的一名忠实园丁。民间文学有神话、歌谣、故事、谚语等各个组成部分, 我研究民间文学侧重于民间故事。从各个侧面对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传承的民间故事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宝藏进行研究开发, 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服务。
     具体说来, 我的学术探求有如下几个方面:民间童话研究。民间童话即幻想性故事, 是具有世界性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我研究故事是从民间童话开始的, 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85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中。该书是我系统论述中国民间童话的第一部专著, 于1956 年开始动手写作, 四易其稿, 直到1985年才定稿问世, 是融汇个人30年心血之作。此书问世后, 先后有《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书刊导报》《湖北日报》《民间文学研究动态》《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季刊》《华中师大学报》及《中国出版年鉴》( 1986 ) 等十多种报刊发表评介文章。香港《文汇报》于1986 年5 月11 日刊出的海外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谭达先的《喜谈〈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文评价尤高,该文认为此书“是当代中国童话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它研究的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 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可以说, 在促进当代中国民间童话理论科学的发展上,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研究民间童话, 使我对儿童文学园地的新童话创作发生了浓厚兴趣, 写过好几篇关于童话创作的文章, 并在1959 年参加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国儿童文学》, 由华中师院作教材出版。
       对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人文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解放后却因极左思潮的干扰而中断, 1979 年我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的书稿中抽出一节, 写成《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 在当年第9 期《民间文学》上以醒目位置发表。《新华月报文摘版》随即在第11 期把它和钟敬文先生的《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
文编排在一起加以转载。由此, 我开始全力探索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方法, 在这方面现已发表论文25 篇, 成为自己80年代最具特色的学术成果。其中18 篇汇编在《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一书中,
     由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贾芝作序出版。这些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半数被转载、引述和评介, 6 篇被选入中英文版的比较文学论集之中。专门就此发表的评论有陈珏的《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浅介》(《中国比较文学》1987 年第4 期) , 黄鹤的《多侧面运用比较方法的尝试》(《民间文艺季刊》1988 年第2期) , 月朗的《探索者的足音》(《民族文学研究》1988 年第6 期) , 杨育生的《走向综合的思考》(《湖北社会科学》1988 年第2 期) , 程文超的《刘守华教授及其比较故事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0 年第1 期) 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姜彬(天鹰) 在对我的一篇综合性评论中认为我是“对比较研究法用力最勤、成绩显著的一个”。这些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钟敬文、季羡林、常任侠诸位前辈学者的热心指导和鼓励。下面是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收到我写的《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一文的初稿后, 于1981年5月9日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回信:来信和大作均已收到, 谢谢!
     大作已拜读, 获益良多, 现在东西各国比较文学之研究均极盛行。我们学术界在这一方面也似乎有点落伍,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北大的一些同志现在正努力学习。比较文学研究会一成立, 立即得到美国和香港等国家与地区比较文学学者的热烈反应。可惜我们在这方面建树还不多, 无法同他们对等交流, 不过从全世界来看, 资本最雄厚的还是中国和印度,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希望我们共勉之。钟敬文先生为1982 年《中国百科年鉴》所写的一篇综合评论《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中, 列出了我在1979、1980 年发表的四篇故事比较论文篇目后写道:年来因为“比较文学”的热潮流入, 民间文学研究方面, 也有人在新的学术思想基础上采用了这种科学方法。
       现在尽力进行这种工作的学者还不多, 但是, 预计不久它将会热闹起来。我那些尝试性的文章对民间文学方面比较研究热潮的兴起,可能有所推动。而我自己也在不断研究、思考、写作中吐故纳新,不断提高。
      由此, 我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朋友, 并被列名于中国比较文学家的队伍之中。比较研究既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故事异同之比较,也包括故事形态的历史演进之比较, 它能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更深刻地揭示故事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道教文化研究。宗教和民间文学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特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道教被认为是渗透在中国民众全部生活之中的民族宗教, 为了探究中国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传说的民族文化特色, 我于1982 年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的故事传说》, 1989 年向第9 届国际民间叙事研讨会提交《中国民间叙事的道教色彩》一文, 中文稿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 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海内外学人的鼓励支持下, 对此作了几年系统研究, 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 1991 年底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作为该社献给学术文化界的“道教文化丛书”的第一本。它的北京版也即将问世。由此还应邀担任八集电视连续剧《张天师传奇》的学术顾问, 参与了该片的设计。这既是开拓一个尚无人涉足的新的学术天地, 也是对民间故事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入开掘。
      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尝试。1985 年应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之约, 写出《故事学纲要》的初稿。接着用两年时间修改充实, 由华中师大出版社于1988 年底正式出版。我试图在此书中对国内外故事学进展作较为全面的综合概括, 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初步体系。1990 年版《武汉年鉴》把它作为武汉地区近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予以介绍, 谭达先博士在1992 年第2 期《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的长篇评论中, 认为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质素和较广的容量, 因此它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故事学的第一本专著”。特别称道这本书“ 纲举目张, 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论析”,“体系具有创造性、启迪性”。
      对湖北民间文学的研究。作为立足于湖北的学人, 我对湖北地区的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工作不能不尽力给予研究扶持。就《崇阳双合莲》、《钟九闹漕》、《黑暗传》和《刘德培故事集》等几部作品所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曾在国内外产生过相当影响。湖北是荆楚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民间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风采。和湖北民间文学工作保持紧密联系, 是保持自己学术活力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一篇文章说“刘守华教授在学术研究活动中, 以勤奋、严谨、勇于开拓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这几个方面虽不能自诩为特点, 却大体上反映了我努力追求的意向。我没有什么天才, 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 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来, 即使不是天才, 也会有显著成就。
我崇尚许多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 力求将自己的有关论断建立在充分可靠的事实材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说明的基础之上, 而不愿以根据不足的标新立异求取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这样虽花费气力, 所出成果却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开拓创新, 给学术界提供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 是治学的要旨。开拓意味着用自己的成果填补空白, 也意味着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或深化。除了善于发现新材料外, 尤其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故事领域, 有许多无人开垦的处女地, 已有的成果十分薄弱,给开拓者既带来了困难又造成了便利。
      在写作时, 我反复咀嚼体味许多前辈学者的好文章, 力求深入浅出, 明白晓畅, 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常常一边嘴里念诵, 一边笔下成文, 以求文笔畅达。虽然对学问的深入程度有限, 但把自己透彻理解了的东西写给读者看, 不故作高深, 却自信是做到了的。
      在这个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园地上耕耘, 既是一个学人的职责,也是一种人生享受。我读书教书写作, 总是全神贯注, 流连忘返,乐而忘倦。因而工作效率较高。我这半辈子中, 遇到过许许多多好人, 给我以各式各样的关怀扶助, 使我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洪湖学习期间, 一位早于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家乡童年伙伴张英杰, 曾给予我以兄长般的关怀。位于武昌桂子山的华中师院, 是我生活了近40 年的地方, 风风雨雨中和许多同志结成了深厚情谊。一同由沔阳师范选送进入华中师院学习, 后来和我结成终生伴侣的陈丽梅, 几十年中
给了我以巨大的多方面的鼓励和帮助。儿子刘文攻读物理学博士, 顺利完成学业后投身于祖国的科技现代化建设, 对我也是莫大的慰藉与支持。
      我现任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兼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1984—1988年间曾任中文系主任, 为中文系的建设作过自己的一份贡献。4 年任职期满后即辞去系主任职务, 目前仍兼任中文文学学术委员会主席。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是从事教学活动, 我主要承担培养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工作, 也给本科生讲授民间文学课程。
      在参加文艺学术的社会活动方面, 在省内被推选为湖北省文联委员,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湖北省通俗文学学会副主席及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在全国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和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另外, 被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聘请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员会委员, 同时担任了湖北省民间故事集成的副主编。全国动员, 编纂包括民间歌谣、故事和谚语三套集成在内的十大民族文艺书集成,是一项可与历史上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媲美的宏伟文化工程。我以自己能参加这一工程而感到荣幸。
      目前我尚肩负着一时难于解脱的繁重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任务, 可以说任重道远。年近六旬, 体脑功能大不如前, 不能不有所松弛。然而学界前辈和后辈的信赖期望, 中国在世界上面临严峻挑战亟待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客观形势, 对自己已有成果不满足而渴望有所超越的心情, 又促使自己不能不振奋精神, 在这条路上继续紧步登攀!
                                       (原载《仙桃文史》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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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汉晚报2008-03-24
      李树庭先生近日特别高兴——他又从网上发现了一本有关毛主席的新书。
      作为毛泽东书法研究第一人，李先生说，他宁可中午只吃1碗粥，这本89元的书一定要买。
      从天门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职位上退休后，60岁的李先生现在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了。
      李先生介绍，到目前为止，他搜集有关毛主席手迹的印刷品、复制件、复印件共2万多件。其中2件直接用真迹复印的复印件，研究价值最高。
    “慕名”拜访陪主席晚年读书的芦荻教授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先生看到新华社一篇文章说，陪主席晚年读书的教授芦荻保存了主席大量手迹。为了看上一眼，没有任何线索的他先到北大中文系，又到人大中文系，一路步行寻找芦荻。最后找到她家时，他已是又饿又累，腿脚软得快站不住了。
      幸运的是，芦教授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她保存的主席手迹都放在银行的保险柜中，他前后去了她家10多次，芦教授给他看了部分主席手迹，并复印了2件共400字的手迹给他。
      1985年，省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到天门视察工作。得知李先生的爱好后，将自己收藏的1963年12月14日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的复印件给了他。这是一个共11页的长卷，以前李先生从未收到过主席的长篇墨迹，这意外的收获算是填补了他收藏的一个空白。
      主席墨迹研究引起海内外专家关注
      随便拿一幅主席的字，李先生即可准确地告诉你这幅字写于哪一年、甚至哪一天。这是他长年研究练就的一个基本功。
      收藏主席墨迹20多年后，李先生觉得，如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有些对不起自己多年的搜集。
      1989年底，李先生第一本研究专著、也是全球第一本研究主席书法的著作《毛泽东书法艺术》出版。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国内30多家媒体报道此事。
      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邀请中外百名学者专家畅谈毛泽东，以出版《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其中关于主席书法方面的内容就是约请他谈的。
      此后，他又在香港出版了包括《毛泽东手书报头墨迹鉴赏》等在内的6本专著。
      随着这些研究专著的面世，他先后收到了来自日、美、香港等海内外的读者来信2000多封。韩国一家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他的研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也专门写信，跟他探讨主席的书法艺术。
      毛主席女儿李讷对他表示感激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对主席的字产生兴趣的？
      李树庭：1964年9月，我到沔阳师范学校读书。有天发现当月人民日报上有幅主席的字，觉得太漂亮了。从此开始注意搜集报纸杂志上他的字迹。
      人物周刊：您为搜集主席墨迹，都跑过哪些地方？
      李树庭：我为此到北京去了11次，其中4次到中央档案馆，2次见到过真迹。另外14次到韶山，其他省、市图书馆及书店去过无数。
      人物周刊：按道理，跟主席接触过的人肯定保留有他的手迹，您没找过他们吗？
      李树庭：田家英夫人董边、胡乔木夫人谷羽、保存主席手稿50年的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手稿部副主任刘得平、主席长征时的秘书陈昌奉及1953年时的机要秘书高智等，都曾给过我帮助。
      人物周刊：主席的儿女呢？
      李树庭：1991年5月，我去拜访过李讷，那时她正处于病中。尽管没保留主席一个字，她仍起床接待了我，并对我表示感谢。另外，我还见到主席在江西的干女儿邢韵声。她手里有大量主席写给她的信。我找到她后，她给我看了一部分，但坚决不同意复印。
      人物周刊：您为此花费了多少？
      李树庭：大概10多万吧，这将是我一生唯一的财富。我是个不知柴米油盐价格的人，但只要碰到有关主席的书，我都会买。1993年《毛泽东手书选集》10卷本上市后，我想买。一套书要900多元，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150元左右。为此跟老伴“磨了一周”，她才同意我买。
      人物周刊：在研究方面，您还有什么打算？
      李树庭：我目前有4个愿望：出一本《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及墨迹版本考略》的书，为我的研究划上句号；办一个杂志；出一套《李树庭藏毛泽东墨迹》；办一个毛泽东书法艺术博览馆。凭我个人的力量，肯定办不了这4件事，能办多少就办多少吧。
      李树庭为主席墨迹辨伪故事
      ●1998年2月，中国文联与中国书协在京举办20世纪书法大展，他发现展出的主席《七律·长征》是假的；同年11月，在巴黎举办现代中国书法大展中，展出的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也是假的。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发到网上，引来一场全国性争辩。《三秦都市报》每天一篇报道，报道争辩进展。后来，《书法》杂志负责人给《三秦都市报》打去电话，恳求停止报道。这场辩论以李树庭的胜利告终。
      ●2004年3月，厦门准备拍卖一幅宣称主席真迹的《学习马列主义》，他看了新华社发的照片，立即认定这张丈二宣纸的字幅是假的，因为他见过的真迹正躺在中央档案馆呢。结果他的一篇文章使那次拍卖流产。
      ●1993年，李树庭与朋友到长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领导听说他来了，特意请他去“鉴宝”。这位校领导开了3道锁，从一个保险箱中拿出一封据说是主席的亲笔信。李看完后说：“恕我直言，这封信是以主席的口气写的，但不是主席的手迹。”这位校领导听完后，连称他是“神眼”。原来，该校曾在解放初给主席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对母校予以支持。不久校方就接到了这封回信。
      后来该校将这封信寄给中央档案馆，以作文物保存。不料却被退回，因为它并非主席亲笔，而由当时的秘书田家英代笔。但该校仍将其作为“镇校”之物收藏。
      ●1992年，浙江省戏剧研究院要编一本戏剧研究史，有件史料却无法辨真假，特意向他求助：当年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郭沫若先生写了诗，主席和了一首。就是这首和诗，难住了他们：共有4件，不知哪个是真的。收到复制件后，李树庭鉴定出其中一件真迹。浙江方面采纳了他的结论。次年出版的有关主席手迹选集中，收入了这首诗，结论与李树庭的一致。
      ●1992年10月15日，他收到原国务院秘书局一负责人来信，称家里有一批主席手迹，还随信寄来6件复印件，请他鉴别。他回信说，全部是假的，成功经受了这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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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淑雯专访《曹禺家世》作者
   
      专访毛道海前，内心一直有些惴惴不安。近年来，老人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即便如此，五年来，他依然坚持将《曹禺家世》（修订版）一字一句地整理完成，集结出版。
      “今年元月的一天，天气有些寒冷，我去拜访先生，看到他的房间开着一台取暖器，桌上一台电脑。他坐在书桌旁，一手提着输氧瓶，一手拿着修订的《曹禺家世》书稿交给我。”这是市政协主席张宗光描述年初见到老先生时的情景，每个看到这段文字的读者，应该都会为这种精神所打动。年过古稀的老人，孱弱的身体里却蕴藏着无限的能量，仅仅因为他是潜江人，一个与戏剧大师曹禺同根同源的潜江人，一个内心有着曹禺情结的潜江人，一个治学严谨、追求不怠的潜江人。
大师情怀感动懵懂少年郎
      谈起创作《曹禺家世》的初衷，毛道海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55年夏，16岁的他从潜江初级中学毕业，在沔阳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时，课外读本里的《雷雨》节选吸引了他的注意，原来其中介绍的作者曹禺是潜江人。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一般的潜江人了，因为潜江有曹禺，这位天才的戏剧家曹禺是潜江人，我真的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毛道海说。
      而之后不久的一次师生共演《雷雨》，让年轻的毛道海再一次被曹禺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深深震撼，他觉得曹禺能写出这样打动人的剧本真了不起，同时，他的内心里也萌生出了一个想法，曹禺是潜江人，可他是潜江哪里人？他家现在有些什么人？都在哪里呢？这个想法犹如一粒小小的种子，在他心里种下了深深的曹禺情结。
      谁也没有想到，这粒种子会在三十年后的某天开始慢慢发芽，随后有了《曹禺家世》这本书的问世。这本书的出版毛道海认为有三重意义，首先是让潜江人知道曹禺是潜江人；其次，让万氏族人知道自己的家族史；再者，填补了曹禺生平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
      毛道海说：“这么多年来，研究曹禺的学者更多的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他的文本研究与演出研究上，家世研究这个领域是块空白，作为曹禺的家乡人，如何理清曹禺家庭的历史，了解万氏家族的共性成为了我这些年来，一直放在心上的事情。”
      史海遗珠机缘巧合挖掘出曹禺家世
      毛道海创作《曹禺家世》前前后后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二十载春秋、二十载风雨，在茫茫的史料中去发现那一点点蛛丝马迹，然后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文史研究的过程是枯燥与艰难的，陪伴他的是孤独与未知。1985年，毛道海被安排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每天的工作是收集整理编辑文史资料，正是这个契机让他有机会更深入的去了解潜江的历史，由于工作关系，毛道海与更多万氏家族的人有了联系，各类资料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毛道海这里。
      1986年，民革中央顾问、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寄给他一篇约3000字，名叫《曹禺的家世》的文章，文中粗略提到了生息在潜江的曹禺先辈万氏一世万邦、九世万廷瑶等至十二世万德尊——曹禺之父等几个万氏先辈的故事。
      1986年秋，县政协办公室转交毛道海一本《潜江县志稿》，此书是潜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湖北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手抄本转抄油印的。
      1989年夏，市自来水公司职工伍爱借给毛道海一本手抄《万氏家谱》，其父名万敌，曾任湖北省政府参事，是《万氏家谱》的主纂。
      关于曹禺家世的各类资料犹如藏着珍珠的盒子只等着他打开盒子，洗清里面的泥沙，让它散发出光芒。而打开盒子的金钥匙则是在1994年夏末，让毛道海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被找到。
      原本为另一篇文章而翻查资料的毛道海，被《潜江县志稿》中的万家氏族一页所吸引，正是在这一页里，他找到了曹禺父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毛道海欣喜不已，他把所有资料中与万氏家族有关的材料整理出来，于是各代沿革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脉胳。
      毛道海谈起当时的心情时说：“一下子从故纸堆里把曹禺的先辈们基本上都找出来了，很兴奋，很欣慰。”
      治学严谨追求不懈解难题
      美丽的珍珠需要进一步的镶嵌才可以成为更有价值的艺术品，而曹禺家世的发掘不可能止步于现有的发现，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则需要写成文章与更完整的史料去填充。于是2007年5月，毛道海的首版《曹禺家世》出版，但这本书并不是他研究曹禺家世的终结，而更像是一个小结，对他二十年工作的小结与鞭策，书的出版让他更加迫切的想去破解万氏家族中那些未解之谜，于是就有了5年后《曹禺家世》修订版的问世。
      《曹禺家世》（初版）问世的这五年，不断有新的史料出来，特别是2008年发现的曹禺两个曾祖叔万际循、万际标兄弟科举朱卷，朱卷里“族繁本支”所提到的万氏家族名字，“有的我们原先知道，有的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还有的是我们原先搞错了的。”
      毛道海秉承力求精准的态度，要把原先错误的地方，对照“族繁本支”进行修改，使文章事实还原本来面目，这是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也是曹禺研究向前发展和个人认识提高的最好反映。他也不愿意将初版中的错漏留给那些真正喜爱曹禺，喜爱研究曹禺家世的读者，于是修订版的出版成为了一个必然。
      不仅是新的史料给毛道海的研究提供了新素材，近年来曹禺家世研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不断反馈来的意见又给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
      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曹禺祖居博物馆开馆后，参观者中有对万氏家族比较了解的老人说，曹禺祖父万启文当年娶聋哑瞎女为妻，是因为指腹为婚，听到这个意见令他非常高兴。他说：“它否定了我的习惯思维模式，打开了我们探索曹禺先辈的新天地。”
      “这些年来，我还陆续写了许多万氏家族的文章，这都表明我在家世研究上还没有停笔。”尽管毛道海身体不好，但他还是愿意在曹禺家世研究这个领域继续耕耘。市政协主席张宗光评价说，“毛道海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文化自觉者，还凭借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位文化自强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先生是一个一般的潜江人，又是一个不一般的潜江人，他生于斯长于斯，但他血脉里比别人多了几份敏感与执着。
      从《潜江风情录》到《曹禺世家》（初版）再到《曹禺世家》（修订版），老人正是用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展现一个纸上不一样的潜江，去唤醒潜江人对自己文化的追求，去呼唤更多潜江人来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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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肝病，让他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重新规划。他想到了培训，用自己的所长，帮助更多的孩子掌握生存的本领，不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有了这个新的人生目标——为穷学生免费培训的事业，他感到了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所在。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快乐，晚上睡觉睡得很甜——
　　■用自己的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真正帮到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幸福。
　　■“办学”的规模扩大后会择优录取，但扶贫和勤奋两个标准仍不会改变。这些学生成才后将来也会帮着自己做这件事情。
　　和夏老师联系上，是在正午时分。原来，为了接受记者采访，他将当天在外面的讲课时间提前了，同时他的市话通也没电了。
　　一个黑瘦黑瘦的中年人，一个衣着很朴素的男子汉，很难与一个两年多来已经在素不相识的学生身上投下几十万元的“阔佬”联系起来。
　　自己住在拥挤脏乱的旧房子里，却把封闭式管理的新小区留给女学生们做宿舍和教室。夏老师表示，不希望孩子们搬出小区，这对女孩子们的安全有好处。在一套两房一厅的陈旧出租屋内，夏昌和面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考研为培训镀金
　　1963年出生的夏昌和出生于湖北荆州市，1977年读湖北沔阳师范，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83年毕业后进入沔阳师范教书直到1987年到北京，1989年回来到湖北朱河中学教书至1991年。1991年下海做生意，经营副食、烟酒生意，在商海摸爬滚打的几年间，先赚了一笔钱，后来又亏得一塌糊涂。这时，他就萌生了考研的念头，经过两年的准备，1999年，他终于通过考试又考回了母校北师大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2002年11月5日，夏昌和来到深圳，在爱华人才培训中心的支持下，2003年下半年，他招到了第一个学生—田海燕。
　　其实，做人才培训的想法，在他下海经商的时候就有了，为了给自己搞培训积累点资本，他需要给自己镀点金，于是考研成了最有效的方法。
　　生病改变初衷
　　但做免费培训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夏昌和坦言，开始是想通过搞培训赚大钱的。但1996年底的一次体检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体检的结果是肝病，但他很敏感地从亲戚朋友的反应中猜到了最坏的结果——肝癌。但他从来没有到医院再去查什么。一直到去年，他在深圳的几家大医院复查时得知，他得的只是普通的肝病，根本与癌症搭不上边。
　　但是一场肝病，让他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重新规划。这期间，他遭受的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打击，妻子的离弃也使他倍感人生的苍凉，他逐渐领悟到，在商海里整天你骗我来我骗你，这样挣来的钱再多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于是，他想到了培训，用自己的所长，帮助更多的孩子掌握生存的本领，不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在深圳没人相信
　　有了这个新的人生目标，夏昌和不再感到人生的灰暗，他重新感到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所在。2001年他终于通过法律途径解除了与前妻的婚约，2002春天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湖南，认识了同为搞培训的蔡老师，两人于当年年底一起南下，后来成了夏老师现在的爱人，并与他一起合力搞着这项为穷人学生免费培训的事业。
　　搞免费人才培训的难度超过了他和爱人的预料。为了招生，他和爱人四处奔波，在深圳当地报纸打的广告，没有任何回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众多深圳学子绕着走的主要原因。无奈之下，他只好将目光投向老家，投向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才招到了目前的这些学生。
　　投入20多万
　　他在这些学生身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夏昌和给记者算了笔账：
　　吃住、每个学生的零花钱，还有各种开销，每个月用在学生的开支大约在1万元左右。那么，他靠什么来支撑这项开支呢？夏昌和告诉记者，现在他和爱人两人每个月的收入在2万元左右，除去用在学生身上的1万元，剩余的钱足够他一家大小的开支了。他说，自己每个月租房住，出门又坐公交，加上也不用穿太好的衣服，目前的开支是足够了。这2万元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夏昌和的答案仍然是培训。他现在和爱人每天都在外面给企业培训，这样每个月的收入相当稳定。
　　感觉很实在
　　自己过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却把省下来的钱用到这些孩子身上，是什么动力让他如此执着？夏昌和说，用自己的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真正帮到更多的人，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快乐，晚上睡觉睡得很甜。
　　他说，自己目前除了讲课，还通过自己和母校的关系以及在培训市场上的人脉关系搞一些培训项目，通过这个每年又可以挣到一大笔钱，以补贴办学之用。
　　他透露说，自己以前“办学”的规模扩大后会择优录取，但扶贫和勤奋两个标准仍不会改变。规模扩大了，还会是免费的，资金够吗？夏老师说，自己还有一点积蓄，应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而且自己和蔡老师每个月还能挣不少钱，这些学生成才后将来也会帮着自己做这件事情。

农夫山

我叔在803班

楚风仙韵

xt95599 发表于 2012-12-4 20:38  来源:武汉晚报2008-03-24  李树庭先生近日特别高兴——他又从网上发现了一本有关毛主席的新书。  ...

据沔阳县志记载，沔阳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39年9月创办的湖北联中鄂南分校。1941年8月，一部改制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在通城石坪，尔后几经迁徙，1949年8月迁沔阳新堤，改名为湖北省立沔阳师范学校 ，1951年，沔阳、洪湖分治，改名为湖北省立洪湖师范学校，1954年，洪湖大水，学校暂迁江陵。因新堤校址地势低洼，校舍损失严重，省教育厅决定将该校迁沔阳仙桃镇并拨款兴建校舍，1955年校舍落成，建筑面积4775平方米。迁仙桃后恢复沔阳师范校名； 1986年沔阳撤县建市更名湖北省仙桃师范学校； 1991年仙桃师范建制升为副县级； 1999年仙桃师范迁往新校区，2001年仙桃师范学校升格为仙桃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