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山印象

胡未觉

中华山印象

      大凡谈某某之印象，除却名人情节，便是高士逸怀，凡夫俗子实在不能妄谈。提到中华山，在有品味的人的眼里，标签多般是：鄂北（古称汉东）曾经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古朴寂静的禅院；空谷芬芳的幽兰；好山好水……。但于正宗的土鳖而言，中华山就是广水镇人的后院。我生于斯长于斯，举手投足就仆进了她的怀抱：春天在那里挖笋尖、掐蕨菜，以补菜资；夏天在那水里洗澡偷凉，顺便捉几条鱼回来解馋；秋天，打些毛楂、杨桃之类，吃不了送人赚人情；冬天在风雪中远足、登高，增强免疫力，省得花钱买感冒药——碰巧打几只兔子更好，以充塞腊货……。所以，我谈中华山之印象，犹如牛身上的虱子谈对牛的印象，除了贪婪的吮吸和血腥的纠缠外，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当看到日渐增多的外地游客和当地文人雅士所书写的有关中华山的文字，看了很多户外朋友在那瘩拍的那些青春倩丽的照片，心里总是涌出阵阵酸味来，就像个捡破烂的，被别人偷窥了他家藏在后院里的铜碴铁角……。（待续）

水晶苑

中华山情，是一段难忘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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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未觉

                         “到中华山去旅游”

            如前所言，我生长在中华山的脚下，但脑壳里头第一次有了中华山这个概念，还是在出生后“很久”以后的时候。那时候，我已升到了幼儿园的大班，一天老师（那时我们管幼儿园的阿姨不叫阿姨叫老师）突然说，明天要到中华山春游，叫大家作好准备。回家后就问母亲中华山在哪儿，好不好玩。母亲说镇北面的山就是中华山，山里头有豺狼，有个么玩头。但母亲还是给了一毛钱，叫我去买两个喜饼带着，路上饿了时好吃。晚上枕着喜饼半天睡不着，睡着后尽做怪梦。第二天早上母亲买菜回来见我还在熟睡，就急忙叫醒我，说怕是要迟到了，我爬起来就往幼儿园跑，慌得喜饼也忘了带。
      我们走出园（那时的幼儿园在现在广水一小的山下建行一块）门，按高矮顺序排成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男左女右。老师说每排两人牵好走，互相帮助，一排跟一排，走整齐。我和丫丫最矮，走在前排，跟着带队的教师。我说丫丫的手冰凉，丫丫说我手心里哈是汗。于是我的头扭向左边，丫丫的头扭向右边，谁也不和谁说话。走出了中山广场，就开始上坡（现在二医院门前的坡，那时二医院的门诊在中山街街面，现在的门诊区是原来的住院部），坡很陡，虽是大路，但有了上山的感觉（在那以前我总是远远地看着这个坡，从来没上过），路两边是高大的柏杨和垂柳，柳树正在开花，新鲜极了。很快我和丫丫就忘了以前的不快，我们牵着的手用力地前后摆着。
      上了坡就不走大路了，逞直往北走小路，原后就要过一个塘埂。池塘那边是个湾子，带队的老师说到了韩家岗，大家就恍然大悟：“啊，这就是韩家岗？好远呐！”。一群小狗在湾门前骄傲地冲着我们叫着，我发现还有几条小狗咧着嘴企图往塘埂这边来，丫丫也看见了，我们不约而同就开始跑了起来。我们一跑，后面的就跟着跑。带路的老师忙说：不要跑，不要跑！大家好好走，一齐唱个歌。于是老师就起了个头，喊了声预备起！大家就唱起歌来。小狗们听见了歌声，吓得一下子就跑了回去，再也不敢吱声。唱着唱着，丫丫就唱不出来了，急促地喘息着，慢慢也走不动了，右手不时在肩上拉扯那条军用水壶的帆布带子。在我看来，丫丫身后背着的那个军用水壶——我晓得那是军用水壶，因为我家也有一个——比丫丫的身子还要大，随着丫丫的一声声粗喘，水壶中的水也咣当咣当地响着。想是丫丫妈妈担心丫丫背不动，只灌了半壶水。身后的小朋友崔我们快走，我急中生智对丫丫说，要不我们把水壶抬着？丫丫兴奋地点着头，于是我们松开手，一人扯住一条带子往前走。过了塘埂，又是一个大坡，还不到坡半中，我就说手酸了，丫丫也说酸了，手捏不紧。我就又想出个主意，说干脆把水到掉，丫丫为难地摇了摇头。我们坚持着走上了坡顶，上了坡顶后都累得满头是汗。好在这时老师叫我们原地休息，我们沿着路边的草地坐了一排。
       坡顶上是一大块平地，紧挨着的又是一个小稻场，老师指着场上的谷草说稻谷熟了就在打谷场上脱粒，原后加工成我们每天所吃的大米。路的左边是一片水凼子，凼子里长着丛丛芦苇和片片荷叶，其间游动着许多蝌蚪，这些都是我们认得的。小朋友们边指点着周围的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和昆虫，边掏出各自口袋中的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津津有味地吃着。丫丫也拧开水壶盖，递到我面前，叫我喝水。我舔了舔干渴的嘴唇，下意识地摸了摸两只原本应该装有喜饼而现在却空空如也的口袋，闭着嘴摇了摇头。丫丫把壶嘴放在我嘴边，准备往里灌，我只得拿着水壶嘬了一小口……。是糖水！难怪丫丫不愿倒掉，那时的糖是奢侈品，我母亲贫血，由医院出证明，才能买到半斤“古巴糖”。丫丫嘟嘟地喝了两口糖水，歇了一会，苍白的面孔才转成红晕。她微笑着说：到中华山好累，我也说：到中华山好累。不一会，幼儿园的万主任（一个与妈妈一样亲的主任，我好多年都未有她的音讯）笑着问我们：同学们累不累？我们一齐大声地说：不累！万主任于是说：好，大家现在按原来的队形原路返回。于是，我的第一次中华山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待续)

胡未觉

                                                                    到中华山“搞柴禾”
            真是时光无情，岁月如梭，转眼我就由一个怕小狗的幼儿园小男生长成为一个狗也嫌的高小四年级男子汉。那时，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扬扬、晓林、木狗他们住在“广水一小”（广水最古老最有名的小学）西面“河沟子”（横穿广水街的一条下水道）上的一排住宅里，而我家则住在父亲的单位里，所以一有空我就喜欢跑到他们那里去玩：一是他们那里同学多热闹，二是羡慕他们的哥哥。        
      我很小就有羡慕别人哥哥的情节。在我还没上幼儿园时，一次我父亲的同事—— 一个荣誉军人，问我长大后干什么？我说长大后参军（那时我们不叫当兵叫参军），他说我不行，我说他骗人。他说我一无哥哥二无弟弟，部队不收。他还特地指了指他那只残废了的手的空袖筒，说打仗要伤人的，独儿不收，你冇得门！回家吧，叫你妈赶紧给你生。听后我就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妈，我理直气壮地对她说，再给我生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要参军！我妈很为难地说：再给你生个弟弟有可能，给你生个哥哥怕是没指望。说的大家都大笑起来，这是以后好多年我都摆脱不掉的一个笑柄。
      杨杨他们的哥哥们差不多也都是同学，大我们五六岁，算是“老三届”的初中生，现在想来有些诧异，咋就大的那么整齐。那时他们已没有学上，整天在家玩，等着国家正号召着的上山下乡。春夏，他们在门前的树下吹笛子、拉胡琴、摔跤；秋冬天他们成群结队到中华山去“搞柴禾”（是当时很时尚的话语，如同现在的“上网”或“户外”）。我们真羡慕他们搞柴禾回来后的那个能劲。
      那时的煤按人头供应，而煤厂做的蜂窝煤不是泥巴兑多了就是兑少了，多了火力慢，少了过得快，所以多数家庭还保持烧柴灶的习惯。
      哥哥们见到弟弟们总是像见到狗那样厌恶，而我则是个例外：一则我毕竟不是他们的亲弟弟，所以多少留了些情面；二则我对他们多少有点好处——比如把我家的书偷出来给他们看，带他们到父亲的单位里打乒乓球，到我舅舅家的竹园里给他们搞笛膜等。由于这个原因，大家多次怂恿我去跟哥哥们讲情，让他们带我们一块去中华山搞柴禾。开始哥哥们都极尽嘲讽之能事，磨长了他们就开始松动了。他们说，不要说是叫我们搞柴禾，就是走恐怕也走不动，想搞柴禾就要先锻练走。而且告诉了我们锻练的方法，即他们每次搞柴禾的时候给他们送饭。然后根据我们送饭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带我们一起去搞柴禾。据他们说，到中华山人字河搞柴禾最迟凌晨四点钟前就要出发，想睡好瞌睡就只有空着肚子，头天晚上备点干粮带着中午吃，所以下午回来的路上是又饥又渴，那时如果能有点糖稀饭喝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我们众口一词地答应为他们送饭，他们就叫我们吃中饭时把糖稀饭熬好，饭后把稀饭提到汪家大堰（现在往中华山水库大坝那个方向沿河走，土门湾前边不远处，有个巨大的长方体石叫棺材石）那里等他们。我们每次送饭时就把糖加得足足的，说粱死他们；而他们自是嘴里不说，心中有数。那时以“够意思”为荣，不“够意思”为耻，送了几次稀饭后，他们终于答应带我们一起去搞柴禾了。
      第一次决定去搞柴禾时，我妈不同意，说你还冇得个柴禾高，搞个么柴禾。我说杨杨、木狗、晓林他们都去，我为么事不能去？何况还是跟导“大人”们一起去，我妈就好孬冇做声了。头天晚上等家人睡了后，我就偷偷跑到厨房，和了几把面，把当天没吃完的剩菜包在里面，竟然包了两个包粑，然后在炉子上烙好，早上两点就悄悄起床，带了一个留了一个，到约定的地点，和哥哥们一起去搞柴禾了。
黑夜中，我们跟着哥哥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里走着，隆冬的清晨虽十分寒冷，但我们拥有十分的热情。我们边走边高声地唱着，我们能整场地唱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一段接一段地唱。哥哥们说疯吧，疯吧，到时候莫哭就行了。
      于是，我们越过了几百道石级的“三道坡”（是当时中华山有名的景观），看到了深山中晨炊袅袅的“坦子湾”（到了坦子湾，才意味着真正到了中华山），体验到四里路长的“软脚坡”的高危与陡狭，终于莅临了神往已久的“人字河”。当哥哥们指着那条清澈蜿蜒的小溪说那就是闻名已久的人字河时，我们几个一下子就匍到溪边把嘴埋进水里，大口大口地品尝那甘露般的溪水。哥哥们慌忙把我们抓起来，说那样容易呛肺。我们几个抹了一把脸上水，异口同声地说：“又喝到家乡的水呀”，把哥哥们全逗笑了。
      在人字河，我真开眼了，没见到过那么多的柴禾，漫山遍野的红栗树枝。那些栗树枝都是头一年烧木碳时砍伐下来的，粗大的就烧了碳，枝条都遗弃了，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干蹦蹦的，既熬火，又不“压枰”，只要你有力，把整个山搬回去都冇得人尔你。哥哥们很挑剔，粗的不要，细的也不要，尽拣寸把粗的：踩在脚底“咔嚓”一声，折成一米把长一节节的，用麻藤整整齐齐地捆成一个个的“个子”(一小捆称一个“个子”)至此我才明白他们上山“砍”柴，为什么总不带镰刀的原因。
      哥哥们把他们的柴禾整成很漂亮的一担一担的，我们就不愿意了。他们笑道：你们没有冲担，搞么柴禾？我们发觉上当了，就不愿意。他们没办法，就说这样吧，你们每人老（背）个粗棒子回去，还不是柴禾？我们每人就择了个碗口粗的栗树棒子扛着，杨杨这家伙贪，搞了个比我们粗的，还沾沾自喜。
      哥哥们挑着担子慢悠悠地走着，他们可以不停的左右两边换肩，这可苦了我们，我们只会一肩一肩地扛，左肩换到右肩，必须要放在地上过度，这样既费力又耽误时间。回来过三道坡时，我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肩也磨的生疼。哥哥们开始嫌我们慢了，叫我们把扛着的棒子丢了它，我们不上当，就叫他们在前面走。他们也不愿意，说怕我们喂了豺狼。走着走着，就见日落西山了，又渴又饿（虽有泉水不敢喝，越喝越饿），浑身无力，杨杨忍不住就开始哭了……。杨杨一哭，哥哥们就有话说了：么样？叫你们不来偏要来！不是？唱瘪嘴歌了吧。我们知道后果很严重，就使眼色不许杨杨哭，杨杨就一搐一搐地跛着脚走，等回到家时，已万家灯火了。
      回家后，见所有的家长都拿着电棒集齐了，他们准备进山找我们。我想，今天这顿打是逃不脱的。没想见我们回来后，家长们却来兴致了，硬要拿枰，把我们几个人的棒子称一下，结果我的是十六斤，杨杨木狗他们的分别是十七、八斤不等，难怪杨杨累得哭。
      回家后，我妈一句埋怨话也没说，只是说我包的粑很好吃。过后我妈就到处说：我儿子会包包粑。我一直就不明白现在的孩子怎么就不会做饭！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那时已不满足于再背栗树棒子，我们渴望有自已的冲担。当时小镇的居民跟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冲担并不是稀罕物。但农家的冲担多是栗树做的，不仅重，而且又粗又长，像我们十来岁，仅能负荷二十来斤的人，扛一根冲担在山里来回走大几十里地，很不划算。我把我的困难写信告诉郝店的表哥，他也是老三届的，因没学上他已回乡务农。表哥立即请木匠做了根冲担送来，选那轻而有仞性的材质，做得小巧玲珑，我拿着真是爱不释手。杨杨木狗他们依法炮制，一人搞了一根。于是，我们也是像模像样的“老搞柴禾”的人了。
      很快，哥哥们都上山下乡了，替我们遮风雨的翅膀飞走了，该是靠自己翅膀的时候了。我们不仅发扬了哥哥们的搞柴禾的传统，而且还有所“光大”。
      尽管搞柴禾的路上，到处写有“严禁带火柴进山”或“带火如放火”的字样，我们不理，我们胆大妄为。我们带火柴，带糍粑，带腊肉，带灌肠，把馍烤得香喷喷地吃，哪里会饿肚子？我们虽然不像哥哥们那样一挑子挑八九十斤，但我们积少成多，搞柴成癖（除此我们没有什么好玩的），每个礼拜搞一次，放寒假时隔天一次。一冬，我搞回来的柴禾能把父亲单位的一个小空房里填满，谁个爱烧就拿去烧！那时搞习惯了就有准头，我每次回来过枰都在二十二斤，上下绝不超过一斤。想想，我一冬要跑多少次中华山，要跑多少次人字河！
      我小时吃饭不行，而且不喜欢啖菜，严重贫血，经常晕得呕吐不止。自从到中华山搞柴禾后，不仅体质渐强，还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下放到知青点那年，不到十七岁，恰逢邓小平复出，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奉招参加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组，跟随公社的领导一起住队，领导的会多，身体又不好，委托我负责工作组的工作，栽秧时早上三、四点起来打铃，扯秧草；割谷时陪着社员挑草头上高高的谷垛，令社员们刮目相看，他们说知识青年还有这样的！
      中华山给了我山的意志，给了我山的品质。

胡未觉

探索二号 发表于 2016-5-8 11:47
欣赏并问好楼主！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谢谢关注。待续。

瞿行健

项起来！美文！

胡未觉

瞿行健 发表于 2016-5-8 18:53
项起来！美文！

谢谢支持。问好。

瞿行健

好文笔！谢谢您！

胡未觉

                                                             “那是我着搞的！”
      我的少年时期，交通、信息不发达，在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眼里，中华山仅局限于高峰寺水库、林场场部一带，虽然已经归口了水库管理局和国营林场的辖属关系，但我们总认为中华山是“我着”的，这常常惹得应山县其他区、镇人民的讥笑。其实中华山的区域较大，她的胸怀比我们的想像还要大得多。而我们则是较早认知到中华山的博大和幽深的一群广水镇的小居民。
这里还有一段题外的小逸事。
      四年级寒假结束后，春季开学时老师忽然叫我到五年级去报名，说已不是他们班的人了，弄得我一头的雾水。后来才知道那是“教学改革，学制缩短”，改暑假制为寒假制，改六年制为五年制。“广水一小”的六年级原校“戴帽”，为初中一年级，原来的三个班扩充为四个班，从五年级中抽一部分到初一去插班，再从四年级抽一部分去填五年级的空缺，依此类推。报名回来后，杨杨在家里找他妈哭闹，说那家伙（指我）能上五年级为么事他不能上。杨杨的妈是当时“一小”最资深和最有名望的老师之一，一直带六年级。阳阳妈说“那家伙”成绩好，你有他那成绩你也会上五年级。我虽然开始乐得屁颠，但紧接着的尴尬事就接踵而至。我从上一年级起，因为年龄不占优势加上身材矮小，一直坐的都是第一排，跳（原班同学认为我们是跳级生）到五年级后，跟同班同学的差距就更明显了，我跟他们在一个班上课好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开学那天，班上的老生就恨恨地瞄着我和晓林（晓林是和我一起升到五年级同班的唯一的好友）说：先来的不如后爬的！我们看他们人多势众，就赖得理他们。放学后，刚走到教室前的场子里，就发现杨杨、木狗还有另外几个原来比较好的四年级同学（当时称留级生）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等着我和晓林，晓林鬼精而胆小，撒腿先跑了。我暗中盘算道：想打一架？有么事了不起的，不就是仗人多吗，找一个倒楣鬼垫底就行。但等他们一哄而上的时候，我怵了，转身就跑，一直跑到学校最后一排教室的后面阳沟里，还是被他们前后堵住了，他们把我摁在阳沟里一顿猛捶，捶完丢下句“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便作鸟兽散。就这样，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遭老同学唾弃，又为新同学所不接受的人。刹那间，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我顺围墙爬到教室的屋脊上，大声地叫骂着：“留级生，坐板凳，板凳一翘，脑壳打个包……”。那时升起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是留下的，就这样犯了众怒，于是，大大小小的留级生的石头、瓦片便雨点般的朝我飞来。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教改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那时广水一小虽然占据整个“鸭嘴山”，但运动场相对狭小，篮球架、乒乓球台等设施早已损毁殆尽，学校决定五、六（初一）年级的学生除抽小部分“精兵强将”进驻中华山伐木做篮球架和乒乓球台以外，其他的全部停课开山修运动场。
      进山伐木的要自带行李在山里住约半月，对身体要求条件高，还要经过家长同意后自愿报名。听说要驻进中华山，我和晓林就喜得手舞足蹈，我们虽经常去中华山，但从未在里面住过，就赶忙跑到班长那里去报名。班长先白了我一眼，说你也算精兵强将？我说算不算老师说了算，班长就扭过头不理我。我大声说“我们报名！”班长想了一下，才拿出本子，一手罩着，一手写着，我垫起脚瞄瞄了，依稀见到了晓林的名字，就以为我们报上了名。结果到宣布名单时，进山的有晓林而没有我，我去质问班长为什么我和晓林同时报的名有他而无我，班长装腔作势地拿出本子，说报名的没有你呀？我说你装洋，晓林可以作证，我和他一起报的名，晓林马上说他作证。班长白了晓林一眼，就对我吼道，我装洋！我是留级生，你不是看不起留级生吗？偏不要你去，你有么门？我急了，就说班长公报私仇（我骂留级生那仇），扯他到班主任那里去讲理，同学们就都跟在后面起哄。刚到了办公室门口，班主任就出来了，说：吵！吵！老师们在办公，你们吵么事！我就东一句西一句的，有理也说不清。班主任不耐烦的对班长说，他要去就叫他去，扯个么皮？班长说名额已经满了，要去也冇得门。班主任就说挖山也好，砍木头也好，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工作，搞马还要挑肥拣瘦？正说着，教务处的甚主任（黄陂人，当时调来时间不长，现不知所踪）出来了，这次进山就是他带队，他不知怎么就认识我，见面还总爱跟我开玩笑。他见是我，就笑着问吵么事。班主任说我吵着要进山，甚主任就说这家伙要去就叫他去罢，吵什么？班长理直气壮地说名额满了！甚主任要名单一看，就对班长说，你是一班之长，怎么能丢下班级进山呢？你留下，叫他去。班长哭着走了，边走边说甚主任偏心眼。
      我们背着背包、举着红旗，沿纳水河往北走，到了南新店，向导在那里等着，就跟着向导走小路进山。一路上我心里就暗自嘀咕，越朝前走就越疑惑，忍不住，才问甚主任：不是说到中华山吗？怎么走到南新店的山里来了？甚主任就说：南新店的山就不是中华山？你不是“百能”吗？也有你不晓得的？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时我才知道我这个“老中华山人”是多么的无知。我们一直走到傍晚，到了深山里一个湾子（这湾子的名字已不记得了），湾子挨着中华山林区，但是个农业生产队，据说湾子的北边就是河南。因中午在途中每人只啃了两个干馒头，这时的饭菜香就很容易勾起人的食欲。
      饭后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一个空仓库，见仓库地上扫得干干净净，并铺着整整齐齐的稻草， 老生们一哄而上，顺墙从里到外都占了，在靠门口的地方给我和晓林留了个空地。我和晓林相视笑了笑，因为没有夹在老生的中间，也觉得很自在。我们原就商量好的，一个带的垫絮，一个带的被子，在稻草上一铺，然后躺下，别提多惬意。甚主任也把背包放在我们旁边，说两个小家伙，我挨着你们行吗？我们高兴极了，忙帮他铺被子。铺完被子，我们拿着毛巾牙刷跟甚主任到村头的小溪中洗漱，我们坐在溪流中间圆圆的石头上，双脚吊在流淌的溪水中，眼睛看着天边的晚霞，夕照里的青山显得格外妖娆，鹭鸶在湾前高大的树冠上优雅地盘桓，岚烟从峡谷中渐渐弥出……。因甚主任在旁边，我们不好意思说笑，就紧闭着嘴巴使暗劲笑，直差没把牙齿笑掉。
      深山里的夜晚来的快，虽然已进初夏，天说黑就黑了。第一次几十个同学一起躺在一个地铺上，大家看着挂在泥墙上的马灯，有说不出的新鲜。甚主任说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就把灯拧暗了。不一会，大家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因有搞柴禾的底子，背个小背包走几十里山路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瞌睡少，所以半天睡不着，因甚主任睡在旁边，又不敢翻身，只好闭着眼，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躺着、躺着，忽觉得有阵阵悦耳的声音传来，啊，是蛙声！仿佛还伴着清韵的泉鸣。渐渐的，这空谷的合唱越来越响，越来越动人心灵，“蛙声一片”似不足谓其广，“蛙声十里”似不足谓其悠，我醉了，枕着蛙声渐渐入眠……。
      清晨，幡然醒来，甚主任还在酣睡，生产队的铃声也尚未敲响，清脆的鸟鸣召唤我轻轻地走出门来，聆听从来没有听过的如此响亮与纷繁的晨歌。如果说昨夜的蛙声尚在耳边回响，那么今晨的鸟语则分明呈在眼前，我不知道听觉和视觉还能如此精妙地转换。你好，深山的早晨！
      记录片中那种“顺山倒”的雄浑的伐木画面我们终于未能重演，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山冲里的每块稻田的秧苗栽满。栽了两天秧我就忍不住地问甚主任，不是说伐木吗，怎么变成了栽秧？甚主任笑着说，你看看这山上的树你们能砍得了吗？的确，虽然我们人多，但对这满山合抱、参天的大树，我想像不出我们怎么来摆平它。我就又问：那篮球架子怎么办？甚主任神秘地笑着：还等你们呐？你没看湾头堆放的那么多又干又直的木料？社员们已拣好的正在往广水木器社里运呢，等你们回去时，只怕在家的同学们已把篮球、乒乓球打懒了哟。我急了：不是说自力更生吗？那样的话篮球架子、乒乓台还算是我着搞的吗？甚主任说：怎么不算？生产队帮我们搞木料需要劳力，我们帮生产队插秧不误季节，这就是互相帮助；那篮球架子、乒乓台不就是你们的劳动成果吗？我这才明白了篮球架子是怎么个搞法，虽然有几分泄气，但还是有几分满足。
      头两天的新鲜劲过了，加上伙食不习惯，有的同学就开始后悔来了。山里菜园子少，小动物又多，社员们的蔬菜自给尚嫌不足，我们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每天的蔬菜都是生产队派社员到山外的集市上买。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保鲜困难，所以每天只能买些土豆、粉条、咸菜之类，吃了两天，同学们都吃不进了。
      我和晓林仍处处受排挤，就连栽秧，也看得出来。他们先把成线成块的地方占好，剩下的边边角角就是我和晓林的了。那天，我栽了几棵秧就开始偷偷在田埂下找小虫子，那知把草丛扒开，几个新鲜光亮的黄松菌呈现在眼前。我轻轻喊了声晓林，朝黄松菌噜了噜嘴，晓林看了也是眼睛一亮。凭我们的经验，这一带盛产黄松菌。我对哓林使了个眼色，对甚主任说：报告，我要解手，晓林也报告说要解手。甚主任笑着骂了一句“懒牛懒马屎尿多”就埋头栽秧去了。我和晓林从田里爬起来，把鞋穿好后，一闪就钻进了坡上的松林。哇，好多黄松菌，我们原来在九皇冲和圆通寺一带拣黄松菌哪见过这阵势？一片片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说发财了，晓林也说发财了。我们脱下上衣，各自搞了一大抱，把它送到湾子里为我们做饭的地方。为我们做饭的几个姑姑、婶婶说伢们遭孽，吃了几天咸菜土豆想啖黄松菌，这吃了也剐人呢（那时少油，吃粗菜有剐人肠胃之感）。我们说不怕，好吃，我们再去搞点佐料来。我们又跑到溪边扯了几大把野芹菜，洗净后送到厨房。等我们赶回去栽秧时，那些留级生们就说，这两个懒蛋怎么没掉茅厕淹死。
      吃饭时，当一大盆香喷喷的野芹炒松菌端出来后，同学们喜得哇哇叫，边吃边喊好吃，我和晓林就大声说：“那是我着搞的！”同学们这时才对我们露出了笑脸。第二天我和晓林又报告解手时，甚主任就说：快去，快去，莫哆嗦！同学们都抿着嘴巴笑。这次我们瞅准了湾子后面坡上的那片甜菜（我至今不知那种野菜的学名，炒着吃极为甜嫩，当地人就叫甜菜），头天下午我们就侦察好了。松菌同学们大都吃过，但甜菜许多人是第一次吃，又因几天没吃过青菜，那顿甜菜是吃得同学们食量大增。同学们就提议让我和晓林专门负责改善生活，甚主任就说我俩的时间可以自行安排。
      那时广水镇北环道一带还没开发，韩家岗以北就是“山区”，我们因邻山而住，七、八岁就开始在山里疯，所以对野菜的知识要比住在正街上的同学丰富得多。
      一天我们甚至发现了整树整树的天然黑木耳（栗树死后或被砍断，遇恰当的温度湿度可自然成菌），同学们都对我们特别友好了，见面就问：下次给我们搞么好东西吃？
      没想到我们从小在中华山积累的零星知识和中华山丰饶的野生资源，使我的新同学们这么快就接纳了我们。
半个月的山乡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返校后，正如甚主任所说，我们见到了操场上的新篮球架和乒乓室里还带着浓浓油漆香味的乒乓球台。
一个星期天，晓林跑到我家来玩（他一块住的杨杨、木狗等几个留级生都不理我们），玩了一会都觉无聊，我就说到学校去玩。到学校后，见杨杨和木狗正在球场打篮球，见我们来了，也不理我们，只顾你一个我一个地往栏里投球，我就和晓林一起大声地说：“那是我着搞的！”。杨杨抱着球和木狗一快回去了，不一会又一人拿着一个乒乓球拍来了（球场靠西的院墙有个小门，出门就是杨杨的家），到乒乓室打乒乓，我们又跟到乒乓室门口，说“那是我着搞的”。他们都晓得我们到中华山去“搞木料”做体育器材的事，所以就心虚。杨杨说别人都能打（球），我们就不能打？我们说别人打我们没看见。杨杨和木狗就说那你们想搞么事？晓林说开学后你们到中华山搞柴禾为么事不喊我着？木狗说我们那次又没搞成，走到汪家大堰听到豺狼叫，我们见人少，就不敢往前走，玩了一天就回来了。杨杨就说到冬天我们再一块去搞。
      哈，感谢中华山的宽容，她使我们这些老同学、老朋友们重归于好。（待续）

水晶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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