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在哪里？有人认为：汉水是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也有人认为：襄阳万山是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根据《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汉水是南郡与南阳郡广义上的分界线，汉水的襄阳万山才是南郡与南阳郡在两汉时期真正的分界线。
       汉水亦称汉江，古时曾叫沔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汉水发源于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冢山，而后向东南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市，进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水库，经过襄阳、荆门等市，在武汉市汇入长江，全长1532公里，是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的主流方向是从西北流向东南。
       两汉时期的武当县至襄阳县万山之间的汉水西南岸一直都是南阳郡管辖。今丹江口水库至襄阳市万山的汉水西南岸，全长约几百里。在中国历史上的两汉时期，曾是南阳郡管辖的武当县（原均县）、筑阳县（今谷城县）、山都县（今谷城县东南）和邓县隆中的治所在地和管辖区域。《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南阳郡管辖36县，其中有武当、筑阳、山都、邓（故国）等；《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的南阳郡管辖37城、其中有武当、筑阳、山都、邓城等。所以，两汉时期的武当县、筑阳县、山都县和邓县管辖的隆中至南郡襄阳县万山之间的汉水西南岸，一直都是南阳郡管辖的区域。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魏武曹操尽得荆州以后，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山都县划归襄阳郡管辖。《晋书》记载：晋太康中（公元289年），改南乡为顺阳郡，统领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等8县，武当县和筑阳县归顺阳郡管辖。襄阳郡管辖宜城、中庐、临沮、巳阝、襄阳、山都、邓城、ＪＭ等8县，山都县和邓城县划归襄阳郡管辖。因此，在两汉时期，汉水西南的武当县、筑阳县、山都县和邓县隆中被南阳郡管辖，到了两晋时期，武当县和筑阳县被顺阳郡管辖，山都县和邓县则被襄阳郡管辖。
       两汉时期的襄阳县万山以东的汉水南岸是南郡管辖。两汉时期，从武当县到襄阳县万山以西汉水之间的西南岸是南阳郡管辖，襄阳县万山以东的汉水南岸则是被南郡管辖。东晋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所说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初置南阳郡”后面所注释的“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等记载就是指万山以东汉水段的区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山川》曰：“檀溪 襄阳[城]本楚之[下]邑也，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在《襄阳耆旧记•城邑》中曰：“ [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习凿齿在一篇文章里两次强调从襄阳渡沔到南阳界，而不是从万山以西渡沔到南阳界，襄阳城在万山以东11里处，说明了习凿齿所说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观点就是指万山以东的汉水段区域。  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沔水）又东过襄阳县北，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上有《邹恢碑》，鲁宗之所立也。” 从襄阳县北到万山北两句话中间没有任何内容，说明只有到了万山才到了襄阳县，万山是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进。”  清同治《襄阳县志 沿革》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万山以东，汉水之南，为襄阳境；万山以西，汉水之北，则为南阳邓县境。”《元和郡县图志》和《襄阳县志》清楚的说明了襄阳万山是南郡与南阳郡真正的分界线。公元208年曹操得荆州以后，始设襄阳郡，山都县划归襄阳郡管辖。晋太康中公元289年，邓城县又划归襄阳郡管辖。襄阳自从管辖了汉水以北的邓县以后，从此终结了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历史
       两汉时期的隆中是被南阳郡邓县管辖。隆中在襄阳万山至山都县之间，与山都县、筑阳县、武当县一样，同处汉水西南，被汉水以北的南阳郡邓县管辖。习凿齿《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不仅阐明了诸葛亮的家在隆中，而且也阐明了隆中隶属关系是南阳郡邓县管辖，这是中国第一个记载南阳郡邓县管辖隆中的历史文献。其可靠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为由，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补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的很清楚，陈寿的《三国志》是“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是“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不是代表他个人作补注。裴松之在作补注时，将《汉晋春秋》注入《三国志》“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之后，阐明了诸葛亮是在南阳邓县管辖的隆中躬耕陇亩，添补了陈寿论述的诸葛亮躬耕无地点的“脱漏”。由于补注是皇帝之命，内容也是被皇帝肯定，因此得到了历代皇帝的认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经过十年编而成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收录的只有《裴注三国志》，没有陈寿的《三国志》，用裴松之的《裴注三国志》代替了陈寿的《三国志》，确立了《裴注三国志》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地位，成为前四史。所以，《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论断早已成为了可靠的正史资料。裴松之死于公元451年，比习凿齿晚死68年。他在作注时看到的《汉晋春秋》肯定是全新和完整的版本，不存在文章遗失和残缺的问题，可靠性自然很高。有人说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论断是孤证，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自两晋到明清时期，《汉晋春秋》记载的南阳邓县管辖隆中的论断被多数史学家引用和肯定，在中国史学界早已确立了可靠地位。 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出师表》曰：“‘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处注引汉晋春秋曰：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 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说：“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说：“万山：元和郡县志云，在襄阳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 “隆中：郡国志，县西七里——汉晋春秋，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元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 卷七》：“新野县属南阳郡。唐省入邓州穰县。《汉晋春秋》：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十九 襄阳府》曰：“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清乾隆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卷七则直接指明：“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出师表》所谓‘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是也。’” 仅仅只是一句话，能够被如此众多的史学家广泛地引用，这在中国史学界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事情，说明了两汉时期南阳郡邓县管辖隆中的论断有其极高的可靠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习凿齿是襄阳本地人，他最有资格和最有条件知道隆中的行政隶属关系是被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在此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历史学家。两汉时期，隆中是一个小村庄，又是南阳郡的边远地区，还是南阳郡邓县隔江管辖的一个小地方，自然不可能像州、郡、县一样被历史文献有所记载。自从西晋史学家王隐到荆州襄阳找陶侃筹资撰写《蜀记》以后，发现诸葛亮当年就是在隆中村居住躬耕长达10年之久。所以，他才在《蜀记》中记下了隆中这个名称，记载了西晋镇南大将军刘弘与李兴到隆中观亮宅的历史事件。这也可能是陈寿为什么只写诸葛亮避难荆州“躬耕于野”和“躬耕陇亩”，没有写明诸葛亮居住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的缘故。因为陈寿没有到过襄阳，他不可能知道襄阳附近还有一个隆中的村庄是诸葛亮居住躬耕长达10年之久的地方。《通史》卷一二《古今正史篇》记载，王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340）始诣阙奏上。”说明王隐在公元340年前后在世，比习凿齿生活的时代早100多年。王隐只是到过襄阳一次，就知道了隆中这个地名。习凿齿是襄阳本地人，从小就在襄阳长大，自然知道隆中以及隆中的行政隶属关系了。《汉晋春秋》说的隆中被南阳邓县管辖的记载，是王隐的《蜀记》问世100多年以后，习凿齿又一次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其可靠性毋庸置疑。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高敏在《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一文中说：“因为他（指习凿齿）是襄阳人，又熟悉汉晋历史，所以，他对隆中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的归属，说得一清二楚，且无以隆中归属于襄阳而争夺历史名人的倾向。”这是对《汉晋春秋》记载南阳邓县管辖隆中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充分肯定。
       西晋时期的隆中是被襄阳郡邓县管辖。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人物》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经过查找，《襄阳耆旧记》的原文没有这一条记载。但是，既然是有人反复引用，在没有确定资料的真实性之前，我们还是作为一条历史资料来分析。这一条史料显然与《汉晋春秋》的史料有所不同。《汉晋春秋》记载的隆中在两汉时期是被南阳郡邓县管辖，《襄阳耆旧记》记载的是“襄阳有孔明故宅。” 在东汉时期襄阳没有管辖隆中，怎么会有孔明故宅呢？所以有人说这两条史料自相矛盾，欲否定东汉时期南阳郡邓县管辖隆中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记载，襄阳在东汉时期虽然不管辖邓县隆中，但是在西晋时期已经管辖邓县隆中了。如果《襄阳耆旧记》的史料是真实的话，那么文中的“襄阳”就不是指东汉时期的襄阳，而是指西晋时期的襄阳。习凿齿死于383年，死后37年东晋被灭。在西晋时期，邓县已经被襄阳管辖。  《晋书》记载：荆州，《禹贡》荆及衡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轸星散为荆州。”  汉武帝置十三州，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晋书》记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魏武曹操得荆州，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统领六县。《晋书》记载，西晋武帝平吴（280年）以后，荆州统领二十二郡。荆州由东汉时期领七郡，到西晋时期统领二十二郡，郡的数量增多，郡的管辖范围缩小。《晋书》记载，南阳国秦置郡，统领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方城、舞阴、 涅阳、冠军、郦等十四县。东汉时期的南阳为南阳郡，西晋时期的南阳为南阳国，西晋时期的南阳国管辖14个县，与东汉时期的南阳郡管辖37县的数量减少了23个。《晋书》记载，襄阳郡统领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ＪＭ等八县。襄阳郡由曹操始置襄阳郡时领6县曾加至管辖8县，其中邓城县归襄阳郡管辖。西晋时期的襄阳郡既然管辖邓县，自然要管辖隆中。所以，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说的“襄阳有孔明故宅”就应该是指西晋时期“襄阳有孔明故宅，”而不是指东汉时期“襄阳有孔明故宅。”习凿齿是历史学家，他的论断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里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由于东汉时期的隆中是被南阳郡邓县管辖，西晋时期的隆中是被襄阳郡邓县管辖，所以，《襄阳耆旧记》中说的“襄阳有孔明故宅”与《汉晋春秋》记载的东汉时期南阳邓县管辖隆中的论断没有任何矛盾。同样是一个隆中，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只不过是隶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罢了。
       两汉时期的武当县至襄阳县万山之间的汉水西南岸是被南阳郡管辖，襄阳县万山以东的汉水南岸是被南郡管辖。两汉时期的隆中是被南阳郡邓县管辖，西晋时期的隆中是被襄阳郡邓县管辖。在两汉时期，襄阳万山以东区域是汉水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汉水是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的观点，所谓的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观点就是指襄阳县万山以东的汉水区域，因此，襄阳万山才是南郡与南阳郡在两汉时期真正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