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退休若还乡,乡贤文化则兴矣 董聚山 告老还乡、荣归故里、叶落归根,是古代为官者人生的基本归宿。不管做多大的官,上至一品宰相下至七品县令,到了退休的年龄,大概都要选择回家乡养老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发展能够持续地保持一种均衡,乡贤文化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我们从古书中、影视剧里看到的员外之类的人物,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类乡绅,他们退休后仍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修建有自己的府第,无论是用工还是办学,乡亲们都能沾上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学有识、知书达理、文化修养好、社会经验丰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教育上,都可以引领一方。如果到了安徽的西递、宏村,或是陕西韩城的党家村等古村落,你就知道这种乡贤文化份量有多重。 话说今天的乡村,年轻一点的、身体强壮一些的基本都外出打工或做老板了,打拼的目标地首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由此,北京等大城市患上了“大城市病”,突出表现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畸高、孩子上学入托困难,等等。说来说去都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其实作为皇城的北京,人满为患自古有之,清朝在此建都后,八旗子弟们全都扎堆在京城,繁衍生息,导致人口膨胀,城市各种生活保障难于为继,皇帝老儿无奈,只好下旨疏解人口,将这些八旗子弟分批外迁。在黑龙江五常市,就有260多年前迁徙至此的八旗子弟们建起的村镇,称为“京旗24屯”。这些八旗子弟,一边守护着清朝的北大门,一边务农自立,过起亦兵亦农的“兵团”生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八旗子弟早已成为地道的农民,但他们仍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续写着“京旗文化”的历史。 今天的北京,人口增长如此迅猛,远超过了这座城市的承载能力,与官员退休全部留在京城不无关系。你想呀,北京有多少部门、机构啊!数十年间调进来、提上来的一茬茬官员又有多少 ?随其落户京城的家眷更是多得不得了,即使有些京官调到外地任职,其家眷也几乎全部留京。更有甚者,很多在外地驻军中任职的军队领导干部,到了快退休年龄时,竟享受组织“特殊照顾”,调到了驻京部队任职,每年随之呼啦啦调进来的家眷都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这些人都得住大房子、开好车、上好的学校、从事好的职业。如此这般,久而久之,北京自然无力承受,不得“大城市病”才怪呢?由此,我一直在想,不管在中央工作也好,还是在驻京军队任职也罢,如果退休后都一律返回原籍生活定居,在京为官时家眷也不得随迁入京,那么北京的人口还会这么膨胀下去吗?“大城市病”还会这会厉害吗?想必不会的。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官员退休还乡,对弘扬乡贤文化、建设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的好处。看看今天的乡村是个样子,每次回到曾经生活的农村,我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酸楚,房子倒是越盖越好,但里里外外透着一种凋敝和荒凉,村里的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留在村子的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健健康康的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天伦之乐、家庭温暖、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文化的传播渗透性,统统打个折扣。农村的人口生态在日益恶化,曾经的乡愁飘向何方?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讲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包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乡贤文化则根植于其中,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做官、或做学问,或经商,可以说他们的学识、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和社会经验都没得说,如果他们能退休后或年老时回家乡,参与新农村建设,那么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对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可以说,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黏合剂,乡贤文化的复兴对于乡村的稳定和发展不可或缺。乡贤们可以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乡贤们具有纽带和桥梁作用,并不断赋予其时代价值。 因此,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的看法,全社会都应呼吁乡贤文化的回归,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法令,让那些退休官员、文人、商人等回乡安度晚年,使这些贤达之士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并引领年轻人在家乡创业,以此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搭建起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董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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