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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重庆市 2014-9-15 11: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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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七里坪镇是出过大人物的地方。你可以说“人杰地灵”,也可以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全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你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元朝末年,七里坪人邹普胜响应麻城人徐寿辉的义举而率领一干民众攻城掠地,建立了红巾军天完政权,邹普胜也成为徐寿辉义军的军师镇守七里坪。邹普胜在七里坪一个叫周家墩的地方建寨立栅,还在一处山顶上建成了一座军事瞭望塔即双城塔,成为抵御元朝军队的据点。双城塔又叫大圣塔,至今尤在。塔高35米,13层,形态美观,气势凝重。塔内有阶盘旋至顶,眺望四周,远山近水,尽收眼底。红巾军的天完政权不久因为徐寿辉、邹普胜的牺牲而湮灭,但它在推翻元朝的暴政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留存至今的双城塔记载着他们的历史功绩,千百年来一直让后人景仰。
民国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七年,这里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起义时曾经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起义军中多数都是泥腿子、佃农、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总之,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些人。象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就是木匠出身,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就是做窑瓦的出身,而象王树声、王宏坤、韩先楚、秦基伟这些后来的大将、上将、中将们那时候基本上还算是一群毛孩子,他们出身贫苦,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起来造反或许有一条生路,不造反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一九三一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西城门外的河滩上成立,几个红军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出现在军中,他们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是当时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根据地。红军全盛时期达到十多万人。经历了蒋介石政府五次“围剿”之后尚有八万余人在总前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进行了长征。在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尚有八万之众,而此时红一方面军才一万五千余人,作为总前委的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加上战略上与毛泽东等人产生分岐,再次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两过草地,受困于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人马锐减。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长征中每牺牲的三个红军战士就有一个黄安人”。从八万人减到二万人之后,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认识到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并在那里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胜仗一个接一个地打着,这样的情形极大地刺激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他们纷纷要求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没有办法,带着士气低落的红四方面军又北上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形,军史上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西征军”问题,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打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两千人。这样算起来,八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到最后只剩下两千多人了。红四方面军的主要组成人员就是黄安、麻城两地青年。就是这打到最后剩下的两千多人当中,黄安也就是后来的红安还出现了两百多个将军,如果八万多的红四方面军打得不是那么惨,那红安藉的将军将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作为西征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回到延安时,毛泽东以少有的姿态亲自出城迎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来就好。”西征军惨痛的失败这笔帐到底要算在哪个头上?目前还在争论中,随着当事人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这笔帐可能永远是笔糊涂帐。
当八万大军最后变成两千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但在当时,这种变化却是伴随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消失而变化的。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无法体会到战争年代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生离死别,战场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死于炮火的轰炸,子弹的射击,还是刺刀见红,甚至是石头、木棍、土铳等较为原始的工具之下,一切都归于尘土,那段历史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那一页。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要纪念,我们纪念的目的不是让它重来,而是应当让它永远不再来。当然,和平时期也会死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更替,是人类繁衍的必然规律。但战争与和平的死人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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