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度长篇小说《贫困时代》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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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度长篇小说《贫困时代》
第一章　草儿娃儿

公元一九六四年：

甲辰年来雨淋淋，夏秋流郎渐渐增。

低田禾稻难得种，高田早禾及时兴。

乌金赤脚豆子好，了角头儿也受惊。

天禾少养丝绵盛，秋冬谷米贵如金。

（当年有水。低田歉收，麦豆好。）

——摘自父亲的《荒年歌》　

1

　　一向老实无怨的父亲应格严居然还当过干部。除了母亲陈安颖，恐怕很少有人提起。因为应格严当干部的时间短，不到一个月。再者年深月久，儿子应运东还小，少不更事，即使有点什么印象，也被时光的流水冲得淡而又淡了。

　　那是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社员们正在收工回家。有些人家的屋顶上开始冒出缕缕炊烟。

　　临时会计应格严在工作队员薛主民的陪伴下，开始挨家挨户地发放救济款。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不久，社员们的生活都很困难，眼下又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现在发放救济款，正是雪中送炭，也正好体现了人民政府在农村的惠民政策。

　　丰湾四队的救济方案是按人头三角、劳动力五角的标准发放。应格严拿着刚刚制好的表册，同薛主民一起发放了四五家，就来到了社员唐之强的门口。恰巧副队长武克洋的老婆胡娃收了工，搬着一把铁锹回来，她跟工作队员薛同志打个招呼，听说是发救济款，就问她能不能领。薛同志说行啊。胡娃就来到唐之强家门口，从应格严手中领取了三元钱。她家六口人，按人头是一元八角，再加两个劳动力一元，一共是二元八角，需找回二角。她说收工还没归屋，手里没钱，回去拿了就交来。应格严说好吧。他们就边发边等。可是一等不来，两等也不来，直到他们又发了几个人，才见胡娃姗姗来迟。

　　没料到，胡娃在拿出两角钱的同时，又找应格严要三元钱。应格严说：“三元钱已经给你了。”

　　胡娃说：“没见你给谁呀。”

　　应格严听了胡娃的话，脸上顿时阴了下来。他生性老实，语言短少，这时有如骨鲠在喉，不知说什么才好。

　　胡娃见薛同志默不作声，就越发来骚了，她对应格严说：“你还真是没给我钱，不信还有工作队薛同志作证。”可是薛同志始终未发一言。

　　胡娃外号“糊锅巴”，在丰湾四队胡搅蛮缠是出了名的。她对付应格严这样口嘴言笨的人，费不了多大的劲。应格严要对付她这样扯横皮耍横枪的人，可就难了。

　　不过应格严还是说了这么一句：“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明明给你了……不认账啊？”

　　还没等“不认账”三个字说完，胡娃就反口倒打一耙，指着应格严的鼻子说：“是你不认账！是你想私吞！”说着就往地下一滚，索性撒起泼来干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死到你屋里去！”

　　太阳快要落土了，成群结队的蜻蜓和蚊子都飞出来了。蜻蜓在空中穿梭似的飞来飞去，它们是在捉蚊子吧。蚊子呢，就在人的头顶上方，密密麻麻地嗡嗡叫。运东家门前的空地上，有一群鸡还在啄食，一只调皮的小公鸡正侧起一只抻开的翅膀，在母鸡周围打旋旋。运东也就是四五岁光景，正引着三岁的妹妹运兰，在自家草屋前边的台坡下和草垛周围玩躲躲猫呢。

　　那时，夕阳耀斑突然爆发，像鸡血一样的火烧云立马就布满了西天。霎时天上像发了火，地下像泼了血。这种景象来得太突然，色彩太刺眼。运东从来没见过。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当他听母亲讲起父亲的这件往事时，眼前还会闪现出这个特殊的黄昏，天地之间仿佛一下子就被涂上了一层鸡血红。

　　运东兄妹俩身上像披上了一身金黄，好似两只花蝴蝶在这红色的天地里飞来绕去，反倒是空中的蜻蜓蚊子都看不到了。就连近处的茅屋、草垛，远处的树木、行人也好像一下子融入到了这种红色的画图之中。

　　忽然，禾场里有个娃儿朝他们喊道：“运东，你伯伯打架了。”

　　不远处的唐家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火烧云把那些人都涂上了一层稀奇古怪的色彩。运东就拉起他的妹妹跑过去瞧热闹。他从人缝里钻进去一看，只见他伯伯应格严傻站在那里，身上脸上也都染了颜色。地下还有个灰不溜秋的人正在一边干嚎一边打滚，就跟他们小娃儿过家家玩输了在地下撒赖差不多。运兰突然哭叫起来，吵着要她伯伯抱。运东就怕大人打家伙，连忙拉了运兰拱出人群，往家里跑去。

　　母亲陈安颖正在烧夜饭，看见两个小家伙一路哭喊着跑进屋来，以为又是运东欺负妹妹，就呵斥他。不料运东说：“伯伯，打架了。”陈安颖没听明白。运东又说了一遍：“伯伯在打架了。”说着又自顾玩去了。运兰直喊肚子饿。母亲就说：“你们还等一下，等你伯伯回来就吃饭。”陈安颖拉了运兰的小手就往外边走，她想出去看个究竟。

　　火烧云下去了，天地之间恢复了本来面目，天色一暗下来就乌眼睛了。唐家门前看热闹的人也散了，估摸是纠纷已经得到了解决。隔壁的快嘴媳妇吴玉芝迎上前来，告诉了陈安颖这场纠纷的来龙去脉。她说：“陈娃，我说你屋的格严是怎么搞的？再苕也不能给武羊子的糊锅巴二道钱吧？”还没等陈安颖反应过来，就传来了玉芝男人的大声嚷叫：“玉芝你这个鬼东西，死到哪儿去了？火烧熟了没有啊？”原来是她男人应于劲收工回来，找她要饭吃呢。吴玉芝怕他男人，一听到叫喊，立刻就低了头缩了颈，急忙往家里去。陈安颖也拖着啼哭不止的运兰回家了。

　　过了一会儿，格严回来了。陈安颖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泪眼婆娑地望着她男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格严以为她什么也不知道，就故作轻松地说：“怎么还不吃饭，不怕把娃们饿坏了？”运兰的哭声更响了，把摇窝里的弟弟运喜也引得哭起来了。陈安颖边哄娃儿边啜泣。一时间，大哭小叫的，闹得格严烦透了。他恐怕陈安颖听说了什么，于是发恼地吼道：“你哭么事？嚎丧啊！”听他这一吼，陈安颖就擦了一把眼泪，不哭了，说吃饭吧，又说薛同志怎么没来？格严这才发现薛主民没有跟他一起来，随口道：“他有事去了吧。我们先吃。”

　　原来，工作队员薛主民就住在他们家里，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差三天，就有一个月了。既然薛同志没来，他们也要开饭了，娃们早就饿不得了。

　　一家人正吃着，格严的老父亲应于贤披着衣服，手牵着大孙子运东过来了。他也听说了今天的事情，就过来问一下情况。格严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跟老父亲分家另过，他的姐姐和二妹已经出嫁，现在老父亲就和他弟弟格生、么妹三姑住在他们屋后边临时搭建的草屋里。刚才运东就在他们家同爹爹、小爷和么爷一起吃饭呢。陈安颖见爹爹上前来了，抱了运喜，拉了运兰，就往房里走。运兰看见运东又往外边去，就哭喊着要跟哥哥一起去玩。妈妈不让，说：“你太小了，他们不会要你玩的。”硬生生把运兰拉进房里去了。

　　有些气闷的草屋里就剩下了格严父子。他们坐在一盏罐头瓶子做的煤油灯下，闷闷地抽着自己搓卷的劣质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一两句话。

　　月儿初升，夜影幢幢。春夏之交的晚上，不冷也不热，正是娃儿们尽情嬉戏的大好时光。村头禾场上已然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和运东相熟的一些小伙伴，于亮、木生、牛娃、石头都来了，还有运东不熟悉的小伙伴也出现了。运东很快就乐在其中了。

　　格严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终于，烟抽够了，时候也不早了，老父亲在起身离去时说：“要是算不过账来，你就先把我们的救济款垫进去再说。”格严说：“不用，这三块钱我还亏得起。只是干部这个差事我是做不得了，看来这碗饭不是我能吃的。”

　　格严端起煤油灯，照着老父亲的背影消失到后面的小屋之后，这才想起，要去找他那个玩得不知日夜的野小子回来睡觉。

　　夜深了，玩辛苦了的娃们都睡着了。陈安颖啜泣了一会儿，也睡去了。要是在以前，应格严会想个法子哄女人，可这次没有。他大睁着眼躺在床上，没有半点睡意，仿佛是在倾听着什么。寂静的夜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猫叫狗咬。

　　他在回想白天发生的事。这个武克洋的老婆糊锅巴是存心要骗他的钱吧？那时候十元钱就是一笔家当，三元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钱骗了也就算了，还害得他当众下不来台。早就知道这个糊锅巴可恶，没想到竟是如此可恶。俗话说，恶人还得恶人磨，狠人就怕狠人缠。我应格严肯定是缠她不过了，只有等狠人来降她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她把老子的钱骗去买药吃、打棺材钉子、发闷火烧吧！应格严从来不会公开骂人，也从来不知阿Q是何许人也。可他现在满脑子都装着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应格严在心里一会儿诅咒糊锅巴，一会儿又想到了薛主民。这个薛同志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他可是在旁边看全本啊。薛主民不知啥时离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晚饭也不回来吃，夜里还给他留着门呢。格严就怕把门闩上了，自己睡着了，薛同志回来进不了屋。他就这样一会儿糊锅巴，一会儿薛同志，胡思乱想了好久，渐渐地意识开始模糊，终至于混沌一团，分不清哪是哪了。而此时，江汉平原上的雄鸡已经开始咯咯咯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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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平安夜，全民狂欢日。
小康蓝图在，振兴中华时。

值此圣诞平安夜来临之际，谨以《贫困时代》选段以飨读者。恭祝湖北文坛网友佳节愉快！新年宏图大展！

探索二号

关注！！

老糊涂仙

甲辰年来雨淋淋，夏秋流郎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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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金赤脚豆子好，了角头儿也受惊。
天禾少养丝绵盛，秋冬谷米贵如金。
（当年有水。低田歉收，麦豆好。）
——摘自父亲的《荒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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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定会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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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农村教育工作队简称社教工作队。那年头经常有县里、公社下派的工作队。工作队员薛主民之所以选中应格严家驻点，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

　　应格严的母亲许氏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土改根子。国家解放以来，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在一系列对敌斗争中，许氏出身贫苦觉悟高，立场坚定冲在前，是丰湾村为数不多的三个妇女代表之一。可惜，她在甲午年夏季江汉平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时病故了。许氏虽然不在了，可她对敌斗争的影响还在。不培养她的儿子培养谁？薛主民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之后，就决定住进应格严家。应格严除了一个革命的母亲，还有一个当公社社长的舅爷，就在与他们杨林公社相邻的古场公社。更何况，应格严虽然只读了几年私塾，可他的字墨算盘都不错，一手小楷毛笔字也写得熟练，还有什么“六百六十六”、“六归七二五除”等珠算也打得很快，见了人也是一脸笑。薛主民在住进应格严家三天之后，就向队委会举荐应格严当了临时会计，也就是试用干部。可是，薛主民很快就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应格严虽然具备了当干部的背景和水平，可他缺少了当干部的外部协调能力。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他太胆小怕事了，脸皮薄，言语短，三天扯皮，两天怄气，当的哪门子干部？当干部是要管人的，一味地软弱避让，没有诈相（魄力）怎么行？他发现应格严身上几乎没有半点乃母的遗风，倒更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这次发放救济款，虽说是个偶发事件，却越发证明了应格严不是当干部的料。谁都看得出这是武克洋的老婆胡娃在胡搅蛮缠，可他应格严就是有理说不出。工作队的薛同志就在现场啊，他却不晓得请人家来主持公道，反而被胡娃抢先堵了嘴。有理变成了无理，赔钱带怄气，你说这干部还怎么当得下去？

　　第二天早上，应格严正准备出门去找队长辞职时，工作队员薛主民回来了。

　　还没等应格严开口，薛主民就说：“昨天我去大队部开会，因为走得急，来不及告诉你。会议开晚了，回来又怕吵了你们，我就在他们那儿挤了一夜。”

　　应格严有些讪讪地说：“我们一夜都没闩门呢，就等您郎回来。”

　　薛主民说：“还真是抱歉了。哦，顺便告诉你一下，昨天工作队开会重新调整了驻队人员，已经把我安排到五队去了，今天就搬过去，我收拾一下马上走。”薛主民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他住的前房去了。

　　应格严跟进去说道：“要不要帮忙送一下？”

　　薛主民说：“不用。反正东西也不多。”

　　应格严说：“我想把这会计辞了，跟您郎报告一下。”

　　薛主民说：“你要辞职就找你们云队长去辞。”

　　应格严又说：“我实在是能力有限，不是当干部的那个料，辜负了您郎的培养。我还是很感激您的。”

　　薛主民说：“这不是能力不能力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这个问题很复杂，不那么简单。也好，你这干部当不当也没什么，还不是照样吃饭搞生产哪。”

　　应格严连连点头称是。

　　送走了薛主民，应格严就把一大摞账本及算盘等什物一包裹背到了云队长家里。云队长四十几岁了，他从五四年淹大水之后一直当干部，大办钢铁过后接手当队长，也有五六年光景了，是个德高望重的老队长。他一见格严这个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

　　果然，应格严开口就说，这个会计他干不了。

　　云队长说：“是因为昨天发救济款那个事吧？又没有哪个说你，以后吸取教训不就行了。”

　　格严说：“不光是这个事，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当不了干部。”

　　云队长说：“我说大侄子，你这个会计还是工作队的薛同志保举的，我得跟薛同志反映一下，看他是什么意见。”

　　格严不会说假话：“薛同志已经同意了，是他要我来向您辞职的。”

　　云队长想了一下，又说：“我这队长恐怕也当不了两天了。这样吧，你还等两天，等换了队长之后，你去向新队长辞职吧。”

　　云队长也是个老土改根子，曾和应格严的母亲许氏姐弟相称呢，他是看着格严长大的。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劝告格严不要辞职。他知道一二次纠纷也没什么，可是一辞职，痕迹就大了。格严还年轻，不懂这些啊，何况他已铁了心，说道：“换不换队长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干不了。”他撂下这一句就往外走。

　　这时，副队长武克洋一边喊工一边往队长家里来，正与出门的应格严照了个面。两人对视了一眼，应格严把头一低，匆匆走了。

　　应格严短暂的干部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事情还没完。应氏家族的人却不依了，他们都说格严太老实了，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了那个糊锅巴。

　　丰湾四队上百户人家，有二十几个杂姓。其中应氏家族占了十几户，为本湾第一大姓。应氏祖先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公元1858年）从河南罗山一路逃荒过来的，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俗称挑“八根系”），一头装着两个儿子，一头装着锅盆碗盏棉絮，后来就在江汉平原鲫鱼湖边落了籍。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传到运东这一辈已是第六代。格严的祖父父亲都是长房长孙，所以他家的辈分比同龄族人都要低。比如快嘴媳妇的男人应于劲，还有一个应于栋，跟应格严都是同一年出生的，可辈分都要高他一辈。

　　顺便说一下，这里在称谓方面还有一些讲究。长辈对人家的媳妇一般是不叫名字的，只在姓氏后面加上一个词缀：×娃。比如陈安颖姓陈，就叫她陈娃；副队长武克洋的老婆姓胡，就叫她胡娃，而“糊锅巴”是她的外号；吴玉芝姓吴，就叫她吴娃，“快嘴媳妇”则是她的外号。可是小字辈不能这样叫，而应该叫陈姐陈伯或者胡姐胡伯或者吴姐吴伯。论辈分，运东要喊吴玉芝为吴婆或者玉芝婆，因为是隔壁，又是亲房，所以叫玉芝婆亲热些。格严夫妇也依着儿子叫她玉芝婆，应姓族人和外人都跟着叫她“运东的玉芝婆”，久而久之，连“运东的”几个字也省了，就叫她“玉芝婆”，倒把她原先一个“快嘴媳妇”的外号取代了。这一次，应姓族人都是从玉芝婆那里听说了格严的这桩公案，他们都很气愤，第二天晚饭后就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格严家里。

　　格严家里可热闹了，比工作队员薛主民同志在的时候谈经博古摆龙门阵还要热闹。格严一边端板凳给他们坐，一边给他们发烟。

　　陈安颖见来了许多人，照例缩回到房里去了。娃们也出奇地安静，不吵也不闹。只有运东又不知野到哪儿玩去了。

　　应于劲是个急性子，嗓门也大得很：“我说格严哪，你怕他个鬼呀，搞嘈了老子们帮你去打她娘个匹！”

　　在丰湾学校教书的应于宝老师慢条斯理地说：“不要鲁莽行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先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武克洋的胡娃是存心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存心的，我们可以上门去问礼行；如果是无意的，那又另当别论了。格严哥你先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格严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您郎也都知道了，我不想再说。”

　　应老师说：“你给她钱的时候签字画押了没有？”

　　格严说：“没有。她说回去拿两角钱了就转来，所以没有。”

　　应老师说：“这就是你缺了打点，说不清楚，人家就有空子可钻了。”

　　格严说：“我哪知道她是这样的人呢？”

　　应老师问：“你当时给了她多少钱？”

　　格严说：“三块钱哪，都是人民银行出来的崭新票子，可以割死人的。一张一块，红的，一张两块，蓝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应老师说：“有没有别人看到呢？”

　　格严说：“有啊。工作队的薛同志在场。我们都看着胡娃把钱折了又折，折了又折，折成了硬撬撬的一长条，我还怕她把钱搞落咧。”

　　玉芝婆在一旁插嘴说：“那薛同志怎么说呢？”

　　格严说：“薛同志一声都没做。”

　　应老师说：“人家薛同志怎么好说呢？糊锅巴既然敢这样强势霸王地吵，寻死觅活地闹，就是仗着后面有人撑腰，根本就没把薛同志放在眼里。薛同志是个外乡人，还要依靠当地干部搞好工作，他怎么好随便得罪一个副队长的堂客呢？”

　　大家附和道：“于宝说的有道理。”

　　格严的弟弟格生插嘴说：“应老师您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应老师把手朝他摇了摇，然后往桌子上一拍，说道：“对了，有可能，完全有这种可能。格严你说，胡娃那天收工回来还没到家，是吧？”

　　格严说：“是啊，她手上还拿了一把铁锹，身上还有烂泥巴。”

　　应老师说：“这就对了。她身上穿的肯定是烂衣服。我怀疑胡娃边走边把折好的钱装进衣兜，那衣兜是烂的，她没注意到，钱是硬翘翘的，落出去了她也不晓得，等到回家才发现钱掉了，说不定赶紧往回找，找不到了才急中生计，找你要二道钱。她不找你要二道不行哪。她屋的武羊子还不打死她？”

　　大家都说：“有这个可能，可她不会承认哪。”

　　格严说：“难怪那天她说回去拿了零钱转来，我们一等她不来，两等她也不来，未必是在半路上找钱去了？”

　　应老师说：“你们都晓得，前天天上发了霞，人的眼睛都发了花，地下都是一片红，什么东西掉地下都看不清楚。胡娃要是荷包里落了钱，或者是她不注意随手掉了钱，都是找不到的。如此看来，胡娃一开始并不是存心的，是没有办法了才找你要二道钱的。”

　　玉芝婆在一旁插嘴说：“糊锅巴会不会像你说的这样承认呢？”

　　应于劲吼了她一句：“就你嘴巴长，跟老子死到一边去！爷们的事要你插嘴？”

　　就在这时，应于山走进来了。他刚刚接任了丰湾四队的队长。

　　大家纷纷说：“这下好了，我们屋的队长来了，正好帮格严做个主，找糊锅巴把那二道钱要转来。”

　　应于山咳嗽了两声，等大家安静了，他才开口说：“这是你们哪个的主意？是于宝出的主意吧？”

　　应老师说：“不是哪个的主意，这事明摆着有冤，需要有人出来平冤哪。你队长哥哥来了正好作主。”

　　应于山说：“好，不是你出的主意就好。你说么事没得冤哪？你看我们老队长，队长当得好好的，还不是有人找工作队告他的阴状啊，说他是个‘四不清’，这次说调整就把他调下来了。格严人呢？”

　　格严说：“我在呢，于山叔。”

　　应于山提高嗓门干脆果断地说：“你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要再纠缠了。我这会儿赶过来就是要跟你说句话，不要再拿这个事生争议了。于劲、于宝、格生你们几个人都在啊，我跟你们说一句，我刚刚上任，你们不要跟我添什么乱子，让外人说我鼓动家族闹事呢，搞的影响不好。”

　　大家纷纷说：“我们不是闹事啊，要是闹事还有这么平静？还不打上她屋的门去了？我们都听您郎的。”

　　格严说：“我早就说过，这事不消再提了。”

　　应于山对格严说：“你把那个会计辞了也好，免得别人说队长、会计都是应家的。你以后就参加劳动力一组干活吧，你家的那个工作队撤走了，我们队暂时不再驻工作队。”应于山又咳嗽了一下，说，“你们都是应家屋的人，我还跟你们说句协心话，我们应家的人受外人欺负，我心里就好受？你们别看姓武的在我们队不算大姓，比我们应家小，可他在全大队是大姓哪，文华武夏四大姓，是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所以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以后日子还长得很，我晓得的。这次调整队委会班子，我只向大队部和工作组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增加一个管生产的副队长，把武克洋同志的职务调整一下，让他去管多种经营。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于宝你只管把你的书教好，我就怕你瞎管闲事，跟我添乱。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都回去睡觉吧，休息好了明天好上工。”

　　于是，大家都烟熄火熄，悄没声息地走出了应格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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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格严一家的生活又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一九六四年底，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由开始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转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工作队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农村干部都要围绕“四清”与“四不清”“洗手洗澡”，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批评，经受严峻的考验。随后不久，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开展群众性的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迅速兴起。俨然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这一年，刚满二十五岁的应格严，中等个子，小平头，国字脸偏圆点儿，逢人都是一脸笑，可一回到家，脸上就严肃得有些怕人。他的第四个娃儿也有些不合时宜地出生了。隔壁的玉芝婆端来了一碗鸡蛋，对月母子说：“我给你这娃取个名。现在不是搞四清运动嘛，这是第四个娃，又是个女娃，干脆就叫‘四清’好了，又好记又好听。”陈安颖说：“谢谢玉芝婆关心。我还要跟她伯伯商量再说。”

　　傍晚，应格严收工回家，立刻烧火做饭伺候月母子，跑前跑后，实在是忙不过了，就连夜把丈母娘接来帮忙。

　　运东也懂事了，知道家里又添了个小妹妹，他这个大哥哥要帮助大人分担一些，要照护好弟弟妹妹。运兰依旧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跑，依旧是跟不上就哭。运喜还不到两岁，正是脱离摇窝、学走路、好赶路的时候，他也要跟着哥哥姐姐去玩。他们嫌他太小太麻烦，不要他，他就死劲地哭。这时候，他们的幺爷三姑就会赶上前来，帮衬一下。

　　三姑是在她母亲去世前一年出生的，只比运东大五六岁，现在也只有十一岁。她是个苦命的孩子，大人们都说她是个草籽命，是家里的一个老婆婆把她引大的。过荒年的时候，老婆婆连病带饿死了，她却是个饿不死的程咬金。那年月常有饿死病死的人，不是老人就是小孩，三姑能够活下来还算是个奇迹。好在三姑家里负担不重。三口人就有两个是赚工分的。父亲应于贤刚刚五十岁，小哥格生十八岁，都是生产队里的青壮年劳动力。三姑负责家务，烧火做饭洗衣打猪草，就是她每天的功课。别的孩子去上学读书，她也不眼气，所以长到十一岁了，还是大字不识一个。有次学校的老师走访，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来家里动员她去上学。为此，住在她大哥格严家的工作队员薛主民还批评了她的父亲和小哥。她父亲说随她的便，想去上学就上呗。三姑就真的上学去了。她进的是一年级，教室里都是比她小很多的弟弟妹妹。她长得人长树大，快有老师高了，坐在教室里很不自在，那些小同学们就像看稀奇一样地看她，动不动就望着她傻笑。她是野惯了的，哪里受得了这些奚落，就动手打了一个笑上她脸来的小鬼，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所以，她上了三天学，还没认会两个字，就再也不肯上学了。后来生产队里办起了青年农民夜校，扫盲识字唱歌，又有人来动员她去。她就把大侄子运东拉在手里，才去了那里。

　　一天早晨，运东在起床穿衣时，居然唱了两句歌儿：“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竟把他父母都惊住了。

　　父亲问：“运东，你从哪里学来的？”

　　运东有点得意地说：“我跟幺爷上夜校了，好多人都在那儿唱。”

　　一会儿运兰也醒了，揉着一双睡眼嘟噜道：“我也要唱，跟哥哥唱……”

　　父亲又问运东：“你还学了什么？”

　　运东说：“认字。别人说我们捣乱，就把我们几个小娃赶出来了。

　　格严就对陈安颖说：“看来我们的儿子长大了，秋季要上学了。”

　　运兰说：“我也要上学，跟哥哥上学……”

　　月子里的陈安颖就说：“运东是要上学了，负担又要加重了。这又添了一张嘴，还没取名，你给娃儿取个名吧？”

　　格严说：“有了运东、运兰、运喜，这个顺着就叫运柏嘛。”

　　陈安颖说：“隔壁的玉芝婆建议叫‘四清’咧，她说这是第四个娃，又是个女娃……”

　　“别说了，什么四清鬼清哪！”格严突然提高嗓门吼了一句，“就叫运柏。”

　　陈安颖不做声了，她也意识到无意中触及了丈夫的伤疤。因为格严就是在四清运动工作队员的面前，被强势霸王的糊锅巴骗去了三元钱，闹得干部都当不成了。怎么能给娃儿取这个名字呢？

　　应格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什么大的胸怀。要说他有什么理想，那就是他的女人少生病，他的娃儿有饭吃、有衣穿。有人说，应格严比一般人天资聪慧，心灵手巧，原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他母亲死早了，他才失了志，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十五岁丧母，十八岁结婚，娶了比他大三岁的女人陈安颖。这都是父亲、媒人以及算命先生给他安排好的。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陈安颖嫁过来第二年，就顺利地生下了头男长子。运东后来听母亲说，在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她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天色混混沌沌的，雷鸣电闪，有龙在天上飞旋，她很害怕，找他伯伯又找不到，吓得直哭。这时候天上有个神仙从东方驾着五彩祥云而来，望她笑了一下，一忽儿就不见了，好像钻进了她的怀里。恰好这时，天上又传来一声炸雷，震得满屋子都在晃动，把她惊醒了。耳边突然响起“苦啊——”一声婴儿长啼。守在床前的接生婆大声说：“恭喜了，格严哪，是个带把的放牛娃，呃不——是个学生娃。”第二天陈安颖就请一个算命先生给新生的娃儿排八字，算命先生说是文曲星下凡，了不得呢。应格严就带了礼物，去请教启蒙先生，那个丰湾资格最大、已经老得掉了牙的私塾先生给娃儿取名。那老先生虽在病中，但还是下得床来，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哼唱了一句什么“彼应运于东方呃……”，就说叫应运东吧。格严问有什么讲义，那老先生摇摇手，不再说什么了。应运东的名字就算定下来了。

　　这时，运东和运兰正在床上可劲地唱儿歌呢。运东在唱新学会的一首《循环歌》：

　　　　二啊二，张老二；张啊张，牯牛帮；

　　　　牯啊牯，牛屁股；牛啊牛，梭上头；

　　　　梭啊梭，燕子窝；燕啊燕，扯长线；

　　　　扯啊扯，金刚册；金啊金，掉古丁……

　　运兰也要和哥哥抢着唱：

　　　　三岁的娃，穿红孩（鞋），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不打我，回去吃口妈（奶）了来……

　　运兰看到哥哥越唱越上劲，自己唱不赢，不禁急得哭起来了。这一闹，就把睡梦中的运喜闹醒了，雄赳赳的小鸡儿冲起来一泡尿。急得运东大叫一声：“运喜这个撒尿宝，把尿又撒到床上了！”运喜也哭起来了。一时间，床上活湿水流，臊气冲天，大哭小叫。这也是寻常人家经常上演的一幕家庭悲喜剧。

　　格严大声呵斥道：“运东你这个鬼家伙，看老子来了不打死你！”

　　哭声很快就小下去了，运东也吓得不敢做声了，他蹑手蹑脚地下床，边扣扣子边往外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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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不是工作队的薛同志住到家里来举荐，恐怕应格严做梦也没想过当什么干部。随着薛同志的离去，也算把应格严一个月都没当上头的那个临时会计带走了。正如薛同志最后留给他的一句话：你这干部当不当也没什么，还不是照样吃饭搞生产哪。的确，格严的心思全在他那个家上。他妻子陈安颖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成了胃病，同时又发现得了风湿心脏病，再加上接二连三地坐月子，身子骨已经很虚弱了，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就成了家里的唯一劳动力。一群娃儿像一窝蛆母子，嗷嗷待哺。因此，如何能让他的妻儿过上不挨饿受冻的日子，就是摆在他面前十分严峻的问题。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队里的粮食作物主要靠工分争夺，人头只能分到一少部分口粮，其它什么油啊布啊糖啊都是政府发票，要用钱才能买来。工分多的人家年终可以分红，平时还可以找生产队里借支。象应格严这样家大口阔的历年超支户，一年上头都看不到一分钱，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格严又开始整理他那张捕鱼的杀网。有工作队员住在他家里时，他就把鱼网束之高阁，藏到横梁上面去了。工作队员一走，他又开始打网搞副业了。生活所迫，他得想办法弄钱养家糊口。每当收工之后，别人回家吃饭，他还想在野地里弄点吃的、烧的什么回家。他几乎是每天最晚回家的一个。每当夜深人静之后，最好是月明星稀的晚上，他会带着他的鱼网出发。运气好的话，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上街卖鱼，再买些急需的生活用品回来，凑合着度日。

　　一天凌晨，天还没亮。运东就被一阵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了。他知道，准是父亲又打鱼回来了。正在迷迷糊糊的当儿，他却被人摇醒了。原来是父亲一手端灯，一手摇他，还小声叫着：“运东，快起来跟我上街卖鱼去吧。”运东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摸索着穿衣起床。等他扣好扣子，父亲已在堂屋里用一根扁担挽好两个装鱼的篓子，准备走了。

　　运东走过去说：“伯伯，要不要留一条鱼吃呀？”伯伯说：“不用，卖不完的鱼我们再拿回来吃。”这样的对话，已经不止一次了。可每次的鱼都卖完了。运东心里巴不得卖不完才好呢，这样他们就有鱼吃了。

　　天色灰蒙蒙的，像有大雾的样子。父子俩就沿着坎坷不平的通顺河堤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堤的一边或两边都住着人家，那是丰湾一二三队。他们要把这些人家走完，大约有三四里地，然后过河，到对岸的牛坝街上去，才能卖鱼。这时候，路上也有早起赶街的人，东方开始发白，远处近处的雄鸡好像呼应似的报晓，偶有被惊动的狗子在漫无目的地狂吠。运东心里害怕，就伸手去抓他父亲的衣服。父亲说：“不要揪我，狗子不会咬你的。”但运东心里还是害怕。

　　到了牛坝街上，运东才发现赶集的人还不少呢。朦朦胧胧的到处都是人。卖菜的，卖糠的，卖鸡蛋的，也有像他们一样卖鱼的。他们就在卖鱼的那一堆人里找了个空地，放下鱼篓，就等人来买了。他父亲掏出烟卷，向别人借火的同时，顺便打听一下行情，然后就蹲在了鱼篓后面，运东也学着父亲的样儿蹲下来。

　　不多时，就有人过来翻看他们的鱼。

　　格严说：“这是刚出水的鲩鱼、鲫鱼，还是活的，买点吧？”鱼儿不停地在鱼篓里蹦跳，还发出叽叽啵啵的声音，像是在给他作证。

　　那人就问多少钱一斤，格严就用刚才打听到的价钱回答他。那人说贵了，能不能便宜一点儿。格严就问对方出多少钱，那人又说叫行里来作价吧。格严说可以。那人就去叫行老板了。

　　旁边一个卖鱼人就说：“兄弟，叫行里来作价，肯定要捏你的价，划不来的。”

　　格严说：“行里作了价，还要我肯卖呢。”

　　一会儿，那人就同行老板过来了。

　　格严就站起来说：“这里，这里。”运东也跟着站了起来。

　　行老板说：“这是哪个卖的鱼？”一边说着一边用力翻动着篓子。

　　格严说：“我的。”

　　行老板又说：“那我就作价了啊。草鱼三角，鲫鱼两角。”

　　格严说：“草鱼昨天还四角呢，今天怎么就跌了一角？”

　　运东知道他父亲说的是旁边那人刚才告诉的价钱，可他不明白，父亲先说是鲩鱼，怎么行老板说是草鱼，父亲也跟着说草鱼呢？

　　行老板说：“你听哪个说的？没有这高，昨天最贵的一笔也就三角五，人家草鱼比你大。”

　　格严说：“我就卖三角五，便宜了我不卖。”

　　行老板就跟那个买鱼的商量说：“兄弟，他要三角五，今天场上鱼少。你看怎么样？”

　　那买鱼人就对格严说：“兄弟，能不能便宜一点，三角二怎么样？”

　　格严说：“少于三角五不卖。”

　　买鱼人跺跺脚说：“我今天真是买馋了，就依你三角五，太贵了。”说着就从鱼篓里捉了两条鱼，放到了行老板的秤盘里。

　　行老板称了鱼，就着场上的灯光看了一下秤，就说：“答么字？”

　　格严说：“答应字。”

　　行老板又说：“是应该的应还是印度的印？”

　　格严说：“应该的应。”

　　于是，行老板大嚷起来：“答应字的呀——应该的应，草鱼三斤，三角五——”他一边嚷一边往回走了。

　　运东急了，说：“还没给钱呢，他把我们的鱼……”

　　父亲说：“不要紧，我等会就过去结账。”

　　那行老板个子特高，比一般人都要高出一头，声音也特洪亮，真个是声若洪钟啊，他一嚷满场都听得见。他的名字也特别，叫杜八斤，据说他生下来就有八斤半。大家都喊他杜老板。看来这行老板就该他当。他给别人又称了一样什么东西，正在那里大声嚷道：“答张字的呀——”

　　这时候，天色开始见亮了。满场上的买卖人都看得清楚了。

　　格严又卖了两笔鱼。他是借别人的秤，直接卖了收钱的。运东又不明白他父亲怎么不要那行老板过来称鱼了，他当然不知道行老板称了鱼是要拿行钱的。那行老板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答朱字的”，一会儿“答杨字的”，响声不绝于耳呢。

　　格严对儿子道：“你在这里看着，不要跑了啊。我去行里接钱去。”又对旁边那个卖鱼人笑笑说，“您郎帮我照看一下，我儿子在这里。”

　　那个卖鱼人摆摆手，说：“没事，你去吧。”

　　鱼篓里剩下的鱼不多了。运东记得父亲先前说过“卖不完的鱼再拿回家吃的”，就对走过来看鱼的人说：“这鱼不卖了，我们拿回去吃的。”

　　格严接了鱼钱转来。运东就说：“伯伯，这点鱼我们拿回去吃吧。”

　　父亲说：“不行，还要卖。”

　　儿子眼里噙着泪水说：“您郎先说了的。”

　　旁边那个卖鱼人就对格严说：“大兄弟，我看你这娃儿欠鱼吃，还不如拿回去给娃吃呢，也卖不得几个钱。”

　　格严说：“小娃知道个啥？不瞒你老哥说，我就是缺钱哪，还有好些东西都等着钱去买，称盐打油买糖啊，还要撕布。我去年的布票都没用呢，快要过期了，都没有钱去买。”

　　听父亲这么一说，运东的眼泪就滚出来了，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把鱼卖给别人吃。

　　卖鱼人说：“大兄弟，你是说布票有多的吧？能不能卖点我？”

　　格严道：“你要布票干什么？”

　　那人说：“我屋里马上要嫁姑娘了，给我姑娘置嫁妆，布票不够用。你要有多的，就卖我一些吧。”

　　格严忙说：“我有多的，多不少呢。我去年的布票一尺都没用。你要怎么买？”

　　那人说：“你没卖过吧？这有行市呢。我不捏你的价，你也不说高价，咱们公平交易。一尺一毛，一丈一块。你带了多少？”

　　格严说：“今儿没有带多少。”说着，就从上衣荷包里掏出钱票来清点，“我这带了一丈八，留点去撕布，就卖你一丈吧。下次我多带点来。”

　　那人说好，就从格严手里接过布票，清点了一下，给了他一块钱。

　　这当儿，又有人来看他们的鱼。运东护着篓子说：“这鱼不卖了。”

　　格严随手给了儿子一巴掌，打得运东号啕大哭起来。父亲也不管他，只管陪着笑脸和别人谈生意。

　　最后的一点鱼也卖光了。父亲见儿子还在哭泣，就摸着儿子的头说：“好了，别哭了。我们买东西去，我给你买个发糕吃。”

　　运东不哭了，哽咽着说：“我不吃发糕，我……要买娃娃书……”

　　父亲说：“你又没上学，不认字，要娃娃书做什么？”

　　运东说：“我就要呢……于亮、木生他们都有……”

　　父亲说：“运东，听话啊？今天买东西的钱还不够，下回钱多了，就给你买，啊？”

　　儿子知道拗不过父亲了。他本来就怕打，今天还吃了一巴掌。这时就不做声了，乖乖地跟在父亲后面去买东西。

　　很快，钱用完了。格严又像来时那样用扁担挽了篓子，开始打回转，不同的是，先前篓子里的鱼现在变成了油啊盐啊糖啊布啊一类的东西。

　　格严自己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食言，还是花三分钱给儿子买了一个大发糕。要是在往常，运东早就狼吞虎咽了。毕竟一年上头也吃不上几回发糕呀。那发糕散发出的香甜味儿实在是好闻。可运东今天是真不想吃，那一巴掌打没了他的胃口。他就把发糕藏好了。

　　在过渡船的时候，渡船的老板要找运东收船钱。格严先是不做声。渡船的老板连问了两声：“这是谁家的娃儿？”运东小声说：“我是伯伯家的娃。”那老板说：“再没人答应，我就把这娃弄上坡去，不让他过河。”运东突然就哭了。有人说：“你这老板也真是的，见钱眼开，跟一个娃儿过不去。”又有人说：“小娃儿搭车坐船都不收钱的，这是国家有规定的。”船老板口气软下来了：“那就收一半。”有人笑了：“一个大人三分钱，你收这娃一分半，他给两分你，你还要找他半分哩，你不找他半分还不依你！”船老板说：“那半分不要了，只收一分。”那人又笑了：“你真是瞎子见钱眼睁开哟，一分钱亏你说得出口！”格严开口说：“娃儿是我的。我老在你这里过河，一分钱都没少你的。人家过两摆河还只给五分钱呢。”船老板终于无奈地说：“那……那就算了。”大家哄笑起来：“你先有这话不就好了。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耽误我们回去赶工咧。”

　　运东心想，先一趟过河，怎么没有找他收船钱呢？他不知道。那时天还没亮，那么小的一个人，兴许别人看都没有看到他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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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选题

2014年湖北省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贫困时代》

目录

1　底层社会奴化与民主的嬗变（代序）

                             1　第一章　草儿娃儿

                             57　第二章　放牛娃学生娃

                             351　第三章　回乡青年候补愚公

                             503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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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度长篇小说《贫困时代》第一章　草儿娃儿（1——15）

第二章　放牛娃学生娃（16——89）

公元一九六六年：

丙午年来景色忧，四时有雨满田畴。

天降虫鲤平地起，高田早种损低收。

乌金豹子柑逢吉，上中人家七分收。

幸喜疾病离远去，鱼蛤遍地满田游。

（当年有水。高田五谷半收，麻豆好。）

——摘自父亲的《荒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