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故乡 沙市

金广

参加工作那一年

1957年，我毕业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我报考师范学校，一是因为有失学的经历，立志让所有失学孩子都能上学读书，而投生教育事业；二是因为师范不收任何费用，即使寒暑假留校也有生活补助。这年，我们用板车，一车一车地将学校从汉川县俞家集月夜湖畔，搬到了武昌洪山脚下。毕业时，班主任正筹备结婚，提前给我们发了喜糖。大部分毕业生分配到了新兴城市黄石，我们七个同班同学相约自愿到具有小汉口之称的沙市。我们都是武汉人，但那时以鹏程万里，志在四方，报效祖国为荣，屹然决然地迫不及待地跨上了开往沙市的航船。

江轮逆水而上，沙市港快到了。 同船指点说前面是沙市打包厂，再前面是万寿宝塔。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歌唱，我们即将踏上献身教育事业的热土，开始我们服务社会的新生活，似乎看到了孩子们幼稚的笑脸和热情的招手。

适值暑假，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沙市教育局来不及给分配我们到学校，临时将我们安排在紧靠荆江大堤的中山路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住下。课桌一并就是我们的床，白天我们浏览沙市风光，傍晚我们手拉手，由一位同学笛子伴奏，在荆江大堤上边散步边唱歌，那激情如同浩瀚奔流的长江。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充满青春热情，那么的向往光明，那么的急于报效祖国。

金广

    快开学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到沙市新沙路小学。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教导主任，非常亲切热情。她向我们介绍全国劳动模范李老师，说是沙市第一个坐飞机上北京出席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的优秀教师，要我们好好向李老师学习请教。我暗暗下决心一定做李老师一样的模范教师。
    那时，小学教师什么课都代，班主任成天都在上课，一周下来20多节。我呢，既代语文、算术、还代体育、美术、自然等课，小学男教师少，学校的一些打杂的活，如食堂里买米运煤等我都抢着干。晚上还要晚办公。唯一的文化生活是看电影，工会每周到电影院预购电影票，所放的电影几乎都看了。我是那么的干劲冲天，成天乐呵呵地，不知道苦和累。

金广

    随之而来的是整风运动，除政治学习时间外，还加班加点，后来几乎每天的晚办公都用上了，而且一拖就是转钟。我们青年教师没有经过政治运动，心想给党提意见，有就提，没有不提呗！那知后来规定每个教师一个晚上写100张大字报，不写就是对党不忠诚，这下就苦煞我们了。我们为了完成100张的任务，于是想了个巧办法，即在老教师写好的大字报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一数刚好100个名字，于是就安心地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满操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再数数自己的名字，为自己的机灵竟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起初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分配我抄大字报的光荣任务。我当然不辜负组织的重用和培养，尽职尽责，有的大字报贴得很高，我视力又不好，只好搭梯子上去抄。
   

金广

     形势突然变化，说是有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翻天，搞阶级报复。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党员在党内都听了招呼，很快站到左派一边了。我们青年教师都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不知右派是个啥玩意，有位青年教师竟然稀里糊涂地问：“当右派很好玩吧？”
   

金广

    势头发展竟叫我们瞠目结舌，实验师范的班主任被打成右派，婚姻吹了。一个师范校友结婚，领导和教师都出席庆贺，一周后被打成右派，离婚了。同事的老教师有的被划为右派，有的被划为极右，甚至双吊货“反革命加极右”，送劳改农场改造去了。我无限敬佩的全国劳模李老师也被划成右派了。
   

金广

    于是，我们成天提心吊胆，胆战心惊，莫名的惆怅和迷茫。
    我从积极分子队伍中撤下来，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因为这年刚好碰上实行低工资制，每月20多元钱，吃喝下来就没有钱寄回家了。写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是要求增加工资。我们的主要罪名是鼓吹“今不如昔”，不安心教育事业，至于在老教师大字报署名后面签名也要负责任。于是，我公开做了深刻的检查，幸运没有划成右派，只是内部掌握。同来的一位同学被划成右派可就惨了，送到教育农场劳动改造，听说一次饥饿在田边拾到一个小苕吃了，被管教人员发现，竟然令他跪在田边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长时间不准起来。          我只觉得我们太单纯了，单纯得不知道世界上竟有如此残酷的政治运动，单纯得不知道人际关系如此炎凉冷酷，我们沉默了，消沉了！
    鞭炮声结束了这一年，我参加工作的一年，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只觉得哭不出声，笑不起来！

金广

【楚风】

老革命啊？失敬！

斜阳古道

支持一个，老人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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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问下楼主，您1957年来沙市的时候，沙市的方言跟现在是不是一样的？有哪些特点？那时候荆州城里说话跟沙市这边是不是一样的？