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绍骅对中国画的认知、创作、发展的浅识（系列）论文

顾绍骅

《记忆的永恒》萨尔瓦多·达利（1904。5—1989。1）创作年代1931 规格24x33厘米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油画《记忆的永恒》创作于1931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达利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画风。画面展现的是一片空旷的海滩，海滩上躺着一只似马非马的怪物，它的前部又像是一个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头荒诞地组合在一起的人头残部；怪物的一旁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长着一棵枯死的树；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太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来。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择的，并且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潜意识，自己的梦中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而且达利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的幻觉，他曾去精神病院了解患病人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最真诚的反映。
达利运用他那熟练的技巧精心刻画那些离奇的形象和细节，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令观众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这也许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真正的魅力所在。而达利的这种将幻觉的意象与魔幻的现实主义作对比的手法，更使得他的画在所有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钟表在达利的画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各种形状的钟表，在不同环境和处境中的钟表。这些钟表看起来很奇怪，它们大都是柔软弯曲的，有的搭在树枝上，有的从桌子边缘搭拉下来，构成了一幅幅奇特的图画。我想，在这些画中，达利是要挑战一种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钟表本是时间的代表和象征，它们应该是最严谨，最科学，最有章法和秩序的，但在达利的画中同样可以变形、扭曲，可以具有某主观性的特征。科学的严谨、秩序，坚硬的事实荡然无存，一切都成了变动的、可以随意弯曲和变形的东西。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也是现代人的心境。
萨尔瓦多·达利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巨匠，一个自信而狂妄的天才：“六岁想当厨师，七岁想当拿破仑”，从此，“野心与日俱增”。达利说，“超现实主义就是我”，在超现实主义领域无人匹敌。他开创了“偏执狂批评方法”，并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形象，柔软的钟表、腐烂的驴子和聚集的蚂蚁……达利喜欢最真实地表现最不真实的物体和情景；达利自我炒作、标新立异，登峰造极。达利说，“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形象，那个经常在其画作中出现的“柔软的钟表”，在达利的世界里，时间第一次被质疑、被消解了……
超现实主义绘画是西方现代文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运动之一，第二代超现实主义画家有彼埃?罗依、唐吉、马格里特、保罗·德尔沃以及萨尔瓦多·达利（1904年5月—1989年1月）等。这一批画家是专以精致入微的细部写实描绘和可以认识的物体局部为准则，来表现一个完全违反自然组织与结构的生活环境，把幻想结合在奇特的环境中，以展示画家心中的梦幻。有人也把这种画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明确强调受理性控制和受逻辑支配的现实是不真实的，只有梦幻与现实结合才是绝对的真实、绝对的客观。” 超现实主义者主张把生、死、梦，现实、过去、未来结合在一起，把它们统一起来。于是他们的艺术作品纷纷呈现出神秘、恐怖、荒诞、怪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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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迭戈·格拉维内塞
阿根廷超写实主义画家迭戈·格拉维内塞（Diego Gravinese）于1971年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画家用丙烯酸在画布上创作的超写实油画，让人看了仿佛以为是摄影作品。相比其他超写实主义画家，他的作品很精细，让人惊讶。以下就是其代表作。他的作品过去15年在纽约、巴黎、马德里、都灵、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洛杉矶等城市参加过国际展览。

阿根廷超写实主义画家迭戈·格拉维内塞绘画作品能够与数码照片媲美，其细腻程度令人称道；但要是使中国画与其在“数码照片”式的写实程度上比，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追求中国画的灵魂所在——“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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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花鸟画

《鹿王本生图》是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七窟壁画的主要题材，创作于北魏。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同类题材中保存最为完整、最完美的连环画和最具代表性的壁画之一。《鹿王本生图》是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七窟壁画的主要题材,创作于北魏。本生故事画，表现“舍己救人”为题材的作品，在壁画上占有突出地位。
〖传说故事〗本生故事讲述的是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生前所经历的许多事迹。据佛经上记载，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北部小国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因看到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便出家修行，以求解脱，后来成了“佛”。《鹿王本生图》所描绘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一个故事，它用一长条横幅展开了连续的情节。
　　有一美丽的九色鹿王（释迦牟尼的前身）在江边游戏时救起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被救的人要给鹿王做奴以示感谢，鹿王拒绝了，但他叮嘱那个人说：“如果将来有人要捕我，你不要说见到过我。”没过多久，这个国家的王后梦见了鹿王，毛有九色，角胜似犀角。王后醒来后就向国王说了这个梦，并希望得到这个鹿的皮为衣，角做耳环。虽然这个国王是善良的，但王后却以死相逼，没办法，国王只有悬赏求鹿。那个被救的人，贪图所赏得的大量金银和土地，便向国王报告了鹿王的行踪。当国王带人去捕鹿王时，鹿王向国王诉说了他救溺人的经过，国王被深深感动了，遂放弃了捕捉鹿王的想法，而且下令全国，可以允许鹿王任意行走。王后听说没有捕到鹿王，心碎而死。那个忘恩负义的溺人也得到了报应：身上生疮，口中恶臭。
　　这个故事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宣扬的是善恶报应思想，赞扬了九色鹿王的仁义精神。这幅壁画无论在构图、色彩处理上，都巧妙地增强了善恶报应这一主题，生动地描绘了九色鹿富有人格化的神态，表现了鹿王控诉忘恩负义的小人、不向邪恶屈服的倔强性格。
　　我们再从绘画手法上来欣赏这幅壁画。在表现形式上，《鹿王本生图》以长方形的构图，分段描绘，使故事情节严密而生动。在表现方法上，“凹凸法”的渲染表现出了物像的立体感。色彩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由于年久变色，原来深一点的颜色已变得很暗，或成了灰黑色，但当年的笔触依稀可辨。图中勾画形象的轮廓线，遒劲挺拔、笔触有力，手法自由而纯熟。画中的山水，无皴擦，很有装饰味，树木的枝干用土红着色，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其他地方壁画中的九色鹿，大多长跪垂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而敦煌壁画中鹿王在大兵围困中向国王慷慨陈词，国王则在马上俯首倾听，情态虔诚温善，这表明了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倾注了深深的赞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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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黄筌《珍禽图》绢本设色 高41.5公分、宽70公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写生珍禽图》上面用工细的手法绘有数十种鸟虫。其中有山雀、鶺鴒、斑鸠、蚱蜢、蜜蜂、牵牛、乌龟等。每种动物都描绘得十分精巧、肖似。无论羽毛、鳞翅，都具有很强的质感，称得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画幅的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作者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是交给其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用的一幅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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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富贵图》五代 徐熙  绢本 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花中之王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自古以来被人们所喜爱，同时，也是历代画家用来表现吉祥、富贵、美好的题材。如把牡丹与白头翁画在—起，就叫作“富贵白头”。中国古代著名花鸟画画家徐熙的这幅画，将牡丹和玉兰、海棠相配，因此得名《玉堂富贵图》。 《玉堂富贵》此图是一幅竖轴画，画中牡丹、玉兰、海棠布满全幅，花丛间有两只杜鹃，图的下方，湖石边绘了一只羽毛华丽的野禽。枝叶与花鸟，先用墨笔勾出轮廓，然后再敷以色彩。玉兰、牡丹、海棠，白的淡雅，粉的娇媚，在石青铺地儿的映衬下，更现端庄秀丽之气韵。这种满纸点染，不留空隙的画法，显然是受了佛教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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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锦鸡图》宋徽宗赵佶 绢本设色 纵81。5厘米横53。6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芙蓉锦鸡图》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使其作品栩栩如生、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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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 唐·韩滉（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被元代画家称为“稀世名笔”的《五牛图》，是唐代画牛名家韩滉的作品。它为纸本着色画卷，以传神之笔，描绘了独立成章的五头牛，或缓步而行，或低头吃草， 或踌躇而鸣，或回顾舐舌，或翘首而驰，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牛的生活形态和习性，造型生动，形貌真切。在风格上具有浑厚朴实的特点，标志着唐代绘画技艺水平的显著提高。据记载，韩滉“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以“牛羊最佳”，而“牛图是其所长”。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幅《五牛图》，是韩滉的存世真迹。韩滉的《五牛图》问世以后，人们惊叹他所画的五头牛，不仅形似，而且形态各异，各具特征，肥瘦有别，牛色互异，笔法简朴，曲尽其妙，真是神妙之笔。这画虽为长卷形式，但所画牛却各有独立，除了一丛荆棘之外，别无景物。这幅画在用色上很有特点的。现实的黄牛，品种虽多，但色相变化不多，图中三头黄色，两头深褐色基本是最典型的毛色，全画虽然只用两种颜色，给人的感觉却是丰富多彩的。这幅画还有个很大的特点能从牛身上看到一种感情，从它们不同的姿势，各自的眼神，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它的憨诚、健壮、朴厚、执拗、勤奋的性格。好像作者实际上是通过体察牛的脾性，将人的感情带入笔端，使牛也富有了人情味。
〖传说故事〗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里，韩滉带领随从来到郊外田间小道上，迎着和暖的春风，心旷神怡。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二三牧童在嬉耍，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远处又见一头耕牛翘首而奔，另有几头耕牛纵趾鸣叫。有的回头舐舌，有的俯首寻草。在开阔的田野里，有几位农夫正在田间用牛耕地翻土。韩滉看得出神，连忙命随从取出画夹，他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终于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一头牛在低头慢慢地食草；一头牛翘首向前奔驰，仿佛是撒野的猛兽；一头牛在回顾舐舌，露出一幅旁若无人的样子；另一头牛则纵趾而鸣，好像在呼唤着离去的伙伴；还有一头牛在缓步跂行，似乎走向田头，又仿佛耕地归来，令人回味无穷。整个画面，用笔粗放中带有凝重，显示出农村古朴的风俗。韩滉对这幅画的创作非常满意，取名为《五牛图》。

有一次，他与友人谈论绘画之事，友人问道：“近来论画者谈及驴、牛和马，皆认为是常见之畜，最难状貌图形，不知吾兄有何高见？”韩滉稍加思索回答说：“此话有一定道理，因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此类题材。”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继续说：“不过，我以为自古迄今，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只要画家能够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画出特色的。”友人听了非常佩服他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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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喜图》宋 崔白 绢本淡设色 193．7*10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写秋野景物，草树坡石，布置生动，而秋风飒飒竹树摇撼，山草皆靡，风势甚烈。整幅画面诗意之浓郁，有声有色，真堪称一幅“西风颂”了。而体物之精，笔势欲动，诚如黄庭坚称崔白之画为“盗造物机”，大得自然野趣，偶然着笔，巧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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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昌《写生蛱蝶图》手卷 纸本设色 纵27。7cm； 横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昌 写生蛱蝶图《写生蛱蝶图卷》画蛱蝶翩翩飞舞，下方红叶、菊花、秋草丛生，画荫下伏着蚂蚱，饶有野趣。大红蛱蝶画法细致工整，花草用墨线勾勒，用笔顿挫有致，色不隐墨，在宋代花卉画中颇为少见。 《写生蛱蝶图卷》上有清乾隆御题诗，钤印“乾隆宸翰”、“幾暇临池”。图上钤有“魏国公印”、 “秋壑”、 “皇妹图书”、 “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典礼纪察司印”、 “吴新宇珍藏印”、 “新宇”、 “女明父”、“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御书房监藏宝”以及乾隆、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尾纸有冯子振奉大长主命题和赵巖、董其昌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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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图》为其传世佳作，纸本墨笔，纵29.3厘米，横225厘米，无名款。图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每匹马后有宋黄庭坚题字，谓马之年龄、进贡时间、马名、收于何厩等，并跋称为李伯时（公麟）所作。五匹马各具美名，令人遐想，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而五位奚官则前三人为西域装束，后两人为汉人。
画家在白描的基础上微施淡墨渲染，辅佐了线描的表现力，使艺术效果更为完善，体现了文人画注重简约、儒雅和淡泊的审美观。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白描人马画无不源出于李公麟的白描艺术。五匹马体格健壮，虽毛色不一，姿态各异，但显得驯养有素，极其温顺。五个奚官则因身份不同，或骄横，或气盛，或谨慎，或老成，举手投足，无不恰如其分。李公麟虽由吴道子入门，但其线描功夫，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人感叹古代的汉人及异族有那么美妙的服饰，以致单是描绘衣服的褶纹就有“十八描”之称。而李公麟以其“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飘逸而行止如意，虽只是白描勾画，却非常具有质感。你看马的轮廓，似乎感觉得到其骨骼肌肉，略加烘染后，又似乎能感觉到其皮毛、斑纹。人物的面部刻画很简单，但结构异常准确，状貌极其生动，须眉之间，不但可视其年龄、身份、民族，甚至从表情可以窥其内心。衣褶自然是线描最优美之处，观者打开画卷，无不立即就被这些流畅圆润而又凝练劲挺的线条所吸引，不能不为其造型之精美而折服。后人推其为宋画中之第一。

李公麟（1049——1106）北宋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好古博学，喜藏钟鼎古器及书画。宋神宗熙宁年间中进士，官至朝奉郎。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之门，以访名园荫林为乐。其天赋极高，又博学勤业，书法飘逸具晋人风韵，擅画人物、山水，尤精画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