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牛新民 于 2022-8-15 21:00 编辑
二,三国夏口何处是 (一)夏口应在长江边而并非在沔水中段 上文共提到六个夏口(含钟祥夏口),但有涉探讨汉末、三国时的要地夏口,当为今汉阳、武昌两处。而前文引《水经注》沔水扬口(中夏口)时称:“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遂济夏口是也”。而石泉先生也认为夏口当时在钟祥。这些是否说明,当时夏口会在沔水中段呢?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 其实,陈寿(233—297)《三国志.关羽传》己说明:“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是说刘备与关羽在汉津即《水经注》的沔水中夏口汇合,然后一起又去的夏口。而这个夏口应是位于长江边的夏口。 这从《三国志》和三国时的一些史料中,也可看出夏口不应在沔水中段。现再引几段为证: 1,《三国志.孙贲传》:“子邻嗣……邻迁夏口沔中督、威远将军。” 此处夏口、沔中显是并列关系,孙邻当为夏口督兼领沔中督。沔中应在沔水中游,而夏口就必不会在此。(下文还有吴将张梁曾任“沔中督”。可见夏口、沔中互不隶属) 2,《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中,裴引用了《献帝春秋》文:建安十六年(211),孙权欲派兵伐蜀,然因刘备驻军长江沿线,不同意吴兵过境而作罢。当时孙权“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使 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裴松之(372—451)本人距三国时间较近,而且引用的又是更早一些的书著,因此可信度较大。引文述孙权军欲由吴入蜀,但这必需要经过长江水道的今武汉,而并非要经过沔水上某地(如钟祥)。 由上可说明,当时的夏口当在武汉长江边,而不在沔水内。(因此也不会在钟祥附近) (二)广义狭义说夏口 看过《三国志》的可能都会知道,在描述汉末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前后时,都曾多次提到过夏口。但需指出的是,此夏口决非指今武昌。理由很简单:因为若武昌早就有夏口之地名,那么《三国志.吴主传》认定的223年(吴黄武二年)筑城时,就不会写成为“城江夏山”,而是应直接写作“城夏口”了。 汉末三国时的夏口又指何处呢?现先选几段史料再予探讨: 1,《裴松之注三国志.孙奂传》引《江表传》述,赤壁之战后,孙权“及至夏口,於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时小将张梁“越席而进曰:‘……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铁锁”,当为横于水道阻挡行船的铁索链。据南宋《舆地纪胜.汉阳军》述:“锁穴,在大别山之阴……即孙皓时以铁锁断江处。”赤壁之战后,襄阳一带属魏国,沔水当为进攻吴国之水道。吴为防魏,显然要加强沔水的防务。从文中“重设铁锁”“立栅栅夏口”“遣将入沔”等语看,此处夏口当指今龟山北沔水入江口处,而并非为对岸的今武昌。 2,《三国志.董袭传》:“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 3,《水经注.江水》:“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魏将黄祖所守。” 4,梁沈约(441—513)《宋书.刘道规传》述:404年刘“复进军夏口。伪镇军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于是毅攻鲁城,道规、无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擒)仙客、山图”。 从以上三段可见,沔水长江交汇处所分成为鲁(山)城、卻月城(偃月垒)、夏口东岸。类似今汉阳、汉口、武昌三地。再从“复进军夏口”句可见,广义的夏口,当泛指此三地的城垒、军营和民居。而狭义的夏口城,则应指郤月城、鲁城,及后来的武昌新筑夏口城堡。 对于此三地的具体位置,今再作如下推测: 据《明一统志.汉阳府》述:“锁穴,今山阴二处有石穴俱存,即其系锁处”,《梁书.武帝》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清末地图显示龟山北原为东月湖等等条件推测:三国时沔水入江口紧临今晴川阁北侧,而“沔左”的郤月城原址,则应在今南望嘴一带。 鲁城有在龟山上龟山下两种说法,除上文说“山上”有“陆涣所治城”外,《水经注疏》中杨守敬转引《舆地志》述:“鲁山下有城,即吴江夏太守所理之地”。依锁穴在“山阴”,和清末地图及其地势可知,洗马街未辟前,晴川阁原与鲁山顶缓缓相连。而古铁门关也在此处。由此可推断:鲁城原址就在今龟山头临江一带。(时无晴川阁) 而武昌的夏口城,则在今武昌司门口一带,本文后将另予专述。 (三)武昌筑城为什么称作夏口 在江南今武昌筑的城为什么又叫夏口呢?笔者认为,武昌时甚荒僻,筑城后起初并未定名,而是被逐步“确认”为夏口的。 据简略查知,在汉末至吴国亡的约60年中,曾有多人被任命过夏口督将,仅在《三国志.吴书.宗室传》中,孙氏宗亲就有孙皎、孙壹、孙邻、孙秀任过夏口督。(孙邻为夏口沔中督)笔者估计:夏口督将署最初应在卻月城或鲁城。武昌筑城后为一军事营垒,当隶属于夏口督,或许这些督署也不时有迁至武昌新筑城垣中的。于是地名随官府名,后来约定俗成,就也叫作夏口了。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仍习惯把武昌的夏口城当作为江北夏口的一部分。下摘引几段史料: 1,梁沈约《宋书·刘怀肃传》:“(404年)伪镇东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孟山图据鲁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垒,皆连壁相望……(405年再克江夏后)道规加怀肃督江夏九郡,权镇夏口。” 2,房玄龄(579—648)《晋书.刘毅传》:“毅军次夏口。时振党、冯该戍大岸,孟山图据鲁城,桓山客守偃月垒。” 拙文前曾引用的《宋书.刘道规传》中,就有把武昌夏口称为“夏口东岸”。此处又一次提到“夏口东岸”和“大岸”,而未直接称为夏口。可见当时两岸曾皆称为夏口,而到后来,夏口才专指武昌。 1956年12月,武昌莲溪寺发现一座三国吴墓,一出土铅券有“永安五年(262)…丹阳石城…校尉彭庐年五十九居沙羡县界”等铭文。查知,县应无校尉,彭某似当隶属于夏口督将,而武昌已筑城,此处提沙羡而不作夏口,是否也说明三国初夏口只是一军事机关(衙门)而尚未作为地名呢? 因此可见,今武昌被称为夏口之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约定俗成最后方定名为夏口的。 石泉老师《考辨》认为,武昌称作夏口是“公元556、557这两年间”。即武昌得名夏口当在南北朝时。不过石老师又说,夏口之名是由“今钟祥移至今武汉市”的。而卒于527年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已把今武昌称为夏口。即郦认为今武昌称为夏口的时间略早于石泉说。 另外,现代还有一种说法:因龟蛇锁大江,古时汉口为大片水域,汉水在龟山以南就有一段与长江相会由此入注,人们就把这一段当作了夏水,这样,汉阳、武昌就分别成了夏水左右两岸,故右岸的武昌很早就有了夏口之名。其实此说欠妥,因看重夏水而无视长江的存在似不可能;而且如果武昌岸边若早就有夏口之名,《三国志》也不会将在此筑城写作“城江夏山”,而应写作“城夏口”了。(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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