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 别逼老百姓当李自成

苏白

自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张居正对嘉靖、隆庆时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社会状况深恶痛绝。因此，他担任首辅之后就果断采取措施，整治腐败，决心扭转政风士习，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重振往日的辉煌。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贪污数额之巨，令人触目惊心。严嵩素有“钱痨”之称，被抄出的家产竟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素有廉能之誉的徐阶，他拥有的金银虽无确载，但从其占田达四十余万亩来看，可知其贪污积贿亦相当可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权臣显贵的影响下，大小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就连以惩贪为己任的监察机关也日益腐败，御史出巡往往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而对于逢迎之徒，即使赃贿狼藉，鱼肉百姓，也毫不过问。
张居正对政治腐败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人民的逃亡和反抗“并非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而是“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小贪官视朝廷明诏法令如故纸，政令难行。更有甚者，“收受祸国者的贿赂，纵放祸国者而不加以拘捕……”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没有什么比安顿民生更为紧迫的；而安顿民生之第一要务，在于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乃是改革政治和整顿吏治的关键。有鉴于政治腐败的危害性，张居正惩治腐败的主张在其独柄国政后得以在各方面付诸实践，并贯穿于改革的始终。
驿政和赋役是明中后期财政上最大的弊政，也是贪吏作弊的渊薮。驿递是专为公务活动服务的官方交通机构。嘉靖、隆庆年间，主管部门又乱发勘合，以作人情，用驿者不仅巧立名目，强行勒索，还受商人之贿，大量夹带私货，致使百姓负担加重。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一面重申旧禁，一面制定相关的规章，严加稽查，加强管理，官员非奉公差不许轻扰驿递，违者参究，内外各官丁忧、起复、升转、改调、到任等项，均不得动用驿传，以厘革驿递冗费之弊。在赋役征收方面，手续复杂，奸诡丛生，从而使侵渔盘剥的贪吏钻了空子。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大大简化了赋役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赃官暴吏的贪污行为。
对官员廉贪的考察是明代考课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位于考项之首。而明中叶以后，考语和举劾严重失实，使考察逐渐失去激浊扬清的作用。张居正为此提出：吏部、都察院监督抚按，抚按的考语失实，则以“不称职”予以处罚；内阁、六科监督吏部、都察院，发现考语失实，同样以“不称职”处罚。这样层层负责，层层监督，各相关部门不敢以虚伪的方式蒙骗上级。万历二年（1574），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朝在文华殿设内外职官书屏，列天下中高级文武官吏，每官一帖，十日一换，尽可能如实反映其任职情况，便于皇上和内阁直接了解、监督官吏。
张居正柄国伊始，即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腐败，清洗了一批奸邪庸碌之人。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因贪贿徇私被劾，调往南京；江油知县侵帑二千余金被判处死刑；河南、陕西两省按察佥事因贪虐削籍。这些果敢严厉的措施，表现了张居正惩治腐败、“廓清浊氛”的决心和魄力。万历初，神宗屡次严令惩贪追赃，张居正提出，对违法犯赃者，“不问官职崇卑，出身资格，一律惩治，必定罪而毫无赦免。”在张居正柄国的十年间，据《国榷》记载，关于惩贪的叙述有十六处，涉及各级官吏、军官以及扰民的宦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万历二年正月，将“贪酷异常”的保定知府贾淇等十八人依法给以严惩。
在惩贪的同时，张居正竭力倡廉举能。他认为，选拔官吏应该“以操守为先”，廉洁且有能力者为最佳人选。他还主张不循资格，不惑浮誉，官吏黜陟皆绳之以品行与才能，并向神宗建议恢复中断已久的皇帝面奖廉能的制度。万历初，廉能者“不次超擢”，脱颖而出。如浙江布政使谢鹏举为政廉能，政绩卓著，升任右副督御史巡抚浙江、户部右侍郎，担当起惩贪倡廉的重任。吏员出身的黄清，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张居正不顾流俗议论，调他任两淮盐运司同知。他主持漕运工程，节省费用，政绩显著。
奢风与贪风相长，惩贪必须抑奢崇俭。封建时代，帝王之举动，为万民所瞻，士大夫所效。因此，张居正一直谏说神宗恤财节用。他说：“臣朝夕所忠告于上者，惟以节约爱民为急务。”神宗兴修宫殿，增派织造，强取内帑，屡屡遭到他的强谏。如万历七年（1579）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张居正劝阻不及，毅然上奏谏言道：“财政有限，而消费无穷。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在他的坚决抵制下，万历初宫中许多不该浪费的钱财，较前有所减少。
在张居正独柄国政期间，惩治腐败是其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的顺利推行和扭转国势衰微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苏白

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也就是明朝七品、从七品的，历史上著名的六科给事中，言官，监督监察六部的一品、二品、三品大员、高官，中国自古官场制度的“以下制上，以卑察尊”的驭人之术发挥到极致。舆论监督要害部门重要岗位官员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