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展】欧阳杏蓬 卑微行者

欧阳杏蓬

　　河浦桥下的那个年

　　河浦村在和平的西北面，离和平很近，尿泡尿的功夫，就可以走到和平的新和村。但河浦村没法跟新河村比。新和村已经建了新村，楼房一栋一栋，窗明几净，在平坦的田野中，看起来有点都市味道。河浦村却都是黑不溜秋的厝屋，最好的建筑，是古老的祠堂，而其他的房子，蹦一蹦，就能摸到房顶。更奇妙的是，村门口有一口绿水池塘，而旁边却是露天茅厕。墙是垒的——舂墙，是古老的工艺，经风吹雨淋，墙面已经斑驳，坑洼不平，但仍很结实。我好奇的是，若是下雨天，河浦村的人怎么蹲厕。巷子很规整，无论笔直还是曲折，地面都很平坦。但令人提醒吊胆的是在巷子里晃悠的黑狗，两只眼睛瞪着，不出声，面对那种随时攻击的姿态，我也绷紧神经，紧握双拳，但心里盘算的是出脚，只要狗冲过来，我就出脚踢，只是每次都有惊无险。至今，我都不知道，河浦村的人怎么喜欢养黑狗。我每天黄昏都去一趟河浦村，因为村西侧有一个露天菜市场，我要去那里买菜，买得最多的是通心菜，买回来下面条。沙场老板看我天天吃通心菜，还戏虐地说：通心菜吃多了，会致肾亏的。肾亏不亏，我当时完全没放在心上，有得吃，已经不错了。
　　在广汕公路施工队干了四个月，工程项目做完，我又回到了沙场。干挑沙子这种体力活的，起初还有当地的老太婆——四十多岁的本地女人，面皮如铜皮，一边干活一边叽叽喳喳，干到附近工厂下班，她们不管活干不干完，都会收拾挑子下班。老板不满意，也没法治，而我的出现，正好可以收拾残局，一个人加班，也把剩下的半舱挑完。十月的潮汕，白天热火火的，太阳落山后，天气就开始清凉，到我加班到九点多，已经不流汗，能感觉到天气的寒冷了。我心里有一股火，经常把自己内心烧得乱七八糟，但我还是能按捺得住。有分工干，能养活自己，已经不错了。离开沙场，我什么也不是，会成为这片土地上多余的人。为了生活，我得坚持。干到累了，在甲板上坐下来，看着对面灯火辉煌的新和村，看着广汕公路上的车灯，我竟然有些慌乱。我害怕听到汽笛声和车喇叭声，在我心里，那是一种遥远的召唤，像是故乡发出的声音，又像是对前途渺茫的警告，有时候，也是出发的提醒。无论是哪种，都能准确的敲击到我的心坎。没人看到我的黯然神情，即使练江水水平如镜，它们照见灯火，照见繁星，也照不见我的面容。我面对着一江冬水，心里也是一江冬水，默默然，耗费着平常看来最美丽而现在看来最破烂的青春时光。
　　年是怎么来的，我全然不觉。一个人，在他乡，是不会准备过年的。黑糙的船老板在港湾里泊下船，围着沙场老板结账。沙场老板腋下夹个黑皮包，骑着自行车穿梭来穿梭去，到每个工地要钱，我才知道，年关将近。这个时候没人管我，也没活干，更没钱赚，自由、贫穷、孤单、乡愁挤在一起，像无数双手，开始是拉扯，最后是塑造，把我定格在河浦桥下，像一尊塑像。很多时候，我一个人立在江堤上，看着江流和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一言不发，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点烟吐烟圈，然后是咳嗽。马路上的人也开始稀少，但车还是多，汽车、货车、拖拉机、小轿车，轰隆轰隆的，像粉碎机，把我的家国梦碾的一丝不剩。东干脚、父母、兄弟、姊妹，就像风扬起的灰尘，除了让我感觉冷，还是冷。冷得受不了，蹲下来，看江堤下的浮萍，绿绿的，随波荡漾。我就是浮萍，我在这里，下一程在哪？蓝色的天空里，有清淡的阳光，带来的却是忧郁。不能去盘算，不能去计划——在这里，所有的计划，如同梦幻与泡影，那就进船舱，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的格子里憋着，任水波轻轻摇荡。
　　在煎熬中，日子就像一条虫，缓缓慢慢的，一点一点地爬着。在煎熬中，我多想成为一条虫，别感知人的世界。然而，我是人，一个人，一个有些无助的人，一个第一次在外乡过年的人。有诗写“独在异乡为异客，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我的父母、兄弟、姊妹，还不知道我在哪个异乡，不知道我过得怎么样。亲人看不到我的落魄，看不到我在烟波江上失魂，但我不能忘记我所在的环境。我开始反思，即使毫无意义，我也阻止不了思绪的流动。我是石头，却包着浓烈的岩浆。再也不能这么过日子，我要改变，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改变，可在这个地方，我怎么去改变？潮汕大地已经像一个巨人，把我逼到了桥下水边，我若不再出击，就会继续潦倒。我该怎样，这个问题就像一把不断敲打我的铁锤。我想，我一无所有，我就是铁，就该去拼。在他乡，机会不是给等待机会的人，而是给寻找机会的人。年后，我要离开这里，去寻找机会，哪怕是踏遍潮汕大地！
　　然而，我并非铁石心肠。当合浦马路上不再有一个人影，当广汕公路上不再有一辆车，当第一声鞭炮声响起，当新和村第一朵烟花冲向天空，我开始明白，此时此刻，我最需要温暖，家的温暖。此时此刻，在遥远的湘南，在小小的东干脚，在我家的那个泥墙瓦屋里，在如豆的油灯火光里，我的兄弟、姊妹一定在劝慰父母，他们不会相信我在外面过得幸福，即使这样，他们也会为我祈祷能不受苦受难，能吃饱穿暖。想到我在家过年的情景，春联、鞭炮、鸡鸭都是少不了的。而现在，我只有一张床，一盏白炽灯相伴，眼泪就像水一样，从眼眶里无声地溢满流出，由暖变冷，直至抽噎。此时此刻，我就像一个孩子，一个没人管、没人要、没人睬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在冰冷的夜里，感受春节的氛围，就像一块冰泡在热水里。我在融化，生命在消失，天增岁月，我在变老，我还没有像烟花盛开过，那一刹那的辉煌都没有，我不能放弃，即使一无所有，我也要珍惜存在心里的感激、梦想与勇气。
　　大年三十夜，一夜无眠，权当守岁了。天发亮了，更冷了，风吹的油毛毡的屋子刷刷响。在微光中，我看到了一扇门，或者可以叫希望之门。昨天已经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生活要继续，我要忘掉昨夜之悲伤，用身体为钥匙，以广汕公路为线索，去找到那扇在等待自己打开的门。练江依然安静，安静得令人可怕。我要动起来，哪怕只是一个水波，也要动起来，哪怕挣扎之后就是消失，也不要放弃。定下神来，心安的准备开始新的一年的漂泊。漂泊，是为了一个港湾。我相信，我是有港湾的。
　　2015/2/5
　　

欧阳杏蓬

　　沂源，我欠你一个年

　　在这个以拥有物质多寡来评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时代，沂源，这个鲁中小县，就成了我的精神桃花源。那个交通并不便利的刘家旁峪，像沙漠绿洲， 让我在繁华都市奔波的倦怠之心得以喘息和休养。这种感觉，跟房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我自己的心灵跟那片土地的碰撞后，而认定刘家旁峪是个值得一生栖息的地方。而沂源更像是一个绿湖，与崇山峻岭一起，塑造了当地人民淳朴、温暖、厚实的风格。我喜欢这种风格，在离年关很远的时候，我就跟房照说，我要去沂源过年，买一只猪，买一只羊，买一大堆鸡鸭鱼，陪岳父岳母、众姊妹和刘家旁峪的亲人们，快快乐乐的过个年。因此，十月起，我就在为去刘家旁与过年而开始做准备，并且告诉身边的朋友，今年我要去山东过年。
　　我是个容易忘事的人，以前很多的事，我都忘了。房照几时生日、岳父岳母几时生日，我的那些姊妹几时生日，我都记不清。即使自己的生日，有时候也忘了。人生在世，很多东西都可以忘记，我们并不是因为记忆而活着，我们是在为明天而活在当下。广州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我知道我需要什么，过平静而充实的日子而已。这在当下，算不了什么，但要面对竞争、人事、客户和大家的要求，我在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丈夫、父亲、儿子、企业经营者，每一个角色都不能马虎，每天都会遇到快乐、纠缠、麻烦和一些琐事，我沉浸于思考、计划和经营，跟外界接触的圈子，看起来越来越大，而我知道，我只需要一个点，一个对接的碰撞的点。为了寻找这个点，我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遗忘。但只要有空闲，我必定会想起两个地方，一个是由熟悉变陌生的故乡，一个是由陌生变熟悉的刘家旁峪。
　　时代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在无时无刻的塑造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我的故乡因为靠近广东，手忙脚乱慌慌张张的融入到了唯经济时代而变得日渐陌生。山东也是经济大省，一个小小的沂源就有四家上市公司，但无论怎样，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经济腾飞，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在经济大潮潮涌的时代，人心变化莫测，而让我心安的是，刘家旁峪没有多大变化。我的岳父岳母仍然住在山腰上，在石头屋里，门前种着紫皮石榴树、黑皮枣树，围墙上，狗尾巴草随时序变化而发芽、成长、抽穗，与一对老人默默相对。黄狗在石磨下，听着围墙外风吹白杨树发出的哗哗声，安静如画。沿山路而下，白杨树林里，布谷鸟时飞时落，在白杨树枝桠、蒿草、灌木和断墙上留下身影。沿着砂土路走出来，迎面是桃园。我岳父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在桃园里干活，听着天籁之音，沉浸在希望里。
　　我也曾跟房照说过，哪一天，我们不愿意在都市里生活了，就回刘家旁峪，过养鸡养羊，种桃种苹果的田园生活。在我的思想里，无论是种田、打工、流浪、做老板，心安就好。但现实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并不能心想事成。在生活里，我们有太多的牵绊，并不能想干就干，而说到底，也是我缺乏毅力、勇气和决心，放不下俗世的声名和荣耀，既要面对诱惑，又要厘清内心的选择，一耽搁，就是一年，又一年。即使在很多个时间点上想过，却不能去实行。刘家旁峪的奎山与果园，时刻像画一样悬挂在我面前，成为我的远方。
　　东初已经长到七岁，我已经娶了房照八年，却没有到沂源过个年，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大前年十月去沂源，在离开的时候，我一直叮嘱自己，要尽快回来。去年一年都在计划回沂源，房照因为工作的事，回了几趟沂源，把我回沂源的机会用完了。今年，我要去沂源，一直盘算，盘算到十月，由于生意上的事的纠缠，又把黄金假期给耗尽了，于是，一个去沂源过年的念头在心头突然冒出，跟房照一说，房照很肯定，这么多年，该回刘家旁峪过个年了。我从没在岳父岳母家过过年，今年要去过年，想起那边的亲人们这么多年对岳父岳母的照顾，我怎么也得表示一下，那就买猪买羊，把大家聚拢来，痛痛快快地吃一顿，一是可以让我的岳父岳母开心快乐，二是可以让我有一个感谢乡亲们的机会，三是可以让我感受到异地过年的氛围，了解和融入他们的文化习俗，过一个充实又不同以往的年。
　　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实施，问沂源生猪的价格、山羊的价格、鸡鸭鱼的价格，问广州去沂源的车票机票，准备各种御寒的衣服。到十一月，跟岳母通电话，岳母却说你们不要来过年了。原因就是刘家旁峪没有暖气，零下七八度的气温，从来没有在北方过过冬天的东初受不了，伤了孩子就不值当了。这个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的老太太，宁可放弃一家团圆，也在为外孙安全健康考虑的决定，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着，把电话交给房照。房照很想回去，但她也听从了妈**劝告，等到天暖了再回去。而一心等待去刘家旁峪，跟我提了无数次买了猪，等他骑过了才能杀的东初，还在一边说“我好想我的表姐表哥，我好想骑一下猪”。
　　我打开我的手机相簿——我换了两个手机，仍然把大前年去沂源时所拍摄的照片保留了下来，找出奎山、刘家旁峪的桃源、刘家旁峪的白杨树林、西固的水库、南麻的河的照片，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喊着：沂源，我欠你一个年，刘家旁峪，我欠你一个年。东初见我玩手机，抢过去自己玩。坐在沙发上，看着满屋的东西，仿佛我到了安安静静的刘家旁峪，在等待新年了。
　　2015/2/7

　　

欧阳杏蓬

二十年前欠的一笔账

　　我以前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尴尬是什么。2月3日，刘芳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在日记中发现我94年在汕头借她200元，承诺年底还的。20年过去了，怎么还？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最大的尴尬，就是欠账没还。一条微信，把我从现实中剥离出来。1994年，我在和平桥下那个破烂鞋厂干了三个多月后，就被辞退了，原因很简单——没活干。但不幸降临的同时，也带来了幸运。我在鞋厂认识了后来进厂的一个四川女人——四十多岁，矮矮墩墩的，讲话声音比我还粗。原本讲好进厂拉机的，开不了工，进厂十几天，发觉不对，就要离开。临走时，告诉我，她要进眼镜厂，是老乡介绍的。当时我真有点羡慕，在汕头的四川人多，相互帮助，不愁找不到工作。眼镜厂是和平第一大厂，据说有四千多员工，香港老板开的，管理规范，出粮也准。于是我就求她，跟他老乡说说，介绍我去，我愿意出介绍费。她同意问问，她的老乡在眼镜厂电镀车间做小组长——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事，在和平的工厂里，一个外地人能做领导，哪怕是个小小的组长，也是令人眼红和刮目相看的。过了两天，她回话说，他老乡同意了，300元成交。我当时身上也就几百元，不到伍佰元，但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300元就300元，我痛快地答应了。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在等待通知进厂的时候，我去中寨学校找马东涛。他当时辞去了文化站的工作，住在她老婆的学校，没事干，弄了一个诗社，身边围了一群小文青。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圆脸小姑娘见了我，还塞给我两颗糖。我去找他，他泡功夫茶给我喝。我说我要进眼镜厂了。他睁圆了他的小眼睛，说：眼镜厂工资很低的，300来块，本地男人都不愿意进去干。我心里在想，我在鞋厂以及沙场累死累活，一个月还挣不到300块。然而，我肯定的说，我要进去。东涛又责备起我来，怪我不早说。他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在眼镜厂给老板当秘书，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我这边的300元还没交，而东涛有关系，我立马兴奋起来，说：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介绍我去。东涛说等会儿，先喝茶。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但我相信东涛，当初他若不收留我，估计我还在路上漂着。而回到鞋厂，那个女人在等我，见了我，迫不及待地说：我那个老乡说，明天你就可以去眼镜厂上班了。天啊，好事码在一块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眼镜厂门口等介绍我进厂的那个四川人——好像姓王，真该死，现在居然把我的恩人给忘了！精精瘦瘦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个小伙子，把我带到门卫室，通告了一声，又把我带到门卫室上面的二楼的厂办公室，把我交给胡狐——一个圆润的女孩，她看我填表，然后兴奋地告诉我：我们是老乡！有点感慨，来和平两年了，终于碰到一个正宗的湖南老乡了。只是，她是长沙的，我是永州的。永州长沙，隔山隔水，不搭边，但在异地，老乡见老乡，那种感觉就像吃到了一颗话梅糖。办了手续，见了厂长——连厂长，一个满头白发笑容灿烂的五十几岁的老头，把我安排到了包装车间车片组当学徒。下了楼，那个小王还在门口等我，见了我，急切地问我进了那个车间。我说包装车间，他笑了，两条眼眉挤在了一起，说：包装车间是眼镜厂最好的车间，干净，活儿轻，待遇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谢谢他。我想，下了班，请他吃个饭，把介绍费给他。
　　胡狐把我领到包装车间——在四楼，把我交给主管——一个胖墩墩的年轻人，斜着脸，好像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样子。车间很大，200多个女工整整齐齐的坐在工作台边干活。车片组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进去之后，才发觉车片室里一片嗡嗡声。主管把我交给车片组的组长—— 一开口说话一口牛肉味的小青年，把我安排给一个师傅。我站在一边，什么也不能干，看着他装模、开机、塞片、车片、拣片，然后在白色纸盒立码好。人就像机器的一部分，整个流程一气呵成。看了一个上午，我明白了，车片最重要的是找模——不同的眼镜框，有不同的镜片模具，上千种眼镜，上千个模，要挑出对应的模，确实是个麻烦。车片组的组长的工作，不在于管理，几乎是专职找模。到了下午，组长就安排我上机，让我先试着车一些技术难度小的镜片。我车出几片，拿给他看，他用两个指头拈着仔细看，然后很严肃地告诉我推切刀的时候，用力不要过猛。力道大了，线条就不均匀，就成了废品了。我点头，他还想跟我说些其他的，但车间里的嗡嗡声太大，问了我是哪里人，就作罢了。
　　眼镜厂大门对面，有两个商店，一个饭店，都是油毛毡房子。下了班，我约了那个女人和小王，请他们吃个便饭，把介绍费给小王。到了饭店，一共来了五个人，都是四川人。我们点了一些菜，聊了起来，我说，我朋友有个朋友在给老板当秘书。小王问是谁，我说马学忠。小王说认识，说马学忠是眼镜厂的一支笔，不仅给老板当秘书，还主编厂报。又问我的朋友是哪里的，我说是和平镇政府的。小王说：你怎么还找我介绍，直接让你朋友给马老师打个电话就解决了，说不定还能进办公室呢。边聊边吃，吃完饭，我给他介绍费，他不要了。说实话，我口袋里也快没钱了。他既然不要，正好给我雪中送炭。但出门的时候，我仍是在商店里买了一条云烟送给他。回到宿舍——厂房改的，一百来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床连床，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小王把他靠窗的床铺让给我，自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该说说我欠的账了。进了厂，买了一些饭票，还剩下一点钱，又跑到路口，买了一本《佛山文艺》、一本《打工族》、一本《江门文艺》回来。好久没读书了，现在有闲了，心里想要静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了。《打工族》栏底有交友信息，居然还有汕头的——就是刘芳，我按她留下的地址给她写了信，然后等待。一周左右，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她是四川的，在汕头特区一家鞋厂打工。一回生，二回熟，第三回，我向她借钱——工厂压一个月工资，我没生活费了，又不好意思向小王借——他当时都没要我的介绍费，我又有本地朋友，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而刘芳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信发出去后，没过几天，刘芳居然给我邮来了200元！到15号——眼镜厂的休息日，刘芳还来眼镜厂看我，带来一个美丽的姑娘。我约了小王，跟他们一起，到饭店吃了饭。只是，那次我发觉，刘芳只能做我的朋友，而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在一个频道。我没什么遗憾，朋友，也是可以相互帮忙和温暖的。但接下来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上了四个月班，我病了。不知道什么鬼病，天天发烧，跑了几个诊所，吃了很多药，打了不少的针，就是不见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家，我想回家，两年多没回家了，家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让我把持不住了，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归心似箭的滋味。说要还的钱，就这样被拉下了。一闪，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漂泊。
　　现在我明白，借钱不难堪，不还才难堪。而且，一旦借了钱，就要做好羞愧的准备。想想这么多年，我几乎从没借钱给朋友，借钱伤感情，为了感情，我宁愿不借，而是送。数额多少，在于友情的深厚浅薄。你可以怪我，可以不跟我来往，但是，要记着，借钱，借的不是钱，是情，钱可以还，可以不还，而情，一生难还。
　　201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