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荣：黄梅人生（原名：我的“三农”情结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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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农”的情结

●  王国荣

前    言

六十岁退休，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先辈曾告诫我们：人活一天就得干一天的活，不然就要饿肚皮。如今，我已是七十以上的老者，只要能动得，就要天天坚持活动。现在，我们很幸运，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优越制度，有共和国六十年的建设成就，这是我们退休后生活无忧的有力保证。

退休了，不等于划上了休止符。要活到老学到老，勤劳到老，如注意保健，活到八十、一百岁也是有可能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这是古人对人生的归纳。按照古人的归纳，像我这样已经活到七十多岁的人，干什么都得心应手。但，要得心应手地干好事，干有益于人民的事，不要把人生最后一段好时光白白浪费掉。特别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的退休老人，一生跨越两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见证人，更应当珍惜时间和生命；更应当得心应手的做好事。如果能抓住退休后的充裕时间，把个人几十年的经历，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所见所闻，我们亲身感受的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通过回忆、总结提炼，写成文章，是大有益处的。这可以激励自己，也可以警示后人。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如果这样做    了，有了成果，就对得起国家领导人的夸奖，对得起后代人的尊敬。自己是财富还是包袱？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退休老者应尽心尽力，把这笔财富献给国家，献给人民。

上世纪一九五一年,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湖北省委组织的工作队到农村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二年从湖北革大毕业分工到黄岡市黄枚县工作，在基层、在农材摸、爬、滚、打几十年。其中在区、乡任职二十四年，1980年调县农委、农业区划办公室，工作到1995年退休。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已是八十岁退休的老者，写此文，一來借此文纪念和问候与我们在基层、在农村战斗了几十年的同志和朋友，二來向在新时代继续为“三农”而努力奋斗的同志和朋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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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进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在报到时，我们和新兵入伍一样，每人发两套人民解放军的灰色制服，春、冬服各一套，还有牙膏、牙刷和洗脸毛巾。

     全校一千多学员多数来自中南各省的社会青年，有一部份是部队和机关选送调训干部。担任我四班班主任是黄枚县新开镇籍枚振武老师，。每班百多学员只配几名老师辅导，如音乐、体育多在调训干部中选任。他们已在革命队伍中锻练多年，政治思想水平高，并拥有一技专长，都能在学校短暂时间学习中得到发挥。我由一个社会青年学徒工, 变成一个革命战士, 既给我带来高兴、 喜悦, 也给我带来压力和动力。学校的环境、条件、生活，在建国初当然比较简陋和艰苦，但与我学徒生活比丰富而多彩。我不仅能适应，甚致还有很幸运、幸福的感觉。极极参加体育活动，与同时分到黄枚县工作的欧阳赐堂同学，都是班上兰球队的主力。

     那时，学校刚刚从黄陂县城废墟中筹建起来，临时在废墟上建几间平房，做教室兼做学员宿舍，床铺房中摆几张槕子，学员编班编组，以组为单位就地上课。我编在四班九小组。生活、学习、训练都是集体行动，生活一日三餐，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集体膳食，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我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临，穿上与昔日新四军二表哥以及所有革命者一样的衣服，内心感到无尚荣耀。

     走出家门，进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门，起步迈向社会，对我而言，一切都是全新而陌生的。我年少好胜逞能，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做人难、办事难，前进中的礁石、险滩多，只有一股蛮劲、犟劲，结果，适得其反。我遇到第一个小挫折，是在走进“革大”校门不多时、学校举办的一个学员运动会上。当时运动会有田径赛项目，我非常自信，爽快报名参加三千米长跑，三千米是多少圈也不清楚，认为跑步很简单，以前，在家总是跑跑跳跳，属家常便饭，自认可稳操胜券。比赛开始了，我一股劲冲到别人前面，但好景不长，跑完几圈就力不从心，双腿象绑着千斤石头似的沉重。眼看一个个运动员跑到前面去了，我却越来越支持不住，一跤摔倒在地，过去了一会儿，才被人扶起来。如今，我深思自己出师不利的原因，用民间的一种世界观解释那次失败，好像预示着我在革命征途中，不是一帆风顺，是个人一生结局的写照，与几十年后的现实结果极其相似。

     在学校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思想觉悟有一定的提高，初步术立了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付出个人一切的思想基础。主持日常工作的校领导，代表湖北省政府动员全校学员参加省政府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号召学员到群众运动中锻炼自己。他指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迫切的政治任务’。在这里，可能有许多同志不理解，在校学习时间不长，所谓“正式课程” 尚未开始，学员下农村是否冒学到什么？持这种想法的看起来似呼有道理，既然是“大学”就应有多学科的课程。但，他们忽略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的性质和宗旨。革命大学重在” 革命” 二字上。中国近代史的史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史命。共产党要顺应历史潮流，用“革命” 手段，把己有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要在中国分阶段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要使中国全民共同付裕、共同上升，不用革命手段砸碎旧的社会制度和枷锁，付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怎么能实现？。革命大学以速成方式培训大批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革命志士，他们肩负着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精神，要勇往直前，前扑后继去完成中华民族付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史命。学员也只有走向社会到实际战斗中、大风大浪里段练，才能成为合格的、人民需要的革命者。因此，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对学员来说是及时雨，学校学习是书本知识，到实践中去摸爬滚打，这对我们这批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女青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1951年夏季，在主持“革大” 二部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带领下，一千多学员从黄陂县城的校总部出发，到横店坐火车在汉口循礼门下车，沿着江汉路向江汉关长江码头开去。这条路即江汉路是我两年前学徒的地方，不仅熟悉它，与它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结。我走在这条路上格外感到亲切和兴奋，边走、边看、边回忆，走过一段不时回头张望，心中是多么爱它，留恋它。毕竟我在这里生活过五年。穿一身灰制服的年轻小伙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雄纠纠气昂昂，与一年前解放军进武汉市区一样威武。那时我站在江汉阁茶楼、站在中山大道旁，欢迎解放军威武雄壮之师进城。此时此刻，我走在革命队伍中，行进在汉口市内街道上，内心感到乐滋滋的，有无法形容的喜悦。

一年前，我还是一个穷孩子，社会最底层的学徒工，挨打、挨骂，是我每天会遇到的霉气，走在大街上被人看不起。到青年学习会学习无钱坐车，只能靠两条腿步行，和逃荒、逃难差不多。今天我走在汉口的大道上，和解放军一样，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今天，我要像解放军那样，昂首阔步、雄壮一回。我走着、走着，得意忘形，一时间忘了自己是走在汉口街道上，忘了这里离长堤街关帝庙家里不远，出家门几个月了，此时此刻不晓得回家看父母，向二老问好。后来想到这些，自己后悔莫及。当时我应当回家，向二老显示一下自己的英姿，再次告别他们，儿子要远行，要远离武汉，追求自己的新生活。

     到了江边，在老军用码头，我们上船去广济武穴，我们乘坐的是货轮。这种货轮，平时搞水上运输，没卧铺，只有统仓。晚上一千多名学员，男女挤在一起，和衣而睡。我的睡位紧挨轮机仓，机器设备很旧，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如果不是小青年，一般很难入睡。从武穴到梅川的行程中，有多数女学员，是第一次负重走六十华里，但无人叫苦，一路欢笑，一路高歌，充满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少数女学员，实在是负重走不动，马上有人去帮助。眼前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很高兴,心中在悄悄地品尝着当一个革命战士的滋味，没有丝毫疲劳的觉。到了广济县城梅川，学员摇身一变，成了土改工作队员。在县城住了一个星期，一是听县委领导人介绍广济情况，二来学习土地改革有关政策文件，通过学习，使我们懂得很多革命道理。

      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内容之一。1947年，在河北省西北坡，党中央召开了解放区土地改革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根据这个文件精神，组织贫农团和农会，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约。部署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结束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依靠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隐藏下来，经常对革命进行反扑。共产党只有积极发动群众，消除反动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根基，建立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革命才能站稳脚根。

     解放前，占全国人口８０％的农民，受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压迫，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存条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农民问题不解决，共产党要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肃清地方封建和反动武装，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农民的解放。也只有通过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才能实现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任务。

     通过学习，弄清了以上道理，接着我们又学习土地改革有关政策，特别是要搞懂土地改革总路线，即“依靠贫农、佃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如何遵循总路线指导工作，也有很深的学问，如，总路线中未包括相当富裕中农成份的“小土地出租”、“恶霸地主”。所谓“小土地出租”，是没有劳动力和丧失劳动力靠雇工或出租土地为生，主观上没有想靠剥削发财的追求；而“恶霸地主”，除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外，还有靠政治背景欺诈、压迫受苦农民的行为，或有血债。“工商业兼地主”就是以工商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有地主的剥削行为。对待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地主要有所区别，与地主比，对他们要宽容一些。农民中没有正当职业的，要看其主要生活来源以什么为主，从无正当职业人员中，又划分出流氓、“兵痞”、“地痞”等。在具体操作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入手。

     经过第一批点的摸索总结，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是：在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政策的时候，广泛接触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一个自然村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选择苦大仇深、受压迫深重的农民，作为在土改中的依靠对象，选中了后，就住在他家里，住户就是土改工作队员依靠的“根子”。“根子”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去串连发动与自己一样的穷苦农民，这叫做“扎根串连”。当时，苦大仇深、受压迫重的农民，政治压力大，生活艰难。压迫农民的恶人手段很多，他们经常威胁贫农、挑拔贫农与土改工作队的关系。所以，在初期，贫农一般不会轻易反映情况。此时，土改工作队员要真诚，有耐心，通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感情，建立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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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三同”要动真格，而不是做样子。作为一个工作队员，实行“三同”付出的比住户还要多，住户给工作队员做了比较好的饭菜不吃，劳动时，照顾你轻活，要分析，他是有意试探，还是真心实意。“土改根子”就是住户，在土改工作队员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了，敢于起来当家作主、敢于揭发斗争坏人。然后又通过“土改根子”去串连，发动那些与他命运相同的农民。通过串连发动，要求起来当家作主的贫下中农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逐渐扩大，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就帮助他们在一个村成立贫下中农小组，在一个乡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在发动中串连，在串连过程中，收集一个村的政治、经济情况，为后来划阶级成份，斗争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作准备。

     搞土地改革，我比其他队员有优势。出身贫寒，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第一批点是广济县花桥区饶家脑乡，工作组把我一人分到只有近三十农户的小村。

开始，我也出现过失误。土改工作队进村时选住户太匆忙，听了部分农民的介绍，我住进了一个曾加入过社会帮派、并当过帮派小头头的农民家里。时间长了觉得不对头：他对我十分殷勤，叫他女儿帮我洗这洗那，生活搞得不错。劳动时，他故意让我避开苦、脏、累的活。我住的这个村只有三十来户农民，进驻十多天，发现很多群众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了解到的情况也不多。在工作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外村群众反映，我的住户有问题。经过调查证实，群众反映属实。于是，我又重新选择了住户，并且在与新住户的“三同”中下苦功，弥补已失去的时间、消除了不良影响，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并迅速打开了局面，胜利完成了任务。

春节到了，农民兴高采烈，排练文艺节目，一来庆祝自己翻身得解放，分得了土地、农具、耕牛、房屋，二来为春节文娱活动作准备。文娱活动项目比较多，我积极参与其中，向他们学习踩高跷，练习了一些日子，提高了水平，可以踩3米高的高跷，如履平地。

腊月二十七，离开饶家脑乡，工作队到县城梅川过年。春节，是中国传统大节，群众再困难也要设法过好一年一度的春节，吃、喝、玩、乐，热烈隆重。过去黄梅农村流传一种说法：正月吃吃喝喝、二月东撮西撮、三月打藤扭索、四月脱鞋赤脚。这就是说，从正月过春节起，一直要玩到整田插秧。农民一年忙到头，趁过春节休养生息也不无道理。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虽然不是炮火纷飞的战场，但它仍是一场重大的革命斗争。当时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仆从国家，打着联合国旗号，发动了朝鲜战争, 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撤往台湾，但仍留有一小部分残余溃兵占据中国内地的深山密林,负隅顽抗。他们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潜伏下来的众多特务互相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新中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消灭土匪特务的决定，这就是建国之初著名的“镇反”运动,

     1950年3月中央下发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其中说到：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同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了全党开展镇压反革命的任务，要求全党领导全国人民广泛开展肃清土匪特务的斗争。《指示》发出后，全国“镇反”工作如火如荼，各地相继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特宣传，公审并处决了一批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但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效果并不太好，漏网的土匪特务多，匪患此起彼伏，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黄枚县当过县长的陈忠猷，杀害了许多黄梅县革命群众，解放初期他潜逃回广东老家藏匿多年，于1956年才逮捕归案押回黃枚县伏法。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土改工作在同时进行，执行者怕“镇反”出现过左，不利于土改政策的执行。二是怕打击面过大，不利于统战。三是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司法体系，在量型尺度上难于把握分寸。

     1950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镇反”、“土改”两项重大战略决策并行不悖。“土改”既是一场革命，就要准备付出代价。我们要把暗藏的敌人揪出来，敌人就要拼命反抗，所以，对我们“土改”队员而言，过春节就是在战斗的间隙中休息整顿，磨刀擦枪。土改工作总团趁过节之机，把全体工作队员集中到县城，休整、总结、备战，争取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夺取土地改革运动的全胜。

     开始，在第一批总年轻队员缺少社会经验，基本以学习为主，跟着年长队员或培训干部，几个人住在一个自然村，比我还小一岁的一位女队员，她就是我们同班的姚荣光同志现在黄冈市工作，是湖南人，湖南乡音太重，群众一般听不懂她的话。有一次，领导让她主持一个小组的群众大会，看见群众都把眼睛瞪着自己，她手足无措，又羞又怕，急得流下了热泪。我主持第一次群众会虽然没哭，但是，我的黄陂话夹着武汉口音，群众也难听懂。让我也急出一身冷汗。在第二批点的工作中，年轻队员可以单独作战，一个人住一个自然村。正月初七，马不停蹄，又返回花桥区，我的工作点是郭德元乡一个有七十余户人家的村子，叫唐湾。

     郭德元乡处于武穴、梅川、黄梅三地的中间，背靠大别山。这里情况复杂，有国民党的残余、也有地方反动武装，还有，氏族矛盾突出、社会上黑道势力多，如青帮、红帮、汉流、哥老会等。在梅川集训时，县负责人曾介绍过，1946年这里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氏族械斗。当时，除飞机大炮外，双方将各种武器都用上了。国民党政府出面调和，文调不行，改为武调，派出几个团正规军，才把双方的战斗压下去，此后大批武器弹药流散在民间。

     在湖北省政府督阵下，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广济县全面展开，昔日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份子坐卧不安，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反扑。郭德元乡有个反革命份子李有才，参加并指挥了1946年广济县的那场大规模姓族械斗，暗藏了几支长短枪。土地改革工作队未进村前，他暗中活动，迷惑族人，掩护自己，企图混过土改关。他要持枪人员把枪支擦得亮堂堂的，睡觉时当枕头用，一旦形势对他们不利，就马上行动，对土改工作队下手。郭德元村是几百户农民的大村庄，乡政府临时设在那里。正月初七，工作队进村，队员在县城集训听了有关情况介绍，心中对这里的复杂性是有数的。为防不测，工作队员，包括女队员每人发一支枪，我年小没有发。

     我在郭德元村的唐湾，住在一个名叫唐小虎的农民家里。他一家五口人，靠种租田过日子，田的主人是郭德元村一富户。唐小虎开始对我很冷淡，故意回避。我也不说什么，一心埋头跟他干农活，耕田耙田、插秧我都会。通过“三同”，与他建立了感情。逐渐，他对我说出心里话，向我透露了他从亲友那里得知的消息：村子里少数人手中还有枪，他们把枪擦得亮堂堂的，准备打仗。得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反映到工作队，引起工作队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中共区委政委的李玉湘同志（后来是黄冈市经委主任），亲自组织力量，增派民兵到郭德元乡，经过紧张而细致的政治攻势，突破了一位被胁迫持枪人员坦白交待。根据他的坦白交待的情况，我们顺藤摸瓜，经过细致思想发动工作，多数被蒙蔽的贫苦农民自动向政府上交武器，纷纷起来揭发李有才的反革命活动，没让他混过土改关。经过全乡群众大会的斗争、控诉,李有才被宣判死刑，就地镇压。当时有的群众太愤恨，对着李有才的尸体又多打几枪曳愤。通过斗争、镇压反革命分子李有才，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武器，震摄了敌人，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第二批土地改革运动取得全胜。

     花桥区经过两批土改，缴获了迫击炮、重机枪、一批长短枪支和整箱崭新的美式子弹，工作队将它们摆在区公所门前的广场上，向群众公开展示。与此同时，在黄梅县濯港区、大河区也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同样被翻身得解放的农民群众及时镇压平息下去，保卫了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由此可见，建国的头几年，在农村进行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以及在城市进行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金、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都是解放战争期间斗争的继续，是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大举措。这为1953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加深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钢领，没有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领导革命的强有力的政党，所以它是失败的。耕者有其田，也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但实现不了，原因也在此。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革命斗争。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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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首战城关



     广济县土地改革结束了，“革大”学员返回学校，又经过一段学习，学员联系土地改革实际，结合学校政治课程，自我总结提高。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学员被吸收入党、入团，我就是在那时候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好似玉皇大帝的八卦炉，来自中南各省的小青年，经过头尾三年的熔炼，成长起来了。他们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他们只讲奉献，不讲报酬，不计个人得失，入伍以来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不知什么是工资。来自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员，也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满怀豪情，随时听从党召唤，叫干啥就干啥。在“革大”一至三部，学成结业后，有的学员分到抗美援朝前线，有的分到新疆边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们二部学员结业时，学校领导在结业分配动员大会上说：“你们中许多同学是出身城市贫民和劳苦人家，农村贫下中农欢迎你们到那去……”。这一席话，把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激励起来了，纷纷报名到农村去。我当然不能落后，抢先报名下农村，很快被学校领导批准到黄梅县工作。1952年夏季，我们正式从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学校派一位校领导和班主任，带领分到黄梅县工作的三十位学员，前往黄梅县报到。从汉口乘船、在小池口上岸，受到黄梅县委、县政府领导热情接待。那时，小池到县城九十华里路、不通车。我们只得在小池休息一天。接待我们的干部给三十位同学照相，其照相工具是原始落后的、玻璃底片。为我们学员登记入册，办理好相关的人事手续。第二天傍晚，我们在小池东港新河桥乘民船，经东港走水路上县城。每艘民船载十人，我们在船上过夜睡觉。民船木划子沿东港水路到严家闸，在严家闸翻堤换船，又经龙感湖一望无边的水域到高桥乡苗竹林上岸，前往县城。

     没有围垦的龙感湖与安徽省宿松县相连，有水面四十二余万亩，是长江汛期的天然蓄洪区。湖中水面辽阔，长年长满芦苇、菱角、野藕，水生植物丰茂，湖岛上栖息着各类飞禽走兽，如獐子、麂子、野鸭、白鹭和各种扑食鱼类的小鸟。抗日战争期间，芦苇成了掩护抗日军民最好的屏障，新四军游击队就活跃在湖北、安徽两省的这一地区。

     我们从东港到严家闸翻坝换船进入龙感湖，正值大白天，又碰上荷花盛开季节。芦苇、蒿芭、荷花、在微风中摇曳，水鸟在水上嬉戏追逐，水面在荡漾。坐在船上的小伙们引吭高歌，不时惊动水鸟也应声飞翔。大自然的这一切，组成一幅人间天堂美景，使刚踏上黄梅热土的每位校友，无限遐想，沉醉在美好的风景如画中。我和大家一样，对黄梅有一种风光旖旎的感受。我祝福自己、庆幸自己分到黄梅。初次亲临其境，我们对黄梅就有好感、并爱上了它。平时嫌小划子行得慢，这天湖上风光吸引着每一个人，我们没有顾及它的速度，似乎还嫌它太走快了，大自然风光还未看够，就到了苗竹林。于是，校友们重新背上行李包，步行十里地，直抵县城，向黄梅县委、县政府报到。

     报到后开始几个月，我暂时留在县委办公室待命，跟随县委宣传部长曹锦林同志到土桥区马鞍山脚下的梅山村蹲点。曹锦林同志是南下老干部，山东人，性格豪爽，待人诚恳。在革命队伍的陶冶下，他政治思想水平高，知识面广。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小青年非常关心。县委分工他负责土桥、独山两区工作，我跟他在梅山脚下住下几天，就去外区乡下巡视，路途中他为我讲革命斗争故事，讲工作方法。一住宿下来，就指导我学习、写材料，把巡视的情况写成稿子，向县政府主办的“工作情况简讯”投递。他出题我写、他修改，使我受益匪浅。有一次，我们巡视独山区，夜晚赶回驻地，路上要经过十几里丘陵山凹路, 就是大家熟悉的马尾山东北部, 是往日县城去独山的主要通道。在龚凹附近的山冲，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段山凹，突然从山上下来一群豺狼，企图从几面包围我们。我俩一步步慢慢往后退，在豺狼步步紧逼下，曹部长从怀里抽出手枪，朝狼群连开几枪，吓得狼群迟疑不决,在它们似跑未跑之际，我俩争取时间走出了山凹。

梅山村，就在县城东边约三里之地马尾山北边的山脚下，腊月二十四那几天，群众都在忙年，我在忙着写巡视情况的材料。热情的村民硬是把我和曹部长挽留在他们家过小年，腊月二十七才返回县城。跟随部长尽管只有几个月时间，我收获颇丰。他是工农分子知识化，自己动手写，还鼓励我多写。巡视独山区的情况，我写出的稿子经过他修改，递交县委办公室，在当时出刊的简报上采用了，有他的支持，我写的稿件使用率很高。因为我们写的稿子反映情况真实、生动、合时宜，对面上各地有指导意义。跟随这样的领导工作，对刚走出家门、学校门的我，如雨露滋润，非常及时。年后，他调任阳新县任县委书记。动身之前，推荐我到城关区任党委宣传干事。这是我参加工作到基层的第一站、首次有了明确的行政职务。

     此时，我离满十八岁还差几个月，一走上工作岗位就碰到一位老干部、好领导，在他手下工作强过短期培训班。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的角度，他调教我出任党的基层组织宣传干事，这是一次机遇和缘分。日后就是这个缘分点燃了我爱情的火花。

     春节过后，我也背上自己的一幅半(当地人笑称)只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蓝色印花被，前往城关区向区委报到。从此，开始了我在黄枚县工作几十年中，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不解之缘的起点。这床印花被也伴随我转战南北多年，和解放军战士那样，战斗在那，一个背包是我的全部家裆就背到哪。

     城关区，在建国初与黄梅镇是两个行政单位。黄枚镇专管城镇街道工商业和从事工商业的居民。城关区分管黄梅镇周围的农村，下辖十一个小乡，即高桥乡、铁岭乡、西河乡、商河乡、茨林乡、红旗乡、魏凉乡、余塘乡、许铺乡、油铺乡、大古乡。其中大古、油铺是山区，红旗、余塘、铁岭、许铺是低丘山岗或部份丘陵，高桥、西河、商河是河畈平原。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城关区虽近靠一县政治、经济中心，周围农村仍然贫困和落后。

     我调到城关区，当时我面对的是：土地改革己经完成或快完成；生产关系变革任务艰巨；生产力落后，自然环境条件差，农业基础设施基本没有。黄枚县的三大水库即古角、垅坪、永安水库还未来得及计划和实施，农业生产还是靠天收，当地群众称之为望天收，有就收、无就丢。此时、此情，这对我刚由城市下来的青年，要多打几个问号，走向农村能否适应？能否与黄梅乡亲迅速融合在一起、打成一片？还得时间的检验。

     从家门走进“革大学校” 门，分工黄枚县首站城关区，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最难忘的一站。工作头尾虽只有两年，但经历了黄枚县或者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三件大事：即土改、合作化、1954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这也是我个人一生中无法忘怀的惊世之事。

系统提示

城关区委机关，那时设在现时是古塔西街人武部那个方位，是一栋出进前后三丛的民宅。民居很宽，作为一级政权机关并有二十多位干部职工，吃、住、办公，就显得狭窄。报到后，区委安排我同宣传委桂成记同志住一个房，刚刚能摆两个单人铺，那时，我还是一位小青年，没有什么物品，没有不方便感觉。可愁了宣传委，他比我大又成了家，只要嫂子来了我就得出外借宿打“游击”。

建国后，虽然各方面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人民利益而战、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每个革命者心中时刻装着群众，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

五十年代初，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不分彼此，同志称呼，我们下农村背着米袋子向农民住户付生活费。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保持着革命的本色，保持着革命党人的优良传统。机关虽然固定，但，是象征性的，工作人员一年四季工作、生活在农村，吃住在农民家，只有开会时才回单位歇脚住上几天。

     那时各级干部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这个指示为我们农村干部指明了方向，提出了高的要求，革命工作走到那就在那里生根、开花。 这时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员,但，是一名革命战土, 就要听党的话, 走到那里干什么事就要想到是一名战士。 那时学习机会少、学习资料没有，但是 ，各级领导干部的模範行为就是学习的榜样, 他们怎么作我们跟着学，走到哪把革命种籽就撒到那。

     区委分我笫一个任务是到许铺乡接手黄枚县最后一批土改工作, 区委知道我参加过广济县几批土改, 要我到许铺乡去挂个代工作组长头衔.。据介绍知道, 前任组长因工作作风恶劣, 背离了群众路线, 跪罚所谓不听话的群众, 被群众检举撤织.

     我接手工作组任务后马不仃蹄, 到许铺乡石咀村, 住在当时在许铺乡有名、当乡戏剧团长石金奎同志隔壁一位贫苦农民家。工作队队员绝大部份来自本县第一批土改翻身农民中，选拔出来的男女青年极极份子，他们参加土改工作有很多优势，本地人生活、民情、农作知识熟悉，与当地群众容易打成一片。但思想觉悟还不甚高，小农思想意思还未彻底改掉。工作组有一位来自红旗乡的工作队员洪某经不起考验，他在扎根串连中，与一位农民的女儿热恋，在运动中途私自带着女友跑回家，脱离了革命。

     此时，正值冬春之际，寒气袭人。许铺乡土改己进入没收地主财产、贫下中农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许铺山上堆满了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财物，土改队员与民兵一道，日夜守卫。我身上穿的还是学校发的一套灰棉祅，这棉襖尽现当年没有改造好的黑心资本家，趁抗美援朝之需生产了大批愉工減料支前的军需品。我们穿的军服是其中之一部份，学校发给我们还没有穿到三个冬春，棉襖内芯棉絮已成块状不禦寒，加之内衣单薄，在凛冽的寒风面前，我穿的衣服显得空荡荡。在值夜班的那一段时间, 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并伴有雪花，呼呼的北风，吹得我直打哆嗦。穷有穷办法，我搓一根草绳当腰带扎紧保暖御寒，晚上睡觉，一床棉被垫一半盖一半，这就是被群众戏称为二幅半，底下再垫一捆稻草，也象弹簧似的舒服。工作队员住的都是穷人家，他们比我们还困难。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我们干部实行工薪制，才逐步改善。

     令人遗憾的是，许铺乡土地改革工作没有善始善终，因为前期思想发动工作不扎实走过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堆集在许铺山上、没收来的地主财物，在风雨交加的一天，被群众哄抢得精光，真正应该得到胜利果实的贫下中农却没有得到。从此以后，该乡各项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落后状态，被人们称之为“夹生乡”。

     许铺乡土地改革结束了，我在短暂时间内随同区委付书记眭连士带着一个工作组，到铁岭乡验收土改复查工作。因为铁岭乡是全区自然条件最差的，它被丘陵低山包围，只西边近黄枚镇县河，抗旱时旧人力水车要十几层才能把水提送到田。土壤瘠簿，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主要靠天收，风调雨顺有收，天旱缺水就丢。贫苦农民多，地主、富农少，土改复查任务不大，与全区先完成土改和复查工作的乡，一同迅速转入经常性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根据生产季节，指导农民抗灾自救。

     在建国初我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国家还是一穷二白改变旧靣貌尚待展开。农村、农业、农民是影响囯家社会发展、安定的主体。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调动占当时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极极性。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农业发展道路应该如何走？当时除了苏联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人农庒。若大的中国人多、又穷又落后，一时难有定论，只有边走边探索。所以在土地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农村工作全国上下尚处在摸索阶段，主要是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催耕、催种。区委分工我独自住在商河乡，行李一背包驮往商河住在王革村，当时是商河乡党支部书记王某家里。他的弟弟王财生也比我大，因算我最小又姓王，他的母亲把我当小儿子，他奶奶看我不足十八岁，就当上区干部，夸我有志不在年高。我自己并不认为有志气，是旧社会逼我走上革命道路。走上工作岗位时间不长还没有干出成绩，俗话说；八字冒看见一撇，九字冒看到一勾。往后时间很长，要有所作为必须从现在开始。

     商河乡北面是大别山南麓，被古角、垅坪、小溪河夹在中间，也是历史以来被山洪冲积而成的河畈平原，每年大小山洪要发生多次，商河农田又是靠河堰灌溉。这里的农民不论是旱或发山洪，对上游水情相当敏感，全乡水利没有什么设施，天晴去上游程白马村蔬通河道，雨天要派人到上游沿河防守，每当派工轮到王财生时，我就随同他一道提着马灯在夜间沿河坝巡逻。

     有一天党支部，当时全乡党员不多还是一个党支部，在乡公所开会，他们正在开会时，我自以为是区驻乡干部，研究工作当然要参加，也不知道是党员会冒失闯进去，支部书记笑嘻嘻地对我说不是工作会是党支部会，我不好意识退出乡政府。从那以后对党员、群众有别印象深刻，但很不服气，心中想你们在家里入党赶不上我出远门在外奔波，我入了党才光荣哩。可内心还是佩服他们成为当时农村工作在群众当中有影响的带头人。这也激起了我以后要争取入党的决心。

     西河乡是商河乡的下游，这里历年受洪涝灾害影响最大，田畈不少农田、村庄，被历次洪水冲成龙凼或被沙压成为小沙丘。这里的灾情较重，区民政干事李文祥他年长，带几个年青人在西河乡开展生产自救。我住在桂畈村，这个村有百多户，是县城出东门最大最有名的村庄，这个村有几个老革命，其中有在解放初期任安微省委付书记的桂林西，在黄枚人人皆知，他去逝后按遗愿安睡在黄枚挪步园。

     我到桂畈村时间不长，就碰上一次大山洪，因西河被夹在几条河的中间复背受敌，山洪同时暴发，东面县河承受压力最大。洪水猛涨漫灞，麻城籍的徐区长赶来参战，我俩站在西河灞上，眼见河东灞上的桂灞村，危在旦夕。我俩同时跃入凶涌的洪水，泅渡过河帮助抢险，刚把河灞上群众转移完，下段河灞溃口下游被淹，河水对上游威协虽小了，但溃口处村庄被毁，农田大片被沙压，部份冲成龙凼。我们工作组一方面赈灾，一方面发动群众种荞麦、萝卜菜渡荒。由于解放前长期封建剥削造成的贫困，大部份农民生产和生活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更无力抗御自然灾害，一时难以摆脱贫困。

     土改后，到了春耕生产时，仍有相当部份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人力、耕牛、农具、肥料不够用。还有部份贫苦和孤老、残疾家庭缺少口粮，无力搞好春耕生产。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自愿结合，发展生产互助组，农户之间取长补短。用人力、耕牛、农具等价交换，调剂使用、互不吃亏，彼此都得到好去。

面对农村己经出现而又极极的新情况，党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3年夏季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后又在同年195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合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他还说“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经多次会议讨论，于1953年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共识。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照这条总路线，党又及时提出在农村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以临时性和季节性为主的“互助合作”，相继在农村出现。据湖北省有关资料记载显示，1950、1951、1952三年中土地改革的实行和互助合作的兴起，打破了封建制度旧的生产关糸束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1951、1952年，分别比前一年增长9.74%、13.73%、8.38%。这种持续快速增长，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和迅速完成，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也交错展开，并逐步兴起。根据党中央和中南局合作会议的决定，从1951年就极极开始准备，各级建立了合作领导机构，训练合作干部，选择重点，从整社和组社中吸取经验，慎重与稳步的发展，贯沏宁好勿乱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我被区委抽出参加黄冈行署办的合作干部训练班。回到黄枚县代表城关区委，先后在红旗乡周革村、赤土坡村，主办了黄枚县首批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都上升了一步与前相比要高级，其主要特点有：土地根据田地土质好坏，评定长年产量，然后定产入社，固定给报酬。评工记分，首先按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出固定底分，再按各人每天劳动时间，完成任务多少记工分，定时结账，奖勤惩懒。耕牛农具拆价入社，与劳动力一起参加分红。合作社领导设社长一人、付手若干，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事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社员病痛或因公负伤，费用由合作社负责，并按时记工。因此，高级农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是土改后巩固工农联盟的主要环节，是我国占整个国民经济80%以上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道路，是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化、农业现代化的最理想的形式。

     具体作法上各地有不同但总的方向相同。我在“先锋” 与“前进” 的作法大体有四：首先，要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认识，把各种思想统一到办好农业合作社上来。开始不是所有人极极支持，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必须先统一提高认识，尽量减少阻力，减少矛盾。如劳力强、耕牛好、农具全，经济好的农民怕吃亏顾虑多，劳力弱、条件差的农民，有的想沾光或者怕别人不要。只有先解除顾虑经过充分讨论，把办好农业合作社的极极性调动起来。

     其次，先要作好规划方案交给全村农民讨论。如农田、地块分散又零碎，有远近、好坏之分，有的要合并、平整，有的田埂要裁弯改直，田畈农耕路、人行路要改直拓宽。这些工作有利增加耕地面枳、有利农田灌溉，有利不同农作物合理布局。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为日后农田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三，为调动社员生产极极性，把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家庭妇女，从家内日常繁锁的事务，如照看小孩解脱出来。合作社组织不能参加务农的老年人家庭、或不适宜下水田劳作的妇女，办起托儿组照顾儿童、小孩。对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弱，由合作社包养，能作轻活的分轻活作，轻活也不能作的残疾人由合作社公益金补助。

     此外，每户还划一块一般留有三分面积的菜园自主经营，后来演变成自留地

四，合作社规模一般有几十户或几百农户。为了保证对合作社财务、人事、劳动力等管理。由社员选举建立管委会、监督管理。根据合作社规模和居住条件、人口多少，分别组成若干生产队，再按土地连片、远近、好坏，实行包工包产到队。

我在周革村办合作社期间，住在周革村周厚德同志家里，当年他己参加工作，后来他任县工商局长于2005年去逝。他的妹妹周定珠经过办合作社，从家里解放出来，不仅是合作社的妇女极极分子，她与另两位妇女极极分子罗定珠、洪定珠，成为红旗乡合作化运动涌现出的三朵金花，被全县群众称之为“三珠”。 当年，以 她们为代表对妇女的翻身解放作出了贡献，后来周定珠、罗定珠当上区妇联主任。黄革村的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现在红旗乡乡名的源头。我首次通过办农业合作社，实现了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人好比种籽，走到哪就在哪生根开花的诺言。

     在县委直接主持督办下的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了全县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1955年5月统计资料显示，全县参加临时互助组农户12775户，参加长年互助组40297户，共占全县总农户52%，参加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6194户，占总农户的5.8%。

        先锋农业合作社诞生不久，迎来1954年首个春耕生产高潮，农作物普遍好于往年，但突遭遇连续阴雨摧毁，从五月份开始大大、小小降雨不断。先是在黄枚境内山洪暴发多次，黄枚镇县河承载着北部山区三条河下泄的山洪，汇聚在黄枚镇县河段，流经红旗、张店注入龙感湖。我住在先锋合作社，眼看高桥乡全泡在洪水中，河里水还在上涨，红旗乡低凹处潘围村、汪革村也被淹在水里，潘围村己成为孤岛。为了防止灾情扩大，我把未受淹村的干群组织起来，把各村当时在县河搞运输的竹排集中起来，成立竹排抢险队前往低处潘围等村帮助村民转移，经一天一夜努力，才把人、畜、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可是，没过几天在长江干堤防汛的前方，传来长江干堤费家湾处溃口，长江涌进的洪水逐渐把黄梅县海拔在25米以下的乡镇，全淹在洪水中。黄枚县城四个城门淹了三个，仅剩北门出进。

     1954年全长江流域的大洪水、给国家、受灾地区群众造成巨大损失。在黄枚县被淹地区群众携儿带女，牵猪赶牛向上半县、江西、阳新转移。上乡山岗上和未淹的村庄住满了灾民，我的工作由办合作社转到救灾，协助安置灾民。正在紧张救灾之时，我却接到县委通知调往黄枚镇任镇党委宣传干事，我不得不离开参与建立的黄枚县首批高级农业合作社——先锋农业合作社、前进合作社，去城关镇党委报到。





第十章  异地情缘



      1954年的黄枚镇，虽是一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但是，解放前造成的破败废墟痕迹尚未抚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它和被侵略者占领的其它城市一样受到重创，到处是断墙残壁，到处是被毁的宅基。黄枚镇就是以这种面目，成为解放初期县、区、镇的党、政机关，以及县直各机关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黄枚镇，始于元庆之年，已有686年的历史。到建国初期老城区的规模以城墙遗址推算，城内半径在百米左右，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都有向外延伸百米的小街，聚集着包括衣、食、住、行各业在内的小商店。建国初，黄枚镇只有通向四个城门的四条窄而短的小街。其宽不过三米，石条铺路，多数房屋只有一层楼，较为低矮。历史上县城选址为解决居民饮用水，多靠近河道，可到多雨季节每年要受山洪暴发的威胁。河边所建的烂石塔就是历史上，人民群众对洪水无可奈何，想借神仙之力镇压“洪魔” 而修建的镇妖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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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全镇包括四个城门外延部份，只有一些零星加工和手工业作坊，总产值不过百万《五十年代初币值》。当时黄枚县只一所中学设在黄枚镇东街，一所设在词堂的小学。一所设备简陋的卫生院，缺医少药。全城人口只有六千余人。

     1954年，我到黄枚镇时，市政面貌变化不大，遭受日本人破坏的遗址到处都是。镇政府设在枚词堂对面的大宅院内，现时是粮食局所在地己改建鑫城中心。论工作条件与农村比，当然黄梅镇好，它必竟是县政府所在地，机关办公和社会设施显然比农村强。这里的确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环境条件最好的。在镇上工作、生活、学习，都是按着机关作息时间，中午还有两小时的自由活动。晚上时间自己安排，工作、学习、娱乐都可以。在农村工作不论干什么都要长途拔涉，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往。因此，到黄枚镇工作我认为是党组织对我的“照顾”。“照顾”二字是个人自私的理解，革命工作不能有贵贱、好坏之分。党需要你到哪就到哪，这是革命的需要。本来我在城关区是宣传干事，而且工作得心应手，为什么调到城关镇也搞宣传干事呢？经我仔细捉摸认为，职务未变工作地点变了，这说明新的工作地点更需要加强党的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意思形态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我党不论战争年代、和平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一贯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干什么是舆论先行。革命党人干革命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人类历史的新创举，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人类社会没有干过、没有走过的道路。共产党人要想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与自己一道战斗，事前必须要作好宣传鼓动工作，把自己的主张和行动纲领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建国后的黄枚镇，是一个县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形象、它的稳定和发展影响着全县。五十年代初城关镇刚从旧政权接手过来，旧的历史痕迹、伤疤、陋习，每时、每刻在影响着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思。1949年3月5日党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蓝图。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问题，提出胜利后即建国之日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党中央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城镇己开始在总路线指导下，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而是要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转变为集体经济或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成份。这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场革命，对转变人们脑海旧的思想意思，转变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和公司合营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 那事先就要大造舆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成功。所以，我到职不能只言是一种照顾，而是肩负党给我的新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把解放不久的黄枚县城，从受几千年旧影响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它变得更有朝气逢勃，变成一片新气象。

     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当时，县城属宣教领城的行业、部门很少或是一片空白，宣传队伍、文艺团体基本没有。只有一个人数不多且都是民间老艺人组成的业余汉剧团。我的本职工作是宣传，但镇委又分我协助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同时，要把当时全镇社会上失业的闲散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能自食其力名为“镇劳动生产大队” 的生产组织。根据后来形势发展证明镇委对我工作的安排有充分的道理，镇委的意图是要我在大力贯沏落实总路线，加速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扩大宣传队伍，加强党的宣传工作。

     此时，黄枚镇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己取得巨大成就。各行各业按照自己不同的行业特点已经或即将组织起来。己经成立或拟定要成立的合作社有：建筑队、缝纫社、理发社、竹器社、线社《搓线》、铁器社、豆腐社、蔬菜队、劳动大队等合作生产组织。我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在组建各个专业合作生产合作社时，从各单位吸收爱好和有文艺之才的人，扩大宣传队伍。

     经过一段工作的努力，在汉剧团基础上到1955年上半年，城关镇业余宣传队成员扩大到一百二十多人，占当时全镇人口近2%，象这样占人口高比例参加群众性的业余宣传活动的地区，在全国也少闻不多见。队伍扩大了又在宣传队员中，选拔自愿参加又组建成各专项宣传组，如汉剧团、话剧组、相声组、腰鼓队、现代剧组、湖北大鼓等。这些有一技之长或演技较好的宣传队员，成为业余宣传队里的中坚力量。

为了加强、巩固这支宣传队伍，在镇政府领导下的各个生产合作社作出了很大努力。对凡是参加宣传队活动、执行公务演出活动的人，各单位照样给予报酬，让演员安心搞好宣传无后顾之忧。并在组建合作社、宣传队活动中，接受了全社会和合作社，出资、捐献资金，添置了一批崭新的乐器、导具、戏剧服装。特别是汉剧团演出服装齐全，与当时专业剧的服饰不相上下。

     黄梅镇业余宣传队，是黄枚戏剧团成立前，黄枚县城节假日宣传活动的主力。到时以宣传队为首的开展多样性宣传活动。五十年代初每年几个大节日，特别是春节，各行业、合作社都参加结灯扎彩，造型新颖，集中在全镇街道文艺大游行、大会演。群众性的参与，使那时不到一万居民的县城热闹非常，以前那些封建恶习、陋俗一扫而光。改善了一县之城的政治氛围，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达到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目的。

     现时，经过几十年建设的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论理更有条件发展大众文化，发展健康向上的文艺。为和谐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遗憾的是，共产党闹革命的传统优势不见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不提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使现时社会上一些早己消失的恶习、陋俗复活，消极阴暗面成为顽疾。

     黄枚镇宣传队的发展，不仅服务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造就了业余宣传队员在演艺方面的成功。当时涌现一批群众认可的宣传骨干“土艺人“。如汉剧团老艺人杨锦汉，他有一个磕睡毛病，有天到孔垅去，走到路途被熟人拉转了向，又重新走回城关，后被人们传颂为笑话。可上了午台他演技好精神抖擞，连续演几个晚上也不疲倦。来自线社的宣传队员聂德意，湖北大鼓说的好很受人喜欢，他就凭这个演技成为黄枚戏剧团成立后的第一批骨干演员。女队员刘金华、严锦芬是宣传队中汉剧团的两个有名旦角，她俩学习吃苦配合演白蛇传，刘演白素贞、严演小青，在县城一炮打响。随后刘又演秦香莲一举成功，她们双双成为那时一万多人县城人人皆知的“名星”。

     镇委书记老红军朱学文同志喜欢文艺，每次演出我请他观摩，他到场又鼓励了宣传队员竟竟业业演好每一场戏。由于镇委重视，我在宣传队工作时间多，与主要演员刘金华接触也多，彼此之间的认识、了解也深了。再因我是来自大城市，当时到黄枚工作只有十七岁，当上国家干部还是一名小青年，走到哪被人吹捧，也受女青年关注，成年人也从中为我撮合选对象。

     另外我的爱好很多，打兰球、唱歌都来，为此，在城关镇结识了不少青、老年朋友。街道有一退伍荣军宛香火亲自给我选对象，刘金华听见风声很不安趁机打听消息。正好听说我创建的兰球队“镇联队” 与某单位比赛，我正在打摆子犯虐疾未上场，她弄清原因上门探望，又帮我搞到治病的药。这些往来被女友们知道，由开玩笑演变成真。

     在镇政府与我同事的一位工商干事李文魁同志，《后来他任付镇长于1964年患癌症去世》他比我年龄大尚未成家，父母也为此着急。他身体瘦弱、身才矮小，又爱抽烟，许多因素影响了他不易找一个心上人，后来他为找好女友出一奇招。他看中西街一王姓开推拿诊所拳师的女儿，介绍人要他去相亲又怕女友看不中，他要我同去名为检查市场到王家去检查，实际动机有鱼目混珠之嫌，王女正站在楼上观望，可能事先予约好的。我可蒙在鼓里，后来事不成功才向我吐出了动机。此消息又吹进刘金华耳内，不仅使他提高了警惕，还急切找女友郑某商量，派郑某并代表刘向我挑明了我与刘金华的恋爱关系。

     在扩大和加强镇宣传队的同时，我肩负的另一任务，就是协助手工业改造按照各行业特点建立合作社，我具体负责豆腐社组建也在同时进行。为了尽快建成豆腐生产合作社，我充份运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成功经验，深入到豆腐业个体户家里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做好关键人的思想发动工作。经广泛了解接触，我将重点放在一位全镇闻名的豆腐业主刘福秀老爹身上。据了解，他做豆腐的手艺精湛，他不仅在豆腐行业威望高，在有六千多人常住的县城，也享有盛名。他是我寄以希望要依靠的重点户、重点人。我想，如果把这个关键人发动起来、再通过他的模范带头作用，“豆腐社”的成立就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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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刘福秀老爹年近五十，一个老伴，膝下两个女儿，老籍是黄梅县土桥区百万乡刘福一村。1930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梅县赤卫队总部成立，他积极参加了赤卫队，多次配合红军攻打广济梅川、黄梅县城。后来，他亲眼目睹在革命队伍中，许多坚强的革命战士，甚致有很高职位的领导干部,在李立三路线影响下，以党内“肃反”为名、被无辜杀掉。他对我讲，当时杀“改组派”的手腕很毒，在攻打黄梅县城失败之后，负责指挥的人为转嫁责任，给一个革命者写一封信，明说是要他持信找上级党组织汇报。这个同志将信送到了领导机关，上级领导一看，信中内容明白无误地指出，送信人就是“改组派” 被杀掉。 原县物资局五金公司经理胡继武同志的父亲，同刘福秀老爹一道参加赤卫队，在攻打广济枚川、黄枚县城中多次会面在一起。继武同志父亲曾当面告诉刘爹，为防止国民党伤害儿子，把年幼的继武送到县城现在继武同志的养父抚养。不久胡继武的父亲被敌人杀害。建国后胡的母亲多次上门认亲生儿，养父怕胡认亲娘不认养父，故遭到拒绝。刘爹知道全部情况，看见胡的养父态度不敢作证，革命烈土遗霜没有见到亲生儿，回到柳林不久走完她悲痛的一生。

     刘福秀老爹看见前面有几个好同志，都是以改组派罪名手段杀害。就这样，一些革命同志不明不白牺牲在自己人手中。后来，这种事轮到了刘老爹。不同的是，他有一些文化,在领导人也叫他送信的时候，心中本就忐忑不安的他，怕重蹈覆辙，走到中途揭开信一看，吓得他全身发抖，那个领导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要杀他。于是他拿着信不送，一气跑到当时还是白区的濯港区岳父家躲起来，保住了一条命。从此，他听见谈革命就脸变色。几年后，他一心一意在县城化南门开了作坊,做豆腐生意。他俩老夫妻过了不惑之年，膝下仍然无后，就把姨妹的小女领来，改名刘金华。当地迷信说法，金华做养女能避邪。没有想到，这个金华到刘家后，不仅为刘爹家避了邪, 刘俩老后来生下一个妹妹起名刘照华。

     金华并不知道自己命运多舛的身世，不懂事时爸爸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在黃枚县觧放前夕脫离军队在外经啇，带着他的情妇隐住在外地。把原配妻儿子女抛棄，妈妈孤寡一人带着哥哥、姐姐和自己四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两家亲戚一合计，金华就成了刘老爹的长女。幼年的金华是刘爹家俩老唯一的依托，生活上并没有吃什么苦。但是与男孩比仍有区别，当她长到上学年龄时，母亲有了一个亲生女儿，起名叫照华，妹妹出生改变了金花的人生。在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影响下，刘家俩老没有送金华读书，留在家里当豆腐作坊的助手，协助推磨，在街上挑担或摆豆腐摊。有时金华还要帮母亲带引妹妹。照华出世，未达到刘家俩老的心愿，她长到十岁才开口讲话，智力低下，思维不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需母亲照料。这一特殊情况，又决定了刘家俩老不能完全把爱转移到照华身上，金华在家里仍有很大自由。

建国初，黄梅镇延续解放前的基础，组建一个民间业余汉剧团，金华加入其中，成了一名业余汉剧演员。在少女阶段的她，很清楚自己没有读书，剧本上许多字不认识，读剧本很困难，不下苦功就不能上台演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自己顽强努力下，初步成为汉剧团主要旦角演员之一。

1954年，我调任黄梅镇任宣传干事时，主管镇上宣传工作。在城镇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随着各专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公私合营商店的成立，我抓住机遇在己有汉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黄梅镇综合性的业余宣传队。又吸收一大批来自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成立的合作社社员，参加镇业余宣传队。就这样镇业余宣传队得到扩大和巩固，成为当时县城唯一的文艺宣传队伍。

     在完成分管的两项工作中，我多次登门做刘老爹思想工作，成功地说服了他老人家携带自己多年置办的作坊设备，加入了黄梅镇唯一的豆腐生产合作社。刘老爹成为豆腐合作社主要技术骨干之一。他的思想通了，给金华的活动时间也不那么苛刻了。金华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提高演艺水平上。刘老爹加入豆腐合作社后，减轻了金华的负担，她不再担心家中打豆腐、挑豆腐担上街摆摊子的事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她不仅能演汉剧，还能演出许多现代剧。慢慢地，她成了宣传队的主要演员之一。

     黄梅县，是1954年长江洪涝受灾最严重的灾区，刘金华在黄枚镇化南门的家也被洪水泡在水中一尺多琛。到了十月，洪水才缓慢退去。当年在国家的支持下，黄梅人民掀起了冬季兴修水利的高潮，十几万人在长江干堤堵口复堤，加高培厚，任务艰难。民工春节也不下堤，坚持在工地。于是，县政府通知镇委，派业余宣传队同县政府民工慰问团一起，上干堤慰问。那时，黄梅县戏剧团尚未成立，我领导的镇宣传队是县城唯一的文艺宣传团体。为保证宣传演出的质量，短期内，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队。

     刘金华是宣传队汉剧团一名主要旦角，为保证她的演出质量，我多次上门请刘爹俩老支持金花，多给她排练时间。那时候，因工作需要，我与金花的接触也增多了。上干堤慰问期间，我代表镇政府，率领宣传队一起上堤慰问民工。在一个多月的慰问活动中，我们吃喝都在一块，经常交往，我和她彼此之间熟悉了、关系密切了。在生活上，我们经常互相照应，相互之间有了更多更好的了解，感情也在渐渐起变化。我对她的看法也在逐渐往好的方面转变。原来见她穿一套老式衣服，袖短、裤脚短，色彩不鲜，与其身材极不相称，人也显得一般。在干堤演出期间，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看她的优点也多了。她聪明伶俐，吃苦好学，剧本只要教几遍就能记下来，上台演出也丝毫不差，声调准确、优美、动听，穿上演出服装，人也比较漂亮。

     当然，金华对我也有好感。上干堤前，我多次上门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已经引起了她再次对我的注意。后来，我到她家，她对我热情多了，又是茶、又是新鲜豆乳，端给我喝。在宣传队排练或者上台演出，她尽量表现完美。她主演的白蛇传、秦香莲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我进一步发现，我到场观摩能增强她的表演信心，她就越演越好。

     慰问演出结束，从干堤回来，她正式通过宣传队老队员、她的女友郑某向我传递要牵线搭桥的讯息。我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及时回答。我考虑到，来黄梅镇时间不长，任务重，主要精力应放在工作上，过早谈朋友影响不好。再者，我幼年时，家长作主，将我与表妹凤华定了婚。这件事，还需妥善处理。她见我没有回音，就利用演出机会请镇党委政委一把手夫人（当时不称书记）刘淑兰观摩，同时希望她出面牵线搭桥。此时此刻，政委夫人告诉她，王国荣病了，正在县医院看病。于是，金华领她的母亲找到医院，拉着我到她家吃饭。我看到刘家母女真心实意、盛情难却，我深受感动，跟着她们跨进了金华家的门坎。这次我进屋与往常上门做工作不一样了。当时双方的心情、话题，都与以往不同。只见金华双手捧上已准备好的防感冒姜汤。她连续几天用新鲜豆浆冲鸡蛋给我喝。听说母鸡汤能防病又补养身体，她们就把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为我炖汤。在金花一家的关照下，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

     真情的感动，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那时候因家贫，我常年与父母不在一块；1950年离家参加革命，也是我一人闯荡世界；走进金华的家门，一股暖流在我全身流动。从幼年开始，我还没有受到如此温馨的关怀和照顾。刘家父母把我当儿子一样关照。一时间，我也觉得有个家真好。

     金华是宣传队的主要队员，对她的身世，我早从老宣传队员、街道干部那里了解到了。她与我亲妹妹一样，都是旧社会重男轻女恶习的牺牲品，我们都是一根苦藤上结的苦瓜。她与刘家父母的一片真情感动了我，两颗纯净、受过煎熬的心终于碰到了一块。

     经政委夫人出面介绍，我俩来往由秘密到公开，再也无需躲躲闪闪。日常除陪她排练节目外，我还送她到黄梅镇开办的县直机关干部家属文化学习班学习文化。

     甜密的爱情使我们手牵手面对美好的憧憬，向结成终身伴侣一步一步地走近。但，这不是我追求的全部，也不是我向往革命的最终目标，我参加革命，是要象二表哥那样，心中装的不光是自己、小家庭，而是国家、民族的兴衰。心中还装着与我一样受苦尚未摆脱贫困的人们，只有广大人民翻身得到解放，个人才能最后解放。

     黄梅镇是我工作的第二站。这一站好比是我要去远航的巨轮停靠在码头，补给燃料、物资。党调我到黄梅镇，就是要我在这个站补充政治营养和精神粮食，练好功底，披荆斩棘，为党的事业去战斗。

     在黄梅镇工作的两年中，先后与四任镇党组织的政委共事。其中两位老红军、两位老干部，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为革命身负有伤，误了自己的青春，成家很晚。党把他们留在城镇工作也是一种照顾，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赤胆忠心为革命的高尚品质。如老红军张清乐同志，过去读书少，到不惑之年仍在读书。他不耻下问，每次读书把我叫到一旁，字不识就问，意不明就切磋。当时老红军朱学文同志快六十岁了，他满身负的是伤，喜欢看戏、娱乐。这对我搞宣传工作是一种支持，镇里一搞宣传活动，我就请他去观摩提意见。

     当时宣传队成员政治情况复杂，镇委要我安排宣传队搞整顿。有一姓陈宣传队员，有反革命嫌疑，在街道办公室隔离反省。一天晚上趁监护民兵睡觉，他自杀了，幸亏他未对民兵下毒手。此事，对我和街道党委压力很大，朱政委主动挑担子负责，使我们安心工作。不久，党组织安排朱政委休息。

     接他手的是政委王少文同志，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待人随和真诚，处人处事，有一套好作风、好的工作方法。他有一个好贤内助，叫刘淑兰，在他夫妇的支持下，特别是他热心快肠的贤内助从中牵线、介绍、作证婚人，她一手操办，使我与刘金华在1956年4月20日结婚，成就了我们的婚姻大事。

     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当时条件有限，镇政府所在地是临时暂居的民房，我结婚的新房安排在旧宅楼上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睡的也是承袭下来的、破旧的棕绳床。成婚那天，在镇政府食堂办了一餐饭，招待机关干部与好友，刘老爹送了一口樟木大箱，我母亲从汉口赶来黄枚，带来一床新被和一床新蚊帐。就这样，完成了我个人的终身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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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当好党的助手



      我成家不久，王少文政委升迁、任县纪委书记。由南下老干部张万春同志接任黄梅镇的政委。当时张政委已过而立之年，成家时间不久。为了他的婚姻，党组织出面做工作，后来，才与一位区妇联主任结为夫妇。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普遍现象。

      张政委到黄梅镇工作时间不长，也可能是前任政委给他留了话，根据我在黄梅镇工作的表现，他授意组织干事黎桃和同志办理入党手续，并亲自做我入党介绍人，于195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生日这天，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结婚成家，是我人生中的两件大事，都是在黄梅镇工作两年的过程中实现的，也是黄梅镇四任党委领导人对我进行接力培养的结果。在他们的关怀、呵护下，我由入伍不久的一名小青年，成长为一名为党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的光荣的共产党员。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没有辜负党和这些老同志的期望，虽然他们都早已驾仙鹤长辞而去，革命老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芒、于世长存。

     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变化，自己冷静思考，这两年在黄梅镇工作，不是我的事业要达到的终点，而是起点。好像侠义小说中描述的，一个青年上山拜师学艺，功成下山，惩恶扬善。我在黄梅镇是拜老红军、老革命干部为师，是他们把我从一名小青年、普通一兵，教育、升华为堂堂正正的男子大丈夫，成为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为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接下来，我就是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前往土桥区任青年团副书记、开始新的历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它的前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949年4月成立，1959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黄梅县就是在这时成立了共青团县委工作委员会，简称团县委。团县委既是团中央领导下的一级基层组织，也隶属同级党委领导，是黄梅县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区一级团委又隶属区党委领导，是区一级直接与青年群众打交道的团组织。如何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摆在各级共青团干部面前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早就给青年工作指出了方向，他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一生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一个人是否真假马列主义者，其标志是：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讲话精神，指引着中国革命青年，立下了丰功伟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方向必须围绕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

      1956年秋季，我由黄梅镇调往土桥区工作。在前往土桥区报到的路途中，背着自己的行李，我边走边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成立至1956年，刚满六周岁，类似儿童一样，是上学求知识的年龄。党是父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调教成能肩负革命重担的助手。我和青年团一样，是党的孩子。在土桥区任青年团干部，我要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也要学会在党领导下，如何带领青年，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发挥后备军、助手作用。这一艰巨的任务，对我是一个考验，也是难得的机遇。

      区团委编制只有两名，团干除了听从区党委分工，还专管区团委组织业务。我虽是区团委付书记要服从区委铳一分工，下到那个乡、村工作是个光竿《司令》，因身负部门业务工作多数时间区党委并不把我工作固定死，基本是打游击那里需要就到哪里。在土桥区、仃前区工作的两年中（土桥区后分出仃前），除在向蔡乡、柳林乡各固定搞了半年住点，其余是因各村生产落后或抗灾不力需人指导临时去帮助一个时期。这种机动灵活的工作方法有利我隨时了全区青年团工作情况，两年间几呼走访了全区各村



      那时，土桥区管辖的范围很大，包括现时柳林、五祖、杉木、停前等四个乡，境内以中次山脉为主，小部分是山洪冲击而成的河畈平原，其它均为丘陵山岗。那时候土桥区政府设在土桥沙坝上。当时，那里的自然面貌与解放前比，改变不大。我从县城东门出发，仍沿着历史上形成的小路、老路向前进，路途中要跨过因山洪暴发形成的四条季节性河流、和为之而建的四座桥，其中两座为独木桥。土桥、柳林山区一带，群众的生活物资和农用物资，要通过河流，选择有水季节，靠竹簰从水上运输。天旱少雨时，靠人力独轮车推，交通十分不方便。

      1956至1958年，黄梅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得到国家大力支持，依靠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古角（二型）、龙坪（大型）水库修建起来了，同时修建了通往土桥、柳林的简易公路，彻底结束了古角河、龙坪河、小溪河千百年来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洪涝灾害，不仅方便了山区人民的交通，也为黄梅山乡、丘陵岗地及分布在“十三岭”的人民，解决了生活和农业必需的水源。

      岡到土桥区就碰上县委、县政府派驻丘陵岗地工作组进驻藕圹乡。这里正是丘陵岗地十三岭的柯岺之一，岗地水利条件差、植被稀薄农作物易受干旱。工作组來是帮助抗灾我一人住在闻沟村。一天在藕圹大塆开会直至黄昏散会，在回村途中经过一无人的山冲，两只豺狠挡住我回住村莊的去路不让。手中又无自卫工具我见它有恃无恐，只得避让塆道经一有人住的湾子回驻地，人也吓得満身大汗。

      当时，农村工作中心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结束后，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由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组织长年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山区群众在办初级农业社的同时，开始进行山林入社的试验。从个体农户到组织起来，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农业体制的改革，各地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组建互助组、初级社过程中，有的地方违反政策，造成山区滥砍、滥伐毁林现象。于是县委及时派出山区工作组，常驻向蔡乡。区委决定，派我配合县委工作组，驻在向蔡，协助工作。

      党在农村、山区工作的中心十分清楚，作为党的后备军、助手的青年团，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个新课题、新任务，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发挥青年团的作用。团区委只配两名干部，区团委干事负责与上级团组织联系，完成上级交办的业务。我就一心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到下面住点，调查、总结农村青年建设农村、发展山区经济的经验，要实现这个目的先还要过好适应关。

      山区不同于城市和平原，过去，我没有见过更未到过山区，在土桥工作，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练好内功，适应山区环境、适应山区人民的生活。只有如此，才能与山区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黄梅县的山区大部分在土桥区境内。北部连接大别山脉，构成古角、垅坪、小溪、考田四大山脉区，其中古角、垅坪全在土桥区范围内，与小溪山接壤。

      以前，人们对山区的看法有一个固定的思维，认为山区比平原、城市差。人们说山区险恶，说山区是蜀道难，难如上青天。身临其境后，我认为，以前一些人的说法有失偏颇，山区有难的一面，也有其优势的一面。如，五祖寺，中外闻名，是黄梅土桥区的一大特色。历史上，五祖建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人们要建设和去朝拜五祖，要艰难攀登山路。但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们，要“立地成佛”。历代游人也并不认为山高是坏事，山路再难也要爬上去看一看。清朝诗人石乔年，留恋五祖美景：东洋留胜迹，万派祖黄梅。果自三日证，花从四叶开。讲经台寂寞，离母不潆洄。觉路应无碍，何妨去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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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在向蔡乡工作，也有自己的体会，“山高路难行，只要情意真，进山为人民，日月照我心”，每次进山要有拼力、毅力。我登山不是观赏五祖寺，我肩负着党的嘱托，是寻找山区致富的门路，山区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爬山难？何况我有党的信仰支持。山里人告诉我，上山要有上山的姿态，爬山要弯着腰向前倾，就象朝拜那样，向前走一步，人要向前倾点一下，如此走法，是为了减轻体力消耗。海拔500米的五祖寺，有好风景，能吸引人们往上爬，我去向蔡乡经过五祖寺无暇游览，但到这里也需要歇息一下，在大雄宝殿的东边，有一个梨子园，我们边吃梨边稍作休息，再往前走，要经过五祖山后的一处悬崖陡壁。据人介绍，1951年，在此处发生一件惨案，两个民兵解押一名犯人经过此处，在民兵无防备时，犯人起身跳崖。当时有一个民兵的手腕用绳子和犯人的手拴在一起，于是，两人一齐甩下了崖底。过了五祖就是蔡田，这里经历年久山洪冲击，形成一块较为平坦的缓冲带，现在在这里已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从蔡田出发到向桥，又开始爬坡，当时路陡得几乎要碰上爬山人的鼻子，到了向桥才是向蔡小乡所在地，比向桥更高的还是小坪、大坪，海拔高度均在千米以上。

      首次进山，我住在向凹村，那里确实使人别有感受，出门见青山，茫茫竹海山连山，往前走几步路，不是上山便是下山。1957年整个夏季，我尝足了那里暑天的滋味。向凹村，四面环山，住在这里的群众能在高山深处开出一片新天地确实不易。我与这里的村民劳动，有几个小插曲，足以反映山区群众日常生活的点滴。山里水田都是从山沟、石缝中掏出来的，田块多是微型的。我同群众插秧，他们讲田的故事。当人们插完秧准备收工，发现少了一块田，于是就找,有个人把放在地上的斗笠一揭，找到了，斗笠盖住了一块田。这说明山里人为开出一块田付出了多少艰辛。

      另一插曲是我的真实体验。同村民一道忙农活，中间歇伙，我进树林中的荫蔽处歇歇，这下惹出祸来，山蚂蝗不知何时钻进我衣服内，不知不觉，山蚂蝗已吃饱了掉在地上，血染红了衣服，我才晓得吃了亏。

      山区的路，除了高低不平，还有一个特点，村与村间隔一条山沟或小山，按直线看去很近，走起来很费劲，上上下下，难以准确判断它的距离，有时很误事，群众讲一个典故，新到山区的人问路，××村在哪？被问者答：就在山那边，结果行路人花了大半天才走到。这种事，我有亲身经历。在向桥村时，我要去大坪调查，太阳象一团火，烤得山路冒烟，草也晒蔫了。我走一会山路，在上坡处树阴脚下坐一会，小小蠓虫却不同意，跟着你叮咬，来无影去无踪，等你发觉，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肤，已起了一个个疱，奇痒难受。经多次折腾，我到达了目的地，可是，耽误了时间，要找的人吃完饭已出门干活去了。

      以上几点小插曲，对没有见过、没有到过大山的人，都是新鲜的。而对有丰富山区生活经验的人不算什么。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山高路险的地方，人迹罕见的地方，是生长奇花异草、有宝贝的地方。人们去那里不容易，但还是要去，自觉自愿去攀登。如柳林腊里岩，悬崖陡壁上长着一种名叫还魂草的中药，那时，当地群众给了我两株，用它煎熬的汤水可以治吐血。然后又栽培仍能存活, 所以叫还魂草。石耳，也是一种名贵中药，它长在险处石壁上，要得到它，只有勇敢攀登去采摘。

      黄梅县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至今难忘。他们的生活比平原地区的老百姓要苦一点，这是事实，有时粮食不够吃，要到山外买。他们长年以土豆，红苕为主粮，拌以大小麦、面条。这正合我意，可以吃个饱。我自笑，我好像一头牛，牛是什么草都吃。我在生活上没有特别要求，有吃的、可吃个饱，就行了。这可能与我小时候生活艰苦、在艰苦条件下才有很强生存能力有关。

      山区的优势，是平原、丘陵、城市所不及的。人均土地面积与平原比，山区面积大。山区发展农业的优势有立体气候，可以发展立体农业，因海拔高度不同，山区适应多种经营。在海拔高度500米以下，因光照和水资源丰富，可以建设粮、油、茶、柑桔、桑蚕、芝麻、水果基地，同时，也可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海拔高度500-800米的中低山区，土地面积大，林草丰茂，是山泉、小溪、大小河流的发源地。在立体条件好的地方，适宜栽种杉木、金钱松、油桐、板栗、核桃等用柴林、经济林。在这个海拔高度，适宜种粮的地块，可推广杂、芋，玉米和油粮等作物。海拔高度800米以上的山地，气温低，湿度大，可发展优质林，如油松和黄莲药材等经济作物。

      山区有旅游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都相当丰富。不说黄梅全县，仅土桥“四山”即古角，垅坪，小溪，考田，山高林密，自然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溪水潺潺，终年不息，晨雾缭绕，炊烟袅袅，景色迷人。社会资源，山区各处都有感人的革命故事。在黄梅山区，抗日战争时期，张体学率领新四军在福胜乡、卢府一带伏击侵略者，一次就歼灭日本军一个中队。大革命时期的1930年，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团防头子王焕庭，在柳林河杀害革命群众九百六十余人。龙坪山太平洞，赤卫队和干部、群众三百多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洞中，用烟、辣椒粉、毒气熏等残酷手段杀害了他们。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梅人民靠艰苦奋斗，自立更生，修建了古角、垅坪、考田三大水库，都是风光旖旎，为山区增添了旅游资源。与此相映衬的，还有闻名中外的五祖寺，以及遗址尚存的南山寺、北山寺、东山寺、腊里岩、喷雪岩小水电站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旅游资源，是平原城镇不可比的。

      山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前仆后继，作出巨大牺牲，渴望革命胜利后能过上好日子。作为青年团基层组织的一名干部，我要作青少年表率，向革命先辈学习，吸取政治营养，教育者先受教育。首次进山，我不仅看到山区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艰苦史实，也听到山里人民许多动人的革命斗争故事。如大革命时期和后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活动在鄂贑晥边区的革命前輩周维邦、吳铁汉、周学易、蔡谅等等，革命事迹被群众编成故事说唱。当年有一位老太婆当我的面唱了一首；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周维邦----。黃枚县冒解放时上半县是‘红色区’，县政府设在五祖寺，国民党要捉蔡县长但又不认识他。有次蔡琼被捉吊在五祖寺考问，因不识被考问者是蔡琼，当敌人放松警惕蔡琼趁机跑脱，群众说蔡琼跑得比免子还快，敌人追不上在后面用枪打，蔡琼冒捉到可是在他咀角留下一块枪伤痕迹。革命先辈的这些革命故事，对我以后作好青年工作非常有益。

      1957年夏季，我们由向蔡乡移师柳林乡腊里岩下的老铺村、我住在腊里岩脚下的挦鸡湾。此时，乡原任党总支书记王官保同志患中晚期肺结核，不能继续工作，党组织决定他休息，区委决定由我暂代总支书记工作。那时候，我入党还没有转正，接手的这年冬季，山区大雪灾，像2007年的大雪灾一样，先下雪，后下冻雨，被冰雪压断的树枝遍山都是。为查清灾情，我带着几个武装民兵，沿着鄂皖两省交界的大山脉巡察。当时台湾敌特空降频繁，在巡查灾情的同时，还要一路注意敌情。天寒地冻，山路难行，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巡察完山区灾情，从南山寺下山。我们不仅摸清了灾情，还发现了我求之不得的青年团员建设山区、封山育林方面的成功经验。大别山南麓山脚下的五星二大队青年团支部，在发展山区经济方面走出了一条创新路。当时，山区办互助组、合作社，也和平原一样形成高潮，有些村匆忙凑合，山林不按政策处理，毁林开荒严重。可走到五星二大队，发现他们的山林郁郁葱葱。经过进一步具体调查，我发现，五星二大队在青年团支部书记陈国华的带领下，组织青年专班到山头安营扎寨，在合作化的前后几年，五星二大队不仅没有出现滥砍滥伐，反而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五林三场”，即用材林、油茶林、口茶林、果树林、杉木林，药材场、畜牧场、养兔场，为发展山区经济闯出了一条新路。我写的有关调查报告送到团县委，并逐级上报团省委、团中央，后经中央派人核查确定，“五林三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山区农业经济的重大创举。五星二大队团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团支部之一，团支部书记陈国华赴京出席表彰大会，受到团中央的表扬和嘉奖。

      从进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再到黄梅工作的七年内，中间除短暂学习外，我一直工作、生活在基层、农村。凭着一股热情、干劲，不畏艰辛，所到之处，我与贫下中农一起生活。平时身体不适，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回忆，可能是与柳林乡原任党总支书记共事，感染了肺结核病，只要工作强度大一点，或休息少，就咳血，吐血，发展到大吐血。1958年春季，在黄冈行署参加四级干部会<地县区乡>，晚上吐血不能平身入睡。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吐了半痰盂鲜血。参加会议的县区领导，见我的病情不一般，批准我马上到武汉检查治疗。因治病，我才有机会回到武汉父母身边，同他们住了几个月。这是我1950年离开武汉八年内，首次回家与父母团聚。这八年没有回武汉，家里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一幕幕，父母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隐瞒，直到我回武汉治病才知道。

     

系统提示

养父原来是理发手艺高超的技师，于1953年患了颤抖病，把家中凡能变钱的衣物、家产全都卖光治病，病没有治好，家中两个老人变成赤贫，生活返回到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两老年纪轻，可以自已动手，五十年代初，他们都已五十多岁，身体不好，不能自食其力。没有吃的，母亲到垃圾堆拾残食回家，用水洗了，煮熟吃。我远房亲戚一婶婶就是任大华、任爱华的妈妈，我遵称她为春仙爷爷，在汉口冠生园工作，六十年代初冠生园食品厂用生产剩下的下脚料，在江汉西路办了一个养猪场。我的父母当时也在江汉西路传染病医院对面，又是一处贫民窟住，他们从婶婶那里要了一些可以食用的麸皮粉、碎米，维持生活。好在江汉区人民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及时对两老救济，渡过难关。当时我私下里有不道德的想法：幸亏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力帮助，因为我参加革命头三年是享受供给制，吃、穿是国家发的，没有能力帮助。结婚后，我又添丁加口，工薪低仍无法帮助。如果不是政府及时伸出慈善之手救助父母，我就要成为不孝之子。

      回到汉口治病，当然要借机去看我昔日学徒的江汉阁茶楼，特别是学徒期间，遭那个楼下菜场老板毒打的仇恨，我一直没忘。我要看看他解放后还是否猖狂。谁也没有想到，走访熟人一问，那个老板，做坏事太多，民主改革时被群众检举、镇压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是罪有应得啊。

      1947年，我从老家逃到汉口学徒、参加工作，有十一个年头没有回到外婆家。于是我也趁机回黄陂郑家田看看疼爱我的外婆、舅舅、表哥们。到了郑家田，我大失所望，外婆、大舅、二舅都去世了，无法再见到长辈们慈祥的容颜。恨我不早点回去看看，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用任何语言也安抚不了我失落的心。

      好在这次回去也有收获，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二表哥，他是我崇拜的英雄楷模。与他叙述离别后的情景，我才得知：1947年，他跟随李先念部下的新四军，被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包围在大悟宣化店。为了保卫延安，拖住敌人，他们延后突围，到任务完成时，敌人已缩小包围圈。新四军突围损失惨重，二表哥的部队被打散，他化装潜回老家。这次见面后，他又给我上了一次革命斗争的政治课，鼓励我要珍惜自己的选择，不要怕困难，要坚定革命信念，好好在黄梅干。临别时，他亲自编织了一双新四军的绒线花草鞋，送给我。意思是要我踏着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向前进，莫回头。

      昔日的惠德中学、我的读书地，我也去探望了一遍。那时读书的一切环境都变了，一整排新屋都分给穷苦人居住。听介绍，在惠德当校长的韩光育，是潜伏的军统特务，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崩了。

      从外婆家返回汉口，又去见了我学徒时的师傅和亲房婶婶、叔叔。他们生活在汉口几十年，与养父一道拼搏，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一见他们的面，他们就问我有多少钱一个月，我听了一愣，心中觉得有点寒酸，小声说出，一月45元。他们瞧不起这种工薪，劝我回武汉，捡起理发师的手艺，这比在黄梅强，再差每个月也可挣个百来元。这是关心我的好友、亲戚说的话，要是别人就要遭到我的反驳。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经常对我进行教育。也因为，此次回家又见到二表哥，他对我说的一席话，还在耳边回响，坚定了我干革命的信念。我要跟着党，坚定不移向前进，天涯海角，决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